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锦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中央民族大学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3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一)：政治目的很明显

政治之作，政治目的很明显,个人觉得作为副委员长的费同志，写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中央提出一种可以安抚少数民族的理论......是古代“羁縻政策”的现代变种........by the way.....我们有老师说多元一体不是费孝通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吉林大学的张博泉教授提出的，被费委员长“拿”过去后，张博泉老郁闷了，但人家官衔压死人.......

居然说我的评论太短了，短小一点不更好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二)：多元一体，合而不同

1988年费孝通已经80岁了。但是这一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给Tanner讲座做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报告，也就是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蓝本却成为了他学术生涯晚年的又一个高峰。在这篇论文（以及后续其他研究者的论述中），他提到：

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务实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为“民族”，但是层次不同。

中华民族座位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他的论述不是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相反，他认为：

中华民族的发端是在距今3000年之前黄河中游出现的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不断壮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这个核心。它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的民族称为汉族，然后开始逐渐渗透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基础。

并且用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民族的发端是各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同时出现在华夏土地之上然后经历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分离、融合，小的民族集团不断消亡，大的集团的形成，并且逐渐在不同的民族中出现对于“中华民族”这个置于所有小民族之上的概念的认同，就是自在的民族实体的演变。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脉络对于反思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补充，那就是中国的情形和西方的未必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互动。长城的分界线也是农耕和游牧的界线。历史上不仅仅有北方的匈奴不断侵扰南方的汉人。同时南方的汉族也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北方的领域，有的转换自己的身份成为少数民族，有的则不断开垦疆域把农耕的版图拓展开来。至于统治中国的各个外族政权最后无一不被汉化的命运，费孝通也认为这是农耕文明对于游牧文明的驯化。因为一旦扎根下来，不断扩张的人口压力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让所有成功的政权都选择了农耕，并且连带接受了这个文化。

而这个问题的现实转变则在于，在从游牧向农业化的转变成功之后，在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新一轮的民族融合和共存的问题，能够从历史中找到什么借鉴呢？恐怕还没很多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原文：http://makzhou.warehouse333.com/2007/06/20/978/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三)：中问

全书以费孝通向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民族研究-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代序，以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香港中文演讲）、《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1990，国家民委研讨会）为导论。费先生言其研学之困，讲少数民族学不以民族学对等，任何民族研究都根植民族整体。两问有力。一，如何从于民族关系之上研究个别民族历史，同样，改变以"汉"为中心视角构全中国史；二，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是否意味更大程度的汉化，则其何以保有其"多元"，使共同繁荣不至为趋同。余下篇幅，引典复调，频频立场，不书。

略记中华文明之发端如下。

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东西文化区。其中中游文化序列为：前仰韶文化（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或称彩陶文化（前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其后可能约夏。下游文化序列为：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或称黑陶文化-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2000），其后可能约商。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文化亦然两分。下游文化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序列为：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400）-马家浜/崧泽文化（前4300-前3000）-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关系密切。中游则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序列为：大溪文化（前4400-前3300）-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000）-清龙泉文化或称湖北龙山文化（前2400）。长江中下游后期文化都受到黄河流域下游龙山文化渗入。

据考，“中国”一词始于西周，证现余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其铭文称：“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至春秋，中原称“华夏”，秦楚仍“夷狄”，战国七雄则以“诸夏”并称。孔颖达疏左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显夏夷限域、尊卑之别。

陈连开教授观点，秦汉时代中原大一统同期，北方游牧地区也实现了匈奴人的全面统治。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演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南北的地理界线以长城为始发。农民择良田居，“有家而乡”、紧守故土；牧民则逐水草。笔者以为，中原及北并峙，而绝非两立。农牧间依然依托中原政权馈赠/互市或民间贸易互通有无，常称“马娟互市“、”茶马贸易”。汉武帝时期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威武、张掖的设置扭转了牧攻农守的局面。

梁启超于二十世纪初曾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20年代，顾颉刚提古史观为“层累地造成”。1927年蒙文通撰《古史甄微》，讲中国远古族群可分江汉、海岱、河洛三系；30年代，傅斯年通过《夷夏东西说》指出黄淮流域各部落可东（夷与商）西（夏与周）二分；1943年徐旭升《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概括中国远古部落集团可三分为华夏、东夷、苗蛮。

笔者以为，距今10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间文化差异已逐步凸显，直至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华夏与华夷的五方格局，其中夏居中为“中国”，夷、蛮、戎、狄合东南西北，五方之民构之四海。进一步认为，1840是中华民族整体形成而尚未觉醒认同的时段，此间又可三分。分别为开端（秦汉、三国、两晋，前221-317-581），发展（隋唐、两宋、辽金，581-980-1271），确立（明清，1271-1840）。民族认同阶段亦可三分为1840-1911-1949-今。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代需要，那文明呢？

民族从来都不是空洞且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在的社会实体。费孝通先生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进行直接接触后认识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1]。1951年费先生参与西南访问团进行社区研究，这段经历打开了他对于中国各民族的认识和研究之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是他对于我国民族关系提出的一大重要认识。

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原始格局。中国考古学于20世纪50年代起获得的一系列突破研究，为论证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环境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新石器时代在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的生态条件优良，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先人创造具有特色的文化。自中国朝代建立，先人之文化又在朝代的更迭兴衰中不断传承，延伸出更新的生命力量，绽放了别样的时代火花。

汉族的形成无疑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汉族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从人口角度，汉族在1982年的总人口已经超过9亿4300万，占据中华民族总人口的93.3%；而根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汉族人口已达12亿86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11%。这种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让汉族在中华民族中有着相当庞大的体量，其在各个民族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从地域角度，汉族的聚居地区环境相对优良，以适宜农耕的平原地貌为主，许多联结各片地域的交通要道与商业据点中都有大量的汉人聚集，能够联结东西南北，通过一个个信息集散节点构筑起庞大的交通网络。大部分少数民族在地势地貌上没能如汉族一般占据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他们生活的场所以高原、山地、草场为主，经济发展方式上与汉族是不同的农业类型。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是汉族的农业经济，“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融入汉族之中”[2]。在学界中，其实对于汉族处于“中心”地位还是“核心”地位有着一定的争议。苏航提出，费孝通在中华民族一体理论中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史观是一种建立在各民族普遍联系这一“整体史观”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凝聚叙事模式[3]，将汉族作为“核心”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在各民族的联系网络中汉族作为支撑骨架的重要作用。

以汉族为核心向周围各族不断辐射，使得各民族出现融合的趋势，形成多元的结构。民族杂居和融合在中原的统一、北方民族的不断输入中达到了历史高潮，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相互充实的关系。随着经济中心不断向南方转移，各民族也不断向南迁徙，长江中下游的聚居规模逐渐增大，西部的民族逐渐向东流动，语言、风俗、服饰、饮食、传统文化都在逐渐融合。民族在融合中又清晰地区分了你我，于统一体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构成了丰富多元的内涵。这种“多元”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历史构建出的多元融合过程，更多的是在这漫长发展图景中，不断演变而生的一种现实多远而非历史多元的自我分化趋势[4]。

明了“核心”与“多元”的内涵以后，“一体”的结构也就变得清晰。汉族作为富有凝聚力的核心，将多元的其他少数民族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层次丰富、内涵多元的统一体。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各民族的实体中已然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意识，各民族意识作为基础层次，中华民族意识作为高级层次。高级层次的民族意识在基础层次的民族意识中起到凝聚核心的作用，同时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行不悖。该理论后来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多层次论。

在此格局下的民族认同有着丰富的层次，需要从对本民族的认同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两个层面分析。民族认同首先是对本民族的文化、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认同，能够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内涵和特色风俗，保持认可的基调，从而形成鲜明的民族认识，进一步做到认同。这种认同过程带有高度的自觉性。在认同了本民族身份以后，这种认同感上升到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认识到自己的民族隶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构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元素。

民族认同在当前需要与国家认同相联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多元一体格局视角下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主题。“民族”与“国家”在概念上都具有统一集体的内涵，具有相似的特征，也有一定的差异。想要弥合两种认同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华民族认同”这一中间环节[5]。

但是现实问题就是，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认同越强烈，反而不利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上升，这是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这也是我想谈论的一种缺憾。如果说之前的段落是在迎合时代要求，作为少数民族，我想说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原文里这一段以后其实是大篇章的夸赞和歌颂历史功绩，同样我也是发自真心写下那些话语，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我想说的应该更多。

我的民族，侗族，或许不算一个太知名的少数民族，我们自己的民族服饰也并不能说有多亮眼，没有蒙古族藏族的纹饰，没有苗族彝族那般精美的挂饰，朴素的蓝色衣裳，纯粹的笑容其实就够了。侗语在我们本地几乎很少被使用，会说的人也只存在于非常老的一辈之中，加上侗语并没有成体系的文字，极难被记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说方言和普通话，不会想到要说侗语，毕竟也不会。其实我并没有深刻地想过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我们已经彻底奔赴在汉化的路上，再也无法掉头。

身在民族院校，少数民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重视，大家会问，“啊，你是少数民族的呀！”，不过对话也往往终止于此。那些颜色鲜艳的民族依旧广泛地被人们记住，学校拿作品出去展演，主角也常是方便挖掘内涵的、拿的出靓丽东西的民族，然后再反复把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一层一层刨出花，鸟，鱼，走兽。更多的民族隐藏在社会秩序中，我们没有艳丽的颜色，我们没有强烈的宗教依附，淡淡在民族画卷上点下一笔仿佛就是我们的宿命所在。这样是安全的，没有力量抗衡的，但我安慰自己，有些文明并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在选择中被遗弃了。

我对民族学的了解并不算多，很多事我也并不愿意去妄言。我知道有人在保护，有人在铭记，有人在风雨桥上不断穿行，有人在力争为残存的文明修补岁月带来的一次次痛的裂缝。我想知道，我们的神，萨岁姆妈，你依旧在山林间保佑路过的侗寨男女们吗？

而我无力对抗，只能简单地思索我们的历史，片刻地回想文明深耕的影子。我不知道那片影子下的土壤里，是不是还有着等待发芽的种子。也许它在梦里开着花，但至少现在，我只能看见光秃秃的田野，文明的泪水无力浇灌这片荒原。

注释：

[1]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2]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3] 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40期。

[4] 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54页。

[5] 王婧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角下民族认同与国家关系认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2012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