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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1000字

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1000字

《金明馆丛稿初编》是一本由陈寅恪 著 / 陈美延 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3.00元,页数:4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一):陈寅恪的文章体式问题

胡适之在日记曾记道:

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见识、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

又其曾致信陈氏云:

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

另外钱宾四对其文的评价则是: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的信谈的是”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着重在于文体与格式,同胡适是一样的。陈寅恪应该不止一次听到这种批评。陈氏对胡适的回复是什么,今日也不得而知。但据作者的生前愿望是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此中真意似可揣摩。

陈先生在现代学术的意义及其范式意义(方法论的启示),前人早有论定。

《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二):陈先生的书中最喜金明馆丛稿

无论是初编还是二编,都是我最喜欢的史学著作之一。其实二遍已经不能称其为严格意义的史学著作了,多是一些书信、序言之类的小文,但是细微处还是见真功夫、真性情、真境界。不过,论到陈先生的天纵之才,我觉得还是初编体现得更加充分一些。很多学者也许会认为陈先生的一些结论并不够严谨,但是那种惊采绝艳还是令人印象深刻。我觉得陈先生更加像一个贵族式的才子,他的博雅,他的灵性,以及他的傲骨,他的坚持,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单论文章,我觉得本书中陈先生写的《桃花源记旁证》这一篇小文实在是很有意思。这个真的是他“游于艺”之作,那种灵动的才思表现无疑。虽然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经撰文对陈先生的这篇文章进行过商榷,而且我也觉得唐先生说的话有道理。但是两位先生在撰文的时候的感觉是不同的,虽然我觉得唐先生也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他是一个更加纯粹的历史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抱有更加严谨的态度。而陈先生,则是读书偶有意动,随手挥洒自己的才情,看了让人会心一笑。另外,本书中我还喜欢一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看到南方地域社会对于政局稳定的力量,看到东晋政治初期对于诸多势力的调和,这些对于今天的学者来看似乎很自然,但是在陈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敢说发千古未发之覆,也是一种很难得的洞见了吧。至少我在看《二十二史考异》的时候,赵翼就认为《晋书》对于王导和陶侃的评价有失公允,对于王导评价过高,而对于陶侃则贬低过重。赵翼身为清人,自然是难以体会当时贵族政治的种种标准,可是陈先生却又那种跨越千古,与古人对面的眼界,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敬佩。

《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三):读《金明馆丛稿》偶得

关于陈寅恪先生论述逻辑之平顺,材料引用之详实,自不必多言。

以下想就陈寅恪先生论述之讹误,做些说明:

1.《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陈先生亦征引太平道与上清道之材料纳入研究范围中,似有将此三者混为一谈之嫌。主要原因在于,道教一直被认为升仙得道之法术,而被学者忽视,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民国时,也就是陈寅恪那个时候,道教研究刚刚起步,有很多浅漏和错误,在所难免。

推荐看刘屹的《神格与地域》及其他论文,基本能代表道教与地域关系之最新研究。

2.

此言论出于《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想见陈先生推崇士大夫仁义礼智信之品格,书生意气蓬勃。但将魏晋朝代之更替只归因于阉宦与士大夫阶级争权之斗,未免有失偏颇。 3.《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陈先生认为前期自然观与名教根本无法调和,只有对立的一面。但考察前期玄学名家何晏、王弼等发现,此等人虽宗奉道家,而存有一部分,仍以孔子为大圣人,以其学说为思想之正统:“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亦提及过,而陈先生曾为此书作过两篇《审查报告》,似乎没有吸取《哲学史》中的思想观念。 推荐论文:贝京、王攸欣《陈寅恪的陶渊明研究述论》。

《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四):高山仰止

不见识深刻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肤浅,现在读书氛围浓厚了,也常听人谈读书、谈历史、谈文学,对不起,绝大多数都是肤浅浅薄至极的,疗治这种肤浅病的良药,就是陈寅恪先生这样的真学者了,先生偏又极谦虚,著作多名以“稿”,其意是仅以筚路蓝缕之草稿自认,而不敢以传之后世之著作自居。 是书收入先生20篇论文,从汉末三国到隋唐,篇篇发人所未发,篇篇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如论孟德求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说到底,名为求才,实则篡汉。再如论宗教传播,“自来宗教之传播,多假医药天算之学以为工具,与明末至近世西洋之传教师所为者,正复相类,”天主教会多兼办学校医院,是我们所习知的,以兹上溯中古佛道之传教,恐怕极少有人能如此比附索证吧。 是书第一篇《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给我的震动最大,此文主旨在于宗教与地域的关系,在考证中,先生谈到了宗教与朝堂、氏族的关系,宋文帝刘义隆之死即因其子刘劭与天师道徒严道育之谋,南朝大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义兴周氏、丹阳陶氏、吴兴沈氏等也均是天师道世家。年少时读黄易《大唐双龙传》、《边荒传说》、《覆雨翻云》,魔门与正教之争为其主线,而魔门派别若阴癸派、花间派、邪极宗、补天阁、真传道、天莲宗、魔相宗、灭情道等往往寄宿于朝廷,或大臣,或帝师,或嫔妃,或阉寺,伺机而动谋以一己之意志影响历史之进程,原本以为此不过小说家言,姑妄听之聊供一乐,但读过先生此文,细思极恐,历史的细节不但真实,而且轮回。 三联这套书品质很高,其中有先生部分手稿的照片,手写稿件与电脑输入对于文章格局、风格、体例的影响很少有人去评估,我觉得电脑太方便了,随时可以修改,造成现在的学者对文章的格局体例思考甚少,习惯于“写一步看一步”,往往造成脉络不畅、语言繁冗、枝节横生,博士们的论文越写越长,学术价值、可读性却越来越差。易中天曾撰一文《劝君莫谈陈寅恪》,其中说到陈先生的作品不用担心盗版,毕竟没有哪个小男生和小女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稿》或《柳如是别传》。知道陈先生的人很多,谈论他的也不少,但真正读他的书还读得懂的怕是真的不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可从他的书里体验到,只不过,这类书读多了,往往读着读着就读成了孤家寡人,有不但自己感觉孤独而且被他人孤立的危险。

《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后感(五):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和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小结

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和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小结

陈先生将《桃花源记》的历史叙述放在刘裕入关灭后秦之时,此刻正处于战争时期,陈先生自然会将坞堡放在战乱的背景下,而忽略了坞堡除却流亡集团所建,躲避战乱外,尚有为朝廷所立防御外敌之用。唐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所叙述的背景当在和平时期,是百姓为逃避沉重赋役,所创作出来的理想生活。他指出类似于《桃花源记》的多种版本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并无涉及到战乱(①刘叔向·异苑: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入穴,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 ②雲笈七籖·神仙感遇传:蜀民狩猎,群鹿骇走,追之,但见城市栉比,曰“小成都”。 ③ 庾仲雍·荆州记,湘州记:元嘉武陵蛮人射鹿入石穴,逐之,穴旁有梯,因上,即豁然开朗,别有天日。④ 太平寰宇记·彭州九龙县条引周地图记:元嘉九年,樵人射鹿,进入石穴,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只是显示出百姓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生活。

关于“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之中所论“秦”是何时。陈先生既已将桃花源背景置于刘裕入关时,便指出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唐先生观察到陶渊明附于《桃花源记》后的一首《桃花源诗》,其开头所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认为陶渊明承用汉代以来“过秦”的议论,非实指所谓符秦;又根据其诗通篇无逃避战乱的词眼,便将所避之“乱”归于繁重的赋役,而非兵乱。

桃花源所处之地,历来多有附会。刘裕灭后秦,羊松龄奉左将军朱龄石命前往关中祝贺,而陶渊明与羊松龄有交。陈先生疑其简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而其途又有“桃原”之地名,便认为《桃花源记》取材于此。唐先生指出:“若故事发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类似于《桃花源记》的有多个版本,既有故事发生在武陵,也有出现于蜀地。陶渊明写这篇文章时,必有所根据,或许其听说的传闻,故事便发生在武陵;也有可能武陵乃虚指。《搜神后记》所载的《桃花源记》有注云:渔人姓黄名道真。唐先生指出黄姓颇有蛮族嫌疑,同时武陵为蛮族聚居地,进一步认为如果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现异境者是蛮人或者具有蛮族氏姓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传说,而蛮族不断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压迫,逃入山中,所以其创作出来的此等传说便恰好反映出他们的诉求。

唐先生还通过观察《桃花源记》中百姓的生活方式,揭示出其和避兵集团的坞壁生活是不同的。由宗族部曲所居之坞壁,坞主为最高的领导者,坞主掌握着所占有土地的分配权和流民的人身支配权,流民在获得土地的同时,也承担着赋税和随时作战的任务。而《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百姓完全是自由民,不从属于,隶属于某一个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没有丝毫的剥削与压迫。

因此,与陈先生所云《桃花源记》中的百姓是为了逃避(苻)秦乱,聚居桃原或檀山之坞堡生活而有不同看法的唐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所写的是那种没有剥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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