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的读后感大全

《危险的边疆》是一本由巴菲尔德 (Barfield T.)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40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险的边疆》读后感(一)：看到一半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问题，感觉有点难懂，不过之前看了王明珂老师的三本书和拉铁摩尔的书，大体上能理解。只是到目前，对作者关于东北的外族王朝从所谓的保守型转变为进取型的逻辑还没看懂，为什么保守型就会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而进取型就不会，不打仗难道不是减轻财政负担吗？财政问题的产生和保守型有什么关系？南燕的问题也是王位继承人出现问题啊，契丹则是处理与女真的问题上没处理好，没有看出保守型为什么会必定导致该王朝的灭亡

《危险的边疆》读后感(二)：奇异的共生：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

有个现象挺有趣：同样是面对历史上的游牧政权，中外学者的观察视角差异往往迥异，从而影响其评判态度。至少潜意识里，中国学者习惯把游牧民族视作未开化的，他们出没于草原，对中原王朝的边疆虎视眈眈，时而袭扰，一有机会就大规模入侵，取而代之。由此观之，则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辽、金、西夏、蒙古，明与满清，均可套用侵略VS反侵略、先进VS落后的模式，双方截然对立，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边疆史学奠定于晚清和民国，由民族危机感激发，因而，研究者往往带着“亡国亡种”的焦虑，很难心如止水。如陈垣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就是想在“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重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即便纯粹如陈寅恪，晚年亦将投入投向明清交替之际，花大力气作《柳如是别传》，或也潜伏了这条脉络。

外国学者“超脱”多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超越了单一的中原和定居文明视角，他对中国疆域的渊源与形成的剖析，至今有效。去年引进了美国学者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详述匈奴的崛起和战略，也新意迭出。日本学者的相关著作就更多了。相形之下，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年初版，近期才有中译本，是来晚了。这就需要理由：既然已有那么多经典，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答案很简单：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且极富解释力。

在巴菲尔德看来，无论是匈奴、突厥或蒙古，与其将他们频繁劫掠边境的行为看作削弱中原王朝，并伺机南下夺权，不如理解为“敲诈战略”。巴菲尔德认为，游牧经济有其脆弱性，必须依赖中原的贸易和供奉，而中原的统一会促使草原趋向统一，以便更有力地索取。

匈奴便是与秦汉帝国共同崛起的，冒顿单于是最早有意识地采用“敲诈战略”的游牧领袖。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大同），史称“白登之围”。此后，汉朝施行“和亲政策”，每年送匈奴大量财物，以换取和平。按传统观点，这是中原王朝的耻辱，因不得已而隐忍。但巴菲尔德指出，冒顿借助中原的供奉及其对财物的再分配权，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基础。反过来，“对于汉朝而言，军事行动较之游牧民族的索求，其代价要高昂得多，所造成的混乱也要大得多。”（页64）匈奴瞅准了这一点，屡屡破坏和约，继续劫掠边境搞“敲诈”，获得更大利益。

由此，巴菲尔德重构了“朝贡贸易”的历史内涵。一方面，中原王朝以供奉换和平，另一面，通过把游牧政权派遣使者的行为粉饰成“万国来朝”，维护了“天朝中心观”。游牧领袖则凭“敲诈”所得维系游牧帝国，中原王朝赠予的头衔也增加了其合法性。因此，游牧领袖希望中原保持稳定，缺少后者的供奉，游牧帝国将“失去援奥，财富之路顿然枯竭”，难以独撑（页114）。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实为共生共存。

于是奇异的景观出现了——当中原王朝陷入危机，游牧政权居然成了可靠外援，唐代中后叶多次向回鹘借兵，应付内乱，明成祖朱棣在内战中也曾向北元和女真借兵。一旦中原王朝崩溃，游牧帝国也随之瓦解，如汉朝之于匈奴；反过来，游牧政权的衰退预示着中原王朝的末日，如回鹘之于唐朝。对此，巴菲尔德概括道：“强大的游牧帝国与中国的本土王朝同时兴亡。”（页12）

那么，五胡十六国怎么回事？中原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国（前赵）可是匈奴人所建，更别说后来的蒙古席卷欧亚大陆，创立了史上最庞大帝国。巴菲尔德的回答是：例外。例外？按他的观点，恰恰是中原和草原秩序的同时松解，让处于两大势力掌控下的边地部族获得了机会，前赵、后赵、前秦等皆趁机崛起。然而，这些来自北方草原的部族未能发展出稳定的国家结构，旋起旋灭，如流星般划过。克服这一弊病的，是东北边地的部族——鲜卑。

鲜卑政权也是失序的产物，但“他们不再是纯粹的游牧者，已经攫取了东北边疆外部的土地，并在此管理着农民，建立起市镇”（页124）。鲜卑统治者发展出了独特的“二元化组织”：军事上，用规则和集权取代了部落联盟；内政上，效仿中原王朝的官僚制度与组织机构。巴菲尔德认为，这种“混合国家”的形态，使难以管理的草原部落和缺乏军事实力的中原官僚之间形成了互补。

在处理边疆问题的时候，二元化组织尤其有效果。“那些外族王朝尽管有汉式的朝廷，在边疆战争中还是继续使用草原战术及战略。他们知道草原联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也清楚他们的强弱之处都在什么地方。”（页141）起于东北边疆的政权，因熟悉部落政治，总能让草原陷入分裂状态。他们还保持了擅长游牧作战的军队，迅速解决突发事件。相应的，中原式的内政、税收制度既巩固国本，又为积极进取的边疆政策提供了资源。

历经鲜卑诸政权、辽、金、满清1200多年该结构逐渐成熟。期间，金被蒙古所灭只是“特例”——谁让他们撞见成吉思汗这样的旷世雄主呢！这个特例还导致了另一个后续效应。退回草原后，游牧政权重拾“敲诈战略”，然而出于对草原帝国的恐惧，明朝曾关闭边市，甚至主动出击。缺少中原王朝的供奉，草原难以统一，却给东北边地部族的重兴腾出空间。满清统治者也吸取教训，大力笼络和控制游牧力量，遂能在无法突破山海关的情况下屡屡借道蒙古，从侧翼威胁明廷，最终，趁中原内乱长驱直入。

满清入主后，把基于二元组织的边疆政策发挥得炉火纯青，经长期分化和打击，击垮准噶尔政权。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某些修正。麦金德认为，游牧力量对定居民族的优势源于骑兵的机动性，直至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诞生，前者的辉煌一去不返。但这类解释有“技术决定论”嫌疑，何况游牧帝国终结于乾隆时，第一根铁轨还没铺呢！而看了巴菲尔德从历史、地缘、战略、制度等多层面所做的精辟解读，不禁促人思索：即便没铁路，游牧帝国就能够卷土重来吗？

《危险的边疆》的另一个修正可以针对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他提出，汉武帝迫使匈奴西迁，匈奴则迫使其他民族西迁，以致蛮族纷纷涌入欧洲，挤垮了西罗马帝国。巴菲尔德则提示我们，引发这一连锁效应的原因不仅仅是中原王朝游牧帝国的打击，还很可能是前者崩塌连带起后者瓦解，草原顿时陷入无序状态，导致了大动荡。

不过，以上两点修正巴菲尔德本人并未意识到，因之也没有详细分析。诚如译者袁剑先生指出的，他毕竟是人类学家，而非研究内陆亚洲历史的专家，让人耳目一新之余，亦难免遗珠之憾。

《危险的边疆》读后感(三)：置身事外的蒙古帝國？——簡論蒙古帝國是否超出巴菲爾德的遊牧帝國範式

巴菲爾德所提出的“邊疆戰略”理論革新了對於遊牧帝國的認識，但是隨之而來的批評也指出這種無法接受大部分歷史事實檢驗的理論並不能稱之合格。但仔細考察本書，結合被多數人認為是溢出框架的蒙古帝國的種種面相，是有理由說明蒙古帝國仍舊處於巴菲爾德對於遊牧帝國的框架構建之內，而非真是置身事外。

（19年春季学期蒙元专题史期末读书报告）

框架的構建充滿了危險。但在長久的時間中，它卻一直吸引著人們的目光，仿佛歷史發展總是有一以貫之的動力，導致其產生許許多多——起碼表面上看起來是如此——具有規律可循的結果。

巴菲爾德在這個方面的嘗試與成果是讓人咋舌的——他對於邊疆關係與週期及其背後原因的理解，可謂是讓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他憑藉著自身作為一名人類學家對於中亞民族誌研究的基礎而寫作，這種打破學科分界的方法，為他樹立名聲，也為他招致許多反對與批評。

在《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這樣一極具開創性意義的書中，巴菲爾德提出了讓他足以在邊疆學與遊牧民族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內部邊疆理論”、“外部邊疆理論”與“二元體制”說。其在第一章導論中，敘述了整部作品的框架，及其研究問題、研究對象，之後佔有八個章節的重頭戲則交由作為敘述中心的遊牧民族，先後討論了匈奴、魏晉南北朝的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突厥帝國、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蒙古帝國、明清時期的滿族人與蒙古人，作者“試圖證明互動模式能夠被歷史數據所檢驗”，以避開人類學家“樂於提出總體模式，卻忽略了細節”的誤區；後記則以蒙古人和整個遊牧民族的衰落，結束這部著作。

本文的論述將基於這些關於本書種種缺陷的批駁意見與書中提及最為特殊的蒙古人案例，將兩者結合以試圖證明，其中的某些批駁並不合理，也希望能夠立足文本以說明，巴菲爾德的論述重心在後世人眼仿佛產生了變形，事實上他所講到的推動兩個社會糾纏發展的背後力量，並非我們所理解的那樣；而蒙古人作為特例也作為擁有遊牧普遍性的族群，其興衰並沒有超出巴菲爾德的控制，儘管作者自己都還在為將蒙古帝國塞入框架而煞費苦心。

在筆者所見的批評中，其意見多少集中在如下方面：

第一，“內、外邊疆戰略”理論的適用範圍在三個權力週期中似乎只是適用於匈奴帝國，此結構在失去其普遍性後是否還具有其應有的價值？

第二，巴菲爾德寫作本書時，沒有系統、廣泛接觸到一手資料並且往往進行二次引用與析出，此外對敘述也未進行詳細考證，更多的是根據自己籠統而並不準確的認識——這種只重視一些“範式”的“老套路”，不符合于歷史研究的規範。

第三，其過分誇大或是選擇性呈現了許多歷史面相：如，只重視遊牧民族與中原民族的對立與非此即彼的關係，而忽略其交融影響的一面；在談到兩者接觸時也往往側重在中原王朝的求和安撫，而忽略其大肆征戰討伐的一面。

最後一點主要由狄宇宙提出，這位在這個話題上同樣有著傑出成就的學者所做出的針對其理論基礎的批評，應該是最為致命的：它的理論前提不堪一擊，使得這棟大樓也搖搖欲墜。

這些批評中不乏鞭辟入裡與深中肯綮者，比如狄宇宙提出的爭鋒相對的觀點確實是動搖了立論的根基；而書中大量的選擇性呈現、沒有依據的“想象”都使得這本書的價值大打折扣。如同譯者袁劍先生在前言中所說：“……並不熟悉中文和其他內陸亞洲語言，這種研究領域及語言工具上的欠缺無疑會對研究產生障礙，並可能影響其論據及論證過程的準確程度。”可以說，後三者雖有些委曲求全，但是總體來講，都是這部作品實實在在的硬傷。

而至於第一點，筆者則難以隨之發聲苟同，事實上說，巴菲爾德有沒有想用“邊疆戰略”來作為一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規律性歸納，都是一個問題——作者在導言——也就是最能說明本書框架、理論精華所在，就已經說明其寫作本書希望解決的問題所在，也就是用“邊疆戰略”理論解決遊牧帝國與中原王朝一榮俱榮一辱俱辱的關係，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這五個方面依次是：

（1）政治組織：遊牧方式與維持的國家在何種基礎上聯合為地方性的社會——政治組織？

（2）互動的範圍：內陸亞洲遊牧民族與其定居鄰居，尤其是中原王朝的關係是怎樣的？為什麼遊牧民族在某些歷史時期強盛一時，而在其他歷史時期又萎靡不振？

（3）中國的征服王朝：是否存在一種邊疆關係的週期律能夠解釋發源於東北的民眾所建立起的外族王朝在中國歷史的一般時間中統治著華北地區？

（4）蒙古世界征服者：蒙古帝國是草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局，還是對草原政治的一種偏離？

（5）遊牧社會的發展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遊牧社會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又能夠對古代、中世紀與現代的遊牧社會作出合理區分？

“對專家而言，問題是，所提出的假說能否經受更多細節性的檢驗。對於一般讀者而言，主要的問題則是，在他們掩卷之際，能否形成關於內陸亞洲的清晰觀念，即是否有其自身不同文化特征的世界歷史中的一環。”巴菲爾德所希望的是一個全面立體的展現，而之後長篇的詳細敘述都不過都是為了驗證他的總體模式——筆者認為作者始終沒有把這個模式明確地提出，而是一直努力用更多的歷史細節來解決以上五個問題；其實毋寧說他是在找一種貫穿歷史的力量：“可以說，形成一部貫通性的內陸亞洲歷史的主要障礙總在於缺乏一種適當的分析性框架以解釋那裡發生的事情。”

“邊疆戰略”中的具體缺陷暫且按下不說，討論到五胡十六國時期時，內外邊疆戰略已逐漸退出論述範圍，“二元國家體制”開始被用來廣泛解釋之後崛起的諸多遊牧民族政權。而蒙古恰恰是這兩種大理論的例外，成為一個斷裂的特例。但如果說讀者們都只將目光放在邊疆戰略問題上，豈不是用本末倒置在一葉障目？

但是，這種“特例”是否真正脫離了巴菲爾德為我們描述的遊牧帝國特性的範圍，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再次討論的問題。

巴菲爾德在全書開篇便向我們描述遊牧帝國的總面貌，可以總結如下：

1．草原政治組織以帝國聯盟的方式組織，對外集權形成統一國家，對內的行政等級制度維持結構穩定。

2．遊牧帝國的權力週期有規律可循，即強大的遊牧帝國與中國的本土王朝同時興亡；而東北地區遊牧民族是一個征服華北的特例，直到蒙古人崛起形成斷裂；

3．文化生態上可以將北方有四個關鍵的生態和文化區域，其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不同族群的特性；

4．內陸亞洲特殊的遊牧生活，是開發草原資源的頗有成效的經濟專門化方式，它基於民眾及其動物季節性遷徙的能力之上，是的靈活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5．部落組織以家戶與宿營集團為基本單位，最終影響到整體的組織形式。

首先來說，遊牧帝國始終存在一種部落組織與政治組織上的衝突。前者基於遊牧特定生產方式，而需要一個大家族的團結和以血緣為紐帶的聯合，作為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基本生活原則是不容捨棄的，大可將其看做一種“祖宗之法”。這種家族內部的合作便又與中國古代中央集中權力、同時將皇帝作為集權之代表的制度，形成一定衝突，因為遊牧的部落組織另一方面意味則權力的分散——即使這個分散僅僅限制在皇族或貴族內部，但仍旧構成一巨大的問題。更甚者，國家制度建立也無法撼動成規，元終其一朝用武力保障、家臣官僚制以及其最為特殊的怯薛制度，解決了土地開拓、反抗暴動、權臣幹政與部下反叛等常見問題，但是卻遲遲無法從蒙古貴族干預帝國事務、瓜分土地與財產、甚至是決定帝王廢立的問題中脫身。不論是蒙哥還是順帝時期的伯顏，最後的失敗多少和觸及到這種制度有關。而其中反映出的，無非是蒙古人作為遊牧民族，並沒有脫離出其由生產關係而決定的最為特殊的組織特色，甚至將其帶入國家的組織體系之中，使得其又突破了前朝建立的二元國家體制。

事實上，家戶和宿營集團又逐漸衍生出遊牧帝國難為逃脫的一個詛咒——繼承制度的混亂往往導致政權的不穩定乃至坍塌。這一點巴菲爾德在第二章關於匈奴帝國的歷史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遊牧政權繼承包括兄終弟及、叔侄相承、父死子繼和世選制等等——一方面遊牧國家往往沒有能力權衡這些複雜的制度，另一方面制度的確立也往往只是一紙空書。可能的繼承者們越來越倚恃自身勢力，讓血腥繼承的潛在原則時常將帝國帶入內戰漩渦的厄運中。蒙古帝國即使在成吉思汗建立忽里爾台會議與大扎撒後，仍舊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帝位在黃金家族內部的爭奪，反復的世係轉移在提醒人們，這種家族範圍內依靠武力、勢力、自身功績的而進行的争位情況，構成了遊牧帝國極為鮮明的特色。

而最後一點，則是針對於遊牧帝國對於資源的認識問題。

與要求中原帝國輸送大量的飲食來對應不穩定生產的同時，遊牧帝國更多要求的是在其社會生產方式之下更加難以生產的物品——比如佈帛茶葉、金銀錢幣以及種種做工精良的奢侈品等等，它們一方面維繫著遊牧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關繫著上層高層次的生活需求——不可忽略的是，遊牧首領除了用官職和權力拉攏貴族與盟友，奢侈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法生產和大量需要，形成了一而再再而三轉向與漢族王朝進行索取與之相關的各種資源的動力。這一點蒙古一樣難以逃出模式。

資源——不論是土地、人民或者財富，對於維繫遊牧帝國有著重大的意義，而在索取之外，他們還有佔領土地和人民而攫取財富的直接方法。蒙古統治者事實上從不在乎如何理財，不動搖統治基礎大前提下，他們認定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帶來更多的財富。當蒙古人希望用遊牧地區思維治理華北地區時，耶律楚材用豐富的稅收讓蒙古人馬上打消了這樣的念頭。說到底，蒙古族群對於土地的征服，不過是將其作為一種資源的產地收入囊中——不論是間接敲詐漢族王朝，亦或是直接佔有資源。而他們作為非生產者對於生產者的盤剝，更多需要的是維持生活以外的享受，這種享受永遠都是錦上添花，因而對於中原的佔據對於北方草原遊牧族群來說總是可有可無的。這種思維在漢族王朝用更加複雜的領土觀念看來，根本不可理喻。

除了將土地視為資源來源，推動蒙古帝國兵鋒四指、東征西討的動力，還來自於成吉思汗所立下的模範要求，以及其對於世界帝國的狂熱追求。這是蒙古相較於其他遊牧族群的一個特殊之處。成吉思汗抓住契機不斷擴張，歷經多代也未曾停止，其子孫都以追隨其腳步為名而悍然開戰，即使將身份轉變的忽必烈也是如此：“當時海都雖已興兵，然未能阻止忽必烈之侵宋，蓋欲續成成吉思汗諸子從未放棄之企圖也。”雖然這時的對於南宋的征討已經帶有更加深遠的意圖，“忽必烈立國中原，而不再以草原作為帝國的政治重心。大蒙古國的性質乃發生根本的變化，蒙宋戰爭的意義亦因而改變。過去蒙古伐宋，不過為其東征西討以創造世界帝國努力的一環。立國中原後，忽必烈必須以中原王者自居，消滅南宋，一統華夏，乃成為政治上之首要目標。”

歷史上多數的遊牧政權與土地發生關係，大多還是為了其背後的資源，而非單純是對於土地及其人民的征服——或許只有從漢人傳統的將自己視為正統王朝而需要“混一宇內”的角度來看，這些遊牧族群的行為才會變得如此難以理解。这些表面的相似之下可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也正是這一點不斷提醒我們需要轉變歷史的角度看待問題。

框架構建的危險性就在於龐雜的歷史事實總會有溢出其邊界的存在，也就是說，永遠可以找到反駁的根據。

但是至少我們再仔細一讀此書，發現更加強調重視範式和理論的並非是作者而是讀者，而蒙古帝國作為巴菲爾德書中所強調的“大斷裂”，本質上仍舊是與遊牧民族的特性相通的。

事實上，這種批評的來源有時往往根源於框架構建與生俱來的缺陷——在一個真正可能做到“海納百川”的容器難以存在時，構建者或許會有意無意地忽略，甚至是排斥、更改與自己說法不兼容的歷史及其材料。

事實上巴菲爾德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倖免於難，他有發現特例的存在，也有簡單化與扭曲歷史的情況。但這位學者似乎在試著解決這些問題，起碼說明的是他基礎的、良好的學術修養，因為看到反面意見而進行刻意迴避，與經過努力而卻因種植原因而無法解决，其中是有讀者可以清晰分辨的本質差別的。

但是当代的学界仍舊樂此不疲地在宏觀與微觀中徘徊復徘徊，企圖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框架裝下研究的所有內容。說句實話，這種長久以來推動人們研究歷史進程的動力，和歷史上推動遊牧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政權關係變化前行的動力一樣撲朔迷離。但即使在原因並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們仍舊不可否认的是：發現這種新框架的搭建，對於人們思維的衝擊、開闊與重建思考總是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大概沒有誰比卡爾在歷史因果上的論述，更加適合於解釋以上這些複雜的問題了：“就像歷史學家從浩瀚的事實海洋中選擇那些適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實一樣，他也從大量的因果關係中抽繹出因果關係，也僅僅是這些因果關係才具有歷史意義；歷史意義的標準是：歷史學家能使這些因果關係適合其合理說明與解釋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關係則被當做是偶然事件加以拋棄，這並不是因為因與果之間的關係不同，而是因為這種關係本身不切題。這對歷史學家毫無用處：它經不起合理的解釋，無論對於過去還是對於現在都沒有意義。”

1．［美］巴菲爾德（Barfield, T.）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袁劍：《人類學視野下的中國邊疆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2．［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著；賀嚴、高書文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3．［美］羅沙比（Rossabi）著；趙清怡譯：《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重慶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4．［瑞典］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5．蕭啟慶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10月，第1版。

6．［英］卡爾著；陳恆譯：《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2007年6月，第1版。

7．孫衛國：《從“同心圓”論到“兩極模式”論——美國中國學界有關中國古代朝貢制度的學說》，《學術月刊》，第45卷第8期，2013年。

8．李穀悅：《“遊牧帝國”一種事實還是模型建構——評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9．宋鐵勇：《中國民族史研究的邊疆範式、邊緣理論與邊界視角——以巴菲爾德、王明珂、濮德培為例》，《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16年。

10．傲日格勒：《蒙元時期汗位繼承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大學，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