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理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企业成长理论》是一本由（英）伊迪丝·彭罗斯著作，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出版的307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0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企业成长理论》读后感(一)：重新认识企业

重新认识企业——评《企业成长理论》

【读品】发行人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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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主角，在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焕发的光彩也不亚于真实世界。早在1937年，科斯就发表了一篇对后来的企业理论影响深远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但事实上，正如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展示的那样，科斯并没有在文章中定义“什么是企业”，而更多是在讨论“企业可以节省市场的交易费用”与“管理企业需要的管理费用”之间的权衡。科斯认为当这两种费用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企业的边界也就被确定了。

与科斯不同，彭罗斯并不特别关注“企业的边界确定”问题，因为对彭罗斯来说，这并不是重点所在。企业一直就是作为一种管理组织而存在的。而且企业不是僵化的，企业研究也不是边界确定之后就完事了的。企业就像是有机体一样会成长，尽管其成长并不一定表现为产量增加之类的业绩。

早在1959年，彭罗斯发表《企业成长理论》的第一版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后她不断完善“企业成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被概括为：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过程。

这个观点与科斯的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更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的区别，似乎没有彭罗斯想象的大。科斯尽管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企业，但后来威廉姆森等人在阐释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提到了企业存在的一个理由是：市场来做同样的事情，交易费用过高。而且真实世界里存在的企业也证明，管理上的改善的确能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业绩。这与“更有效利用资源”几乎是同义反复。

不过彭罗斯的理论看起来更符合真实世界中的企业成长的情况，这也使得她被尊为“企业成长理论”的创始人。考虑企业的成长情况，这凸现了彭罗斯与科斯等人的不同之处。相比较而言，科斯等人的观点过于静态，而彭罗斯坚持应该考虑企业“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过程”就动态化了，因为这正是企业成长的过程。

如果说彭罗斯所谓的“更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还没有完全脱离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那么其深化“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过程”这一点则是创新之处了。在现有组织管理结构下，要实现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对未利用资源的有效扩展，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企业家”。在第三章中，彭罗斯探究了企业家对于企业成长的含义，才能、野心、判断力并不是彭罗斯对企业家的专有标签，这些词汇曾经在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论述中也得到了重视，或可以说，熊彼特启示了彭罗斯对于企业成长的理解。

熊彼特理论的痕迹还表现在彭罗斯对企业成长期的论述中。彭罗斯指出“未利用资源”不仅来自企业内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企业新吸纳的社会资源和市场份额。一旦企业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换句话说，企业有效配置了这些资源，企业便获得了成长，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期。这与熊彼特对“创造性破坏引致经济周期”的看法异曲同工。

当然彭罗斯注意到了细节，指出企业吸纳新资源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企业的兼并与扩张行为。彭罗斯进一步指出以“企业家”为首的管理团队对风险与不确定性、资产的专用性与异质性的作用。彭罗斯关于风险与不确定的看法，像是对奈特的回应。奈特最早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可以通过概率计算加以规避，而不确定性永远存在。彭罗斯认为一个成长性企业的管理团队必须有恰当的方式处理不确定性。这得依靠对资产专用性与异质性，以及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

让我们重新认真思考一下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的意义。在解释企业的边界的时候，科斯认为当边际上的管理费用与交易费用相等时，即一笔业务通过企业自己做和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的成本一样时，企业的边界被确定了。而彭罗斯解释的是什么在决定“边际上的管理费用”，答案是“内部的管理结构”。这正是企业不同于市场之处，“内部”才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利用还“未利用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企业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利用资源。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企业提供了一种选择，在经济学而言，多一种选择是好事情。

伊迪丝•彭罗斯著，《企业成长理论》，赵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企业成长理论》读后感(二)：企业成长：功夫在诗内

在商业社会，企业无疑是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因此在经济学也占了不少篇幅论述。但是，大多数古典学派的分析均在企业满足投入产出理论均衡框架之下进行，以至于虽然早有泰勒、霍桑等的管理先驱，亦不乏科斯等制度学派的观念，但是长久以来传统经济分析中的企业只是一个机械的乏味单位，学院派一直忽略企业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特性。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之下，企业理论在钱德勒、安索夫等人贡献下蓬勃焕然，从不同角度诠释企业的“黑箱”结构，其中，彭罗斯基于资源观念的企业成长观念到今天仍旧熠熠生辉。

伊迪丝·彭罗斯，1912年出生于加州，这位最早从理论上探寻企业成长的女性经济学家，曾经长期服务于日内瓦劳工组织，也曾在英国、澳大利亚任教。这些经历使得她关注的要点与同时代的研究企业理论的经济学家有所不同，彭罗斯更关注企业的内部。她打开新古典主义不屑一顾的企业“黑箱”：企业自身资源和内部能力，确定这才是企业成长的基石。

彭罗斯鲜明地把企业定义为管理型组织，认定企业管理就是一个连续产生新的非标准化操作规范和程序性决策的过程。她认为规模扩张并不总能带来优点，企业规模经济也不等于成长经济，真正企业的成长是立足于最有效率地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在某些方向上进行有利可图的扩张。成长经济是一种内部经济，来自于企业能提供独立无二的生产型服务的集合，使得它和其他企业相比，在投放新产品以及改进产品质量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成长经济优于规模经济。

整整50年过去了，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价值却并未随着时间淡出，而是一直吸引着学界，并随后人的理论完善而更上台阶。虽然当年彭罗斯就提出企业的成长决定于企业内部资源所产生的原动力，每个企业都有自我的独特力量推动成长，但是她并没有严格定义这些优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哈默尔等人在《哈佛商业评论》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Core competence)，核心竞争力才成为人人皆知的现代企业理论的明珠。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决定了公司的短期竞争力，但体现在价值优越性、不可仿制性、不可交易性、难以替代性等特点上的核心竞争力，则起决定性的长期作用。事实上哈默尔等人的观念源流还是在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但是，彭罗斯的名字却不为公众所熟知。

1937 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这篇重要性在几十年后才得到大范围认可的文献。科斯定义企业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可以替代价格机制。企业通常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但如果处于低于公开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时，或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时，企业将停止其扩张。所以，企业的规模大小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组织费用和企业外部的交易费用互动的结果，这个观点六十多年来得到很多拥趸。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自己做划算，那么就自己做，否则，在全球化的今天，还有更直接的方法：外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IBM、GE、Microsoft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业务席卷全球，外包也成为常见方式。外包从以往企业的劣势变为压缩成本的最好方法，从简单的代工到系统一揽子外包，外包空间日渐专业，诱惑越来越大。比如宝洁公司，在不断扩张的同时大部分的人力资源以及IT系统等都通过外包完成。外包看起来好像颠覆了彭罗斯的理论，实则不然。在大多数企业，外包的部门通常是不是具备竞争力的部门，企业通过外包而专注自身的核心竞争部门，这其实正是合理运用交易成本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现实事例，企业家对于资本的那种本能的敏锐，甚于学者。

彭罗斯也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她认识到较小的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与大企业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小企业的成长面临不少障碍，因为规模大年头长的企业在任何产业里都比小企业或新进入者更有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当然是指规模，经验和成功史。其中，资本问题是小企业最严重的竞争障碍之一。普通情况下小企业必须承担相对较高的利息率；并且在任何利率下，它们得到的资金数量都受到绝对的限制；如果遇到货币当局提高利率，限制银行贷款额度，银行储备和信贷额度的压力相比价格上涨的压力会让小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更糟糕。但是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有扩张优势，此时应该利用自身的特点进入经济中的间隙地带，谋求生存。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关于一个企业的宗旨和使命的定义很少有能维持30年的，更不用说50年了，一般只能维持10年。面对企业优势与竞争力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而不断转变的现实，彭罗斯的建议是，不断挖掘、改善企业内部的企业家服务与管理服务，以持续产生新的知识与实践来推动企业发展。

《企业成长理论》读后感(三)：什么是“组织能力”？其于组织成长的作用是什么？

“组织能力”是研究组织演变、变革的重要维度。而关于“组织能力”的理论源流则可上溯至20世纪60、70年代Chandler以及Penrose等人的企业理论。他们两人理论建立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理论却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或暗示了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对其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Chandler来说，他是站在“企业史”的角度通过对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大企业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从而寻找到了推动企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以及由此归纳出的企业组织能力。而Penrose则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作为分析主体的反思过程中发展出了由企业内部资源驱动企业成长的企业成长理论。虽然在其论述中并没有明确地对组织能力进行论述，但是作为“资源学派”的代表人物，她在对企业内部资源如何被管理利用的分析中也暗示出了企业组织能力作为一种促使企业成长的内生性因素的存在。下面，本文将分别从Chandler以及Penrose的理论建构过程出发来分析组织能力在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CHANDLER：以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

Chandler的核心观点认为，企业层面上的“组织能力”指的是企业的物质设施和人的技能，尤其是企业中“（全职）职业经理人”在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规划、协调、分配以及监督（可以统称为“管理”）的技能。而有效管理的实现则有赖于高效的管理结构。由此，组织结构本身便成为组织能力的重要内涵，也即是他所说的：“生产率的潜力只有通过企业内部的组织过程才能被实现，而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能够有效进行计划和行政协调的管理结构。”

从Chandler的理论建构来说，更进一步地分析“组织能力”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则需要从其较早的《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等入手，因为在这些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管理”、“管理结构”以及“职业经理人”等企业现象与组织能力密不可分，可以说奠定了后者的基础。

Chandler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与“市场”相对的资源协调机制。相比较于市场“用看不见的手”来分配资源，企业则用行政协调这一“看得见的手”来分配资源。从这一角度看，他与Coase的思想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Coase并没有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内在于企业的“看得见的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看得见的手”也即强调的是“企业管理”。“企业管理”以及“职业经理人”等企业现象是Chandler在对美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企业战略与结构变迁过程的研究中归纳发现的，是企业扩张战略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最早出现具有职业经理人的行业在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业。由于铁路天然的在地理位置上分布于美国各地，同时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铁路英里数的增加、运输量的增大，企业需要大量人员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规划、协调等纯粹的管理活动上，并孕育了最早的管理层级。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铁路的管理者便设计出了一个用于界定各部门之间联系的更加广泛的组织结构，这个部门明确规定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路线”以及“权力关系”。实际上，它便是后来M型组织中负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协调、监督等管理职责的高层管理的“中心办事处”的雏形。在随后的企业发展历程中，美国的产业界首先经历的是企业因为扩大生产规模而导致的日趋专业化阶段。在这一不断专业化的阶段，以生产、销售等单一职能为一个部门的多职能部结构应运而成。伴随着Fayol、Taylor等人对专业分工在企业生产实践中以及理论上的推崇，多职能部组织逐渐成为企业所采纳的主要企业组织结构，并被认为是达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在这一组织结构下，信息的流通路线以及权威分配呈现出“直线-参谋”的特征——负责各个职能的部门都需向总经理直接负责，具有中央集权式的特征。但是在企业由专业化阶段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战略扩张的需要（无论这种扩张需要是由何种原因所导致的），企业可能会采用诸如“垂直一体化”、“地理扩张”等方式来不断地扩大、甚至多元化经营业务，以避免损失。企业横向与纵向扩张的结果将造成多职能部结构下高层总经理不得不面临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决策困境，而这将使得总经理忙于运营业务而无暇顾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划、协调等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事宜。出于解放总经理的需要，多职能部结构逐渐被多分部结构取代。在新的组织结构下，企业将主要由负责专业管理职责的“中心办事处”以及以产品线或地区为划分依据的综合掌握采购、生产、销售等权力的诸多“分部”两部分构成。处于“中心办事处”的企业高层的管理者将从日常运营等战术性事务中解放，而专注于涉及规划、协调等战略性事务。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管理者从日常运营事务中的解放的是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得以正式确立自身在企业层级中的地位，其背后的深远含义则在于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张，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也实现了分离，现代经理式企业从而诞生。这从杜邦公司的结构转型中便可清晰地发现。这样一场“管理者革命”不仅表明了企业结构将会随着战略的改变而改变，而且还证明了只有对企业进行生产、销售以及管理的“三重投资”才能够产生企业在特定产品抑或行业的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是企业在该领域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的来源，从而成为解释企业间长期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企业的组织能力是使得企业获得市场的决定性因素。杜邦公司进军有机化学品行业以及本世纪初中国VCD企业新科在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的成功都证明了相比较于专利、广告等因素而言，组织能力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这种组织能力则来源于企业基于高效管理结构从而能够做出长远战略选择的管理者。

PENROSE：管理资源作为组织能力

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资源学派”的经典理论，因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企业的成长取决于企业能否继续挖掘其内部“尚未被利用的资源”。这一基本论点是建立在Penrose对“企业性质”进行界定的基础之上的。企业被定义为“基于管理框架下的资源集合体（Collection of Resources）”。因此，“管理”与“资源”便是理解企业以及其成长的两个关键要素。首先，企业是由包括物质、人力资本在内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作为留存收益、利润的某种形式将有助于企业扩大规模；其次，企业还是一个管理型组织。企业的管理者不仅对内部资源进行日常经营，同时也会从长期发展的考虑入手来寻找并利用潜在的生产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企业的成长。就这一层面而言，“管理”便是对企业内部资源在战略与战术两个层面上的综合。因此，企业的成长便取决于“管理”与“资源”能否实现有机结合。换句话说，只有当企业的“管理”与“资源”相协调时，也即能够有效使用资源，企业才能够形成自身的基础实力与组织能力。“任一特定时刻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仅仅代表企业使用其资源的方法之一。”因此，作为与Chandler处于同时代的Penrose，她的理论中“管理”的内涵与Chandler的是相似的。虽然Penrose也说过对资源的使用是通过“管理架构”的搭建来实现的，但是相比较于结构而言，企业的“内部资源”更具有根本属性，因为企业的组织能力正是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管理来实现的。

“管理”：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反叛

Chandler与Penrose的理论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企业理论”的一种批判与反思。相比较于Penrose而言，Chandler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在其《战略与结构》等早期作品创作时，他并不是有意站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对企业作为行为主体的忽略的立场上来著书立说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却在客观上比较详实地分析了企业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其自身以及内部属性对其行动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框架下，企业只是面对着特定产品或产业的生产函数-成本曲线的生产者。生产-定价是其唯一的职能。企业的决策就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均衡状态目标的指引下对生产收益与成本的被动反应。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在市场中企业被视作最小的、没有差异的“质子”。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作为市场中的微观主体，企业其自身的内部属性与特征同样深刻影响着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拥有形塑其所在市场的能力。企业所拥有的物质、人力资本以及计划、协调、分配这些资源的管理便构成了推动企业发展的内部力量，他们的综合便是组织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Chandler还是Penrose，他们都诉诸协调资源的“管理”作为中介以建构基于内生性因素的企业发展理论。而他们对“管理”的认识与Barnard在20世纪30年代中关于“经理人员职能”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Barnard认为组织本质是一种需要协调沟通的合作系统，因此作为组织信息流动的中心，职业经理人员的职责便是为了维持一种合作努力的体系而需要的协调，具体指：提供沟通体系；发挥促进作用以便获得必要的努力；提出和界定组织的目的。他说：“并不是在经理职位上的人员所从事的全部工作都与经理人员的职能有关，即协调其他人的活动，其中他们所从事的有些工作虽然也是组织工作，但却不是经理人员的工作。例如，如果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亲自出去销售本公司的产品或从事某些生产工作，这些就不是经理人员应该从事的工作。”由此可见，Barnard对于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员所具有的“管理”职责的界定与分析便成了Chandler以及Penrose等人在稍后的60-70年代重构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企业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正是对企业中所存在的“管理”以及由此衍生的组织能力的深入分析，Chandler等人的理论才区别于制度经济学框架下Coase以及Willimson等人的交易成本学说。虽然交易成本学说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某种反叛，但是当它指出企业作为一种区别于市场的资源、价格协调机制后，便放弃了从单个企业的内部进行深挖的努力，转而将“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

在Penrose，Chandler等人所开创的资源学派-能力学派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者又进行了开创性的努力。例如Teece便提出了动态组织能力（Dynamic Capability）的概念用以考察企业在动态环境下构建、重构其既有胜任力（Competence）的能力（Capability）。这些成果对于丰富“组织能力”在当代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