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读后感摘抄

《危险的边疆》是一本由[美]托马斯·巴菲尔德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4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险的边疆》读后感(一)：草原帝国的兴衰逻辑

关于长期困扰中国古代北方的边患，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试图给出一个总括式的解释模型。

巴菲尔德显然没有立足于传统中原视角，而是以北方游牧帝国的视角，对秦汉以来游牧帝国和定鼎中原的中央王国的关系进行人类学考察。以拉铁摩尔的“边疆形态”学说为出发点，巴菲尔德分析了匈奴帝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王朝、突厥帝国、辽金元以及明代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直至清朝最终征服草原，抛开偶然波动，他认为在长时段中，游牧帝国采取的是“内部/外部战略”模式。

当中原统一，出现由文官主导的汉人国家时，游牧帝国采取外部边界战略，即利用其机动性优势，通过袭扰中原边境进行勒索，迫使中原的提供奉养，而统一的游牧帝国首领依靠这些奉养增强自身权力，并通过在部落间二次分配维系其统治。为此，游牧帝国往往不会试图征服中原或占据其土地，甚至在中原陷入内乱时会出兵援助，以保证继续获得中原提供的财富，如回纥出兵帮助唐朝进攻叛军。

而部落内战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会采取内部边界战略，通过投靠中原，利用其巨额财富和军事保护去赢得草原上的内战，而一旦赢得内战，获胜者就可以视情况回归外部边界战略，或选择延续内部边界战略。

书中强调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元区分，认为在针对草原民族时，中原的方法是仰赖防御性城墙、馈礼及贸易，还有周期性的大进攻。这是无效的。由边疆地区发展起来的王朝，如北魏，更了解草原，并继续采取草原战术和战略。东北地区则处于二者之间，形成一个混合型的二元组织，在农业地区使用汉人官僚，军事上则重用部落首领，如契丹、女真，其对草原的统治强调使诸部落限于混乱，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在作者看来，这最后一种形态最为成功。

这样的分析与传统视角判然有别，不是基于中原汉人政权的兴衰更替去看待边疆，而是强调边疆政权有其自身发展周期，突出了边疆的主体性。但这一角度转换加上长时段分析带来的问题就是弱化了中原的分量。在书中中原汉人政权似乎就是农业基础上的文治国家，对北方的干预主要是奉送馈礼，这无疑忽视了其军事力量。如书中强调突厥对华北的劫掠，而忽视了隋唐对突厥的征伐。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北方草原，就会注意到唐还同时对吐蕃、朝鲜半岛用兵，其军事机器在东亚无疑是强大的。

此外，长时段的视角抛弃了很多细节，这就使有关理论存在问题。如书中对明朝的描述是顽固地拒绝与草原和解，仅限于消极地抵抗入侵。实际上明朝采取的策略肯定比这复杂。如在东北地区对女真周期性地犁廷捣穴，在北方草原定期出击蒙古部落执行“减丁”政策，其目的都是避免出现较大的外族势力，威胁到边疆安全，而这无疑吸收了契丹等北方政权的经验。再如书中认为北方外族国家基本不想征服汉地，而是满足于外部边界战略，只是在中原陷入混乱时才趁虚而入。因此，按书中描述，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对辽东的进犯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需求，而非征服，并认为皇太极掌权后发动的战争主要是为了获取新资源，征服则是其次，以此作为外部边界战略的表现。这无疑忽视了满洲政权征服汉地的欲望，实际上至少在松锦大战后，许多明降官降将都提出过征服明朝的建议，皇太极本人也流露出此意，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诸如此类，不免似是而非。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史作品胜在其视角和方法新颖，但另一方面，由于并非母语学者以及掌握的材料局限，有时不免隔岸观火之感，甚至会在一些基本史实上出错，如书中认为雍正系篡位，这显然与国内主流观点相左。书中归纳的规律因此既有启发性，也有解释力的不足，如何回应，正是更好的理论发轫之处。

《危险的边疆》读后感(二)：胡马度阴山

提起边疆，人们往往联想到“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场景，亦或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凄凉肃杀的氛围，也曾经有“楼船夜雪瓜洲渡”“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豪情壮志。人们在研究边疆史时往往以中原的视角看待周边的游牧国家，那就很自然将这些游牧民族看成所谓的“野蛮人”，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大低估了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忽略了游牧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变成了中原王朝的一种边缘化的存在。本书通过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游牧帝国兴盛与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国和游牧帝国的关系做了贯通性研究，这对重新审视边疆史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传统中原王朝视角认为，草原游牧民族以劫掠为生，屡屡犯边，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在作者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原王朝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源于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并非完全依附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强调其历史进程的主动性与必然性。基于血缘关系联结的部落形式是其族群基本的生存方式，其经济建立在粗放且高度流动性的游牧生活方式之上，不同于中原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定居生活，草原民族无法有效对生产的粮食进行集中储存，加上草原上恶劣的气候，更加重了其民族的流动性。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物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和联盟化的。为了保障帝国的生存、延续以及加强帝国首领的权威，他们采取外部边界战略，通过频繁劫掠或者以暴力威胁的方式与中原王朝讨价还价，从而攫取利益，通过对所获战利品的分配获得各部落首领们的忠诚。草原帝国劫掠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汉地据为己有，而是为了获取与不愿和蛮夷互通有无的中原王朝的资源而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逐渐常态化，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在此平衡过程中形成了难得的和平局面。当汉朝与匈奴和亲、当北宋与辽朝达成了澶渊之盟、当南宋与金朝达成了绍兴和议时，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时期。

传统史书经常将草原帝国视为最终目的是统治中原的恶棍，而作者却认为，游牧帝国在与中原王朝互动的过程中，无形中形成了对中原王朝保护者的角色（这种观点所讨论的帝国类型要排除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原因在于草原恶劣的环境无法保证他们可以稳定获取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对中原王朝馈赠的依赖反而使其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中原王朝的稳定，他们会为中原王朝镇压叛乱提供支援，而支援后获得的巨额财富回报往往让其一本万利。但这种关系的产生只有在汉人王朝衰落而要求盟友支援时才能够出现。回纥帝国与唐朝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派军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后获得了大量的奉供，并在此后多次协助唐军平叛，他们获得财富让其在草原上留下了璀璨的城市和文明。

在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外，作者还讨论了东北王朝建立的混合型国家。中原与草原都处于统一状态时，东北边疆很少有独立意识。随着边疆两极化世界的崩溃，这些彼此分离的民众又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混合国家”。草原社会的权力机制往往是英雄化兼具卡里斯马式的，而中原汉人社会的机制则更类似于体系化的官僚科层制。因此，这类“混合型王朝”往往采取二元制的组织结构。即用规则与集权化的独裁统治管理松散的部落联盟，而在面对被征服的汉人时采取汉人的官僚与组织机构。这种组织方式结合了汉人王朝内政管理的能力以及部落联盟的强大军事力量。这类国家兴起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发展与北魏，兴盛于辽金，在清朝统治前期发展到顶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在崛起的阶段采取的二元制模式，经过几代人定居生活模式的影响，统治者往往采取全面汉化的组织机构，而一旦全面汉化，这些东北王朝也就走向了奔溃的边缘。

游牧帝国在兴起与衰落的往复循环在准噶尔汗国之后消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朝将蒙古保守的部落首领严格限制在固定区域，重新编组蒙古八旗，使之成为清帝国的组成部分，让这些部落首领的利益与清帝国的利益捆绑。同时，清朝将草原开放給汉人进行经济开发，汉族商人通过商号拓展信用资本或货物流动，本就爱好奢侈品的部落首领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导致负债累累，他们往往用部落的资产进行偿付，更加剧了蒙古地区的经济流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带动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善，草原力量在被击败后没有有足够多的地域可以躲藏并重新崛起，也导致了游牧力量的最终消亡。

《危险的边疆》读后感(三)：胡马度阴山

提起边疆，人们往往联想到“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场景，亦或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凄凉肃杀的氛围，也曾经有“楼船夜雪瓜洲渡”“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豪情壮志。人们在研究边疆史时往往以中原的视角看待周边的游牧国家，那就很自然将这些游牧民族看成所谓的“野蛮人”，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大低估了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忽略了游牧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变成了中原王朝的一种边缘化的存在。本书通过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游牧帝国兴盛与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国和游牧帝国的关系做了贯通性研究，这对重新审视边疆史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传统中原王朝视角认为，草原游牧民族以劫掠为生，屡屡犯边，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在作者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原王朝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源于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并非完全依附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强调其历史进程的主动性与必然性。基于血缘关系联结的部落形式是其族群基本的生存方式，其经济建立在粗放且高度流动性的游牧生活方式之上，不同于中原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定居生活，草原民族无法有效对生产的粮食进行集中储存，加上草原上恶劣的气候，更加重了其民族的流动性。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物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和联盟化的。为了保障帝国的生存、延续以及加强帝国首领的权威，他们采取外部边界战略，通过频繁劫掠或者以暴力威胁的方式与中原王朝讨价还价，从而攫取利益，通过对所获战利品的分配获得各部落首领们的忠诚。草原帝国劫掠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汉地据为己有，而是为了获取与不愿和蛮夷互通有无的中原王朝的资源而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逐渐常态化，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在此平衡过程中形成了难得的和平局面。当汉朝与匈奴和亲、当北宋与辽朝达成了澶渊之盟、当南宋与金朝达成了绍兴和议时，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时期。

传统史书经常将草原帝国视为最终目的是统治中原的恶棍，而作者却认为，游牧帝国在与中原王朝互动的过程中，无形中形成了对中原王朝保护者的角色（这种观点所讨论的帝国类型要排除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原因在于草原恶劣的环境无法保证他们可以稳定获取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对中原王朝馈赠的依赖反而使其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中原王朝的稳定，他们会为中原王朝镇压叛乱提供支援，而支援后获得的巨额财富回报往往让其一本万利。但这种关系的产生只有在汉人王朝衰落而要求盟友支援时才能够出现。回纥帝国与唐朝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派军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后获得了大量的奉供，并在此后多次协助唐军平叛，他们获得财富让其在草原上留下了璀璨的城市和文明。

在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外，作者还讨论了东北王朝建立的混合型国家。中原与草原都处于统一状态时，东北边疆很少有独立意识。随着边疆两极化世界的崩溃，这些彼此分离的民众又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混合国家”。草原社会的权力机制往往是英雄化兼具卡里斯马式的，而中原汉人社会的机制则更类似于体系化的官僚科层制。因此，这类“混合型王朝”往往采取二元制的组织结构。即用规则与集权化的独裁统治管理松散的部落联盟，而在面对被征服的汉人时采取汉人的官僚与组织机构。这种组织方式结合了汉人王朝内政管理的能力以及部落联盟的强大军事力量。这类国家兴起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发展与北魏，兴盛于辽金，在清朝统治前期发展到顶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在崛起的阶段采取的二元制模式，经过几代人定居生活模式的影响，统治者往往采取全面汉化的组织机构，而一旦全面汉化，这些东北王朝也就走向了奔溃的边缘。

游牧帝国在兴起与衰落的往复循环在准噶尔汗国之后消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朝将蒙古保守的部落首领严格限制在固定区域，重新编组蒙古八旗，使之成为清帝国的组成部分，让这些部落首领的利益与清帝国的利益捆绑。同时，清朝将草原开放給汉人进行经济开发，汉族商人通过商号拓展信用资本或货物流动，本就爱好奢侈品的部落首领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导致负债累累，他们往往用部落的资产进行偿付，更加剧了蒙古地区的经济流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带动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善，草原力量在被击败后没有有足够多的地域可以躲藏并重新崛起，也导致了游牧力量的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