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100字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本由花城出版社著作，38.00元出版的24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7-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一)：爱与欲望的距离——评厚圃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书所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故事，带着潮汕平原浓郁的乡野风情，其构思奇特情节生动，让人难以释卷。男主角龙春无疑是幸运的，母亲龙婶冒死生下了他，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妻子苏彩娥作为村支书的女儿，有远见有魄力，将没刷过牙的他引领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龙春又是不幸的，他在得到两个女人的爱的同时也被卷入尖锐的婆媳之争两头受气。也正是这样的家庭矛盾将龙春推给了第三个女人——江凤凰。这对苦命的男女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刻相遇相知相恋，他们之间除了爱情还有恩情与道义，几乎具备了典范婚姻的所有要素，可惜只能各走各路，洒落一掬热泪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思念。

作品除了对婆媳矛盾、婚姻危机这样的生活、社会难题进行深入探究之外，厚圃更是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乡村最基层的权力，伸向了人性深处的各种欲望：基情暗涌的苏支书先后对王更生（江凤凰丈夫）和李文华进行利诱强迫；民兵队长老牛不断向良家妇女伸出黑手；苏冠军（苏支书儿子）和牛小琼（牛队长女儿）任性妄为……更值得赞赏的是，在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厚圃笔下的男男女女都自觉不自觉地涌现出人类最为原始的生命力，谱写着一曲生命和爱的赞歌。在这方面江凤凰的表现尤为突出。

厚圃说，江凤凰是他非常喜欢的角色，她集苦难、勇敢、美丽、智慧于一身，具有某种美好象征。笔者不由自主地从江凤凰身上联想到莫言先生笔下的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白狗秋千架》的暖，一个是《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从秋千上摔下来刺瞎了一只眼的暖嫁给一个哑巴，生下三个哑巴儿子，她不动声色又毅然决然地安排着跟少年好友井河借种，以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江凤凰和暖的共同点是不被“嫁鸡随鸡”的传统观念所束缚，都拥有新一代乡村女人的强烈的生命自主意识。只不过暖是为了延续优质的生命基因，而江凤凰则是为了满足最自然的身体欲望，还有对真爱的追寻。至于戴凤莲，也是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北方女汉子，她临终所言的“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同样也是江凤凰的内心写照。江凤凰不仅具有这种挑战传统伦理的反抗精神，她还比戴凤莲高出一个思想层面，那就是她的包容和牲牺精神。她舍弃龙春，不是逼迫于礼法的压制也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是源于对龙春的爱与成全。这种断臂式的英雄气慨，成就他人的牺牲精神，让江凤凰的形象更加伟岸更加光彩。

《我们走在大路上》着力塑造的几个人物都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而是被时代的烟尘裹挟着、苦苦挣扎快要透不过气来的普通人。十年动乱结束，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传统的礼法土崩瓦解，浓重的政治气氛逐渐消散，人性如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人生的位置和出发的方向：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成为了江凤凰的人生意义。餐饮业则变成龙春和苏彩娥奋力打拼的天地。龙婶的宽让容忍也最终促成了一家人的和谐美满。值得一提的是，自始至终，对于书中所呈现出的各式人物，厚圃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其指手划脚大声褒贬，而是冷静地跟随着他们去面对一地鸡毛满目狗血的命运，去发现肉体狂欢、精神沉沦的现实与困境，去分享每个人内心的彷徨、悲欢的泪水和生活的得失。他以笔为刀，爽利精准地解剖着每个被肉体紧裹的灵魂，以独具“厚圃特色”的语言，生动凝炼地描绘出个体是如何被欲望所驱使，被时代的巨浪所推动，被内心的矛盾所左右，最终又如何逆流而上奋起抗争，从而留下了或深或浅、或正或歪的一串串脚印。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部佳作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范畴，具有普遍的人性的意义。读者若愿一读，不仅将能从这幅反映当代国人命运的画卷里领略到艺术斑斓瑰丽的光色，更能从中获得启迪、慰藉和勇气。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二)：每颗灵魂都是时代的镜子——读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样的时刻回顾过往，有多重意义。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体认，大多通过生活的经历来产生理解、认同或者敬畏。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则可能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和信息的收集，用艺术的手段来弥补历史留下的空缺，尝试矫正模糊不清的视野和遮蔽的碎片。最后，用文字建立起有感情有温度、有逻辑有分析、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生动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厚圃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这样的作品，沉潜于时代的底层，命运的边缘，对现实做出了冷峻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故乡释放出浓烈的爱意，对民众敞开了悲悯的情怀。

这是一部批判、讴歌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

故事从后期清水河岸的两个村庄、三个家庭展开。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的女儿苏彩娥嫁给了月窟大队的龙春。婆媳之争日渐升级，苏彩娥任性直率，丝毫不让婆婆。龙春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但好景不长，苏支书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下了台，儿子苏冠军的婚事也因此泡汤。气急败坏的苏冠军失手打死了父亲，自己也精神失常。苏家的巨变使苏彩娥失去昔日在夫家的地位，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龙春空虚无助，爱上了曾被自己救过的寡妇江凤凰。江在失去了丈夫和情人之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陷入了危机，几乎达到断炊的地步。在这样的境遇下她与龙春走到了一起，两人都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沉重代价。随着时间的流逝，江凤凰逐渐清醒，为了挽救龙春和他即将破碎的家，也为了自己的新生，她决定和龙春分手。

改革开放后，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找到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方向。江凤凰也开起了裁缝店，随着人性的复苏，她意识到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从而走上了崭新的生活道路。

婆媳之争、权力博弈、畸形情欲、人性复苏……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爱的名义下延展和纵深，浸润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龙婶代表着乡村的世俗和道德形象。这是一股习焉不察的强大力量，不需要思辨分析，只需要遵守执行。龙婶之不幸，正在于其处于时代变革边缘而不自知。而苏彩娥则代表着新的一代人。她的斗争是日常的斗争，也是新思想的斗争，是要打破紧箍在身上、象征着传统势力的“紧身衣”。她在婆媳“斗争”中一度占据上风，几度沉浮，最终学会了宽容，并力助丈夫大胆创业。从苏彩娥身上，正好折射出这代人对于平等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他们才是推动时代变革的核心力量。相对于苏彩娥的成功塑造，江凤凰的形象同样鲜明。她受到苦难的压迫，人为的迫害，为了孩子甘愿当“野鸡”，为了爱人愿意放弃爱，这是江凤凰的天性。相比较那些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的人，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这何尝不是对那个时代、对那些活得假模假样、所谓的“好人”“能人”“上层人”的有力嘲讽？江凤凰妩媚动人，聪慧坚强，虽经历一段苟且而又刻骨铭心的岁月，却能够冷静地做出自我牺牲，成就他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

故事中的男主角龙春，从最初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两头受气，再到出轨，最终在妻子的点醒下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不知道江凤凰在暗中帮他，但仍然在听她唱戏的过程中若有所悟，转化成了感恩的心态。他终于在三个女人的影响下真正成熟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掌权者苏世珍，他真正的失败不在于忠实的战友老牛的背叛，不在于妻子无意给他致命的“一刀”，更不在于儿子真正要了他的命，而在于他对权力和欲望的过分迷恋，他始终不明白只有权力才是权力的掘墓人。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灾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在每一根最细小的神经末梢，连最贫瘠的乡村最贫困的民众也不能幸免。

树挪死，人挪活。从李响亮逃亡泰国到江凤凰离开清水河，再到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新时代呼之欲出，人性逐渐复苏，精神枷锁被解除，窄门里又有了广阔天地，空门里也弥漫着人间烟火。不管小人物在时代的裹挟和变革中最后走向何方，人们依然相信，生活最后会得到谅解和宽容，美好的憧憬终能实现。

我的阅读有限，不敢肯定说厚圃开了什么样的先河，但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写作都是对当下的关照和理解来看，厚圃的小说无疑带着挑战性和独创性。他故意用政治色彩浓郁的语言，用插科打诨、笑话段子来影射那个荒谬的时代，深刻反映社会变革的本质，的确令人眼目一新。

（作者为评论家，艺术家）

商报链接：

http://szsb.sznews.com/MB/content/201802/02/c298022.html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三)：敢问路在何方？

——评厚圃长篇《我们走在大路上》

近年来，屡见厚圃画作面世，画钟馗、牧童、猫狗，寥寥数笔，跃然纸上。相比之下，文学作品的数量却少了，当然也就更加令人期许。丁酉戊戌交替之际，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略解读者“相思”之苦。

厚圃出生于潮汕平原的书香之家，长大后负笈北方，深受南北两地文化的浸染，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加之他那既有南方人的温文尔雅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迈的性格，促使他创作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精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述的是改革开放前后潮汕人的生活奋斗历程，作者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小说人物施展的空间，时间跨度不过一二十年，人物层出不穷情节波澜叠起，语言精细妥帖中不乏诙谐幽默，读来叫人欲罢不能又无法忘怀。

小说开篇便是中国特色的婆媳“斗法”，看似稀松平常、鸡零狗碎的日常，实则处处暗藏机锋。在漫不经心却调皮生动的语言里，厚圃不动声色展示了他出色的把控能力，既有“六月鲫鱼，七月和尚”这样乡村俗语，也有“拨乱反正”“破字当头”这样带着时代特色、政治色彩的语言的化用，尤其是拿宣传画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来比拟男女的床事，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加之各种明喻暗喻交织叠加，风趣对话无处不在，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时期政治对乡村生活的渗透污染，更是有力推动了故事向纵深发展。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人物的塑造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考量，作者显然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厚圃以冷静的眼光，击穿乡村生活的表层假象，将人性置于矛盾冲突之中考量，从而塑造了苏彩娥、江凤凰、龙春等一系列立体多元、个性鲜明、紧接地气的人物形象。 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要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乡村历史，光读当时的报纸并不能得出客观确切的答案，小说似乎更有发言权。本书的主角之一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他有文化有能力善于引领群众安排生产，但又具有某些乡村干部的专横野蛮。在被忠实的追随者老牛搞下台后，墙倒众人推，各种人性随之被放大突显。儿子亲事不保，夫妻父子反目，苏支书最终死在儿子的手上，而儿子也疯掉…… 一个显赫的乡村实权派就这样跌入时代挖掘的坟墓，成为了某种政治的祭品。表面上看，是苏世珍人性扭曲所致，深究起来则是那个时代社会所酿造的悲剧。

一部作品，如果敢于掀开遮掩着混乱无序的时代的帷幕，或者将人性的伤口撕开给人看，可以说已超出文学所要背负的使命。然而作为优秀的小说家，厚圃并不愿意就此鸣金收兵，他还想探究那些伤痕痛累累的人们是如何疗伤？是怎样复苏了他们残破不堪的灵魂？如何找到信任和爱？又如何重新走在大路上？ 通过明线和暗线的叙述，厚圃将几个重要的人物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明线是，苏彩娥与龙春闹矛盾回娘家，龙春因此与江凤凰暗生情愫发展成情人的关系，于是生出了一条暗线来。从此明暗交织阴阳相生。可以说，龙春是在妻子、情人还有母亲三个女人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也走向成材。苏彩娥助他创业，也使自己走出了父亲垮台的阴影，从而保住了小家并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命运。受尽磨难的江凤凰更是通过学习裁缝技术开店谋生，热心于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爱心便是以爱报怨、灵魂升华的有力佐证，洗尽耻辱，扬眉吐气，从而完成自我救赎这样的艰难蜕变。

至此读者方能真正看出厚圃谋篇布局的良苦用心，他就是想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的人们生活的巨大反差、心灵人性的根本变化，来激浊扬清，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来讴歌时代变革对于人心对于生活对于整个国家的重大意义。

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让明线与暗线经过自然生长之后合二为一，对作者依然是个考验。厚圃却能轻松面对，娴熟地运用他善于讲故事的本领，通过一场极具意义的乡村盛宴，让明线与暗线无缝对接。江凤凰对龙春的爱，在经历时间的淬炼提纯之后，成为了她付出的所有的爱中又普通又特殊的那一个部分。

小说收尾处意味深长，苏彩娥找当地最有名的裁缝江凤凰为丈夫做西装。龙春从入秋一直传到春深，要是可以的话，一辈子都不想脱下来。 小说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经久不散的爱的气息和似有若无的伤感，真真教人怅然若失。

http://barb.sznews.com/PC/content/201804/01/content_334532.html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四)：回望与叙写——厚圃的潮汕情结

回望与叙写

————厚圃的潮汕情结

□ 任之

对于远离潮汕的作家厚圃来说，潮汕一直是他创作不断的源泉和动力，越是离开得久，他的爱与思念就越深刻，他就越能够发现值得写的题材。因此可以说，厚圃始终没有走出潮汕这块生活的热土。

其实，厚圃在潮汕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多年，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时光。但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岁月啊！给了他的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生活滋养，使他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的文化历史印记。

当然，他所观照的潮汕乡村，更多的呈现了不同于本地作家的视野，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打量，这种另类背景下的打量，或者更有其独特的角度，故所见所思，不是局囿于本土，而是从更广远的范围去纵横捭阖，或者，如此笔下的潮汕，更能看得透彻。

最近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他的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所写的是一段特殊年月发生的乡村故事，可以说是他回忆里的难忘的记忆。作者在谈小说的创作意图时，如此说，“这是一部反思、颂扬改革开放、反映潮汕平原人民生活的作品。在那个严酷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完全被颠覆，文化断层，所以我有意将故事放在这个时期，来探寻在特殊的境遇下人性本身的善恶和需求，以及生存环境对人性的考验。而改革之后，随着思想道德观念的全面开放，随着经济潮流的涌入冲洗，冰雪消融，人性也如春天万物开始复苏。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我对故土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追溯和解读。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也是虚构的，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浓缩了我对乡人的印象，那些印象从我的儿时到现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譬如里面的龙婶，古板、勤快、小心眼、可怜又专横，是乡村中最常见的老人形象，而江凤凰则是我理想中的女性，集智慧、美貌、勇敢、个性和苦难于一身，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至于男主角龙春，他是在三个女人的呵护下逐渐成长起来，终于领悟到爱的真谛。”

有评论说，小说“是具有自由精神与民间立场的乡村情感简史”。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感受到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思考人性的价值，这是尤其令人感动的闪光点。即使，在畸形的社会环境里，爱仍然不可磨灭，映射着动人的光芒。当然，其中也有批判，有反思，有对权力、欲望、伦理、人性的探究。

一切的因果的舞台都依托着潮汕的这个舞台而展开，饱含着地域特色的潮汕乡村风情，使小说有风俗、风情画卷的艺术魅力，让人神往。厚圃说，善良正义和爱可作为恒久的信仰，或者像主人翁那样去信仰爱情，听从心灵的召唤。这是他的创作里永恒的主题。

对故土的感情，支持着他不断的抒写，他正在着手创作一部以清代樟林古港为原型、着重探讨人类信仰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六十多万字的初稿，准备再用一到两年时间，把它修改打磨出来。他说，这部小说几乎调动了我所有的创作经验创作热情，也耗尽了我的知识积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希望要有所突破。

居住在深圳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可是，厚圃却坚持写自己潮汕的家乡，一个名曰樟林的小小的地方。

其实，樟林这巴掌般大小的地方，并不如人们想象的简单。遥想一百多年前，当汕头埠还未被迫开埠的时候，这是东南沿海最繁华的一个港口，有多少潮汕先人，就是在此乘坐红头船出海，向更远处的远方漂泊，走向世界，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

樟林，这是一个有故事，最能表现潮汕历史文化的地方。如此的积淀深厚的地方，不能没有人物，所以，这里走出了著名散文家秦牧。在一篇充满故土深情的《故乡的红头船》里，秦牧写道：“读了一些史料，又有了新的收获，知道我的家乡樟林，原来在汕头未开埠以前，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了。清初，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它渐渐崛起，那时它河道宽阔，离海又近，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世，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镇，粤东以至福建许多地方，人们都到这儿集中乘红头船出洋。以后，汕头开埠了，它才逐渐没落。这些史料使我豁然开朗。那儿为什么有香火鼎盛的天后宫呢！为什么集中了那么多的大户人家呢？这是历史的流风余韵！我们少年时代为什么能够在河里捉到咸水、淡水交界处才有的小蟹？老年人为什么在河滨停产时发出那样的感慨？这一来，各种零碎的事象都可以贯串起来了。”

秦牧之后，樟林又走出了小说家厚圃。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际，他春秋正盛，风华已尽展笔端，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

http://strb.dahuawang.com/html/2018-03/04/content_876593.htm （汕头日报）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五)：转型期的欲望体验——评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尹正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当由李劫夫于1963年作词谱曲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成为作家厚圃的新作书名时，集体主义时代昂扬向上的质感就扑面而来。在这个激越而昂扬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走在大路上》很容易被误读成一本“小黄书”。但事实上，当“性”成为书中旋律高蹈的时代凯歌，这种饱含两性意识和生命觉醒的“激越”就成为一种与时代氛围公然对抗的戏谑抒写，而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辛辣反讽。

厚圃这部长篇小说仍以他耳熟能详的潮汕平原为展示中心，以潮汕地区独有的鲜活生活场景为文化疆域，共同构成演绎小说人物卑微而鲜活的独特生命图景的舞台。在以龙春、江凤凰为主要人物的一群乡间男女从“”前期到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在家庭矛盾、婆媳斗争、权力斗争以及作为人类本能的无所不在的“性”多元交织的命运之河中兴衰沉浮。亲情伦理、仁义道德、欲望权力、性张扬，皆成为小说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

在这部小说里，你将会读到一种超越藩篱的新的两性体验，无论是男人、女人，所有人的命运归宿似乎都透着谜一样的时代隐喻：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夫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成败的关键。就是在这条看不见的命运之线里，造就了小说中那么多的男女围绕“性”在各自的生活里垂死挣扎、殊死搏斗。在这痛苦的挣扎之中，有人一败涂地，如王更生；有人毁誉参半，如苏世珍；有人走向极端变态，如李响亮，也有以龙春、江凤凰为代表的男女，终于在生活洪流中遵从身心的召唤，选择与时代伦理决裂，在反复的压抑中走向自我觉醒的“大路”。

这是一部激越的“两性之书”，一次又一次的欲望挟持的快感中，欲望、权力、人性的边际被统统放大，一次次被推向酣畅淋漓的绝境，最终成为冲破时代牢笼的浩然长歌。

不得不说，从“”的高压禁锢到改革开放后西方先进思潮的全面涌入，中国人真切经历了一个从谈性色变到“性别自主”的时代阵痛。无疑，这是一个浩大的思想解放工程，它嬗变成今天多元开放的境况绝非一日之功。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那些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无辜荒废、搁浅的像小说中“王更生”、“苏支书”、“蔡寡妇”一样的男女生命，成为中国人压抑沉闷的一段“两性”历史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走在大路上》能通过检视中国当代历史的片段进行深度思考，并用一种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近乎戏谑的笔锋将男女之事大书特书，将这种压抑、阵痛转型期的两性快感推向狂欢之境，尤为真挚而难得。在这种看似荒唐的阅读体验中，小说真正带给我们的却是掩藏在这流水般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的生命欢歌。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中国式“黑色幽默”成为小说最大的看点。一幕幕欲望中烧的两性狂欢中，荒诞不经的现实伦理被击得粉碎，一次次涉入欲望与人性的反复纠缠中，置身疯狂中拷问灵魂。恰如鲁迅先生之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最终，这种情欲冲破世俗的藩篱，走向个性解放。小说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叙述话语，无论是人物出场的环境营造，还是小说中人物的对白、心理活动，以及两性“大战”中的个体感受，皆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质，将人物的一言一行、内心律动精准传达，读起来通晓易懂，而充溢小说字里行间与人物灵魂的则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语与“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亦成为小说巧妙的内在技法。正是在这种充斥全篇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叙述话语中，反叛与露骨的言辞如一股不断冲上高峰跌入深谷的汪洋恣肆的时代洪流，一种深沉的压抑感暗自奔涌。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中国转型期乡村两性问题的代表作，通过它帮助我们审视“”与“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中国人两性观念的痛苦嬗变，在人性的矛盾重重中重新审视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多元的时代。小说套用李劫夫的红色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似乎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帮我们找到了一条乐观主义的人生坦途：经历时代变迁，劫后余波，我们仍然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厚圃著，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http://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1801/29/content2582.html （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