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精神世界经典读后感有感

《吴宓的精神世界》是一本由周轶群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50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吴宓的精神世界》读后感(一)：大鹏飞过窥一羽

吴宓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道德是救国济世的根本，而文学和文学批评是建立道德和培养道德行文的重要手段。而理想主义如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走上文学之路的。在清华时期的吴宓，当时文学对于他来说，只是抒发情绪和陶冶性情的手段。直到哈佛求学时期，他遇到了导师白壁德和他提出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所谓新人文主义，欲使人性不役于物，发挥其所固有而进于善。一国全世，共此休戚，而借端于文学”。

新人文主义使得吴宓看到了文学的更高使命，文学不仅可以救国，更是国运之所系。看到此处，不禁感慨人生之际遇，思想的火花，思维的转变，并不是在一头扎进书堆之中，良师犹如一盏明灯照亮道路，指明方向。吴宓无疑是怀抱着文学济世的理想的。这几乎可以说是文人的至高理想。叹理想之艰难，尽得无限哀叹。

吴宓编写的《世界文学史学大纲》无疑是一个大工程，编者需学贯中西。吴宓称希腊罗马“爱国精神最为发达，英雄伟人项背相望，实为后世之所取资。”总之，西人之勇武忠诚，其爱国奉公沉着刚毅之精神，实为文化教育所铸造，而诵读本国及世界文学名篇，仿效其中伟人之立意行事，实为吾国人士之要务也。

后面两章是写吴宓与棕教，与红楼梦的关系。在他心中，文学和棕教皆有着济世之功。对各大棕教都有所涉猎的吴宓，推崇孔子，后半生又学佛。也许他想在其中找一些终极真理。评断吴宓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就像评断他的研究一样。受限于自身的学识和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最后一章是他喜欢的《红楼梦》。吴宓对红楼梦的评价极高，当然红楼梦是值得的。他学术生涯上的曲折，是否也有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之感呢？他对紫鹃的推崇除了一个忠字。有没有一种知己的味道在里面。在《论紫鹃》中，黛死钗嫁之后，他写紫鹃在得知宝玉实非负心黛玉，黛玉之死绝非痴妄之后，紫鹃重于心安意得安然出家。紫鹃懂得黛玉一生所求，宝黛之情也不是虚妄之物。是不是孤身行走的吴宓，亦是渴望一个知己，一个得证，证明自己所求非虚。吴宓曾说：“宝玉与但丁，二人精神同向上，而皆得棕教之善果。” 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写小说的梦想，实则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补完。 吾辈学浅不能妄评，五十知天命，最后用吴宓写于1943年的《五十生日诗》中的一首，作为结束： 缅怀贤圣迹，及今知天命。 宇宙转轮劫，不改真如性。 至道智难窥，笃信须诚敬。 世师孔柏先，教宗佛耶正。 报施各有宜，我未识究竟。 薪尽火能传，溪流入海镜。 功毕可长息，途穷焉足病。 西山晚霞明，美景资欢庆。

《吴宓的精神世界》读后感(二)：国学新世代，探访吴宓的精神世界

文：书侠麦克元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成为很多人的拥趸，“东学”则被很多人抛弃，好像中国近代落后都是那些“学说”的缘故。

其实“国学”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不偏不倚，不远不离。他们就是宝藏，等待人们去发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开始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新时代有着新的魅力。

不过说心里话，近代的一些大师多半是对西学的一种洗白，并不是真正的学者。经过时间的洗涤，原来一些活跃的人士，被历史淘汰进入尘埃，只有真的学者才能留声。

现代文学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以“西学”为底层架构的解读，也可以说是站在“西学”的观点上解释国学。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用“西学”来阐述国学。这些人反而是我们要尊敬的学者大家。

我的浅薄，可能无法达到一些专家学者的高度，只能用我浅薄的见识来看待。

吴宓是谁？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有什么思想上的成就吗？不知道的人，肯定不会了解，但是上过清华的学生多半都是知道的。

先看看对他的介绍，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原名玉衡，又名陀曼， 字雨僧（亦作雨生）、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

为什么对他了解的少呢，咱不是清华的，也不是“红楼”的爱好者，对其了解也就没那么深了。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我对他尊敬的原因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对后来的影响，加之人们现在又有多样的认识和判断，吴宓也日益成为瞩目和重估的对象。

周轶群，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古典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希腊与中国比较、女性史、明清小说。在其所著的《吴宓的精神世界》一书中，将为我们从文学史带来新的解读。

在百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情史”，不多说了，当时的人都不易接受，更何况是今天。这个不说也罢。

然而，时至今日，吴宓的学术成就和主张仍未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也往往失之于脸谱化和标签化。

本书集中选取了三个点：

毕生用力甚勤的一个领域（世界文学），

甚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四大宗传）

甚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

通过细读其日记、诗文、年谱、书信和讲义，力图呈现出吴宓学术和思想的具体内涵与多重维度。

作者用大量篇幅将吴宓与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对比，以彰显他对于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关系，四大宗传在人生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认识。

我们得以理解在何种意义上吴宓作为一个忠于传统的开创者、一个高度开放的保守者和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吴宓的精神世界》更像是一本思想专著，也像是一本文学对比学。太多深奥道理，我也只知其皮毛而已。

怎么评价吴宓，由你来决定

《吴宓的精神世界》读后感(三)：沈治钧：如此可敬的吴宓先生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先后执教国内多所高校，是一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教授。我写过几篇涉及吴宓与红学的小短文，所以时常关注吴宓研究动态。近期读到一本新书，周轶群所撰《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版），心甚愉悦，慨喟丛生，兹略抒二三。

作者周轶群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执教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研究吴宓，正是她的本业，因为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拓荒者。这本《吴宓的精神世界》共三章，分别讨论吴宓与世界文学、宗教、《红楼梦》的特殊关系，其中宗教部分着力尤深。“四大宗传”佛经、孔夫子、苏格拉底、《圣经》如何产生融贯效应，委实引人入胜。我感觉，作者抓住了吴宓灵魂底层的重点与焦点，纵向挖掘，横向凿通，观察锐敏，解析澈透，成绩是非常突出的。

自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时代开始，我国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大论战。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新青年》与《学衡》正面对垒，显然是此番论战的高潮阶段。于是乎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说，或简称激进派与保守派。激进派里又分蘖出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则系后话；保守派里还羼杂着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也盘根错节。吴宓是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保守派的一员主将，俨然中流砥柱。钱锺书将这场论战譬喻为足球赛，一方主动进攻、冲锋陷阵，一方被动防守、奋勇反击，就这样你来我往，热闹非凡。双方奔跑在同一片绿茵场上，球员大多具有留学背景，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体两面。双方争抢的那粒足球，无非是中国向何处去，革命还是改良？共和还是立宪？趋新还是复古？白话还是文言？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

比赛结局是怎样的？谁输谁赢？一时还看不清楚。有比赛便有昏哨，况且彼时并无慢动作回放技术，黄牌、红牌、手球、越位……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有一点是明确的，此乃激进派的主场，他们一直占着上风，貌似夺取了冠军奖杯。我辈对往事再三回眸，等于慢动作回放。尽管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个别具体细节已是可以下定谳的。例如汉字拉丁化运动，一度汹涌澎湃，声势浩大，阵容极其壮观，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狂热口号，但保守派坚决反对。吴宓《空轩诗话》表示：“尤其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伤、最痛苦之事。”（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吴宓诗集》第197页）发生在朝鲜、韩国、越南及前苏联东干族那里的事，幸亏没有降临到汉字的故乡，我们依旧可以读懂魏碑晋帖、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二十五史……同时继续使用方块汉字，记录新时空，筑造新疆域。事实证明，步入了电脑信息时代，汉字实用性、便捷性、数据化、智能化的各项效率指标，皆未逊色于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汉字落后论已失去说服力，汉字废除论已失去市场。华夏文明居然躲过了一场惊天浩劫，吴宓与有功焉。

吴宓的专业是西洋文学，他又酷爱本国文学，从柏拉图对话录到《神曲》《失乐园》再到普鲁斯特小说，从《诗经》《楚辞》到《桃花扇》《歧路灯》再到徐志摩新诗，他都谙熟于胸。宏观视野结合微观品味，以此海阔渊深为基础，他断定《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艺术杰作，足可媲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孰料，胡适硬是不这么看。胡适在红学考据方面功勋卓拔（吴宓曾撰文褒赏），他创立了科学的严谨的“新红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但他认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很一般，不如《儒林外史》，不如《老残游记》，甚至连《海上花列传》都比不上。这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个眼光高低的问题。事实证明，站在吴宓一边的人要多得多。俞平伯起初赞同胡适的观点，中年至暮龄便逐渐偏向王国维与吴宓了，临终故痛切忏悔。

吴宓尊孔奉儒，持之以恒，始终如一，绝不随着潮流的改变而改变。在1974年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公开表态：“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三联书店2006年版《吴宓日记续编》第10册第570页）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一位老同事竟尔顺风转舵了，先有《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与《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文，后有《论孔丘》一书，登时风光无限，却留下了终生的污痕，晚岁懊恼不迭。现如今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也难证实吴宓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坚持“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坚持“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早在民国年间，刘叔雅将吴宓比为“世难容”的妙玉，吴宓则将《论孔丘》的作者比为圆滑世故的薛宝钗，真是有道理。

吴宓自比紫鹃，只因他认定林黛玉是真善美的化身，所以甘愿终身侍奉。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一辈子努力不懈。毋论人们对吴宓有多少訾议，有多少讥嘲，有一点大家是认同的，即吴宓是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试观近世学林，研究《水浒传》却逆来顺受，研究《儒林外史》却热衷追逐功名富贵，研究《红楼梦》却刻意仿效贾雨村。此非危言耸听，谓予不信，尽可了解一下科学史家兼翻译家戈革（1922—2007）的辛酸遭际。再回顾1961年辛丑孟秋，年近古稀的吴宓从重庆北碚赶赴广州，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专程望慰老友陈寅恪。双目失明的陈教授赋诗《赠吴雨僧》：“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诗集》第138页）果然，诗句成谶，那确是两位老友的尘世永诀。恰值戈革（号红莩）牛棚受难之际，即1971年9月8日星期三（辛亥白露），吴宓冒着极大的风险，毅然致函中山大学革委会，探询陈寅恪近况，未获答复，见《吴宓书信集》。他还不晓得，两位老友已天人永隔。范仲淹诗：“须期管鲍垂千古，不学张陈负一朝。”（《范文正公集》卷三）

对于古希腊哲学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古典诗文，对于新人文主义，对于友谊与爱情，对于《红楼梦》，吴宓莫不抱以宗教式的虔诚恭谨之心。你可以笑他迂腐，笑他憨拙，笑他偏颇，笑他错谬，但不会骂他卑鄙无耻。他从未信口雌黄，从未弄虚作假，从未自吹自擂，从未卖友求荣，反而是宁做愚公，不做智叟，希冀自己能够像释迦佛祖、耶稣基督那样担荷全人类的烦苦与罪孽。正所谓，宁叫天下人负我，休叫我负天下人。窃以为他是最重要的现代学者之一，尝作《吴宓赞》：“不说情僧说雨僧，风尘漠漠觅真经。龙游西海标文杰，凤舞南天聚德星。五岳松根未摇曳，三冬草叶自凋零。曼卿已入红楼梦，杜宇啼成墓志铭。”北宋石延年（994—1041）字曼卿，属高人逸士，见《石头记》第二回。曩诵欧阳公《祭石曼卿文》，忽忆及吴宓曾用名“曼陀”。西南联大时期，吴宓创办“石社”，那是史上第一家红学俱乐部。

吴宓何以成为吴宓？阅历（含教育等）培养精神，精神指挥行动，行动的系列轨迹遂组合成一座青铜雕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很明显，精神处于核心位置，虽不甚费解（相对于情感而言），却最难准确把握与阐述。周轶群挑拣了一桩苦差事，而《吴宓的精神世界》又是必须要详尽揭示的，结果便切实抬升了吴宓研究的学术档次。破解精神奥秘，仿佛破译生命密码，功德无量，而周轶群的笔墨竟是那样的简练朴素，有凭有据，有条有理，决不拖泥带水，决不故弄玄虚。她写道：“高本汉是吴宓的英雄，因为他在其著作中热情洋溢地评价了汉字在维系中国数千年文明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且坚决驳斥了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汉字和汉字拉丁化的主张，这对吴宓来说无疑是异域知音。”（第126页）她又写道：“文学救世乃吴宓一生所念；在救世彻底无门之时，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学是他最后、最可依靠的心灵港湾。”（第165页）她也写道：“新人文主义对吴宓来说是救世救人的宗教，白璧德和穆尔是宗师教主，而他本人则是耶稣的门徒，在自己得救之后又毅然承担起了传教的使命。”（第255页）她还写道：“从这些跨越十五年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吴宓对贾宝玉一直保持着高度认同，视其为‘由情入道’的同路人。”（第443页）把周轶群这本书全抄一遍或复述一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只好摘选几条精彩的片段，令诸君尝鼎一脔而已。欲睹涡纹绚烂的丛林全豹，请读原书。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悲剧英雄，也见于荷马史诗与加缪随笔。他推着一块巨石上山，滚下来又推上去，永远无休无止。吴宓便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纵使他连悲剧英雄都算不上，纯粹只是晚景凄凉的一介失败者，那也是格外值得尊敬的。我们所置身的社会里，名副其实的大师寥若晨星，似沅江九肋，似麟角凤毛，已近乎绝迹，只缘精致的成功者太多，执拗的失败者太少。

（原载《新京报·书评周刊》客户端2023-7-24，原题“《吴宓的精神世界》：吴宓何以成为吴宓”。作者沈治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