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剧史论稿（1949-1966）读后感锦集

《“十七年”剧史论稿（1949-1966）》是一本由顾振辉著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0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七年”剧史论稿（1949-1966）》读后感(一)：后记

跋

小时候，我爱看闲书，一直津津有味地着迷于那些历史故事、徜徉其中，自得其乐。这便为我日后的历史学习打下了基础。在我接受高等教育前，对于我这个人高马大而又生性活泼的人来说，总爱被老师视为刺头。加之如此这般的教育体制下，现在想来，总有一种精神集中营的感觉。然而，历史，确切的说历史这门学科在那时给了我最初的做人的感觉。没错，是做人的感觉。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在那个极度被扭曲异化的日子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几乎就等同于卷子上的分数。在这样断骨吸髓般的岁月里，根本罔谈健全人格的培养，分数与升学率背后的经济利益才是唯一的动力。

其实，现在想来，当年我对历史只是一种对于知识记忆为基础的自我满足。“你看这事儿你不知道吧？我知道……”可你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形而下地说，赚不了钱；形而上地说，它解决不了你人生的困顿与迷茫。但它在那个环境下给了我最初的成就感与自尊心。那就足以值得纪念与感激。然而，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机缘巧合下，有幸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接受高等教育，在老师的点拨与自己的努力下，我才逐步明白。所有的历史表述其实就是人的表述。是人，就有他的立场与目的，无论他代表的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某个集团。所以，历史在其表述之后，都还有不为人所知可却又真实存在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就往往令人瞠目结舌。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陷入了深切的自我怀疑中，我前十几年学的都是什么啊？所幸疑惑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没有打消我探究历史真相的兴趣。

不破不立，大学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在现代性启蒙却魅的洗礼下，逐步照亮了我人生的迷茫与困顿。同时，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在史料的爬梳归纳中逐步还原历史真相的乐趣。虽说绝对的客观并不存在的，但能够从历史的迷雾与碎片中，基于材料与证据中逐步描摹出事物原来样子。这样“探微知著”的快感也让我随着探究的过程中越发地乐在其中。

这本《“十七年”剧史论稿》就是这样的机缘。在“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最典型的十七年时期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艺生态下，一个至今都被奉为真理的“人民史观”，会对当时历史剧中的人民形象的塑造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的有趣的联想与疑问便促成了我的硕士论文——《论十七年时期历史剧中的人民形象》。留校工作后，我又开始探究起出自上戏陈耘老师的《年青的一代》，作为十七年时期话剧史上红极一时的剧作，不仅在主题内容上具有那个时代的典型性，更令我感到惊奇的却是这背后的创作始末更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当你耐下心来细细搜寻、慢慢品味时，它往往就在出其不意间令你叹为观止。但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却又那么毫无违和感地应和着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导师丁罗男教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与平日的亲切幽默都在耳提面命间，促使我不辍于学，踏实为文。

感谢王伯男教授，给了我从事学术科研安身立命之所，在日常工作之余仍有时间与空间继续从事学术科研。

感谢陈加林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专程给我讲述当年的往事。您在陈耘先生遭受不公时的挺身而出、秉公直言，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后世所景仰的。

感谢曹树钧教授在我口述历史部分组稿出现困难时，欣然应允我采访的要求。为我书稿内容的丰富提供的帮助。

感谢学院档案室李莉与钱晨两位老师，历史的爬梳与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档案史料。若没有两位老师耐心相助，我便无法完成《年青的一代》的研究。

感谢《戏剧文学》的陶沙老师与《剧作家》的原旭春老师，感谢二位对于后生拙文的赏识，并给予发表展示的平台。这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感谢交大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自己学术成果的机会，尤其要感谢冯雪小姐在此书出版的过程中，不辞辛劳、耐心细致的工作。

最后，还是得感谢我的父母与亲人们对于我的鼓励与支持。在这个浮躁纷繁的时代里，没有你们的理解与支持，我也不能安坐书斋，心无旁骛地全心治学。

时间不断地前进，历史也不断地遗落在我们身边。剧作家在稿纸上沙沙作响的前后想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舞台大幕的拉开合拢间、观众的聚散泣笑与誉骂间，又有多少尘封往事待我们细细考察，慢慢品味？有意识地把它们捡拾起来，整理出来，垂显后世。这，就是我想做的。

顾振辉

2014年春

于静安独由斋

《“十七年”剧史论稿（1949-1966）》读后感(二)：立论新颖 方法独到——喜读《“十七年”剧史论稿》

立论新颖 方法独到

——喜读《“十七年”剧史论稿》

曹树钧

新中国成立至“”前的十七年，这段话剧史是一个冷门，研究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近日捧读《“十七年”剧史论稿》（顾振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稿》。）一书，十分欣喜。此书特色可用立论新颖，方法独到八个字概括。

上世纪60年代初，当笔者还是艺术院校一名大学生之时，著名导演艺术家谢晋有一次应邀来上海戏剧学院作了一次学术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没有重点就没有艺术”这一鲜明的观点。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概括。不仅没有重点就没有艺术，而且没有重点也没有教学。同样，没有重点也便没有科研。笔者从事中国话剧史教学30余年，深知我国十七年剧史，史料浩繁，剧目复杂。《论稿》作者别出心裁，抓住十七年史剧中“人民形象塑造的反思与话剧《年青的一代》创作背景探究”这两个重点进行深入探讨，对当下的话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十七年史剧中“人民”形象塑造反思这一重点案例中，作者详尽分析了这一时期历史剧在人民史观影响下产生的“超级人民形象”，并从“超级文学”的视角剖析了其产生的必然性，结合当时影响较大的六部历史剧：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朱祖贻、李恍的《甲午海战》，曹禺的《胆剑篇》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如曹禺《胆剑篇》，剧中所塑造的人民形象，几乎都是刚毅不屈，坚贞爱国甚至会不顾生理需要而去“饿着肚子干革命”的“超级人民形象”，他们往往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影响、教育、指导剧中帝王将相的主人公，左右他们的行动，并影响着剧情的发展，因而造成了人物塑造概念化、脸谱化的倾向。书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在《胆剑篇》一剧中，剧作家没有人云亦云地将人民形象的语言进行千篇一律的简单化处理，曹禺力求寻找突破口，将他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发挥在戏剧语言的文学性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形象的艺术感染力。然而，由于人民史观的制约，无论多么斐然的语言成就，也无法掩饰人物性格描绘的概念化缺陷，致使全剧不能象曹禺早期剧作那样让观众受到感动。

对于“十七年”轰动一时的颇有争议的话剧作品《年青一代》，书中尤作了十分认真的科学分析。首先，作者将《年青一代》最初的演出本与后来受到张春桥等篡改过的后期剧作作了严格的划分。书中指出最初演出本的内容是来源于生活的，反映的是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怎么对待毕业分配，如何对待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此剧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内涵，就是年轻人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要不要有远大的抱负。最初的剧本是比较朴实的。因为剧作家陈耘老师经常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也很了解年轻学生的一些想法。他曾带过的几个表演班，大部分学生服从祖国的需要，但也有个别分配到内蒙古的毕业生，因为怕艰苦，从内蒙古逃回上海。当时有个口号就是号召年青人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也是党的号召。此时，学校也在做学生思想工作，这个戏的演出很有现实意义。不少毕业生看到此剧也很受教育，自觉认识到年青人志在四方，应该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书中指出：话剧《年青的一代》不仅在思想内涵上对青年有启迪，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演出富有激情。扮演剧中人物的曹雷、娄际成、杨在葆、焦晃、张伐、卢若萍等都演得非常成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中主演娄际成和焦晃，都是上戏培养出来的优秀演员，后来都成为当之无愧的表演艺术家了。

这一批50年代培养出来的演员，基本功都比较过硬。杨在葆、焦晃、娄际成都是非常敬业的演员。他们演《年青的一代》就非常下工夫，演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就连次要演员魏淑娴扮演的萧奶奶，也演得很好。把一个革命老奶奶对孙子的挚爱表现得很深刻。女扮男装的卢若萍，将单纯而又调皮的小李子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使得这个戏充满生活情趣。再加上朱端钧导演精湛的处理，戏排得十分生活化、充满诗情画意。

《年青的一代》应该列入“十七年”话剧史画廊中一个名符其实的优秀剧目。认真地总结、研究一下这个剧目产生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后的创作也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论稿》除了在内容上具有抓住重点、深入探索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还开创了将口述历史同档案资料密切结合起来的特色。作者在治学上有求真务实、肯下苦功的科学精神。书中《话剧<年青一代>创作始末探究》、《陈耘先生生平钩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以上海戏剧学院档案材料为基础进行爬梳的史料性文章，内容丰富，不禁让读者耳目一新。

作者还不辞辛劳，多次采访《年青的一代》初演时一些至今尚健在的上戏前辈。例如，“我所知道的《年青的一代》创作经过——陈加林教授访谈录”，“曹树钧教授谈《年青的一代》”等都是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如陈加林教授的回忆，揭露了《年青的一代》在登上舞台以后一年多时间里，遭遇连续不断“被修改”的命运，甚至被剥夺署名权的残酷事实。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张春桥甚至亲自捉刀上阵，硬要将一个原本充满生活气息的戏，篡改成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的战场。”

在一些年青学者甚至一部分中年教师心态浮躁，缺少扎实研究基本功，不屑在学术上进行艰苦认真调查研究的今天，年青的顾振辉老师的这本学术著作，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求真务实治学的良好榜样。这也是笔者乐于推荐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十七年”剧史论稿（1949-1966）》读后感(三)：反思与探究的价值 ——《“十七年”剧史论稿》序

反思与探究的价值

——《“十七年”剧史论稿》序

丁罗男

前不久，顾振辉将他的硕士论文和毕业后参与研究项目所写的部分文章结成一个集子，题名为《探微知著——十七年剧史论稿》。这是他几年来学术研究的辛勤成果，现在就要出版问世了，当然值得庆贺。

我是振辉读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他性格中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勤于思考，读书从无“不求甚解”的时候，凡是没弄懂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自己写文章呢，也是常选难题、偏题，另辟蹊径，不肯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以此来挑战自己。二是忠厚踏实，为人处世没有一点虚头花脑，学习和研究同样如此，宁可花死功夫去翻查海量的图书资料，也不投机取巧走捷径。正是这两个特点，形成了振辉在学术研究上的个性风格，也是他在这本书里之所以要选择“十七年”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突破的原因。

在中国话剧史研究领域里，至今对新中国成立至“”前的十七年这段历史关注得不够，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这段历史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也许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感到评价的标准不好拿捏。“成绩与问题并存”，这样的总体结论当然不错，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成绩是什么？问题又在哪里？笼统一句话对于历史研究是毫无意义的，需要的是对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进行逐一分析，仔细研究，对一些问题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顾振辉从选择硕士论文的题目开始，就对十七年话剧史抱有兴趣。收在本书中的两个课题，即从小处入手：一个是对十七年时期历史剧中“人民”形象塑造的反思，一个是对当年红遍全国的剧目《年青的一代》创作背景的探究。从时间上看，这两个问题涉及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前），话剧创作在这一阶段中不能说没有“正能量”，但极左思潮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大行其道，愈演愈烈的。通过“个案”研究，解剖麻雀，不仅有助于对十七年话剧发展史做出正确评价，更能给当下的话剧创作提供一些启示。我想，这就是振辉所做的两个课题，所进行的反思与探究的价值所在吧！

比如，对于十七年间历史剧创作中的“人民”形象的塑造问题，以往很少有人予以特别关注，本书作者却结合近些年来历史学界对“人民史观”的重新探讨，进行了反思，发现在过去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着“超级人民”的形象。通过对这一时期几个有影响的，甚至是大家的作品（《关汉卿》、《蔡文姬》、《文成公主》、《武则天》、《甲午海战》、《胆剑篇》等）的文本细读，作者认为，那些觉悟超凡、居高临下的“人民”形象，实在是为体现“人民史观”而硬贴上去的标签，不但自身缺乏活生生的性格，缺乏历史的可信性，而且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整个剧作的结构、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整个剧作的审美价值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文章还对“人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剧创作思想进行了历史溯源，以及时代语境下的深入剖析，其中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原罪”心理等等，应该说论题的切入口不大，却引申出颇为深广的理论阐发。诚如作者在“教训与启示”一节中所总结的那样——

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剧仅在简单教条地图解人民史观。然而，在人民群众 处于蒙昧未开的历史阶段，是很难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的主人的。所以，剧作家在处理历史剧题材的时候，不应绝对地将人民形象置于所有历史的主体地位上，不顾历史的局限而人为地拔高人民形象。不应忽视统治阶层与知识精英阶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历史剧的创作还是应当本着创作主体自身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看法，力求准确把握历史时代的特征，从人物的性格与处境出发，塑造出符合历史可能性的人民形象来。

在论述过程中，作者还结合了对中国戏曲名著《清忠谱》、莎士比亚名作《亨利四世》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形象的塑造必须符合“历史的可能性”这一创作规律，强调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了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些论述无疑对今天的历史剧创作具有警策意义。

又如，对60年代上半期影响极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剧”《年青的一代》的创作过程与背景的钩沉，同样是一种“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

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当年这出风靡全国的戏，背后还隐藏着那么多的“故事”。《年青的一代》本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有感于一些大学生毕业时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不愿意离开上海去较艰苦的地区这一情况而写的一出青春校园剧，其中有对青年人的事业、理想、爱情的思考，有一定的批评、励志作用。但未曾想到，自从1963年登上舞台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该剧竟遭遇连续不断的“被修改”的命运。因为这出戏恰好契合了当时“兴无灭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方方面面，尤其高层领导都来插手，硬生生地把一个原本充满大学生生活气息的戏，“修改”成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的战场”，正面人物被拔高成雷锋式的英雄，转变人物（干部子弟林育生——原作中的主角）的背后被安插了一个“隐藏”（不出场）的反面人物，以示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这种“修改”已经完全脱离了“创作”的范畴与方法，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张春桥等亲自捉刀上阵，当种种“修改意见”受到原作者的消极抵制时，他们竟然把陈耘一脚踢出了“创作组”。所幸原作还是遵循创作规律，从人物出发建构了一个比较严密的叙事框架，以致于大改十分困难，那些修改者的意图只能通过台词来贴标签，在表导演们的努力下，舞台呈现总算还保留着应有的艺术魅力。

至于当时其他大量的“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创作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极左思潮的猖獗，加上那个时代文艺体制上的弊病，基本上将艺术创作的个性和艺术性的追求统统消解殆尽，有些原本基础不错的剧本被改得不伦不类，甚至面目全非。就我所知，话剧《小足球队》、《丰收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原名《祝你健康》）等剧本即遭遇过程度不同的“被修改”，有的干脆被改成了政治宣传品。

以上两个关于十七年话剧历史的研究课题，虽然题目不大，但在学术研究上意义并不小。尤其是作者为研究做了大量的史料爬梳、整理工作，除了公开发表的文章外，还从档案材料、当事人口述中发掘出许多史实真相，本书附录中的一些资料本身就具有可贵的历史价值。

十七年话剧史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也是重要的一个阶段，尚有许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振辉的这本书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衷心希望他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在这一课题上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201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