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外读后感精选

《霓虹灯外》是一本由[美]卢汉超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6.00，页数：4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霓虹灯外》精选点评：

●很有意思，展现20世纪上海各阶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大到住房、工作，小到夜宵、买菜、洗澡。看来，上海苏北人，其来有自……另外，可以对照看看现在上海的某些地段在民国的情形：像肇嘉浜，原来是最最最底层民众居住地；上海站附近，也是非常底层和混乱的。

●“上海文明最大的心理本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任何一个有趣的城市史都需要来自市井尘埃的声音，传统和现代的两种文化在交融、共存中显现出了非凡的韧性，传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象征——人们在应付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体现出来的机动灵活乃至轻快自如的本性。

●资料与索引占据篇幅的三分之一，可见其考究。

●在国图读完介个还在附近吃到了蟹粉捞面，虽然小笼包不太正宗，但酱鸭腿是大学时那个味道啊。开心！m

●普罗大众的生活一览

●上海繁华之外的普通生活。

●越是这样细密的视角的研究，越有其价值

●当代中国大城市的乡愁要靠叙事激发。那引人遐思的一切不在现实，而在过去；不在生活，而在想象。然而即使如此也足够了：我只需要爱一个地方罢了。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不仅有故事、细节，还有翔实的调查数据，从市井的角度，呈现了20世纪初上海的的日常生活。回过头，作者也给“上海及上海人为什么特别”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值得一看。

●很有启发性的一本书，尤其是结论部分。作为上海城市史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本书探讨了二十世纪上海的日常生活，涉及群众的吃穿住行各个方面，以史料与采访结合的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传统观念上不同的上海形象。虽然有南京路的繁华，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街边小店；虽然有公历纪年，但百姓选择阴历纪年来庆祝新年……正如今日，即便大城市相当繁华，但多数人还是不会去丽思卡尔顿。传统一直是顽强的，因为它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提醒我们，对任何事物不可简化而刻板的认识。

《霓虹灯外》读后感(一)：一座城市背后传统主义的生命力

抛开刻板印象中繁华奢靡的上海，作者着重剖析了霓虹灯背后普通人生活的千姿百态。上海因它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性，成为了中国最先西化的城市。不同于西方城市与乡村严重的割裂感，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座城市中各得其所，上海随处可见黄包车夫，石库房也恰恰是这种融合的体现。大量务农者的涌入，也将乡土风情带入了这座城市，梨膏糖贩孜孜不倦说着引人入胜的故事；弄堂邻里齐聚在一起，吹着晚风，谈天说地。

在大多人们的眼中，上海是资本主义境外势力的温床，却又是反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它记录着许多探险者的发家致富，也注视着户棚区那些食不果腹的难民，充满矛盾的同时也充满包容。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上海的生命力，在历经了六十年公有制体制发展的命途多舛后，上海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样子，“忘却过去的60年—90年代与30年代接轨了”。就如同作者在文章最后所说，“传统一直是顽强的，因为它既不植根于中国的上层建筑，也不植根于西方所传入的外来文化，而是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上海发展的动力源自于传统主义的韧性，在未来它仍将以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多元的包容性继往开来。

《霓虹灯外》读后感(二)：老上海屋檐下的城市平民生活

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

卢汉超的著作《霓虹灯外：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文版最初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属于“上海史研究译丛”之一。卢汉超原籍上海，时为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近代中国城市都市化与工业化研究，该书为他赢得了极高声誉。时隔十余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近期重版该书，译者仍是段炼、吴敏、子羽。

该书重版很有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也出版了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我以为，两部作品与卢著正可谓“民国老上海历史三部曲”，叙事对象分别是富人、知识分子和平民。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迅速以蓬勃欣欣姿态跃居为东方明珠。老上海屋檐下的人们的活动构成了这个大都市特有的变奏曲。面对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管哪个阶层的上海居民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老练通达的价值观。《霓虹灯外》因其立意，并不关注大上海的五光十色，更切近普通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

作品的采样主要来自人力车夫、棚户和弄堂居民。根据翔实的调查，作者分析三大群体的成员来源、收入水平和生存现状等情况。绝大多数人力车夫原来都是农民，作者描述了车夫的艰难处境，同时，他从物理力学角度解释劳动强度，又从车夫的轮休制度和打牌喝茶听评弹等娱乐活动，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行当并不像许多文学或历史见闻描绘的那样“落后”和“无人性”，这也是行业持久存在且具有劳动吸引力的原因。棚户区相当于贫民窟。作者以药水弄、藩瓜弄和肇嘉浜为例，其住户主要是难民或失地农民，尤以苏北移民为主，进厂就业是他们的梦想，为此他们需要社会关系的介绍，给工头送礼，有些还须经过技能考试，棚户构成了上海早期产业工人队伍。城市生活远非他们所想，给他们打击同时也有些微希望，他们渴望逃离农村破产的悲惨状况，城市是唯一可能拥有的光亮。棚户区是霓虹灯外暗影重重之地，向来是政府整治重点，棚户的反抗意识也是最强烈的。

弄堂居民是本书的讨论重点。一栋面积50平米、人为分隔房间的楼房，至少要容纳三四户人家、十几二十口人，而且成员复杂，其居民有工人、教师、画家、作家、店员、白领、小业主、妓女、二奶、教士等。一板之隔，演绎各种人生。邻里之道，怎样保持适当的距离，真是生活的艺术。作者从时人记载和社会案例里提炼了“七十二家房客”的各种生活场景。倒马桶揭开了都市生活清晨的序幕；收粪其实是一项有利可图、被青帮垄断的业务；家庭经营模式的纸烟店、粮店、熟水店、裁缝店、点心摊，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提供了便利的社区服务；深夜巷口传来的卖馄饨摊的吆喝，用长筒袜系缚吊下的宵夜篮子，给上海弄堂的晚间生意平添了别样的风情。

本书的一大价值还在于揭示了“现代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作者指出，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是随着里弄的建设而兴起的。这部分阐释与石库门的兴起紧密相连。除了相当专业的石库门建筑结构和空间变化的阐释之外，作者利用各种数据和图表呈现民国时期上海的房屋转租情况，分析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在地产登记上出现“挂号洋商”的特殊产权模式，而所谓的“二房东”现象事实上也是上海独特的商业文明的反映。在房源紧张的前提之下，房客变成房东的层层转化，说明商业意识不仅存在于大商贾，也能在因谋生而产生的小买卖中找到。

大上海，小市民。近代上海平民各类群体的交互活动，实现了城市生产、交流和交换的正常运转，社会分工日益明确以至于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和商业买卖，构成了上海这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基本面貌。作品所描述的人群对象及其活动与现当代形成的镜鉴，表明了哪些是持久的、合理的，又有哪些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或者在政策外力下得到了改变，这种改变或许是好的，或许脱离了百姓的实际需求。近代上海历史研究和经验教训，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理解的命题。

延伸阅读：

打造消费天堂

8.5

连玲玲 / 2018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生活的逻辑

7.4

胡悦晗 / 2018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霓虹灯外》读后感(三)：以大众为中心——看见历史的更多面相

当提到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时，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可能是外滩与南京路，是花园洋房与摩登男女，是“十里洋场”与“纸醉金迷”……但是，这种碎片化的印象并不能拼出一个真实的上海，历史有着复杂的、多层次的面相。现代性与传统最早发生碰撞，随着作为通商口岸而发展繁荣，上海史研究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由于材料种类繁多、保存较好，学者们能够围绕着不同群体、不同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

但是直至卢汉超先生这本《霓虹灯外》问世之前，对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仍然较少。西方对中国城市史（特别是上海史）的研究从最早的冲击－反应模式到强调精英人物研究和“由外而内”的学术理路，到1970年代由“中心地”理论开启的新视角，直至1980年代，以黄宗智、柯文为代表提出了由“精英”到“大众”的研究取向的反思，这也与新社会史、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史界的发展有关，而《霓虹灯外》正是这种研究取向下的一本著作。

一、一幅关于上海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画卷

卢汉超是美籍华裔学者，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学博士，师从黄宗智教授。曾任许多世界知名大学的全职或客座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城市史。关于这本《霓虹灯外》，卢汉超先生说：“如果说人类历史的首要因素是人，而影响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因素包括人在哪里居住和劳动，那么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本书的意图就是描绘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一般居民区的日常活动。”

本书的导论部分提出了三个贯穿全书的理论性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征，城乡关系是一体化还是断层？那么与之相关，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对城市和近代化，对商业文明的构建，人们的心态又如何呢？最后则是较宏观上的，着眼于研究方法的反思与建构上，提出了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中心论”的问题，以及如何恰当地运用西方的观念去了解中国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问题。

在“到上海去”这一章里，作者首先分析了上海的移民涌入是与太平天国、以及难民涌入租界等问题息息相关的，上海的人口源于五湖四海，且城市贫民里大量是农村背景。其针对第一个问题，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观点“城市的贫困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产物，更是农村危机的结果。”即使城市生活千辛万苦，也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也已经是生活的提高。纵向观察，上海是鱼龙混杂的，包括了精英、小市民们和城市贫民。接着作者深入、细致而多方面地描写了“人力车世界”、“棚户区”的“滚地龙”、石库门房子的变革、里弄房子里的房东和租客、亭子间里的文人、弄堂里的出版社和革命活动、商贩和小吃、邻里关系、煤球店、烟纸店、裁缝店、普罗餐馆、小菜场……当人们在城市有了“立锥之地”，“上海屋檐下”的种种生活便铺展开来，从城市贫民到“小市民”，从石库门后到石库门外，在生活场所中进行的商业活动，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关于20世纪初上海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画卷。

二、建立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作者能够描绘出这样一幅立体画卷，离不开其扎实的史料收集和分析工作。作者首先利用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和统计数据，每一页都不会缺少最大程度上真实、准确的数字，这使得我们的认识不是模糊的、感性的，而是清晰的、科学的。每一章都有着上百条的注释，每一个微小的方面都有材料的支撑，如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所说：“在历史学中对事实的关心，就是对证据的掌控，而这离不开注释”，这正体现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准则。而作者对史料的运用并不拘泥，具有开阔的视野，充分利用了当时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社会调查等等，将文人留下的各种文字资料作为史料来分析，并且也大量参考了图片、民谣等等，使我们走近当时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态。

同时作者还亲自进行了社会调查，1989至1990年间，作者曾调查了上海四个地区的七个居民点，以摸清上海居民的来源和外来移民在解放前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变迁。作者与调查者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口述史料），也成为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论述的旁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史料的挖掘，也是离不开其问题意识的。王汎森先生曾说：“用‘出发’一词是强调‘注意力’所投注方向的不同，注意力所及的地方才有历史；一如调整显微镜般，在聚焦之后，才能看到许多原先看不到的东西。”正是作者将目光投注于“霓虹灯外”，才能看到这样丰富多元的史料。

比如第二章“人力车世界”中，作者就运用了《申报》的报道、《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等材料分析了人力车进入上海的基本情况；运用20世纪30年代时《人力车调查委员会之报告》、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等调查揭示了当时“牌照交易等级体系”的复杂运作；再加上《上海市年鉴》，上海人力车夫互助协会的《年度报告》与当时文人的文字如《上海春秋》等资料，分析了人力车夫“租车、分用、失业”的工作生活状态、他们的副业、他们的家庭情况、寿命和身体状况等等，并且揭示出他们“负重的牛马”一面之外，他们的乐观与使生活更好的理想，以及把教育当成一线希望。上海人力车夫互助会为互助会成员提供免费的教育设施，设有七所以车夫孩子为对象的学校，车夫们则有成人学校。1938年7月一个月，公共租界内的学校听课人次超过8000，几乎是战前听课人次的两倍。这正体现了人们的韧性，不管怎样艰难，生的希望不息。

三、以大众为中心

本书的以普罗大众为中心的独特视角，是其非常鲜明的特征，也是给我较大启发的一点。作者看到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巨变中，上海的普通市民们如何度过他们的生活，看到了人们的主体性。小人物的历史形象不再符号化，小市民不仅仅是斤斤计较和平凡琐碎，而是他们的实用主义在负重的生活之中的施展，是他们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个问题和环节，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中的多元实践。作者理性严谨的文本之下，体现了他对上海的“小人物世界”的温情与关怀。对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也许对人与社会的情感、对问题和意义的追寻，正是其投入科学繁密的考证、研究中的内在动力。

作者以大众为中心，深入看似平凡无奇的生活实践中，勾勒出一个个细节，而正是在这些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更多面相。解放前的上海被视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受西化影响最深的城市，因此我们往往着眼于上海的特殊性，但是在这些普通市民的身上，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我们看到了传统非凡的韧性，也看到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中西合璧。从大众的视角下去发掘，城市与乡村也并非二元对立，上海市民一方面融入到社区的生活，一方面也并未割裂与家乡乡村的联系，他们的身份认同不是单一的，而是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复杂。时间与空间都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具有一种延续性，在其转换中呈现出多个层次。

同时，以大众为中心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更多面相，不仅仅具有学术的意义，让我们对历史有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只有看到了当时上海市民们的生活场景，看到历史语境下普通人的抉择，看到民居与商业结合的里弄，也许我们才能理解传统在生活中如何延续又如何演变，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现代上海人的性格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理解了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我们也许能够推动今天的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城乡共同发展。认识到历史的多面，同样的，推动我们打破思维的桎梏，认识到我们思维的惯性与局限，进而从更多元的视角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

这也正是卢汉超先生对第三个问题的回应。他认为我们在能够说出某种理论模式能够非常有意义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性之前，需要更深入细致地刻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这个回应，也有似乎一定的局限性，揭示出了部分的方法论，而“刻画”之后并没有提升到清晰的理论层次。我们可以将其与日本学者所提出的“地域社会论”进行对比和进一步的讨论。另外，《霓虹灯外》主要从空间结构上构筑出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但是政策对普通人的影响，中下层市民与其他阶层间的互动、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人与时代环境的交互作用，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从日常生活的领域出发，以人为中心，看到历史的更多面相，并进一步解释出不同面之间的互动，也许可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模式的建构。

总之，卢汉超先生的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也成为了日常生活史领域的经典著作，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如此扎实立体的此类研究，从上海到更多的城市，到乡村，在更多的历史叙事和分析实践中，反思与总结，在不同地域发展状况的共性与个性观照下，实现理论的提升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滋养，再推动学术的进步与我们认识的发展。

四、参考文献

1貟喜红：《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走向 ——以19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2沈洁：《城市、日常与文化政治——近十年间上海史研究前沿焦点述评》，山西大同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4（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

5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

思维导图之阅读笔记

（一些课程作业之豆瓣备忘）

《霓虹灯外》读后感(四)：《霓虹灯外》：平民视角下的上海社会生活史研究（附分享提纲和读书笔记）

上海这座城市的崛起，是从中英《南京条约》将其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始的，因此其快速发展进程，几乎完全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相同步。无论是在晚清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建设水平，和人口来源、社会阶层、城市文化的多元化程度，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想理解中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变迁，就不能不首先读懂上海。

正基于此，上海研究早已成为海内外颇受关注的显学之一，其研究视域与影响范围，甚至超出了单纯的中国近现代史层面的研究，而广泛涉及城市社会学、大众文化研究等多个跨学科领域。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启微品牌推出的连玲玲老师的《打造消费天堂》、胡悦晗老师的《生活的逻辑》（本书聚焦于民国时期北平与上海知识人的对比研究，关于上海知识人的研究是其主体内容之一），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等，都是属于上海研究领域的优秀论著。

在过往的上海研究论著当中，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书，具有范式层面的开创性意义。在这本书里，李欧梵先生从声光热电、电影院、咖啡馆、工厂和施蛰存、张爱玲等人充满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入手，为我们展现出民国时期上海的绚丽景象，并给出了“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和源起”的结论。而这本专著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问世，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愈演愈烈的上海怀旧潮流和民国城市文化复兴的一个完美注脚。借助于这本书里的记述，当代上海跟民国时期的上海，取得了某种文化和情感上的“暧昧”勾连。

《上海摩登》一书之于上海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将关注视角，放在知识人和中等以上阶层上，并认为由这一群体构建而成的摩登、现代、华丽的都市文化，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核心要义；其次，正是由于李欧梵强调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地位与重要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上海相对于当时广阔层面上的乡土中国的特殊性与相对割裂。而在《上海摩登》之后问世的相关研究论著，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两方面观点的影响。以《打造消费天堂》和《生活的逻辑》为例，前者关注的百货公司的消费人群具备较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者关注的知识群体同样如此。而无论是位于消费结构顶端的百货公司，还是让知识人赖以生存的出版业和教育业，都跟上海的高度现代性特征紧密相连。

相比之下，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一书，在以上两个层面，都体现出与之迥异的视角与面向。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卢汉超放弃了众多上海研究论著关注的中上阶层视角，而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上海的中下层平民。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后者其实才是上海居民的主体。这样的关注对象选择，赋予了本书更强的社会性与大众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于过往上海研究论著大多强调上海的特殊性，以及与乡土中国的割裂的观点，这本《霓虹灯外》，则着重展现了上海平民阶层与广大乡村的紧密联系，以及在城市化、西化和现代化的三重主题下，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顺承。基于这两个层面上的独特性，尽管距离本书第一个中文版问世，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本书这一次最新再版，应该仍然会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

过往的上海研究论著集中关注中上阶层，除了有研究取向和价值层面的选择因素之外，也跟中上阶层往往留下了更多可供参考的史料，研究更为便利有关。因此，要想做好对于上海中下层平民的研究，对于史料的挖掘、搜集与整理，就成为摆在作者面前的重中之重。除了社会史研究所惯常依赖的各类档案资料之外，本书非常注重从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文人留下的各类文字资料当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与线索。

之于前者，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都市媒体，普遍设有社会新闻类的内容板块。这些看似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报道之中，时常能管窥上海平民的真实生活面貌。之于后者，上海的知识人在成名之前，往往租住于里弄之中，与广大中下层平民杂居。因而他们留下了包括日记、回忆录和话剧影视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文字当中，同样会对上海平民的生活，有着丰富而详实的记述。作者在本书当中，就曾征引著名左翼作家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来展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里弄中各色人等的生活面貌。此外，诸如茅盾的经典小说《子夜》、鲁迅的随笔名篇《门外文谈》，都同样被作者征引，展现包括夏夜闲聊、饮食生活、阶层冲突等在内的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将实地社会调查这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这部社会史的论著当中。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访谈的方式，内容涉及被调查者迁居上海之前的故乡类型、迁居上海的原因、移民时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途径、居住的房屋类型、回家乡的频率等多个方面。这样一份调查，不只能够摸清上海居民的来源，以及外来移民在解放前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变迁，同样能够为上海平民与广大乡土中国的紧密联系，提供可靠的佐证。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本书也颇受西方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书采取了行业分析、空间分析和社区分析这三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力图最大程度上地还原和再现上海平民的生活面貌。

就行业分析而言，本书不只详细考察上海平民所从事的职业分布状况，还专门在第二章，就人力车夫这一旧上海的典型职业类型，展开详细的研究分析。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将质性层面的文学记述、媒体报道、民谣俗语，跟量化层面的各类统计数字、计量分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点面结合，全景般再现上海人力车夫的生存面向。

就空间分析而言，作者聚焦于上海中下层平民最为集中的居住地——棚户区和里弄，从集体居住空间上的各自隔绝与差异，以及某个居住空间内部的居住方位、居住面积差异等，来展现上海中下层平民内部因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差异而造成的空间分布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层面的分析，是跟社区层面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的。作者要探究的，不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群是否居住在同一空间，还包括这些居住在同一空间里的人群，有没有因为居住空间和阶层类型上的相近性，结合产生某种“社区”意义上的共同体。比如作者就非常关注上海外乡人群体里的同乡会组织，以及上海的工厂老板非常喜欢从自己家乡集中招募工人的现象。在这里，乡情是构成“社区”的联系纽带。而相比之下，在上海广大的里弄居民区里，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可能从事相同职业，甚至服务于同一家公司，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并不依靠生产劳动或者家族血缘来联系，因此其“社区”属性，相对同乡会而言，就更加松散。

尽管书中的大多数上海平民，并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然而从节俭穿衣到日常小吃，从刷马桶到逛菜市场，从夏夜闲聊到闲逛马路，上海平民这些接地气的日常生活方式，早已经“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或者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译者语）。而这些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外”的生活文化，同样是海派文化坚实而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容之一。而这，或许就是本书修订再版的最大意义。

2018.10.7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8年10月25日刊发于澎湃新闻的文化课栏目，刊发时略有删改，此为原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霓虹灯外》分享提纲：

1.概述上海研究的越发重要，回顾过往研究的特点（集中于中上阶层，强调城乡断层与城乡一体化的对比）

2.本书两个层面上的贡献（聚焦上海平民，对城乡关系的独特分析）

3.本书的分析方法：行业分析（人力车）、空间分析（棚户区与里弄）与社区分析（里弄内外的社区分析）

4.本书在史料搜集与梳理方面的独特之处：档案、日记、文学作品、回忆录、报刊报道和作者自己的实地社会调查

5.本书之于上海研究，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意义（对城市化、西化和现代化的再认识）

6.结语

《霓虹灯外》读书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P2研究上海平民生活，P3本书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P4中国古代的城乡一体，P5城市贫民的两种主要类型，P12新时期对上海城市生活的抗拒，P14上海的贫民区更接近乡村，P21上海现实与西方理论。

P26上海的人口急剧膨胀，P33小刀会起义促成租界华洋杂居，P49上海的外乡人与故乡的关系，P50上海外乡人的同乡会组织，P51工厂老板喜欢从家乡招募工人，P52与美国移民族裔的对比分析，P53上海方言与上海族群演化，P54上海不同族群的社会和经济层次，P59文化精英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对比。

P70经济史层面的人力车行业分析，P73人力车夫的人群来源，P84当年上海的黑车——野鸡车，P92人力车被脚踏三轮车取代，P97人力车行业里的欺骗。

P107上海住宅的三个等级，P110不同等级住宅的空间分布，P114上海最大的棚户区——药水弄的研究，P120肇嘉浜——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之一，P121中共对肇嘉浜棚户区的改造非常成功，P125棚户区居民以苏北人为主，P126棚户区的人口构成分析，P132工人阶级内部的居住空间区隔。

P135上海租界新建房的革新，P137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P141上海里弄的命名学问，P153石库门房子与上海居住文化，P155里弄的居住群体没有特别的同乡效应，P158房屋转租生意的兴起，P161对话剧影视文学作品的征引，P164亭子间的居住人群分析，P166里弄小区第一排房子的商居交融，P168对当时新闻报道的征引，弄堂里的大学、书局、学校和印刷厂，P171中共一大二大均在里弄召开，P173里弄与中共建立，P175里弄里的妓院，P176里弄里的丰富商业设施。

P178抽水马桶在民国时期上海远未普及，P182马桶流行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P184收粪工往往也是苏北人，P191上海丰富的街头小吃文化，P193回忆录、日记和民谣材料的运用，P204影响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的三种因素，P207保甲制度在新中国时期的演化，P208解放前基层里弄中政府的缺位，P209作者的实地社会调查，P210里弄部分居民的共同职业没有促使其形成有力的社区共同体，P217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史材料的运用。

P232大米在上海市民主食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P240分门别类的小商业论述，P243平民穿衣方面的节俭与上海时尚之都称号的错位，P245上海特色的大众餐馆——普罗馆，P260上海的菜市场文化，P263南京路和霞飞路成为逛马路的首选，上海的各个区级商业中心，P268作为早餐的泡饭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P272同业公会作为小商业的职业团体组织，P275政府对于小商业管控影响有限，P278地方恶势力对小商业的影响。

P279城市化、现代化、西化三者在近代上海的盘根错节，P280注重上海发展的本土传统与根源，P283旧时节日节气的顽强保留，P286圣诞节被称为“外国冬至”，P289花轿在民国时期的延续使用，P292上海日常生活的乡村性，P298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典型范例，P304上海商业文化在共和国时期的变迁，P307上海传统的延续性。

P309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引入。

《霓虹灯外》读后感(五)：书札

第一部 寻求都市梦

第一章 到上海去

上海的贫民区

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上海的基本组成部分和众多城市居民的家。到了民国末期,差不多有100万,或者说大约1/5的上海人口居住在贫民区。就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一切而言,上海可以被视作一只由众多小蜂窝构成的蜂巢个紧密的、拥挤的、多功能的居住区域——在这里人们进行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活动。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其活动范围最多只是自家附近的一些街区。几乎所有的日常需求依靠步行即可解决,公共交通主要为了通勤。去购物或为了另外的一些目的而乘坐公共汽车被视作一件大事。

居住区内有的零售商将住宅当作店铺,这类似于农夫那种家与农场合二为一的情况。大多数孩子在附近街区或者就在弄堂里上学。这个城市因此被分割为众多的小社区,在这里可以过上适度安逸的生活,而不必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去冒险。对许多居民来说,几条以家为中心的街道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城市”,而城市所引起公众关注的大部分现代化的便利,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第二章 人力车世界

许多经由上海引入近代中国的事物都与西方有关,人力车也是如此。1873年春,一个名叫米拉( Menard)的法国商人,从日本来到上海,心想仿效日本获利丰厚的人力车业开一家人力车公司。56月初,他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一项经营“手推车”的十年专利。公董局就这一申请做了讨论,并与英租界工部局商议。公董局否决了米拉的专利申请,但允许他开业,因为这类车的营运既能改善交通状况又能增加税收。公董局计划在年内启用1000辆人力车,分两次发照,每次500辆,公董局共发放了20张牌照,每一张为25辆。米拉蒙惠得到12张,经营300辆人力车。向不久,报纸做了宣传。8月份,上海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申报》报道了人力车即将出现的消息,并指明这种车是由西方商人从日本引入中国的。1874年3月24日,米拉注册了上海第一家人力车公司。1874年的后三个季度,上海又有9家人力车公司开业,业主都是西方人。那年年底这十家公司已有近千辆人力车营运街头。

rickshaw”或者“ ricksha”一词源于日本 jinriksha一词,意为“人力车”,中国也沿用了该词,但上海没有普遍使用这一名称。在这个城市,人力车最初叫作“东洋车”。这个名字说明了这种车辆的日本来源。1893年,为了区别于私人包车,上海工部局公布了一项规则,所有公共人力车须漆成黄色。以后,人力车普遍被称为“黄包车”,黄包车成为这种车辆最为人熟知的名称

1899年,即韦尔斯桥调查( Willis Bridge Survey)的同年,上海工部局开始发行私家人力车(俗称“包车”)的牌照。1907年,公共租界签发了5625张包车牌照。两1924年,公共租界内的19882辆人力车中,就有9882辆是包车(图4)。四这些包车有时也像公共人力车一样,被称为黄包车,但实际上它们被漆成黑色。尽管公共人力车与包车是同一种车,但很容易分辨出二者的区别。公共人力车不仅漆有黄色

那个时代,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并雇用一个司机就意味着是最富有的阶层,拥有一辆包车还配上一名车夫(或者,相当于20世纪40年代末拥有一辆三轮车并雇用一名车夫),就是许多中上阶层家庭奢侈的享受了。叫一般家庭(无论中外)都愿意雇用公共人力车夫,通常是为些特定的目的,诸如接送孩子上学、购物等一些有固定时间的短程出车。经营人力车是一项盈利丰厚的生意。据一则报告称,19世纪末辆日本制造的人力车售价15元,租一辆人力车(由车夫付给老板)每天400160,其中约13用于车辆保养。四这就意味着出租一个月,老板就能收回投资,这之后,纯利润就滚滚而来。四盈利如此之快,不久就引起中国人对此业的兴趣。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已能自行制造人力车,市场上车价开始下降。1898年,中国人开始经营这项生意(称“车行”),在老城厢出租人力车。1910年始,闸北—这一中国新开发的华人区域,也开始设立人力车公司。以后,郊外一沪西、浦东等也陆续设立了人力车公司。

然而直到20世纪早期,上海的人力车业中,外国公司仍占支配地位。如上海人熟知的南和、飞星等公司,都是外商创办的车行。这些公司直接将车租给中国承包商,然后由他们转租给车夫。当然,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外国老板与众多中国车夫直接交易的麻烦,在他们看来这都是“脏”,也省去了语言障碍。例这些中国承包商,就是俗称的包头,绝大多数是帮派成员或地痞之类。通常,他们从外国老板那儿承包了人力车以后,又将车转租给较小的中间商,再由这些人转租给个体车夫。有时,中间商层层转包,因此就有了“二包”“三包”等等行话

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些中国承包商逐渐从外国老板手里买下人力车并接管其公司,尽管有些外国人仍保留了官方登记的业主名分。20年代末,中国人已买下上海的绝大多数人力车公司。南京政府十年是上海人力车业的巅峰时期。从老板、层层中间商到车夫,都是中国人。30年代后期,中国人已能说“黄包车行业,已十足是我们民族的资本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人力车业也是上海声名狼藉的行业之尤其是在公共租界。由于交通拥塞,上海工部局限制了人力车牌照的签发,特别是公共人力车牌照受到严格控制。在1917-1934年期间,租界内公共人力车几乎被冻结。即从1924年起,上海工部局给公共人力车1000张牌照的限额,并将这限额一直维持到30年代。

由于对大量牌照的限制以及其他管理上的特殊性(诸如自动更新牌照),在交易中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牌照交易等级体系”,这个体系的顶端是官方牌照的持有者,掌有公共租界内总计144家公司的9900辆人力车(30年代),回他们每月每辆车只要向上海工部局交上区区2元(20世纪30年代末增加为22元),而到了30年代,一张牌照的市价攀升到750元。因为法律不允许转让牌照,许多执照持有者保留官方登记的业主名而出售或出租他们的牌照,在牌照交易中获利。据1933-1934年上海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的调查,仅有34%的牌照业主实际经营着车行,其余的不是部分出租就是全部出租,或者干脆一卖了事。平均每年从出租或出售牌照的非法交易中所获净利在100%—300%之间,这要由所参与的中间人多少而定。单就出租上海工部局签发的搪瓷牌照(安在车上的),盈利就是100%。因此,在公共租界做人力车生意,上至工部局,下至满街跑的车夫,中间卷入的多层次的执照持有人、业主承包人、转承人,都不同程度地从牌照的买、卖、租的非法交易中获利。当然,这个等级体系的最底层是成千上万的车夫(图5)。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20世纪30年代早期,市内有公共人力车夫80649人,每个车夫要供养家人4,23个。因此,人力车使340000人,或者说是市内人口的10%得以维持生计。阴上海工部局有一个更为折中的估算,1934年租界内有将近140000人依靠人力车谋生。“黄包车夫”与“贫穷”几乎成了同义词,这也就不以为怪了。

农民工车夫

移民中的一些人力车夫仍有部分时间务农。他们经常在农闲时来上海拉车,而农忙时回乡种田。圆正像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所说,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工人,一只脚坚实地踩在农村的大地上,另一只脚在城市的街头奔跑,寻觅乘客”四。甘媚卫夫人( Mary Gamewell),一名上海的外国居民,写了一本反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生活的书,书中说人力车夫“冬天从农村来到上海,春天又返回乡间”。这些人主要来自贫穷的苏北农村,如盐城、阜宁,他们坐船经由运河到达上海,相当方便。

堵车与发牌照

如前所述,当时在公共租界有大量的人力车来来往往,上海工部局因交通拥塞而限制了签发人力车牌照。1934年,公共租界内签发了9990辆公共人力车和12751辆包车。估计当时大约有20000辆野鸡车在非法接客。往往是私人包车的车夫将牌照出租给野鸡车车主,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通常那些买得起包车又雇得起车夫的人对这类琐事不屑注意。即使那辆私人包车因无牌照在路上被抓,车夫道歉说忘了带照会,车主付了罚金,也就了事拥有一辆野鸡车之后,进一步的目标,就是拥有一个车行。的确,对大多数车夫来说,这是最终的目标。据一份1934年的调查拉一辆野鸡车,平均一天能挣1.5元,或者说,每月40-50元。花上3元的牌照费,7元的伙食费,因此月底的纯收入大约30元,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的薪水。通过2—3年的努力,能攒下500-1000元。然后买下大量的人力车出租,每辆一月6元。这时这个车夫可以歇着了,他再也不是苦力,穿上长袍马褂(绅士的传统服装),摆出一副富翁的派头。"

拉车不很累

车夫的劳动强度并非会将人压垮,这是上海人力车行业持久存在的原因之一。拉车所需的体力其实小于其他的苦力活,诸如码头上装卸货物搬运砖头和石块、拉纤等其他许多重活。例如,上海的码头苦力,肩上要扛200磅的货物。"在上海,拉黄包车的体力消耗一般还小于操作其他以人为动力的车辆。据定居上海的约翰·波尔( John Pal)所述,一个手推车苦力“通常每日运货所承受的重量是黄包车夫的4倍,而一个推独轮车的苦力干活时所需的体力是黄包车夫的6-7倍”4。必须记住的点是,即如前所说,拉车并不比种田苦。曾做过车夫的赖其庚就认为拉车是个轻活,因为他在苏北泰兴家乡时,经常要挑250斤的担子在狭窄的田埂上行走。

当有的外国人一也有一些中国人一坐黄包车时觉得于心不安时另一些更为实在的人却与记者欧内斯特·霍塞( Ernest Hauser)持有相同的观点。霍塞曾经这样写道:“拉车本身并不难。人力车设计得很精巧,具有一种平衡力。拉一个体重正常的乘客,车夫随时都能靠上身控制重力,给腿脚以极大自由,下坡时,车夫的脚几乎可以不着地。”约翰·波尔甚至尝试过自己拉车

对于一个体格一般的人来说,拉车并不很累。我尝试后发现,拉车只是一个平衡问题。我曾因打赌输了而被罚在大白天的南京路上拉人力车。我戴着夜礼帽,叼着12英寸的雪茄载着我的报业同行跑完了南京路全程。当车杆提高,车座的重心就会下移,这时拉着车杆一路小跑,车座自己会恢复平衡,循着惯性前移。中国多数大城市,尤其是租界,马路很平缓。

第二部 立锥之地

第三章 逃离棚户区

如果需要住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以及自己的经济能力,在众多的类型中选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一个人的居住区域乃至居所的风格,能相应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份。与此相同,上海的住宅一般分成三个等级:西式洋房、里弄住宅、棚户。每一等级都含有多种多样的类型,相互间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西式洋房,就像名称所表示的,是欧洲风格的独栋小楼,有几层楼面前庭为花园,因此也以“花园洋房”著称。这是上海最为豪华的住宅即使以当时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亦属奢侈。就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豪宅样,这类洋房别墅通常只是一个城市引以为傲的象征性建筑,而作为普通生活居所则太过奢华了。

第二等级是联排式的里弄住宅。这是上海人最主要的居住形式。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座城市建造了大量的里弄住宅。

房屋的质量取决于建造技术和投资的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的设计也有多方面的改进,但里弄的基本特征——中西合璧的毗连式房屋,内设天井—仍未改变。建于1935年以前的里弄,大多称石库门(此名得自大门的设计,见图8当铺的大门)。石库门是20世纪上海最常见的住房形式。

与石库门一比高下的,是新式里弄,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不久,石库门便过时了(因此后来称“老式里弄”)。新式里弄大多建于1924-1938年,明显不同的特征是,大门一改石库门总是在石墙上镶两块厚重的木板的形式,而依欧洲人的口味采用了不同质地的材料。室内设有卫生设施(诸如浴缸、抽水马桶等),并有钢窗蜡,而石库门只有木框窗和漆成深红色或深红褐色的木板地,没有卫生设备。因此,当新式里弄出现时,曾以“钢窗蜡地”闻名。

有些里弄设有绿化带及小汽车的车库,具有这种特征的,人们常将之归属于洋房类,称“花园里弄”。这些精致的宅群是里弄住宅之最。还有另一类精致的住宅—西式公寓,它既有多层公寓形式,又有新式里弄分层住宅构造。通常,这种新式里弄的复合式建筑,面对马路的前排楼建成公寓式,而内里的几排是新式里弄的形式。这些雅致的楼房建于20世纪40年代,是上海战时繁荣期的产物。

第三等级是平房和棚户。这些平房源自郊区(在中国农村,这类形式仍是最普遍的)。在上海,这类房舍主要作为工厂的宿舍或贫民的居所。这些房屋因结构简陋不可能再造第二层,而且还经常缺水缺电。大多数平房就是一个单间,有时一个单间还用木板隔成几个部分。如果结构允许的话,房顶下还可能建一层阁楼。这类房屋多分布在杨树浦、闸北、曹家渡这些工业区,在浦东也有很多

简而言之,除了少数例外,上海民居类型的分布大致如下:最上等的住宅(洋房、公寓、新式里弄)在城市的西部,最低劣的住宅(平房及棚户)在城市周边的郊区,而中等层次的住宅(石库门或老式里弄)则遍布上海各处。

大量农民是摇着小木船(常称船船船)经由运河来到上海的。四这些设有顶篷(由麦秆做成)的木船群集在苏州河沿岸,其中很多长年停泊在河边作为这些初来者的“家”。这是他们成为上海“都市人”的第一阶段。当小船过于破旧而不能停泊在水上时,船上的一家人便将破船推上岸,于是开始了他们在大上海居留的第二阶段。他们仍然住在推上陆地的破船里,而当船板完全烂尽不能作为住房时,他们便利用旧船的顶篷在岸边的泥地上搭起屋棚。这些破落污秽的屋棚有一个相当浪漫的名称滚地龙。这一名称也许来自“龙”的同音字“笼”,因为这种屋棚简直就是人所居住的笼子。这些居所太过简陋,根本无法将他们归入住房形式的任何一类。粗略地说,滚地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旧船的麦秆草席顶篷弯成一个半圆形的棚子,另一种是用成片的细竹子或草席折成的三角形棚子。因为这类棚屋没有坚固的原材料,移民们又没钱搭梁砌墙,所以这两种类型的滚地龙内部空间很小,其面积还不到双人床垫那么大高度也不及普通人的身高。例尽管如此,这种狭窄的“滚地龙”还是庇护了千千万万个城市新移民。

对于这些蜗居者来说,能住棚户已是一个巨大的改善,而且可能是他们所期盼得到的最好的房子。两经过多年努力,一些家庭也许能攒够小笔钱去修筑草棚。在20世纪30年代,搭一间草棚的材料费需要20元,等值于135磅大米,够一个五口之家食用一个月,也相当于半熟练工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棚户家庭,他们雇不起木匠,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至多只能得到邻居的帮助。搭一间棚屋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而其中最犯难的事是想方设法筹集买材料的钱,他们常常需要借贷。一间滚地龙被拆除,就地搭一间新棚屋时,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刻。

二房东

战争的开始极大地刺激了转租这桩投机生意,使其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得更为兴旺。1932年,被上海人称作“一二八事变”的淞沪战役爆发,大量涌入上海的难民带来了转租业的繁荣。有人在1933年这样写道:“去年一·二八事变在华界发生后,特区(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下令降低房租,为期三个月(为了保证难民租得起房子)。这样一来大房东们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二房东们却乐开了怀。亭子间月租20元’‘三层阁月租18元

这些广告刚刚贴出来,浆糊还没干,房子就已经租掉了。”

20世纪30年代,一位学者在对上海的房产市场做了一番研究以后指出:“市上最大债主首推房东。债务之严重,又无过于房客。吾人日常生活费中,第一项开支即房租。”在普通百姓看来,二房东才是最大的债主,比大房东还厉害。据估计,在那些工薪阶层居住集中的石库门里弄里,二房东们掌控了9%的租金收入。一个普通工人或者店员要付出自己收入的20%—40%来租一间厨房间、亭子间或者一间108平方英尺(10平方米不到)的阁楼,以住进一家子人。网因为战争时期上海的房屋极其紧张,二房东们绞尽脑汁,尽可能地拆分房间来出租获利。将房子改造一番,在屋顶下搭出几个阁楼来是里弄里的常事。在亭子间顶上的平台上也能用几块铁皮搭成一间房间,有的二房东甚至把阁楼弄得像个小旅店,分割成块后按铺位出租

第四章 小市民之家

里弄住宅单间的租金平均约是10-30元。这样的数字对非技术工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对邮政业工人、公共交通业工人、机械技师等而言并不是难事。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建在赫德路英国人开办的有轨电车公司对面的嘉禾里,每月房租为8元(不含天井)到12元(含天井)。上海西区这一区域有不少这一类型的里弄住宅—许多是房地产巨头哈同(1847-1931)的产业—被电车公司雇员租用。1这些工人以及上海其他地区的工人一般难以租下整栋房子,而只是为全家租一两间房。不仅仅是工人家庭,在上海的居住者中,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里弄房子因此而成了除却赤贫和巨富以外所有阶层的住所,其居民有工人、教师、画家、作家、店员、白领阶层、小业主、妓女教士等。要了解上海绝大部分市民如何生活,我们就必须将目光转向住着芸芸众生的里弄住宅。

第三部 上海屋檐下

第五章 石库门后

受西方影响 上海建造了大量连排的里弄建筑。石库门即是里弄的代表。随着上海的人口结构从避祸的精英为主到以中产为主，里弄建筑经历了从多开间（屋内格局类似四合院）到单开间的转变。

随着人口增长 人们将石库门分割出租 类似于如今的合租。大量二房东也产生 一如今天。同时也催生了掮客。

由于马桶是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往往作为妇女的陪嫁物。在这层意义上,马桶就好像如今上海新娘的陪嫁物品彩电一样,更是不可或缺。马桶作为陪嫁物时,里面装着红蛋,象征并祝愿新婚夫妇能早日生育(尤其是男孩儿)。制作精美的马桶箍裹着镀金圆环,桶身和桶盖上还描画着龙凤图案,这种马桶有时成了偷盗的目标

每天一大早,农民们驾着船来到上海。小船运载着粪便从上海驶往乡村,在那里农民正等着肥料,将之贮存于巨大的陶瓶中,直到给农作物施肥的时候。”一张关于虹口粪码头照片的解说词中这样写道,“上海的粪便尤其受欢迎,品质优良而且特别肥沃这还要感谢上海人丰盛的饮食。

烟纸店：香烟 纸。事实上是日用杂货店 包罗万象。

老虎灶：卖热水 兼营茶馆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