《曹操集》读后感100字

《曹操集》是一本由[三国] 曹操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1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曹操集》读后感(一)：2封写给孙权的信

2封写给孙权的信，很有意思。

第一封横横的恐吓：奉诏讨贼，旌麾南下，刘综束手。今帅八十万众，与君会猎于吴。

第二封讪讪的辩解：孤烧船自走，遂使周瑜竖子成名。

一个是赤壁大战前，一个是后。前因后果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曹操可谓真性情，文笔极佳。2封信里的张狂和尴尬一览无余。孙权读信时的心情也绝对是天翻地覆。特别是读第二封时肯定是一脸的坏笑。。。

《曹操集》读后感(二)：操

最近看的狼王梦加文学回忆录，终于让我理解了曹操，他诗的格局多么伟大，宇宙的格局，和他的宏图霸业是矛盾的，所以更显伟大，又想起之前看的余秋雨的问学，我是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却对姐夫的这本书如数家珍，其实我不是爱学习，我是爱语文，不管现在秋雨是不是韩寒所说的无耻文人，但他的问学是对的，曹操的境界是三国里英雄最高的，马上我要去姐夫的深圳，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在串联着，都是现在的发生，我开始喜欢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以前一想到死亡就很恐惧，可是现实的劳累，想到终为灰烬，即使放在棺材里也是白骨峋峋，何不潇洒走一回，品尝该要的美。

《曹操集》读后感(三)：说钟嵘《诗品》曹操条

钟嵘《诗品》将曹操诗歌列入下品，古今多以为不妥，并以此讥笑钟嵘。今观《曹操集》，颇觉有异。据附录：“《隋书经籍志》：《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又曰：《魏武帝集新撰》十卷。《唐经籍志》：《魏武帝集》三十卷。《艺文志》同。”以今之存者相较，即知其亡佚多矣。操诗今仅存二十二首，当是全诗中上品。其中五言《薤露》《蒿里》《苦寒行》《善哉行（其三）》《却东西门行》《谣俗词》《塘上行》七首，以《蒿里》《苦寒行》最为上乘，余皆平平。则所亡佚之五言诗质量可知矣。钟嵘评其诗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堪称的评。但钟嵘之标准在文质之完美结合，“古直”二字，正与曹丕、应璩、陶渊明同类，评价都不高。而钟嵘所见之曹操集，当是全本，则在钟嵘看来，将曹操列为下品理所应当。后世不平者，多半是把钟嵘的五言诗的范围、文质的标准以及所见操诗之多寡忽略，只以自己之主观看法去评判而已。

《曹操集》读后感(四)：曹操集

一些新发现：有求长生（赤松、皇甫隆等）的强烈意愿；夏侯渊不习武事（《国志》中夏侯惇名为将军实是文臣，但对秒才不吝啬篇幅），魏军中称其为“白地将军”；山泉痢，小冰；西曹多杀伐，类中组；曹魏中心在东西路军，又有了新的证据：欲分诸子镇寿春、长安、汉中；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除不让兵权、汉献帝斧钺，还有不与丁幼阳同眠）；小事哀愁（除分香卖履，还有铜雀西陵、举兵前关注工匠打铁）；与田畴书，曹公清流。初一二时国史最迷葛亮，曹操次之，校图书馆有本曹操传+文令集，借阅率极高，我是图书管理员，用了几个月才截到，却也没时间看了。今日终了此憾。江耦《曹操年表》出乎意料的好，小考据层出不穷！59年《历史研究》刊用不无道理。另外，唐长孺《赵至传》文除推演失当，还有一问题：概念不清。事实上曹魏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士家制”，史料中只有军吏士家室，这是种在特定地域存在的军政合一基层管理制度，先贤多有曲解，可写一篇小札记。 曹版隆中，北袁南刘。官渡期间曹军发生重大战略分歧，彧固守得第一功众所周知。歧点却被忽视：郭嘉倡导南平荆州——曹军应主动总退却同时发动荆南战役，补给粮食缺口。嘉谋看似荒诞，亦有合理：官渡前夕诩说绣二降，荆北归曹南门大开。故谭尚之争操败表，表面看是战术反骚扰的胜利，实标志郭嘉战略破产。

《曹操集》读后感(五)：【转】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如人们所熟知，他的主要对手是袁绍。但是，过去他们不但不是敌人，而且是亲密的朋友，并结成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曹操在前期政治生涯和军事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所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集团，袁绍更是有力的支持者。应该说，曹操的起家，主要是依靠袁绍的助力，本文即试图对此加以论述。

一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这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后来在所作《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曾指斥曹嵩是“乞丐携养”，而曹操本人则是“赘阉遗丑”，强调了曹操出身于大宦官家庭。正是这样一个曹操，为什么会得到那些反宦官力量的重视和信任，并参与了以袁绍为主谋的诛除宦官的斗争？关键在于，曹操是袁绍的亲密朋友。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说：“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袁)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袁)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曹操)少与交焉。”说明由于袁绍的“折节下士”，在他的结纳下，曹操和袁绍两人，早在京师洛阳时就建立了友谊。曹操的父亲曹嵩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袁绍的父亲袁逢也是三公，两人都是大官僚家庭的贵公子。更为重要的还是，曹操是游侠，袁绍也是游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同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也说：“(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性格志趣相同，这才是曹操和袁绍两人建立友谊的基础。

作为游侠的曹操和袁绍还有着两个著名的故事。《世说新语·假谲》说：“魏武(曹操)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袁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袁)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又说：“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曹操)，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尽管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关于后一故事，刘孝标注早已指出其可疑之处。但是，从这著名的故事中，仍可以看出曹操、袁绍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游侠生涯有其放荡的一而，并反映了曹操个人的机警和权数。 所谓“放荡”，仅是游侠的一种表现，当时说来，这远不是主要的。对于游侠，同时代的杰出政论家荀悦曾经有所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表面上，这里所说的是西汉武帝时的情况，而实际却是指的东汉末年的游侠，主要就是曹操、袁绍这种类型的游侠之士。当时，“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是游侠的最高准则。所谓“时难”，就是东汉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封建地主阶级面临空前严重的灾难，而宦官控制朝政，则被认为是灾难的根源；所谓“同类”，即是指当时所有反对宦官的人们，包括游侠在内。

二

在袁绍援引下，作为游侠的曹操，参加了反宦官斗争。前面说过，袁绍有五个“奔走之友”，即张孟卓(张邈)、何伯求(何颙)、吴子卿、许子远(许攸)和伍德瑜(伍琼)。除吴子卿其人的经历不详外，张邈、何颙、许攸三人，也都是曹操的亲密朋友。这里有必要对张邈等三人进行考察，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曹操和袁绍二人，不仅具有游侠之士的共同特点，他们还具有共同的政治关系。 《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说：“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曹操)、袁绍皆与邈友。”《后汉书·党锢传》将张邈列为“八厨”之一。“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张邈是当时的著名游侠，所谓“振穷救急”、“以财救人”，也是游侠行为的一种表现。他既是曹操的朋友，也是袁绍的朋友，又都是游侠，在政治上当然属于同一类型。 《后汉书·何颙传》说：“初，(何)顺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也说，当曹操尚未为人所知的时候，何颙是重视他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何颙是十分著名的人物。《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注引张璠《汉纪》说：“(何)颙字伯求，少与郭泰、贾彪等游学洛阳，(郭)泰等与同夙好。(何)颙显名太学，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皆深接之。及党事起，颙亦名在其中，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交接其豪杰。(何)颙既奇太祖(曹操)而知荀彧，袁绍慕之，与为奔走之友。是时，天下士大夫多遇党难，(何)颙常岁再三私入洛阳，从(袁)绍计议，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而袁术亦豪侠，与(袁)绍争名。顺未尝造(袁)术，术深恨之。”说明何颙不但是太学生中的一名杰出之士，与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交好，并得到党人领袖陈蕃、李膺的赏识。在党锢之祸中，他被迫变姓名，逃亡到汝南，所到之处，结交当地的豪杰，还多次潜入洛阳，与袁绍计议，解脱党人们的祸难。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正义行动，正是所谓“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是当时游侠的一种最高准则。《后汉书·何颙传》中还记载有他代友人虞伟高复父仇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何颙是游侠之士。他既是曹操，也是袁绍的朋友，又都是游侠，在政治上当然也属于同一类型。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魏略》说：“(许)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曹操)善。”中平五年(188)，当许攸在河北时，与冀州刺史王芬、陈蕃的儿子陈逸等人联络当地豪杰，拟乘汉灵帝北巡河间旧宅的时机起兵，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一举消灭宦官。这次策划，曾邀约曹操参加，可以看出许攸和曹操之间关系的密切。许攸又是何颙的朋友，袁术曾在众人面前“数颙三罪”，其一即是“许子远(许攸)凶淫之人，性行不纯，而伯求(何颙)亲之。”也可以看出许攸和何颙之间关系的密切。就在这次袁术座中，陶丘洪(曾参与过许攸等人在河北谋废灵帝、诛灭宦官的策划)挺身而出，为何颙、许攸辨解，强调了许攸的“赴难不惮濡足”，“济难则以子远为宗”。“赴难”即所谓“救时难”，“济难”即所谓“济同类”，属于游侠的最高准则，而许攸在河北的策划正是贯彻了这一准则。他是曹操和袁绍的朋友，又都是游侠，当然在政治上也属于同一类型。 从袁绍、曹操到张邈、何颙、许攸，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当时杰出的游侠之士，奉行“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个游侠的最高准则。其次，在行动上，张邈是党人，并被列为“八厨”之一；何颙更是在党锢之祸中遭到名捕从而逃亡在外的，他们都参加过反宦官斗争，至于许攸，早在河北就曾参加诛灭宦官的策划；袁绍、曹操等人这时所进行的反宦官斗争，更是一次重大的行动。不难看出，袁绍、曹操、张邈、何颙、许攸等人之间(包括袁绍的另一“奔走之友”伍琼)，决不仅限于朋友关系，而是组成了一个以袁绍为首，以游侠之士为基础的政治集团，目的是反对宦官，解救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危机。 当时，除以袁绍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外，还有一个声势较次的政治集团；尽管两个集团的政治目的相同，但却是敌对的，这就是以袁术为首的集团。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三国志·魏志。袁术传》说：“袁术字公路，司空(袁)逢子，(袁)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说明袁术与袁绍相同，也是一名游侠。《后汉书·何进传》说：“(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在掌握大权的大将军何进看来，袁绍、袁术的地位是并列的，他们都参与了何进诛灭宦官的策划。尽管袁绍、袁术两人都是游侠之士，同属于汝南袁氏这一显赫的世族；但是，袁绍“素善养士”，得到“豪杰”的拥护。因此，在当时“名豪大侠”的心目中，袁绍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了袁术。从此，兄弟两人逐渐处于敌对的地位。 属于袁绍“奔走之友”的何颙，前引张璠《汉纪》说过，由于何颙不理睬袁术，曾遭到袁术的嫉恨。袁绍的另一“奔走之友”的许攸，前引《汉末名士录》也说，当袁术攻击何颙时，也附带攻击许彼是“凶淫之人，性行不纯”。曹操是袁绍的朋友，也是何颙、许攸的朋友，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在袁术看来，当然是敌对的。《三国志·魏志·曹真传》说：“(曹)真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与太祖(曹操)善。兴平末，袁术部党与太祖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变其姓。”说明曹操与袁术的对立，已超出口舌之间的相互攻击，而是以兵戎相见，发展到与袁术部党的彼此“攻劫”，并被袁术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故事不但说明了这个间题，同时说明，在以袁绍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中，曹操已经是处于仅次于袁绍的重要地位。中平五年(188)，东汉政府新置的西园八校尉中，曹操就与袁绍同时被任为八校尉之一，前者是典军校尉，后者是佐军校尉(一说是中军校尉)，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因此，这个政治集团，既可以说是以袁绍为首，也可以说是以袁绍、曹操两人为代表，即袁、曹政治集团。

三

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中，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如前所说，人们都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谁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宦官，谁就能够得到信任和拥护。当时，每一个地主阶级中的有才能的人，都面临着选择。当宦官家属窃据高位，横行郡国，为人们所切齿的时候，曹操所能够选择的道路，不是同流合污或默默无闻，就是起而反对宦官。二者必居其一。前者不是曹操所愿意的；如果选择后者，人们将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这种行动，大宦官家庭的出身，无疑会在曹操身上加上深刻的烙印。 对于具有出众才能的曹操来说，他深切了解，在这个社会舆论具有很大支配力的时代，首先有必要广泛地为自己制造舆论，才有可能参与当时的反宦官斗争，得到支持和拥护。前面提到，曹操尚不为人们所知晓的时候，何颙是重视他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了解曹操的朋友，就是袁绍。无论何颙还是袁绍，当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可以普遍地为曹操制造舆论，并为人们所承认。这时，曹操看中一个极为有影响的大人物太尉桥玄。《后汉书·桥玄传》说：“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桥)玄，玄见而异焉，谓日：‘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曹)操尝感其知己。”后来，在所作祭桥玄的文中，曹操还特别提到“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并自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桥玄是当时为人们称道为“知人”的“名臣”，他对曹操才能所作的高度估价，必然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曹操认为，自己得以“增荣”，受到人们重视，都是出于桥玄的“奖助”。同时，在桥玄的推荐下，曹操又获得许劭的赞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桥)玄谓太祖(曹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许子将即许劭，汝南平舆人，“少俊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徐劭既是与郭泰齐名的善于识别人才的著名人物，他和从兄许靖又是所谓“月旦评”的主持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许劲为曹操作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评语，即“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许劭的赏识，引起人们对曹操的普遍重视，前引《世语》指出了这一点，从“君未有名”到“由是知名”，就是许劭为曹操制造舆论所形成的结果。

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李膺的儿子李瓒也称许过“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所谓“英雄”，在这个历史时代，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当时，刘劭在所作《人物志》中，对“英雄”所下的定义是：“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概括起来，即是“文武茂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对曹操的评价是“才武绝人”，也即是“文武茂异”，符合于“英雄”这个特定的含义。曹丕《典论·自叙》说：“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孙盛《异同杂语》也说：“(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日《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曹操博览群书，喜爱兵法，这仅是“才武”的一个方面，或者是“才武”的基础，此后的政治军事实践，以及文学创作，都说明曹操在文才武略上是出众的，是当时的“英雄”。 在这段时间内，曹操举孝廉为郎，担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在洛阳时，“不避豪强”，曾诛杀过大宦官赛硕的叔父，得到人们的“称荐”。后以“能明古学”，又征拜为议郎。在舆论有利的情况下，当曹操任议郎时，即举起了反宦官的旗帜。《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曹操)上书陈(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雍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后汉书·刘陶传》说：“光和二年(182)，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贿，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间，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甚切。帝以让戫、济，于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宦官怨之。遂诬陷(陈)耽死狱中。”曹操连续上书，斥责宦官，这种行动引起人们的赞赏。在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中，曹操从此逐渐成为仅次于衰绍的重要成员，参加了当时的反宦官斗争。此后，曹操以骑都尉率军镇压过颖川的黄巾军，迁为济南相，又任东郡太守，再后就是前面所说与袁绍分别担任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

四

风云突变，在袁绍领导下虽然诛灭了宦官，政权却落入凉州军事集团的董卓手中。对袁绍、曹操来说，当然是不甘心的。与董卓决裂之后，袁绍偕同许攸离开洛阳，投奔曾是袁氏故吏的冀州牧韩馥。由于曹操在洛阳的声望，董卓企图加以拉拢(董卓拉拢过一批反宦官的著名人物)，任他为骁骑校尉。与袁绍相同，曹操看出，今后的政治生涯，不是在洛阳，而是在京师以外的广阔地区；其次则是在这个动乱时代中，是否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今后政治角逐中能否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在“变姓名，间行东归”之后，曹操来到陈留，因为这时担任陈留太守的是属于同一政治集团的张邈。在陈留，曹操得到张邈的大力支持，并通过他的关系，结识了当地的著名游侠卫兹。《三国志·魏志·卫臻传》说：“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父(卫)兹，有大节，不应三公之辟。太祖(曹操)之初至陈留，兹日：‘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卫)兹议大事。”裴注又引《先贤行状》说：“董卓作乱，汉室倾荡，太祖(曹操)到陈留，始与(卫)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兹答日：‘乱生久矣，非兵无以整之。’且言‘兵之兴者，自今始也。’深见废兴，首赞弘谋。”卫兹“不为激诡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虑渊深，规略宏远”，并与何颙相同，得到过郭泰的赞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曹操)，使起兵，众有五千人。”因此，卫兹又是游侠中能“以财救人”的人物，与张邈属于同一类型。 在卫兹资助下，曹操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与张邈联合举兵，反对董卓。同时，卫兹自己也拉起了一支队伍，由张邈领导。后来在张邈支持下，这支队伍也归属曹操。说明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得以纠集武装，仍是依靠以袁绍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 这个政治集团，其主要成员，这时分属三地：袁绍、许攸在河北，曹操、张邈在陈留，何颙、伍琼则留在京师。《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说：“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董)卓信之，而阴为(袁)绍。”何颙、伍琼留在京师，表面上，他们取得董卓信任，而实际则是暗中支持袁绍，以反对董卓。袁绍投奔河北后，被任为渤海太守，获得了这一块地盘，就是何颙、伍琼等人游说董卓的结果。这个政治集团的矛头所指，已经不是宦官，而是窃夺了反宦官斗争胜利果实的董卓。

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袁绍既是渤海太守，又是盟主，而且“豪侠多附(袁)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强大的号召力。至于曹操，这时寄居于张邈占据的陈留，没有自己的地盘，地位也只是一个行奋武将军的空头军衔(这还是袁绍所任命的)。因此，对曹操来说，扩大武装，再以此为凭借取得一块立脚之地，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军队来说，最初曹操仅有在卫兹资助下拉起来的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此后卫兹所部虽然前来归属，但是，荥阳一战，就为董卓部将徐荣所大败，“士卒死伤甚多”，卫兹战死，曹操本人也被“流矢所中”，仅以身免。不久，曹操带同夏侯惇等人到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听给予四千多人。这支军队一到龙亢，就哗变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兵谋叛，夜烧太祖(曹操)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曹操一路收拾残卒，到了河内，仅存一千多人。发展军队既说不上，开辟地盘，当然更加说不上，这时曹操完全沦入了困境。 出来支持曹操的，仍是袁绍。《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黑山贼于毒、白绕、睦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御，太祖(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曹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当时，黑山军的活动地区在河北，十余万众的于毒等部所进攻的是魏郡，进入东郡的仅是白绕一部分，否则是不会为兵力单薄的曹操所破的。由于东郡太守王脓不能抵御，在袁绍支持下，曹操被任为太守，从而取得了东郡地盘。东郡与陈留邻接，同属兖州，曹操依赖袁绍，联合张邈，从此开始稳定和发展。 反董卓战争处于停滞状态，关东的反董卓军则剑拔弩张，准备相互火并。由于矛盾的逐渐转化，以袁绍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也出现了裂痕。《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说：“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袁)绍。绍使太祖(曹操)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说明裂痕是从袁绍、张邈这两个“奔走之友”开始的。处于袁绍、张邈之间的曹操，为了这个政治集团的利益，更重要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能以调停者的身份，使袁、张之间的矛盾不致趋于激化。首先，曹操强调了彼此在洛阳时的友谊，对“亲友，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其次，曹操强调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天下未定”，即这个政治集团还没有基本控制关东的时候，“不宜内部自相危”，导致内讧和火并。曹操这个看法是富有远见的。 当时的形势很明显，在河北，袁绍虽然占有韩馥的冀州，公孙瓒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不能轻视的，在河南，曹操、张邈联合起来，力量仍十分单薄，敌对者环伺于四周，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黑山军和黄巾军，对袁绍和曹操更是严重的威胁。曹操的意图是，依靠袁绍的军事力量，再依靠张邈对兖州地方势力的关系，最后夺取兖州，再以此为根据地统一河南。曹操不希望这个政治集团破裂，原因就在这里。 袁绍虽以河北为根据地，但也插手河南，联络兖州刺史刘岱。《三国志·魏志·程昱传》说：“是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袁)绍令妻子居岱所，(公孙)珊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刘)岱。后绍与攒有隙。(公孙)攒击破(袁)绍军，乃遣使语(刘)岱，令遣绍妻子，使与(绍)绝。别敕范方：‘若岱不遗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加兵于岱。’岱议连日不决。”“(刘岱从程显议与公孙攒绝)范方将其骑归，未至，瓒大为绍所破。”刘岱也是一个表面上受董卓拉拢的“幽滞之士”，以侍中出任兖州刺史，后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袁绍不惜以“妻子”为质，取得刘岱的信任，一方面，是大力支持曹操在兖州站定脚跟，一方面则是借此排除公孙瓒在兖州的势力。《后汉书·赵岐传》说：“是时，袁绍、曹操与公孙瓒争冀州，绍及操闻(赵)岐至，皆自将兵数百里奉迎。”说明当公孙攒的军事力量被迫从兖州撤退，曹操也在兖州站定了脚跟，袁、曹就合力对付公孙瓒，保卫冀州，并企图达到进一步夺取兖州的目的。

五

刘岱统治兖州，主要依靠的，是济北相鲍信。《三国志·魏志·鲍勋传》说：“鲍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也。勋父(鲍)信，灵帝时为骑都尉，大将军何进遣东募兵。后为济北相，协规太祖(曹操)，身以遇害。”泰山是兖州的属郡之一，济北又是兖州的属国，说明鲍信在兖州有特殊势力。鲍信“少有大节，宽厚爱人，沈毅有谋”，在洛阳参加何进诛灭宦官的策划。当他回泰山募兵，率领千余人回到成皋时，何进已为宦官所杀。他又率军返回泰山，“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轴重千余乘”，拥有一支较为强大的队伍。不久，鲍信即以济北相名义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鲍信既是刘岱的朋友，又是曹操和袁绍的朋友，他们之间的结识，应当追溯到在洛阳从事反宦官斗争的时候。“时(袁)绍众最盛，豪杰多向之”，鲍信所倾服的却是曹操。“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这是鲍信对曹操所作的评语。这时，曹操不但有袁绍的支持，张邈的配合，还得到鲍信的拥护，而且公孙瓒的势力退却，兖州已处于袁绍、曹操的控制之下，因此，曹操据有兖州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刘)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曹操)日：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陈)宫说别驾、治中日：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这里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间题，即曹操取得兖州，主要由于地方势力的拥戴，还是由于袁绍的支持？看来，后者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文选》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指出，这时袁绍大力支持曹操，不但表为行东郡太守，又任为领兖州刺史。李善注引谢承《后汉书》说：“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刘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曹)操为兖州刺史。”这表明，曹操乘刘岱战死之机取得兖州，是出于袁绍的大力支持，兖州刺史一职也是出于袁绍的任命。当然，兖州地方势力也有真正拥戴曹操的，首先就是在兖州具有特殊势力的鲍信，其次则是陈宫。鲍信其人已如上所说，至于陈宫，《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鱼豢《典略》说：“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壮烈，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联结。”说明陈宫是一名游侠之士。曹操是东郡太守，陈宫是东郡人，从陈宫对曹操的说词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同时，袁绍是“海内知名之士”，陈宫和袁绍当然也有“联结”。具有游侠身份的陈宫与袁绍、曹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因此，曹操取得兖州，一方面(这是主要的一面)是兖州地方势力屈从于袁绍强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地方势力如鲍信、陈宫等人的拥戴。从上引《世语》看来，出面游说的是陈宫，兖州地方势力加以拥护的主要是鲍信，但在《世语》中没有表达，却是隐藏在文字之外的有力人物，这就是袁绍。袁绍的大力支持是曹操取得兖州的根本因素。 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曾经将兖州比作当年刘邦的关中和刘秀的河内，认为“若高祖(刘邦)保关中，光武(刘秀)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可以看出，兖州对曹操得以统一北方的重要性，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这个政治集团，是曹操起家的支柱，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