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二十讲读后感1000字

《魏晋风度二十讲》是一本由冯友兰 李泽厚 等著 / 骆玉明 肖能 编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89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09-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晋风度二十讲》读后感(一)：知道目录就可以了

老骆新编的一本《魏晋风度二十讲》把那些经典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了，值得一读但不值得一买，所以我在书店里把目录拍下来整理在此。这些文章都挺好找。

一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二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三顾农《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与方式》

四高华平《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五罗宗强《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六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

七樊树志《魏晋风度与玄学的产生》

八王永平《魏晋任诞风气的先声——略论汉末逸民戴良之“诞节”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

九姜广辉《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十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

十一宁稼雨《〈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

十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十三王瑶《文人与酒》

十四冯友兰《论风流》

十五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十六宗白华《清谈与析理》

十七陈寅恪《清谈误国》

十八唐长孺《清谈与清议》

十九白化文《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

二十孙机《魏晋时代的“啸”》

《魏晋风度二十讲》读后感(二)：魏晋风度二十讲

二十篇文章，从文学、历史或美学的角度讲解了魏晋风度这一中国古代大放异彩的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包括思想、人物、原因、流变和具体的行为如裸袒、饮酒、清谈与啸。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像魏晋名士何以越俗放达的原因，有的从玄学价值观进行说明，有的就政治现实予之解释，或者是佯狂的反抗，或者是苟且的避祸。其实魏晋名士也不是一种人，历史记录零零散散，后人看起来显出本雅明所说的灵晕，怎么简而言之，而如果能轻易说尽，又不是那个激烈而生动的魏晋风度了。

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指出，情与礼的冲突非是僵持下去，现实需要，礼制也在玄礼双修的人的主张下，应时而变。又，“士的个体自由是以家族本位的群体纲纪为其最基本的保障的”，是可以注意的事情。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诠释了作为魏晋人最高人格理想的“风流”，不过所谓率真同玄，有多本真却是只有名士们知道了，我们只看到他们各有一般行止，似乎“真”之下皆有一种难能说的抱负。谢安在朝廷中一帮祖尚浮虚的人确实不同凡响，然而“外王”一说今日该批判性地看待，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是不能做一回事对待的。

陶渊明与魏晋名士做一对比，无论是遭际、思想还是文学，都大有可说，几篇论文似乎没有说透。这是论文选的缺点，读者有心要问到底的东西，在作者已经转头说起别的来了。

《说“达”》《<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都注意到了，“达”这种时尚符号在当时社会中表达和传播出来的复杂性。戴逵在《放达非道论》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但裸袒之风非要以玄学精神为里才像话，这玄学精神又如何判定呢？另外，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写得好，但一味简澹，那也不是魏晋风度的全部面貌。

陈寅恪《清谈误国》考证，竹林七贤是南渡后才造出的说法，七贤是比附的，竹林更是虚说，不知道有没有学人商讨确认。但此说也有道理，疑点之一是与嵇、山交好的吕安为何不列其中。

魏晋风度要么被历史地研究，要么被文学地赞同，有点可惜。可否引进更多的理论，更多的同情加以关照呢？嵇康大胆道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是不是魏晋时的解构主义呢？

两段文字，录于此：

《魏晋风度二十讲》读后感(三)：“魏晋风度”一词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魏晋之后，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魏晋之后，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魏晋之后，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已成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构成了魏晋风度的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谢世家等。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发展到后期却有些刻意模仿之嫌。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

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然而，魏晋风度却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服食五石散，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子，因而“扪虱而谈”，即一面按着虱子，一面谈话，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在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但是，流行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真正称得上是风度的，却也只有那时的魏晋名士了。

《魏晋风度二十讲》读后感(四)：你眼中的魏晋是怎样的？

汉末，魏晋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人士，曹操，“竹林七贤”，谢安，司马炎，我们有认为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有认为他是我们心中的“恶人”，但对于魏晋来说，那时的他们的看法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 就如曹操在那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奸雄”，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那是真的有谋略的军事家，那些叫他“奸雄”的人分明是嫉妒他的才干。竹林七贤被认为是“雅士”，而“竹林七贤”中共只有嵇康和山涛值得人倾佩，其它人也都是所谓的“隐士”而又“好汉不吃眼前亏”。魏晋还有一些作为臣子，在国家面前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者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事实却是相反如王敦和何晏。 魏晋不以成败论英雄。本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就如不应以貌取人一个道理而魏晋的人似乎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董卓，他残忍好杀无辜，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其实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很不地道的，在当时却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津津乐道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便原本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 在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在魏晋时代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性情，可敬可佩，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做作、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这似乎与我们思想里的又不一致？ 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在那个时代，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就如宰相谢安。谢安虽很有“野心”却在当宰相时和王导执政时让矛盾重重的东晋难得有一时的“风平浪静”。 那为什么魏晋有这么好的风度还会走向灭亡呢？我想魏晋还流行了其它风尚而这其它风尚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的，这就是谈玄（空谈误国）、嗑药、男人女性化。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何晏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何晏本就长了一副好皮囊，皮肤白皙，他却整日里随身携带粉白（相当于现在用的BB霜+粉饼）以方便自己随时涂抹，走路姿势也婀娜多姿，一步一回头借此回眸一笑好百媚生的观看自己的影子。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的女性化了。 他还有磕药。磕药就是我们现在的吸毒，吸了毒的人是怎样的？他会在没有毒吸的时候发作，发作会怎样？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然后名士的形象也慢慢有何晏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那是逸和潇洒。 谈玄就是摒弃儒家文学推崇玄学，玄学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不思进取，偶尔人难过时可以像阿甘那样“自我安慰”不至于去寻短见但不适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魏晋的名士还喜好饮酒，饮酒当然不是病，但酗酒就不得不另当别论了，像竹林七贤有好几个，阮籍，刘伶，还有竹林七贤阮籍的侄儿阮咸都是我们俗称的“酒鬼” 阮咸如何吃酒？此人吃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气呢？来看看这个人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可以说是个很帅的人，王导说他壁立千仞，但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 他在一次与胡人打仗中战败，被头领石勒抓捕，头领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怎么给士兵做好榜样？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虽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有点太过于他了，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但王衍的贪生怕死，卖国求荣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从文学，军事，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都奢靡，“不务正业，缺乏正义志气，要它如何长久？它又怎么可以长久？

《魏晋风度二十讲》读后感(五)：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为武人，情致如此，更何况文人？由此足见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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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二十讲》一书编者按中言：高贵、自然、生趣这些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它最终指向的是名士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张三夕在《魏晋风度何为》一文中，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度，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或者说是一种以审美的方式表达人生的风度。

对魏晋风度评价不高的是樊树志，他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动乱而黑暗、迷惘而绝望的时代，名士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苟全性命于乱世，讲自己不想讲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灵完全被扭曲了。这就是“魏晋风度”。此君对魏晋风度与玄学均持否定态度，若生于当时，八成也是个打压名士们的“正人君子”。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魏晋风度？

要理解魏晋风度，应该先理解魏晋之“审美”，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认为中国美学发源于这时期的“人物品藻”。可以抄一下宗先生文章的主要观点。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和“竹林之游，兰亭修禊”等。六、晋人之美，美在神韵。七、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八、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

理解了晋人的美，我们就好理解何谓魏晋风度：在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下，在价值多元化的开放时代，在文人化的审美形成之初，在玄学清谈的学术语境之中，文人们寻那种看破生死，在出世与入世、名教与自然之间自由通达的心态，不粘滞于物的举止作派，形象地说，就是“林无静树，种无停流”（郭景纯之诗，阮孚评：“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的生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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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度”相关的是“风流”，有风度之人自然风流，无风度之人谈何风流？风度也罢，风流也罢，都与美有关系，理解了风度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风流。

关于晋人的风流，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阐释得很好。

他认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风流的构成条件是：一、是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二、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三、真风流的人，必然有妙赏，所谓妙赏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四、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总而言之，要想真风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识、妙赏、深情。玄心关乎义理，洞识源自天生，妙赏因为审美，深情则以前三者为土壤而萌生。

深情难得。

被“看杀”的美男子卫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些就是晋人的深情，此深情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道之融汇，古人情感充沛，临别会下泪，见山川会慨叹，今天已不可见。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风流者真诚、深情、忘怀，最风流者，便是忘记了哀乐，冯友兰说：无哀乐便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哀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按席勒的划分，正是“素朴”的乐。所以超出深情，内化了深情的风流，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陶可以说是魏晋风流中最素朴也最得其精髓的一人，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诗表现了玄心、洞识、妙赏、深情，又超越了哀乐，达于最高的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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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度，自风流，便为名士。

何谓名士？

名士不是“名人”，今天有名人无名士。王朔是名人，文化名人，余秋雨是名人，话题名人；明星们是名人；李开复丁磊们是名人；黄光裕王石们是名人……名人是很有名的人，很有钱的人，很有势的人，但不是“名士”，名士不一定有名有钱有势，但有型，有品，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让天下模仿，带来做人上的时尚潮流。

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对假名士的定义，不是真名士，真名士有这些：

最出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几人被称为七贤，是因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最能代表名士的是谢安。谢安字安石，祖辈父辈兄弟辈都在朝中做高官，他也属于“太子党”，但这个“太子党”却非常不俗。他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王承）。少年时去拜访大名士王濛，离开后王对自己的儿子说：此客亹亹，为来逼人。谢安少年即有重名，当时的名士比今天的博士证书还有用，但谢安并没有进入仕途，一直隐居于山林，在会稽东山与名士王羲之、许询、孙绰、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要直到四十岁以后，谢安因为家道开始下降而不得不出来做官。谢安做隐士做得天下闻名，做官同样做得风生水起，统帅东晋军队打赢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史载：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其大气如是！从容如是！谢安被称为“风流宰相”，高华平在《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一文中，认为：谢安的“风流”人格既不全在精神的潇洒，也不全在其事功的显赫；既非全在于“出”，也非全在于“处”；既非全属于儒，也非全属于道，而在于其对于出处、儒道、内圣外王的统一与超越。

陶渊明则是最能代表文人的名士。陶的淡泊、从容、隐逸，一直是中国文人所羡慕与向往的。与魏晋大多数名士们不同的是，陶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他是第一个心境与物增冥一的人，是自然中的“元素”，有机组成部分，不是欣赏者，不是二元对立中的“我”。所以他能安静地在乡村隐居数十年，能写那些素朴的诗文。

谢安与陶渊明成为魏晋名士中的两极：政治、文化。李白一直追慕谢安：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而白居易、苏轼等人则以陶渊明为追慕对象。

名士，永远是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偶像：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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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混乱的、自然灾害频仍的、战乱连绵的时代里，中国人发展了真正的“东方贵族”风度：自由地出入隐显、不为礼制所拘、胸怀天下、举止潇洒、宽袍大袖、饮酒、服药。他们将生命当作一次艺术创造，将生活当作艺术。他们是真正的艺术人生。

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工作也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个人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性、对死生的看穿，这样才能审美地度过一生。

但魏晋风度已成绝响，那些风流的人，那些风流的故事已旧成故纸堆中的轶事，那些名士，只隔在历史的烟尘中向我们偶尔闪现高古的面容。今天，是一个没有名士的时代，没有风度的时代，甚至连风流也被理解成了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内战……我们的生活多么地平静。今天的英雄是商界豪强，今天引领潮流的是影视明星，今天不服药，不酗酒，不举止出格。今天的人们是按照同一个标准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所以今天偶尔有一个符合魏晋风度的人，在人们眼中只是一个怪人，而不会被目为名士。今天哪怕你再才高斗学富五车，再智慧透达，再审美艺术，你也会被逼着去挣钱按揭买房、买车、旅游、升职……真风流者边缘化，真名士不被接受。这是一个没有风度的年代，没有故事的年代，所以这不是一个适合真名士们生活的年代与国家。

就算“一往有深情”，在今天也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因为它无法被兑换了信用卡上的数字。说到“深情”，在桓温之后，瘐信在写《枯树赋》时，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敷衍成了一首小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寒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在这个乏味的时代与国家，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