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摘抄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本由(俄)列夫·托尔斯泰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80元，页数：2014-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一)：我读《安娜卡列尼娜》

硬盘里有几部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电影。不大想看。我知道，为了突出影片的戏剧性，导演编剧会重点突出安娜的遭遇，而不会让列文与她平分秋色。这违背了托尔斯泰的宗旨。

确切来说，托翁采取了阴阳对照的笔法，描述了两段相反的人生：安娜从一出场的光华夺目，到一步步走向毁灭；列文历经酸甜苦辣，不断思索，在信仰上有所作为。

总之，这不是一个关于爱情或者家庭的故事，更不是所谓“妇女寻求解放”的故事。它只是有着读者目光所及的壳。在托尔斯泰身上，思想家的成分大于文学家。他试图寻找一种生命的答案。于是，他让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核紧扣题记“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出自《圣经》的话，饱含宗教意味。

然而，必须注意到，托尔斯泰的秉持，与《圣经》存在着巨大差别。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说“天国在你们心中”，这与耶稣“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明显背离。

因此，至少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托尔斯泰还不能被称为宗教狂热分子。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最恰当的一个时期：托尔斯泰既用笔阐释家庭的温柔（比如列文与吉蒂），又在苦苦追索精神的依托。两者之间维持着平衡。

这种平衡感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体量。它是一百多分钟的电影无法囊括的。因此，可以说，选择看电影，理由很多；不看，则是为了避免失望。

说句题外话。我猜，电影之所以设定为90分钟或者120分钟，也许经过精心计算。超过这个时长，人的注意力和体力会出现涣散，影响观影效果。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二)：值得一读再读的巨著！伟大的托尔斯泰！

没想到战争与和平以后，还能奉献安娜这部巨著，伟大的托尔斯泰！

开篇铁轨上的事故似乎预示了安娜的悲剧性的命运。托翁安排的结构很巧妙，几条线人物的交锋非常精彩。 安娜最初语重心长劝陶丽以家庭为重，最终自己却离弃了家庭。陶丽劝解卡列宁，而他们却是同病相怜，同被伴侣背叛。

伏伦斯基的放荡不羁，与安娜认识以后的庄重自守，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安娜被正派社会排斥后的自戕，在动荡的狂潮里，与伏伦斯基之间那种发生在普通男女情感中的争执与猜疑，发展到了相互折磨极致病态的地步，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那段安娜坐在车上看着招牌路人的狂乱的想象是那么的妥帖那么的自然。看到这里，私以为安娜最后是得了抑郁症，再正向的对话情景都抱以最大的恶意。

哥哥尼古拉的死，列文儿子的生，两段生与死写得如此真实，也让列文不断叩问抵达生死背后的终极关怀。愚以为，列文的经历，对农业的管理，对生活宗教的理解，与托翁本人也很像，某种意义上把托翁看做他的原型倒是很贴切。借助列文的心口，托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一诉衷肠。

书中好多人物语言心态刻画之深刻之细腻让人拍案叫绝。记得有段，话可能不知道记得不准确，列文听到吉娣被伏伦斯基的冷遇后，一面他为她伤心，一面又高兴于她尝到了当初他求婚被她拒绝的痛楚。类似这样洞察人心的描写不胜枚举。而且，托翁的手笔永远不炫技，用的词汇很平常，语气也很平淡，却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最后托翁较之战争与和平，在观点的输出上是有所收敛的。关于冗长的议论，秦晖教授认为，这跟俄国中产阶层没有兴起媒体不发达，无法直抒己见表达思想不无关系，以至像托翁这样的俄国作家常常忍不住要到小说里宣泄。

不过，我以为，那种真实的宏阔的历史背景，那种宗教的反思追问，倒是拓展了小说表达的纵深，也增强了作品内涵与厚重，显得余味悠长。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三)：王宝强不愿再做那个卡列宁

王宝强不愿再做那个卡列宁｜独读

原创 2016-08-14 夏洛克的粉 独读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与归宿我们不能把握

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

本文作者：夏洛克的粉

独读作者，热爱文字的文艺女青年一枚

本文为作者授权独读独家发布

如需转载，请联系独读或作者本人

今天凌晨王宝强在微博公布了自己妻子马蓉婚内出轨自己经纪人的劲爆消息，而且强势解除和妻子的婚姻关系，并且同时解除了和经纪人宋哲（王宝强微博原文称“宋喆”）的工作关系。这件事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让我不禁想起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情节和人物。

书中的丈夫卡列宁面对貌美如花的妻子安娜的出轨，选择了一再隐忍，再大的痛苦和屈辱一个人扛。但是，王宝强却不再隐忍和沉默，他选择了直接了当地公布于众。

卡列宁忠厚老实，生性沉默，不善言辞，不会说浪漫情话，只会用行动关心呵护安娜。

可是在肤浅的安娜眼里，卡列宁除了有钱有地位，给自己和儿子提供贵族地位提供锦衣玉食的生活之外，并没有更大价值。

安娜只把他当做一个供养者，哪怕一丝爱情也不曾给过卡列宁，甚至处处鄙视卡列宁。卡列宁他对美貌的妻子充满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沉闷的性格和生活都配不上魅力四射的妻子。

这与王宝强和妻子的搭配多么相似。

王宝强把马蓉看的很重要，曾高调承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都只认老婆一个人。还说过，这么漂亮的老婆跟着自己，不对她好点真的对不起老婆。这种宠爱与自卑呼之欲出。

就是这样一个对妻子无比宠溺的老实人，最后却选择了和卡列宁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公布妻子的出轨事实。

他将家丑公布于世的方式也许欠妥，但是，他也是一个平凡人，当最初的爱情变成背叛，当最初的海誓山盟变成笑谈，有多少人能体会他的心碎？

裘德·洛 饰 卡列宁

当卡列宁得知妻子出轨伏伦斯基时，他非常心痛，但他一直在努力挽回妻子，他充满善意，努力的保留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宽厚品格，唯一要求妻子做的竟然是在公开社交场合保持一下该有的体面。他把安娜出轨的痛苦放在心里，一个人默默承担。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赛马会上，当他看到安娜为了伏伦斯基坠马激动地哭起来，他竟然善良地替安娜挡住了痛哭的场景，不让别人看到她的失态。

他知道妻子不爱他了，但他出于一个丈夫的责任，还一直支付安娜的生活费，不曾萌生过一丝抛弃她的想法。

王宝强这次却不再做卡列宁，他不再一个人隐忍，当他惨遭两个至关重要的人背叛时，他选择了直接公布事实。

原文刊登于王宝强微博

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忠厚如他，内心也不是没有过挣扎。

他也许曾像卡列宁一样苦苦哀求妻子回心转意，最后被迫选择了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公布方式，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怎么能够随意评判这些是非功过？

有人会说王宝强至孩子于不顾，高调公布妻子出轨的事实是不是太狠了点，但是，谁想过他内心曾经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如果我们都要站在道德的高低去批判王宝强，那么是不是出轨者做的有理？是否应该悲天悯人的说一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书中的安娜，最后的结局非常惨。

因为她和伏伦斯基的爱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出轨，她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她抛弃了自己该实行的责任和义务。

她觉得自己的美色和魅力可以抵挡一切，但她最终还是被钻营的伏伦斯基厌恶了，她选择了卧轨自杀。

安娜的悲剧就在于，她把爱情看的超过了世俗对她的道德约束，以及她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一个美女再美，如果缺乏灵魂深入的自尊和自爱，把自己放到卑微处，男人也会看厌你的美丽。不要为了一时的幸福，昏了头脑，抛弃自己的责任义务。

安娜和伏伦斯基

安娜并不明白，她的可爱和美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她的丈夫给她的富有与荣耀。别人喜欢她，欣赏她，是因为卡列宁。当她离开这个被她贬低到尘埃里的男人，她就再也不是那个无限风光的安娜了。

最可悲的是，她的世界只容得下一份爱情的时候，她只能天天活在猜疑和不安中。

人都是活在社会中的人，我们并不是单独为自己活，也要为肩上的责任和我们的人生使命去活。

反观马蓉出轨事件，如果属实，那么她无异于至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不顾，心里只容得下爱情，这样的爱情真的幸福吗？

就算她最终和经纪人走到一起，这份爱情又何其自私和狭隘呢？如果真如爆料所言，她大学就认识了宋哲并且那个时候就有爱情，为什么还要和王宝强牵手呢？既然牵手了，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我想相似的地方就在于对家庭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吧。如果安娜懂得这个道理，也许她就不会迷失在一份没有道德感的爱情里了。

不管王宝强事件如何发展，生活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珍惜，珍惜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如果我们都能够以这样负责任的态度去生活，幸福就会降临在我们身边。

2016年8月14日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四)：《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俄国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托尔斯泰主义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观的代名词。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除了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以外，还热切引导大家“道德自我完善”、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世界文学的巍巍群山中，堪与莎士比亚、歌德这几座高峰并肩而立的俄国作家当首推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博学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展现的社会画面之广阔，蕴含的思想之丰饶，融会的艺术、语言、哲学、历史、民俗乃至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之广博，常常令人望洋兴叹。他的三部鸿篇巨著无疑代表了19世纪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水平。

《安娜·卡列尼娜》是他的一部既美不胜收而又博大精深的巨著，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初步创作不过仅用了短短的50天时间便得以完成，然而托尔斯泰很不满意，他又花费了数十倍的时间来不断修正，前后经过12次大的改动，迟至4年之后才正式出版。这时，小说废弃的手稿高达1米多！"全部都应当改写，再改写"，这是托尔斯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显然，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 《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但不久，社会就公认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达到的高度是俄国文学从未达到过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100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它的成就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它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树起了一面高耸入云的丰碑。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19世纪现实的教科书。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他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100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否定一切国家暴力，倡导人们的团结、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继承，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