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娜读后感精选

《亲爱的安娜》是一本由卢然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一)：和伊卡洛斯一起飞翔

这本书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有空了写个作文。

暂时想法是适合明白自己的safe weight并且不太想恢复或者已经恢复但是想要寻根溯源的人看。不适合寻求政治正确的，不适合anti- narcissist，不适合胖子。

我能感到作者已经在妥协些什么了，不然这本书根本就不会被那些骂她的人看到，如果她将此推到极致我想她会飞的更高但也会坠落。

P.S.恶毒猜想：至于那个ED恢复博主，你怎么知道她已经恢复了呢？说不定她就是那个anorexia fetishist但表现反对姿态的伪君子。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二)：可以读，但没必要

《亲爱的安娜》是一本真实到残酷的自传体小说，作者的心路挣扎其实在告诉我们，厌食症不是对食物失去了控制，而是对自我，对边界，对食物背后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本书读起来让人很难受的点在于作者自我意识过强到自恋的程度，让人想要保持距离。

我认同这本书是需要预警的，不过在当前缺少分级的书影音环境下，这并不是作者的问题。

但是，在读完这本书以后看到作者本人在社交媒体上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对其他女性进行身材羞辱荡妇羞辱（原内容无码），我确实有点想把这本书给吐出来。关于厌食症的好作品不少，不差这一本，可以不读的。而本书是一个自我意识如此之强的作者写的自传体小说，我不想也不能把对作者和书的评价分开来。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三)：【新书首发】这个时代女性最无可避免的焦虑

12月13日，《亲爱的安娜》新书首发式在北京南锣书店完美落幕。

本文是活动内容纪要。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表里两面。表面就是一个女孩与厌食症的故事，但如果抛开这个标签来看，它其实只是一部成长小说，是关于一个女孩从17岁到24岁这段时间离家上大学、开始独立生活，追寻自我和自由的故事。只不过主人公的敏感和自我意识让她过早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对此进行了反抗，而反抗的方式“不同寻常”——她选择了一种变相自我攻击的形式，想要通过控制体重来控制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悲剧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今天的主题是这个时代的焦虑。不知大家是否理解，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在高中时、初入大学时面临的焦虑感或许要比现在更严重一些。就我们85-92年之间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多的选择，即使是在北京的重点高中里，对于不搞竞赛、也不是早早开始准备出国的普通学生而言，高考几乎就是独木桥了。我们的主人公陶芷衡所处的就是这种环境，表面上是“好学生”却感到格格不入。她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种反抗模式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她在青春期时身处于一个保守高压的环境，对“美”的诉求被压抑，对自己的身体又感到厌恶和无法自处；

其二，她有一位很爱她但是同样要强、保守、控制欲很强的母亲，这位母亲希望凡是都为她作最好的安排。在她高考失利、错失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后，她去了一所香港学校，进入了母亲选择的专业。虽然不满意，但她还是接受下来并好好学习，却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重心，非常虚无。

然而后来她发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这就是——

其三，她找到了德国哲学，尤其康德的“自律即自由”和费希特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康德说，随心所欲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制定自己的道德律并遵从它。费希特的意思是，自由不是在于环境，而是关于内心，内心自由才是真的自由。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发现，她可以一边违心地做着环境要求自己做的事——留在自己不爱的专业和学术方向上，拿高GPA，读研一定要去美国而不是欧洲；一边在私下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用极端减肥的方式获取掌控感。表面上这个决定是在一些学业和感情的挫折后发生的，但这些只是trigger（刺激因素），真正的原因是她无法面对的失控感，成绩和体重是她那时惟二可以控制的东西。但之后的情节却变成了她被疾病控制的黑暗经历。之后的情节比较复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关于厌食症是如何影响了她和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如何在某些时候像是“帮助”了她，更多时候却是“毁掉”了她。

2. 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

小说结尾是开放式的。主人公下定决心与“安娜”分手，说出了我要离开你。但下决心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后面可能还有许多挣扎、痛苦，这还远远不是一个战胜疾病、立地成佛的故事，写到这里也是为了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白。

3.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

《亲爱的安娜》初稿写得很早，是我2012年去美国读研之前的夏天用一个半月写成的。当时的时间线只写到书里“奇迹年”这一章前面，也就是现在的一半。2013年我才将后半部完成，开始在豆瓣阅读上连载则是2014年6月的事。这几年收到过很多读者的私信，一些人说“希望看到实体书”，我也找过其它出版社，但当时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大多数编辑认为这个题材过于小众，中国市场不能消受，所以一直搁置在豆瓣上。

2018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从未谋面的线上的朋友忽然去世了。她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很多人仰慕的对象——一个聪明、善良又乐观的女孩子。虽然没见过面，我在美国时也和她交换过明信片。知道消息那天我正好在香港，回访了七年前读书时住过半年的公寓，就在往回走的路边收到了她的死讯。这就是第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当时我非常震惊，因为那个时间、地点可以说是充满巧合，宿命般地让我想起了这些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那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有生之年，希望能将这部小说出版。

18年下半年我又对《安娜》进行了修改，把现在的第一章和结尾的时间线加了进去。2019年9月，行距的刘诗瑶老师在豆瓣看到了这本书，找到我谈了一下，让我对纸质出版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也在她的建议下，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大改了一遍。如果加上出版前的修改，这本书的版本已经更新过六次了。

今年夏天，东方社的直子老师“发现”了这本书，令我吃惊的是，她和她们社的领导、同事都很喜欢——于是很快就把合同签了下来。之后就是辛苦的排版、看清稿、设计等工作，终于在四个月后让这本书和大家见面了。《安娜》能如此顺利地出版，要感谢许许多多的朋友，如果没有这本书，今年将是更艰难的一年。

这并不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它对我的个人意义非同寻常，可以说是“惨烈的、不可重复的人生试验的产物”。今天到场有一些多年的朋友，想必对这句话有更深的体会。前两天拿到样书，我联系了之前提到的那位朋友的家人，将小说寄了一本给他们，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4. 很多读者在问，这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至于是否自传的问题，这部小说可以算是“自传体”，与日本文学中的“私小说”和西方诗歌里的“自白派”有类似之处。但小说毕竟不是纪实文学，不能等同于自传。我更期待的是大家在阅读时能排除标签的影响，回到文本和其中的个体意识来。无论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果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某种共鸣甚至动人之处，那就是令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5. 书名为什么叫《亲爱的安娜》？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这个标题，觉得既没有观点也没有态度，看上去像是一本言情小说？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唯一的坚持是不能改题目。因为安娜是所有书信的收信人，也是这本书的题眼，如果换掉题目，就失去了一多半的意义。

“安娜”是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的代称。全书由主人公陶芷衡寄给“安娜”的一封封书信串联起来，“安娜”其实代表着她头脑内存在的厌食症的人格化的声音。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书中也提到国外的一些进食障碍论坛上，有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的女孩子们互称“Ana”，有暴食清除症（Bulimia nervosa）的女孩子们互称“Mia”（相当于中文语境中的“兔子”），当然现实中二者也可能是交替的，界限不明显。

6. 所以才说这是一场以“瘦”为名的角力，一场精神对抗肉体的战争。那腰封上写的“一段追寻自由与美的旅程”该怎么理解？

这个问题我们在封面设计时有过讨论，本来是想改成“一段追寻所谓自由和美的旅程”，但最终还是去掉了“所谓”——故事虽然是悲剧，但追寻自由和美的确是其初心。主人公想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抗对命运的失控感，这是为了“自由”；同时想通过减重而成为更好的自我，这是为了“美”。但是这样的初心却让人越过了界限，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书中除了斯多葛主义和康德，也提到主人公对德国浪漫派哲学中“死亡”和“自我消解”这些概念的沉迷。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确有一段歌颂死亡与病态美的时期，一位著名诗人诺瓦利斯说过，“真正的哲学行动就是杀死自我；这是一切哲学的实际开端”；以及“对生命的爱就是对死亡的爱”，然而，这些浪漫主义的隐喻都是有其语境的。（现在听起来或许比较中二，但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试图用书本知识简单粗暴地指导人生的阶段。）对于敏感，渴求美和自由，却对家庭的控制不满，对学术和体制又感到幻灭的主人公而言，文学和这种原型的美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当她试图用自己的肉身将其付诸实践时，这种悲剧的结局就是可以预见的。虽然她最终仍会骄傲地说出“我输掉了战争，但从未后悔最初的选择”，但这一选择的代价是沉重的，不仅忽视了疾病到来时的暴风骤雨般的不可控性，也忽视了它对正常生活的破坏力。当你被疾病控制时，你就不完全是你自己了，追求自由的结果反而是失去了自由。

你也可以把追求“自由和美”却遭遇了失败视为一种反讽。但结尾主人公毕竟说出了“我要离开你”，这时她改变了这份初心了吗？我想并没有。当然，这些微妙的部分还是取决于读者如何理解。

7. 若有人称这部小说浪漫化/美化疾病，不那么政治正确——这也是我在拿到稿子时最初担心的问题，作为作者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和上一个问题是相通的。我的答案很直接：将疾病作为标签来炒作或者浪漫化，或是僵硬地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病理现象来讨论，都不是本书的写作初衷。

在后记里，我提到过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小说是道德评判悬置的疆域”（《小说的艺术》）；这是什么意思呢？小说家的任务是讲故事，而不是下结论，也不是迎合社会的道德标准。这个个体叙事可能是沉重的，阴暗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但却是可以引人思考的。文学的意义并不是像政治学、社会学、医学那样，一定要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某种正能量的“结论”才行。很多小说在这方面是饱受争议的，比如《飘》算不算支持南方奴隶制？《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是否算是美化出轨？《洛丽塔》是否算是浪漫化了恋童癖？至于我自己感兴趣的德国文学，黑塞的《荒原狼》写的是一个孤独的“狂人”的故事，《魔山》则写了一个病态年代的疗养院里一群病态的人的故事，托马斯·曼借这类人之口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爱”……在这些情况下，读者们要思考的，首先是文学本身的意义，然后才是它所代表的“社会事件”。是否要把政治正确的标准等同于文学的标准？其次，“病态”是否仅仅是主人公自己的事，还是和时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都不是小说家要去教育读者的，而是读者自行去判断的。我相信我们的读者是有眼光的。

说起纪实文学，有一本描写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书《饱食穷民》，引用了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话，将这些女性进食障碍患者比作“煤矿里的金丝雀”。原话是这样：“以前煤矿工人们下井时，都会带上一只金丝雀。因为金丝雀对缺氧环境十分敏感，所以能够替工人们预测危险。现在这些患有进食异常症的女性就像金丝雀一样对时代和社会病态环境敏感地做出了反应，向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女人们发出了警告。”虽然写的是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但和如今的中国社会也有不少相通之处。在讨论这本小说时，不妨也从这种角度理解。

8. 既然如此，你认为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最后想说，之前有一类批评，说“分享个人案例需要具有正面的社会价值”。写这本书的目的固然有社会意义，但并不仅仅是为了“分享个人案例”，更多的是纪念个人生命中失去的十年，以及出于对文学本身的爱。（如果只是为了分享生活，直接去b站和抖音拍视频，其实可能比写几十万字再修改六遍容易一些？（笑））较之成为网红，我更感兴趣的是把这本书写好，也希望假以时日，大家能看到它的争议性题材背后的文学价值。一定要讨论社会意义的话，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消除大众对心理疾病的误解，为经历过类似挣扎（不仅限于进食障碍，还有其它类型的精神危机）的青年带来安慰和希望，那它的意义就不仅是私人的了。当然，有人能将《安娜》和《洛丽塔》相提并论，那是我的荣幸，大愧不如。

外貌焦虑不是这本书的全部主题，但它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些年轻女孩走向进食障碍深渊的诱因。这也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挖给人们的“陷阱”，世界由于大众传媒而日趋扁平化，人们很容易看到比自己“更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从而各种焦虑和压力都不期而至。而容貌和身材更是人最容易被judge的“第一印象”。对于女性，这种无形的压力又比男性更多一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美国大选的闹剧尚未结束，就有公众号po出拜登小女儿的照片，她也是一名设计师，开始与伊万卡比较，“谁是更美的第一千金”。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就很可笑啊，如果是两个男孩子，新闻媒体介绍他们的第一篇文章会不会就是比较容貌？如果说“谁是最美的第一公子”大家恐怕就要诧异了。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潜意识里对性别的区别对待，女性无论是设计师、艺术家、政客、商人，只要“出头露面”，天然地就会遭遇外貌评判。而男性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就要少一些。

应对这种压力，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会越来越意识到什么对于自己是重要的。即使是对于文艺界、体育界的名人，可能会有相关的外貌标准，但这些也应该排在演技和实力之下。对普通人而言，我们更应该知道自己人生的重心在哪里——没有什么是永久长存的；年轻美貌固然值得羡慕，但即使没有它，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是否足够了？美不美是否有那么重要，是否影响了我们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去追求幸福？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超越表面价值的过程可能是艰难的。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你会看到他人的眼光只属于他们自己，你的价值在自己心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特意去读了一遍上野千鹤子教授的《厌女》（笑）。书里有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观点，可能总结得不完全，但大概是：男性的厌女症表现为过度自信和内部团结，就好像“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般的团结；女性中的厌女则表现为同性相斥和自我嫌恶。小说的第二章也描述了主人公类似的自我嫌恶的心理：在青春期无法和自己的身体和平相处，一边对游泳课上男生的打量感到难以忍受，一边羡慕身材更好、体育更优秀的女孩子。到了大学，她对喜欢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嫉妒的心理（所以现在看来未必是喜欢），嫉妒对方可以不必像女生一样太过担心脸和身材，只要性格好，学习优秀，就可以拥有人格魅力和好人缘。这是诞生于一切关于“男性凝视”的理论之前最原始直观的感受，即男性永远在凝视中拥有主动权，而女性是被评判的角色；久而久之，女性也开始了互相评判和自我批评。这固然不是这个故事里进食障碍的主要诱发因素，但无疑是一剂催化剂。

我想，也许很多女孩子都在青春期乃至成年之后，都经历着相似的身体羞耻，不能与自己的身体好好相处的不适感。也因为这种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渐渐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排斥。今天有一位有事不能到场的朋友，我们上周刚见了次面，可以说是“相谈甚欢”。她在我眼里就是那种与大地、水源、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连接得特别好的女孩子，她的美就是明眸皓齿，生动自然，让我觉得自惭形秽。也许我们确实离这种健康自然的状态越来越远了，所以现在才会有很多心身障碍的问题产生。

（另外：《饱食穷民》里举的例子，越是敏感的女性，这方面的自我意识觉醒得越早，其压力就越大）

不过，说女性之间不存在牢不可破的纽带，这一点我是不完全认同的。今天到场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看了一下，大多数是女性，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或多或少自发地关心这些问题，无论是否走到偏离常规的方向上，偏离了多远，也许我们都暗自思考过这些问题。无论是文学还是对话，其核心意义都是将这些生命中的隐秘联系，包括黑暗与伤痛昭示出来。

这里我想引用《不能承受之重》作者，社会学家苏珊·鲍尔多的一段文字，它几乎就是主人公的一幅侧面画像：

年轻的厌食症患者通常认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饥饿。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永远无法以符合她的严格要求的方式完成她给自己定的任务。她受对立和矛盾的期待和要求的折磨，想在学生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出色，而在成为一名成年人的过程中，又不知道该在何处发挥自己的能力，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典型的情况是，父母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她能有一番作为（外形上也不能差），但却替她做了许多重要决定。……

鲍尔多的书还提到了诠释神经性厌食症的三种“轴”和文化分析范式：二元论轴（柏拉图-奥古斯丁式的精神/意志战胜肉体/本能，“瘦”作为自控的典范）；性属-权力轴（青少年患者害怕成为“性成熟的，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渴望保持瘦削的中性化形象作为潜在的女性主义抗议）；以及控制轴（缺少真正的权力和自由，而从饥饿和重塑身体中寻求控制感和成就感）。如果你仔细读陶芷衡的故事，会发现她的例子和三者都有沾边。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自己的焦虑”的经典失败案例。

【其它性别案例】进食障碍也不一定只和女性相关

Walter Issacson的Steve Jobs传里就提到了乔布斯年轻时的进食障碍：

乔帮主年轻时是一个嬉皮，在从印度回来之后就迷上了素食、禅修和断食，书里说他有时会断食一周，有时只喝胡萝卜和苹果汁；也跟很多人宣扬纯素veganism和果食主义fruitarianism. 但有时他也会非常饿，于是跑到周末朋友举行活动提供免费食物的素食有机农场，一口气吃掉大量食物，然后去厕所吐掉，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其实乔布斯一直到后来都保持着只吃健康clean food的素食习惯，对于食物非常非常挑剔，直到被诊断出癌症，为了补充蛋白质他才开始吃鱼类。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推测，严格的饮食控制乃至进食障碍和他性格里的完美主义、强迫倾向和强烈的控制欲——从自我控制开始——相关，而不一定和性别相关。

有一份英文资料收集了这本传记里所有提到乔布斯饮食习惯的文字，我以前还转到过豆瓣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头来看看：

http://www.westonaprice.org/health-topics/soy-alert/ivegetarian2-the-eating-disorders-of-steve-jobs/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95421860/

这是一个事实。尽管相应的新闻报道这几年才出现，但这个现象并非“小众”。我在后记里引用了《洛杉矶时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国进食障碍率增加，发病人数已赶超西方国家”，也被一些中国媒体转述。那时正是《亲爱的安娜》遭遇广泛拒稿的时期（笑）这个现象似乎是这几年才渐渐进入大众视野，被媒体重视起来。

一些研究表明，在所谓的“新兴经济体”，这一类心境障碍的发病率和GDP增长正相关，其中大城市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更深的、教育程度偏高的年轻女性偏多，听起来是在复制西方的模式。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认为抑郁症、进食障碍这些只是某种阶层的限定产物，在美国这被称作white girls' problem，好像是衣食无忧者的病。其实这种印象是错误的。我曾看过其它的社会学研究说，在美国黑人和其它有色人种的女性出现暴食症的概率并不比白人低，只是白人经济条件普遍好一些，会因为这种病去昂贵的私立心理诊所，而穷一些的黑人可能根本没能让自己的数据进入统计数字。

在中国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食物的可得性比美国丰富（我们的便宜食物也不会都是致肥的垃圾食品），审美上也没有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极端。但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越来越平等地受到媒体的影响，经济和信息的鸿沟都很难限制“减肥”这一信息的传播，人们的身材和相貌焦虑也变得日益突出，也不仅限于年轻人和女性。不过，因为每个人的患病模式、个体故事都是不同的，一言以蔽地归因于减肥和爱美，其实未免过于偏颇——至少本书主人公就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她更多是受惑于“理性”，认为理性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