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诞生》读后感100字

《语言的诞生》是一本由[美]丹尼尔·L. 埃弗雷特(Daniel L.Everett)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4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言的诞生》读后感(一)：这真的是科普读物吗？

【太长不看版：本书使用了大量语言学、古人类学以及医学术语，如果没有相关方面基础知识，未必有能力能啃下来。】

我本来以为读不下来是我自己的问题，读了开头之后就放一边，期间把讲古人类进化问题的《想太多的人类学家》读完了，有了相关基础知识之后，又把第一章看了一次，才看明白了些。作者行文里除了一些“符号”“象征”“递归”这样的基本语言学术语，也引用了很多自己定义的概念，比如“文化”、“暗物质”，还有什么“微观进化”、“宏观进化”、“遗传漂变”、“种群瓶颈”、“鲍德温效应”、“分子钟理论”，期间不乏用一种术语来解释另一种术语的情况。而在第二部分人类对语言的生理适应更是使用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和发声器官的专有名词。对于第一次接触这些知识的读者来说，要真的把这些都消化完，实在有些强人所难。这和封面以及推荐语给人“这是一本平易近人的科普读物”的印象未免有些相去甚远，毕竟网上买书的话，很多时候看到封面和标题就冲动下单了，买回来才发现读不下去而束之高阁，实在浪费资源。

最后，书里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关于语言进化最简单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象征符号发明之后，通过自然渐进的过程逐渐出现的，而人类大脑和文化的逐渐进化使象征符号的发明成为可能。

2.语言的核心是象征符号，一旦人类开始使用象征符号，就代表语言诞生了，语法在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中既不是最先出现的也不是最后出现的，但其出现必然要晚于象征符号。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证据：在人类互动中，意义第一，形式第二。语法的确有助于意义传递，但语法既非语言意义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3.语言是一项发明。人脑并不是专为语言而运作的，就像它不是专为制造工具而运作的一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都影响了人脑的发展，使其更能支持这些任务。人脑也没有特定的属于语言功能的区域，大脑的记忆能力为语言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没有记忆就没有语言。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但语言需要一套特殊的记忆，而不是随便什么记忆。构成语言基础的各种记忆是感觉记忆、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

4.综上所述，大约在六万前左右，直立人便将语言引入世界，由于大脑和发声器官的限制，直立人的语言和现代人可能存在很大差别， 直立人和智人发音器官的主要区别在于舌骨和人属出现以前的退化器官，如喉部中央的气囊，气囊使直立人发出的许多声音比智人的模糊。同时，直立人的语法可能也和智能有很大差别，但语法并非语言必不可少的要素，缺少语法有时候并不影响语义在特定人群中的传递。

《语言的诞生》读后感(二)：弘毅读书|《语言的诞生》（2020，丹尼尔·L. 埃弗雷特，中信出版集团）

领读：王亦斌、刘锦涛、王玮振

弘毅学堂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

一、引言

大家好！今天由我们为大家介绍《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故事》。

作者将语言称为一种发明。什么是发明？作者说：“发明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比如电灯不是爱迪生完完全全自己发明的，他的工作是建立在200年前富兰克林电力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人发明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创造力、想法、早期尝试及其所在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项发明都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语言也是如此。语言，是我们复杂的大脑在文化层面逐渐塑造而来的。”可见，作者非常强调文化对语言形成的重要性。

实际上，作者的这种观点驳斥了另一位被普遍认可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乔姆斯基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人脑有着一种先天遗传下来的特定属性，没有这些属性，人脑的语言系统就不可能发育成长，它是人脑的初始态，并成为人类学会使用语言的内因根据。普遍语法可以看成计算机的硬件或者软件，乔姆斯基断言，人类先天就具备了学习某种语言的能力，即语言习得机制，并认为语言的诞生是由于大约5万年前到10万年前的单个基因突变而产生的，这种基因突变使得智人拥有了建构复杂的递归句子的能力。*

通过以往的证据，的确可以发现“普遍语法”和我们日常经验有相符合的地方，比如世界上许多语言之间有类似的语法和习惯等。那么作者为何会驳斥这样一个看似已经相对成熟的理论呢？这需要从作者在亚马逊雨林几十年的经历讲起。

相关纪录片《幸福的语法》

作者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巴西亚马孙州的皮拉罕人聚居的村庄，十余年里，皮拉罕人的生活态度不仅改变了他的信仰和生活，还带给他一些奇特的发现，比如：

一些音的发音依说话者的性别决定；

没有数字，只有“很少”“很多”之类的描述词；

没有关于颜色的抽象词；

一个词汇同时可用于很多不同的意思，只是语调轻微的变化；

皮拉罕语可用口哨或哼唱交流；

最重要的是，皮拉罕语的句型结构极为简单，不存在递归的复杂句子。

正是这样一种语言，作者发现了和“普遍语法”理论矛盾的地方。乔姆斯基说，基因让我们拥有建构递归性的能力，而递归性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基础，可是现在这种语言却没有递归性。因此，面对无数争议，作者正是要反驳语言诞生于基因的说法。作者强调的是文化的塑造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从而有了语言的进化。而本书正是作者主要观点的阐释和论证。

二、主要观点

这本书主要展示了以下观点：

（一）以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为模型描述语言诞生和进化过程，即：语言进化过程是符号演进过程，从指示符号至象征符号，再至抽象符号，抽象符号的线性组合产生语言。

（二）语法的进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线性组合结构至层次结构，再至递归结构。语法的复杂性程度由文化决定（至今依然存在线性组合结构的语言，比如皮拉罕语提供了一个反例，没有递归结构，并没有遵循乔姆斯基所说的普遍语法），语法不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不是语言天赋的特征。

（三）在强调语言产生依赖于生物和文化因素协同作用的同时，更加突出文化的重要性。

（四）在考古证据的基础上，论断直立人拥有较高水平的文化和抽象符号，大胆推断直立人是最早拥有语言的人属物种。

……全文见“摩登语言学”

《语言的诞生》读后感(三)：被发明的认知：作为文化迁移的语言演化

埃弗雷特的《语言的诞生》是非常出色的一本探讨何为语言的书。

豆瓣上的评分相对较低的原因恐怕有两点：

1，乔姆斯基的“UG”在狭义上，仍然是语言学的“主流认知”。

2，这本书的专业性和出版商的普及性介绍严重错位。

尤其是这个普及性的出版定位，跟这本书所涉猎的领域的专业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完全不匹配的。

如果读者秉着一种阅读塞缪尔《语言学的邀请》这样的专业普及读物，甚至再进一步，是阅读克里斯蒂娃的《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或者是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这样已经是语言学内部知名的学术著作的心态，来阅读《语言的诞生》，我都不免要说，埃弗雷特的这本书所设置的阅读门槛，显然更高。

毕竟，这本书探讨的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的演化，而是将语言的演化，放入了个更宏伟的关于人类文化演化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这造成了作者自一开始定义何为语言，就已经超出了狭义语言学的“界限”：

于是语言的“交流”，就是“建立社群，塑造文化和社会”。

所以，语言的演化，本质上就是文化演化的一环：

“语义欠明”的意思其实直接指向了语义对文化背景的依赖。

用作者的话就是：

也就是说，语言的一大效用，就是参与整个文化共同体的运作。

文化构建和语言形成了一个“演化回路”，语言的操作作为一种动力促进了文化的构建，而同时文化的构建，反向的又为语言提供了语义的明确性。

所以，我们在语言学上所谓的“语义欠明”，只不过是把基于文化背景的语言学行为，错误的类比成了某种信息学的——抽象理论缺陷：

毕竟，信息学关心的不是“这句话传达了什么？”，而是“这句话传达了吗？”。

一组编码的可辨别性，和一组编码的“意义”是根本不可能通约的。

主流的认知科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拒绝面对它。

比如乔姆斯基的“UG”，在一种算法逻辑下，关心所谓的“亚人符号”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要在自己的语言学理论里，拒绝“语义”这个概念。

本质上，他希望“功能主义”的所谓副现象在这里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语言不过是某种类似于“基因编码”的规律性运动，这个规律性运动是一切语言行为的“发动机”；而所谓的语义，不过是这个语言行为的——副现象——也就是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这样的意义上，主流的，遵从于UG路径的语言学家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语义”这么个东西。

这种心态和传统认知心理学根本不在乎“意识”，而只在乎“智能”是一个道理。

在大多数认知学家的视域里，“意识”是一个语义欠明的——缀词。

直到今天为止，一切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架构，仍然完全屈从于计算功能主义的的范式，甚至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完全转向联结主义的的当下，依然无法快速的适应转向，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语言学、心理学作为一个依附于“信息学/人工智能”的二级学科，它的社会—文化属性几乎不是任何有价值的“优点”，而是它仍然具有某种“不科学气质”的——缺点。

这就是为什么主流的语言学/心理学研究的趋势，正在不可遏制的走向高度数学化的原因。

所以，如果埃弗雷特想要反抗这种主流的传统认知。他首先就必须说明语言和文化的紧密关系，为什么是不能“斩断”的。

毕竟，声称语言与文化演化有关联，和强调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演化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效用。

信息学可以用“进化思维”来接受语言的朴素、原始、幼稚的——文化历史，但说到底，它渴望将语言学还原为宇宙中的某种信息现象是一个完全“反文化”的前置。

于是，埃尔夫雷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语言的出现解释为一种“文化创造”：

也就是说，语言参与文化演化的手段，就是操作——象征符号。

我们可以把象征符号想象成文化的“基本单位”；一切现象，之所以能成为“文化”，都必须有象征性：

人工搬运物这个概念的引入，是埃弗雷特这本书最关键的一个理解语言和文化演化关系的线索。

这些“物”并不是工具，如果仅仅从物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块卵石。

但在作者看来，南方古猿之所以在百万年前把它捡入自己的聚集地，显然是因为它对“脸”这个现象的——符号迁移。

占有符号，是语言操作符号的前提；而占有符号的唯一方式就是——创造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埃弗雷特会说一切发明皆是“文化的创造”：

发明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自身的符号操作。

一旦南方古猿的后裔们不仅能从石头中提取“脸”，而慢慢的发现“锋利”、“硬”、“连结”作为一种“现象”都可以被发现为一种“象征”，那么尝试把这种“象征”从一个搬运物迁移到另一个搬运物上，则必然会造成工具的出现。

工具显然是文化演化早期的重要现象之一。

所以，发明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的“迁移”；而迁移想要能够实现，就必须有一种能够保留和组合象征的手段——这就是象征符号的操作——语言。

所谓“工具也有意义”其实在强调工具的创造，就是一种语言对象征符号的“创造性操作”。

于是，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找到了一个并不太主流的，关于文化、语言、认知之间的关系结构。

于是我们恐怕并不能简单的将语言视作“文化的创造”。

因为文化、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纠缠状态。我们看到了南方古猿对“人工搬运物”的发现。

那么发现这个人工搬运物的行动到底先是迁移操作，还是迁移现象，亦或者是认知演化？

所以，当作者尝试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个结论。

毕竟，作者之所以强调语言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想要反抗的是乔姆斯基那样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生物进化的“先天算法”的视域。

文化对语言的某种“先有性”暗示，其实是对语言作为一种“生物现象”先有于文化的——对抗操作。

如果我们愿意超出这个对抗操作的背景，而是将文化定义为“语言—认知”作为一种演化的情景，那么文化对语言和认知的涵盖，就是一个后有性总览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一样可以很好的接受作者对文化基底性的展开：

作为语言—认知演化的情境，每一次象征符号操作带来的迁移现象，都是对世界的发明。

是的我刻意避免了“发现世界”这个常规陈述。

因为如果拒绝接受一切所谓的“客观世界”都是世界对文化的“映射”，那么世界的所有“发现”就不会产生。

因为说到底，发现不过是文化创造不停的对迁移符号所必然产生的新发明的——世界安置。

因此世界的抽象化陈述，本身并不是一个描述，而是对世界的“客观性建构”：

客观性对抽象的依赖实际上是因为一切“确定性”只能是停止迁移的符号。

也就是符号丧失了它对世界的象征性发明，丧失了“诸多的同在性”，而成为了一个个先有的物。

这样，我们饶了一圈，又回到了语言和信息学的“回归分析”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说，现代语言学在数学的加持下，拥有着一种“反文化”倾向的原因。

不管是语言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或者人类学……

这些科学世界中的“二等公民”必须彻底经过一次"反文化”的改造，才能成为新世界的成员。

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关心的是在一个“退行的自动化”中，我们能否找到自身作为一种——抽象的客观存在——的证据。

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这些学科最终的完美演化就是它们必须在客观世界中找到非象征的——客观对象。

为此它们必须“勇敢”、“彻底”、“激进”的寻找一切发现客观世界的存在，才能为自己作为一种学科的合理性提供支持。

语言—信息、心理—神经网络、社会—耗散结构、人类、历史、文学——基因（meme）……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一些反对还原论的认知科学的学者——比如德昆西——却依然需要为意识提供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基本元素——感受质 ——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语境中间，基于“文化工具”的一切理论实践，都会被视为一种“守旧”的原因。

说到底，文化对多样性在原则上的支持，一旦漫延到对世界的展开中，对与客观性来说，都是一个不被允许的“非确定性污染”：

文化拒绝“更聪明”的原因，就是“更聪明”，就像“更强”、“更快”一般，只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谋杀游戏”。

更强只能在一个排斥“可能性”的前置设定中，才能被“确定”。一个更强的拳击手产生的“筛选”，只能是任何腿部搏击的彻底排除。

而文化却拒绝了这种“谋杀游戏”的收敛行为，为多样性提供了——出路。

大脑不仅要服务于自己，大脑还必须成为一种交流网络的“节点”。

象征符号的迁移（语言的操作）在“大脑网络”之间的流动才是认知—意识产生的温床。

于是，单纯大脑的“更聪明”并不会产生“认知—意识”，而只能是单纯的、特化的智能升级。

因此，研究认知不可能成为“研究大脑”的同义语。认知在大脑上所反馈的“生物现象”只不过是认知的结果，而不是认知的原因。

切除掉大脑的某一个部位所造成的的“认知缺失”，也只不过就像去除关节所造成的的运动缺失一般。它并不能证明大脑是认知的出处，而只能证明大脑是认知的——一环 。

更进一步的，这本书作者给我的启示反而是：

语言而不是语言学。

这是关键的关键！

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将语言作为一个“对象”来隔离出它的情境。

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迁移操作，是否存在将“象征符号”→象征符号的迁移操作？

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只有在文化对“更聪明”的拒绝中，所提供的的多样性的“可能”而不是“必然”，才造就了对象化的递归，有了被实践为“觉察自指”的可能性。

从图腾到祭祀，从百万年前的岩石壁画到术数和炼金术的符号构建。

这些文化现象在过去可能很容易被当做一种“愚昧”或者“迷信”的对象化产物。

但语言和语言学的根本区别，却可以让我们洞见到这也许只不过是文化借助符号操作，而实践的象征对象征符号的——二次迁移。

研究它的真正价值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不会是对其作为“外部预测”是否有效的批判。

这些奇怪的现代人类文化的“边缘产物”，也许才是真正的，认知作为一种决策效用的——文化现象。

当然，这些发散自然不会是作者所关心的。

但它确实是我关心的视域。

不过有一个有趣的呼应就是，埃弗雷特本身也是一个知名的，研究狩猎采集文化的——人类学家。

所以，他的这本书与其说是语言学著作，还不如说是语言人类学著作。

这点哈钦斯的《荒野中的认知》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处。

好了，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关键的启示了。

不过最后，我仍然要记录一些有价值的片段，但它已经不是一个系统性陈述的一部分了，只能作为一种割裂的补录，放在最后了。

1，大脑必须是“全局的大脑”，才能成为大脑。

2，文化情景中的“更聪明”的压力，是服务于文化多样性（合作）需求的“更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更聪明”在文化情境中转化为“道德”而不是“欺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