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童之愿》的读后感大全

《违童之愿》是一本由[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 / 朱迪斯·L·纽曼 / 格雷戈里·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违童之愿》读后感(一)：《违童之愿》

《违童之愿》

童年具有双面性。它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被欺凌的，尤其是在面对成人之时。成人很容易就能变得残忍起来，哪怕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唯唯诺诺的人。懦弱的人，唯唯诺诺的人是更容易残忍的。而孩童会是怎样，孩童只是仰着一张无辜的脸。本是一个活生生的题材，恐怖的题材，残忍的题材，偏偏写成了温吞水。就看这题目取得吧，《违童之愿》，岂是有这样的软弱与温情，只能靠着读者从书中的一手素材里去慢慢体会想象吧。

《违童之愿》读后感(二)：杂感

大背景——小群体

冷战压力，优生学理论，医学崇高化（辛克莱 刘易斯《阿罗史密斯》、克鲁伊夫《微生物猎人》带动医学的崇拜热），人体实验蔓延，科学研究的功利性……构成一个大背景，使学校、企业和政府等公共和私人机构把爪牙伸向弱势群体，甚至是儿童（孤儿、少数族裔、身体或智力有挑战者、社会地位低下者），“捂住”他们的耳朵。比如，在1940—1960年弗纳德收容所，孩子们早上喝的就是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牛奶。而弗纳德的实验只是有目的、系统地利用和伤害弱视群体的一个而已！

为什么是再1978年才被揭露出这些不道德的医学事件？为什么作者说是“经过学者、调查记者、医学伦理学家的一番努力”？

标题翻译

粗看时，我觉得把“against their will"翻译成“违童之源”很有创意，而在看到书本内容里记录的那一个个残酷的儿童医学实验（阉割手术、额叶切除、辐射实验）后，我突然觉得“违童之愿”这四个字无法有力直接地概括出“against their will"想要表达的意义，但自己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违童之愿》读后感(三)：违童之愿：他们不配为人，只是活体试验的素材

冷战的幽灵，曾回荡在纳粹集中营，也徘徊在美国20世纪中期医疗进步的时代。《违童之愿》揭露美国医疗史上一些鲜为人知但肮脏不堪的部分，每一个残酷试验，将成人甚至幼童大规模商品化，进行人体试验。这些人仅有的健康，遭到利用和践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却被认为是必要且不值得被同情的。

彼时，美国谴责纳粹医生在对集中营囚犯和被占领区平民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和灭绝计划，并带头起草发布《纽伦堡宣言》。纳粹医生被控违反人道罪，其中最为凶险是试图在所有被占领国家推行高效率的绝育手术试验。“医生审判”也成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一宗案件。

然而，优生学理论的镰刀二战后在美国本土也疯狂收割生命。两次世界大战让医生的社会地位上升，社会对医学的崇拜热让这个群体名利双收。医学界获得公共资助和基金会拨款的增多，意味着医生需要对这些付出和需求给予响应。政府、企业、学校、福利机构……这些机构因利益而主动裹挟在一起。

粗暴的功利主义瞄准了无力反抗的那群人，智障人士、幼童婴儿全被卷入冰冷无情的人体试验。“这令人惊恐的一切证明了包括医生在内的人类，为了崇高的意志，可以何等轻率地对待人类自己。”

这并不是一场沉默的阴谋。不仅在美国境内，在远东地区，许多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都成为医生们取之不尽的素材库。素材，取代了无数婴儿、儿童或精神病患者的生物属性和社会身份。因为在医生眼中，他们的牺牲是一种必然的义务。驯服这些原本就弱势的人是那么轻易而廉价，科学的神格化让一连串监管体系都默契地保持沉默，甚至热烈参与其中。那些没能奔赴战场的美国年轻人，在冷战气氛浓重时甚至自愿献身。这些准士兵，也仅有部分能符合著名的受试者“知情同意”原则。

作者也承认有些试验确实加速了一些传染病的疫苗生产，但没有对人类以这种不道德方式规避疾病多下结论，最后以报告文学的口吻警告这些肮脏的实验手段已向欠发达的国家蔓延。而2005年英国媒体曝出以色列医院用老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进行医疗试验，还是在其法律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纳粹曾给犹太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而现在举起手术刀的变成犹太人自己。

《违童之愿》读后感(四)：违童之愿：转发一些新闻历史

书中所述，最后随着美国立法逐渐严格，处罚越发大额，儿童实验走向了中国、印度等等缺乏立法的发展中国家。我翻了翻报纸，官方报道的事件就不止“黄金大米”“转基因人类”两个。

目前国内仍然立法空白。

2008年，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汤光文等人在未告知对象实情的前提下，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选择该校学生进行了试验。2012年8月被媒体曝光，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这起试验是一个典型的动机与效果相悖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阴影，也需要反思：如何进行科研才能赢得民心，真正使科研造福于社会。

黄金大米事件成为2012年中国卫生十大新闻之一，是科研违反诚信，不守伦理的表现。它的一个负面影响是，让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了不应有的误解甚至抵触，与探索转基因食品的原理、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进而向公众推广的初衷背道而驰。

美国塔夫茨大学校方：承认用中国儿童做转基因大米试验。临床试验经过了中美双方有关机构的批准，并且获得了所有参与试验的儿童及他们家长的同意。该项目黄金大米和菠菜是在美国生产、处理和蒸煮，然后冷藏运至中国实验所在地，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湖南衡阳市政府：调查称在衡南县江口中心小学进行的一项实验，未与美国及境外的任何机构发生直接关系，实验中未涉及转基因大米及其他转基因食品。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课题实施中没有使用转基因大米及任何转基因食品，所有原材料全部在当地采购。

湖南省农业厅：2008年以来，湖南省从未进行过任何转基因大米试验。

至于，转基因人类……因为发生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自己搜一搜就行。总之，随便搞，没问题的。不过很奇怪，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药的双盲随机测试还没有做。

其他资料：

科学松鼠会的文章，相当中立，但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正义问题，程序是否正义，以及我们有没有程序正义，如果出事，谁负责？这新闻的测试结果证明，如果出事，以上机构都不会负责，而且希望外国机构也不要负责，只要不存在，就没出事，这个逻辑很清奇，也很有特色。

毕业即失业－“黄金水稻”的奋斗与悲哀 https://songshuhui.net/archives/417 黄金大米的实验争端 https://songshuhui.net/archives/72619

后续：

然而，胡余明团队在研究中发现，虽然生活在镉污染耕地的人群普遍出现轻度、中度镉中毒现象，但“痛痛病”并未在人群中大范围爆发。在他选定的918人样本中，尽管尿镉数值高的人很多，但只有26人出现了“痛痛病”。“在污染严重的株洲做了200多例（检测），没有一个痛痛病。”胡余明说，一个几乎在镉污染地区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大概吃了70多年镉米，但只有轻微的肾损害，还不能把它归结为镉造成的。

但胡余明认为，湖南大米中的镉限量标准不宜因为污染而放宽，宜维持在现有的0.20 mg/kg。“0.2（mg/kg）也是国际惯例。”他说。此外胡余明还透露，在进行专项血镉检测的同时，课题组还检测了血铅含量，但他并未披露相关数据。

《违童之愿》读后感(五)：“垃圾人口”真的可以被清除吗？

前不久，一个轰动社会的枪击事件引发出了一个概念——“垃圾人口”。这个概念被一方高度认可，觉得定义得无比精准，又被另一方斥为近乎纳粹言论。这种从精英视角出发，对于底层者的偏见式论断，其实一直潜藏于我们很多人的内心。只是突然被一个这样极端化的新闻激活，让这个概念显露出心理水面而已。

把一些经常破坏规则、触犯法律、有生理或者智力障碍的人群归纳为“垃圾人口”，甚至计划实施类似定点清除的言论，从来未曾消失。在曾经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被真的实践过，而且不只是在纳粹德国。这才真的可怕，这足以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自认为文明的地域，在任何法律框架和伦理约束的情况下，我们都可能因为某些实际的、眼下的、因为愤怒或者焦虑导致的原因而变得盲视，把我们从一个个普通人变成施害者或者帮凶。

《违童之愿》记录了一段有关剔除和利用“垃圾人口”的完整历史。在某一个时期之内，一群美国医生，凭借研究和征服病魔的强烈而美好的意愿，用孤儿、残疾人、智障者等等所谓的“垃圾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体试验。而更加诡异的是，美国一边对德国纳粹的人体试验实施者进行谴责和审判，一边却默认几乎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国度大规模发生。有时，作为人类的我们，绝不是非黑即白，我们确实可以做到一边扮演捍卫人类尊严的战士，一边毫无察觉的犯下罪行。但这本书绝不能用来说明，你看，美国也这样，所以中国当下的有些情绪无可厚非。任何一个国家犯下这样的罪行都应该被厚非，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自己写下了这段历史，而我们是否应该具备检视自己的勇气？

这是一本合著的非虚构著作，三位作者中包括两位记者和一位大学教授。他们查阅了大量解密的资料，也走访了尚且健在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实验品”。他们在书中写到，“那里就是个塞满被社会遗弃的人的地方，‘低能儿’、‘先天愚型’、‘怪物’，都是些有缺陷的家伙，更不用说那些‘傻子’和‘疯子’了。”那些处于冷战时期的医学工作者，在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主义的感召下，自然而然且毫无心理障碍地将这些人类当做了小白鼠。他们被阉割、切除额叶、电击，被传染上麻疹与肝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吞咽下从传染病病人粪便中提取的细菌……然后，他们被观察、被剖析，医生们冷静地分析病症到底如何摧毁人体，药物又如何产生作用。

如今看来，这种严重有悖伦理的行为得以大规模实施，除了当时处于战时，有不同于平时的心理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从很早就普遍接受了一种建立在基因和文化上的精英/劣质两分法的观念。“进化论”提出者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甥，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就是创造了“优生学”这个词语的人。他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了门德尔有关基因的革命性理论，然后也融入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自然主义观点，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无论智力、道德还是性格、寿命所有人性特征通通取决于一个人的生理构造。以此为根基，进行推理，那么精英人群就不可推卸地要生养更多的后代，这几乎可以看作是精英群体的道德义务，而相对而言，那些“垃圾人口”，社会最底层，劣质品种的人，注定会对社会造成干扰，所以要注意减少劣等样本的繁殖。对于使用所谓的”垃圾人口”尤其是儿童进行医学实验，从一战之前就开始了，经历了二战，又一直又贯穿了冷战始终。这种控制劣等样本，将资源倾斜至高级样本，以企图让社会人口质量得以人为提高的思潮，在数十年间几乎毫无阻碍的漫流而过。如今看来，这如同天方夜谭。但它真实发生过。

这造成了大规模的灾难，也成为了一道伦理伤疤，但其中有些医生发表了大量数据详实的论文，踩踏着那些被囚于孤儿院和精神病院的试验品的尸骨，成为了某个领域的权威，也确实使治愈人类某些疾病的速度提高了一大步。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最深邃也最诱人的伦理黑洞在我们面前敞开，如果得以让一个庞大的人群受益，那么损失一个“弱势的”、被视为“残缺和无用”的小群体的利益，到底是否能被认可？

人们都有将社会乌托邦化的理想，无论从外貌，智力到人格，都有一种最好能够通过精确化计算，以便趋利避害的愿望，即便有些国家曾经以近乎毁灭为代价去尝试过，但直到如今也未能成真。可怕的是，在多年冰封之后，这种保持精英人群的持续性繁衍和增长，逐渐减少“垃圾人口”的思潮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借尸还魂。互联网大数据的检视之下，从健康程度到基因序列，个人收入到价值观倾向，一切都不再是秘密，这几乎是最接近营造完美乌托邦的时刻，也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违童之愿》中所记述的那些悲惨的过往，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命题，将“垃圾人口”小白鼠化之后，在短暂的时间内确实加速了科学发现的速度，但问题是，这种对于基本人伦的废弃到底会产生怎样长期的恶质影响。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行为给人们普遍带来的恐惧感是弥散性的，扩展到一定的时间内去判断，这种恐惧所造成的毁灭会远远大于那一点点科技上的进步。

对于人类来说，优等和劣等的标准，注定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性指标，即使今天这样大数据叫嚣的时代，人性幽深而暧昧的地带仍然无法被数据抵达与解释。而所谓对人口优劣的区分，根本上就是将人进行了物化，将判断一个产品的标准框定在人类身上。我们需要明白，一旦有一个群体可以被另一个群体命名为“垃圾人口”之后予以消灭，那么所有人就都变得不再安全，因为那条判定他人生死的线是可以随意划下的。

《违童之愿》记述了一段穿越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诡异事实，那段扭曲的时光映照着人们危机重重的心理景观。而中国当下的转型期，同样泛滥着焦虑不安和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开始易于发泄情绪而不是理性检视，而极度焦虑是造成盲视和判断失真最致命的原因之一。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可以随意侵害他人性命的时候，这个短暂的快感所带来的道德反作用力足以撕裂我们自己。

（文/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