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读后感大全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一本由[美] 丹尼尔·贝尔著作，后浪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0.00元，页数：5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读后感(一)：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6个经济成长阶段：

一是传统社会，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

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

三是起飞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解释，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需要3个条件：①较高的积累率，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

②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

③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例如建立使私有财产有保障的制度；建立能代替私人资本进行巨额投资的政府机构等。

罗斯托认为，一国只要具备了上述3个条件，经济就可实现起飞，一旦起飞，经济也就可以自动持续增长了。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里实现了起飞，法国和美国在186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实现了起飞，德国是在1850～1875年，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

四是成熟阶段。这是起飞阶段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的时期。其特点是，现代技术已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将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逐渐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

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读后感(二)：你会不会成为知识富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会成真吗？

苏格兰不可知哲学家休谟在被问如何看待知识的时候说：如果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神学或者经院哲学著作，我们不妨问一问：它包含任何与量及数有关的推理吗？没有。它包含任何事实和存在有关的实证推论吗？没有。把它烧掉算了：因为除了诡辩和幻想之外，它一无所有。

自这一论断始，千百前来对于知识到底是什么的论断从无停歇。即便是今天，我们天天念叨着孜孜不倦追求的知识变现的大环境下，谁能给知识下一个定义。恐怕也是一千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作者丹尼尔·贝尔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青少年时期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研究成就巨大。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他死后的讣告中称其为：哈佛之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以及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作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未来三部曲之一。它与托福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比斯的《大趋势》并称为“未来学三大经典”。书中主要讨论了作者对于后工业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政治方面即将出现的变化。说是即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更适合的态度是印证。或者将它作为一种历史来揣摩。而其中对于知识、技术和阶层的描述确能启示我们今天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对于知识的看待视角。

一、 什么是知识

知识是无穷的。即便不能确切地给知识下一个定义，这一点已然是现代社会我们所有人的共识。然而在1788年以前的人们却不了解。因为在这之前的《大英百科全书》前言中指出：如同以往的百科全书一样，是由一两位可以掌握其领域所有人类知识的专家编纂的。而从1788年开始，才采用了“借助专家学识”的做法。而1967年的版本，则提到了有10000名有声誉的专家参与了编辑工作。

知识是什么呢？贝尔给出的定义是“知识是对事实或者思想的系统阐述，它提出合理判断或实证结果，并且能够通过某种载体以规范的方式传达给他人。”这个定义就让知识与新闻和娱乐等区别开来，而像学术研究、教科书本等等就在此含义之列。

的确，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沿用这个定义。积累再多的新闻和娱乐很难让我们成为有知识的人，而真正的知识需有一个相对系统而科学的学习过程。

二、 什么是技术

由于知识的逐渐积累和演化，产生了技术。技术它首先使人们能够用更少的成本生产更多的商品，它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比如已故的熊彼得就说过，技术降低了丝袜的价格，使每一个女工都可以像女王一样买丝袜。这就是技术进步的作用。

接着，技术让人们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我们太能感知的到了。从飞机到互联网，没有能够反驳的。

而最后，技术的出现也创造了像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样的社会阶级。你看蓝领和码农们其实都是技术进步产生而来的新身份。否则的话，谁知道呢，大家都还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种地？

每一样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技术从业者。互联网的出现诞生了很多码农，人工智能的出现，好的技术工人开到天价，而现在如火如荼的区快链技术又会产生一大批的专业技术从业者。

自己的职业发展如何能向着最新的技术风向，最有可能占领最好的位置，得到最大的红利。

三、 知识会不会决定社会阶层结构

作者贝尔说，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创新的源泉越来越多来自于研究和发展。直白的说，就是科学知识更多地为技术服务，更偏重应用型；其次是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多数的就业越来越倾向于知识领域。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知识只是属于哲学家这一个阶级，而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员，要么是工匠要么是士兵。而贝尔推测会在未来的知识之城里面出现三个阶级：新知识阶层：精英科学家和专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产阶级：包括工程师和教授；无产阶级：技术员、初级胶原和教学助理。

贝尔的预测完全基于掌握知识的多少来给人划分三六九等，所谓的中产、无产也是按照掌握知识的数量来定。

贝尔按照当时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教育情况等各个方面总结出了这样一套预测：因为知识重要、科学发展引起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社会进步，同时政治、社会也在反过来支持这种发展趋势，所以知识阶层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进阶之路上，知识占有是否会取代资本占有，进而决定未来社会的阶层结构？按照现有的发展来看，就像贝尔说的，国民经济会朝向知识领域倾斜，那么知识占有和资本占有其实是不矛盾的。一方面，科学研究能拿到更多的项目经费，国家、企业甚至是私人愿意不遗余力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知识付费，以得到为首的各种知识付费平台的崛起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丰因为在得到上开付费经济学科一年赚到2000万就是最好的个人知识带来资本的例子。

知识和资本并不矛盾，真正的知识能够带来资本，而资本的积累更有利于知识的获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知识会不会决定未来社会的阶层？这是这本《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的问题，显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再存有疑问。你能不能成为知识富人，这取决于你是否比比人掌握了更多更好的知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在这里，你做好准备成为知识富人了吗？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读后感(三)：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

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人的一生，某些阶段做某些事情。站在三十岁的关口，我发现自己的心境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些隐隐的焦虑，孩子、职业、家庭和未来，这些事情推着自己要往前，但是房价、职业规划、贸易战和社会走向又让自己心生迷茫，继续下去还是改道重来？都很难抉择。

带着这份迷茫和焦虑，我很想了解未来社会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就像手捧着魔法水晶球一样，问问它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我最近在翻阅的一本书，作者是美国60年代杰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为研究背景，预测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大胆预测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图景。结合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略微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权且做些参考。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封面

作者丹尼尔.贝尔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与熊彼特和凯恩斯齐名。他出生于纽约的东欧移民家庭，是代表美国思想界主流的纽约文人圈的杰出人物，曾在《财富》杂志任职，后来和欧文.克里斯托等人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杂志《公众利益》，并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逝世后被哈佛大学评为“哈佛之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以及20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贝尔的三大代表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三部曲”。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一部严谨的社会学研究著作，也是一本沉甸甸的书，从理论的提出到论证，都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出处和数据支撑，也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书时，所做的其他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书中提到的几个发展图景，个人而言，对我们个人的人生规划亦具有参考意义的：

1） 从商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变化

2） 知识在未来社会中充当着重要的作用

3） 公司在未来社会中的从属性

1. 从商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变化

商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发展在现在看来，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丹尼尔.贝尔在60年代初就提出这种社会发展趋势是了不起的，丹尼尔说：“服务业，特别是在贸易、金融、教育、保健和政府部门的扩张，勾勒出所谓的白领社会的景象”，他甚至觉得这是代表着西方社会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在美国60年代初，影响着这一转变的要素有：教育与地位、黑人、妇女、“新”工人阶级（工程师和技术员）和非盈利部门，因为这些要素转变受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当时的生产率限制、通货膨胀和国情。不过他觉得最大的限制还在于体制内部的大量增加的、相互冲突的需求，即由于社会知识的匮乏，他们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去做更多的事情，同样的，由于不可能有足够多的钱去满足大部分的需求，所以又不知道如何决定先做什么。

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这些描述-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经历也在验证：商品经济的衰退，服务经济的起来，我们看到更多的制造业机会在离我们远去，期望的是更多有文化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作为个人，下力气、长时间的干活赚钱，已经越来越难；提升技能，凭着一己之长赚钱，体面又富裕，甚至服务经济中的服务也更加地在朝着多元化、个性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更加彰显个人的特长和专业性。

2. 知识在未来社会中充当着重要的作用

如上述所说的社会发展浪潮之下，知识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国家很早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回家，我奶奶常问我外边的事情，也常感叹地说：现在的人真是灵，你说怎么能造出那么多稀奇的东西？在奶奶的世界里，没有手机，没有火车；在爸妈的世界里，没有微博，没有公总号；在我的世界里，以后又会没有什么呢？知识技术的更新是可怕的，我们随时可能被淘汰，那么未来社会期望的知识又是什么呢？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引用了马克卢普对知识的分类，将知识分为5种类型：

1） 应用知识，即对人的工作、决策和行动有用的知识；

2） 学术知识：满足一个人学术上的好奇心的知识

3） 闲谈和消遣性知识：满足一个人非学术方面的好奇、娱乐和情感激励需求的知识等。

4） 精神知识：有关宗教信仰和灵魂拯救方面的知识

5） 非必要知识：在认知和兴趣以外，通过偶然得知的知识。

通过对知识的分类，丹尼尔.贝尔结合社会对知识的计量和分解而建立的各种数据模型，发现科学家和从事技术的技术人员，知识和技术数量都在逐年上升，相对而言，一些制造业的知识更新和人数在不断饱和，甚至下降，因而，他分析得出结论，即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未来会出现三个新的阶级：

a. 有创造性的精英“科学家”和专业高层管理人员；

b. 以工程师和教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

c. 以技术员、初级教员和教学助理等无产阶级。

这些理论和我们现在讲的知识改变命运和当下最热的学区房等概念，也都不谋而合，读书教育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父母再不济，也都希望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普罗大众也不要怀疑知识的重要性，至少掌握了知识技术，是顺势而为。

3. 公司在经济化模式和社会化模式下的从属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社会获取财富是通过战争、掠夺、没收、增税或是勒索的方式来完成的，但是，丹尼尔认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掌握了一种人类社会在历史上从不知道的秘密：即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

丹尼尔.贝尔认为，新的科学引入了一种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称之为经济化，经济化就是在互相竞争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缺资源的科学。公司便是这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明下的产物，每个公司的经济化体系成为彼此之间紧密衔接的纽带，从而创造出一个社会体系。

公司生产产品，既要适应经济的发展，但它同时又是由人组成，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公司同时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丹尼尔对公司在经济化模式和社会化模式下的从属性解释如下：

1）经济化模式，

经济化的前提是一套主导分配的市场机制，以及对供求关系变化的浮动的价格体系。它有以下一些局限性：

第一， 它只对经济商品做出衡量。

第二， 由目前的经济核算所衡量的增长产生了愈来愈多的“外溢因素”，它或者成为其他私人部门直接承担的成本，或者被分配给整个社会。

第三， 美国社会的体系价值把满足个人的私人消费作为首要考量标准，其结果是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的失衡。

2）社会化模式

公司的社会化模式是指决策时尽量以更自觉的方式判断一个社会的需求。公司作为社会学机构的公司，承担着社会义务，需要平衡下面这些社会义务：

a. 给职工职业带来的满足感，提供少数族群的就业

b. 相对合理的工资

c. 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d. 应对环境承担的责任

e. 面对道德争议

经济化模式的基本命题是成本和效益的计算以个体的满足为单位。丹尼尔认为这是一种原子化的社会观，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谬论-个人决策的综合等同于社会决策。美国人正在摆脱以使人企业和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走向政治上根据明确规定的“目标”和“重点”做出最大的经济决策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美国社会，公司这个重要团体正在朝着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这个方向转变，即公司正转向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思潮，他认为这是西方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没有利益，它也很难存活，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社会使命，一个口碑良好的企业，哪怕牺牲些许利益，也能换来更长久的发展。现今，扶贫、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都在提倡一种企业或个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社会学是一门深奥而有趣的学问，如果说地球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那么个人就像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长河有迂回反复，但是大致方向是确定的，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对这个确定方向的研究。撇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议，《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研究出发，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变化，即商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变、知识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和人类事业的社会性质，这些理论的研究不止对美国社会有着指导意义，放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发展中，对个人乃至社会都借鉴意义。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读后感(四)：与马克思的一场对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随着竞争的加剧，资本巨头不断减少，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已经150多年了，这个资本主义外壳似乎一直没有被炸毁。非但没有被炸毁，反而因为苏联的崩溃，这个外壳看起来好像更加坚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似乎永远无法实现，那么是不是马克思错了呢？

20世纪70年代，正是美苏争霸最剧烈的时候。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概念上的工人阶级，也就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这个阶层不仅没有壮大，反而相对衰落了。而专业和技术人员这个知识阶层（也就是美国所定义的中产阶级）却在日益壮大。针对这种变化，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已经越来越多的呈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对后工业社会进行了详细阐述，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和20世纪所有社会理论一样，都是与马克思的对话。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孤儿院长大。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六七十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除了教学之外，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工作。贝尔在二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他在欧美思想界声望极高，曾被评为“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一”。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从马克思描绘的社会发展图式切入，探讨了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个生产方式里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是科技水平，生产关系是财产关系。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生产关系有时候会滞后于生产力，就会限制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比如在封建社会，随着手工工场的大规模出现，原有的封建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于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改良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各国确立，并且极大的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化时期。

贝尔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划分方法过于单一，社会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在于历史传统、价值体系以及权力的集散。同样的生产力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比如苏联的技术跟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贝尔提出了中轴原理，认为特定的中轴决定了社会的状态。不同的社会按照中轴可以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中轴是土地和资源，比如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社会的中轴是资本，比如西欧、苏联、日本这种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产生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中轴，代表就是美国。

贝尔对知识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知识是对事实或者思想的系统阐述，它提出合理判断或者实证结果，并且通过某种载体以规范的方式传达给他人。知识是已认知的精神财富，被冠以名称，拥有版权或者其他被认可的形式。”

知识是发明和创新的来源，产生附加价值和规模递增效应，常常会通过投资较少、产出更多的新产品来节省资本，这就是知识的价值。因此，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提到了社会结构变化，即“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新阶层的出现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强调这种社会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外壳炸毁”，突出了革命的必然性。贝尔发现，马克思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这种结构变化会导致“资本主义外壳一定会炸毁”。现实情况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外壳”没有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变化被“炸毁”，美国发展到了后工业社会。那么这个后工业社会具体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在知识中轴的决定作用下，后工业社会呈现出以下形态：

1，从工业社会的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具体是指两大类：一类是满足人民生活层次提高的，比如文化、教育、旅游、电信服务；另一类是为生产提供高效能服务的金融、保险、专业咨询服务、电子商务、新型物流等。1975年的时候，美国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则接近60%。到了2009年，服务业比重接近80%。

从事商品生产的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不但逐步降低，制造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产业渐渐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需要更多科学技术的制造企业。工业社会的技术主要是指机械技术，比如制造机械、使用机械等等，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如今智能技术成为主流，智能技术是以数学和语言学为基础，比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虚拟技术等等，所需要的是掌握知识的人。

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就业人群越来越多的集中到了服务业。1968年，美国就业人口中，64%的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198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变成了70%。

2，专业和技术人员拥有越来越多的主导权。

服务业迅速发展，专业人员数量越来越庞大，相应的，专业人员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传统的资本主要是积聚金钱或者土地的金融资本，而后工业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则是人力资本。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企业内部，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人力资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群，正在主导整个社会。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是核心资源，专业化则会成为地位的标准。

在工业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取得主要通过继承获得，比如家族企业，家庭农场，一部分则是通过企业家的创业。如今，是否掌握知识成了社会流动性的基础，企业家的身份也要求有较高的知识背景。即使继承了家族企业，如果知识背景不够，很可能会造成企业破产而失去地位。而拥有比较高的知识背景的人或者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在获取团队支持上更加容易。

马克思预见到，“经理的出现正在把利润转变为社会财产”，管理职能“既能服务于资本主义，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正在分离，主导企业经营的是那些经理，而不是资本家。在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是专业和技术人员。

3，如何应用科技和控制科技变成了政治问题。

经济和就业越来越多的倾向于知识领域。那么如何组织科学知识，以及进行相关工作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的基础科研机构就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基础研究项目的预算分配，国家支持科学的方向和力度、科研队伍的组织等都是由政治决定的，而不是市场。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治问题，如何协调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如何分配公共资源，保持社会公正。具体来说比如高等教育的经费分配，对知识的评估（一些涉及未来的项目是否值得投资），需要提供的环境（因为涉及到创造性和生产效率的问题，比如强调团队协作还是天才），技术的转化问题，知识的更新等等。

马克思并未具体描述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但他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的核心就是消灭私有制。这里的私有制指的是资本的私有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并不是要消灭个人对物品的所有权。

丹尼尔·贝尔指出，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主体的企业，科技进步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导致其所有权开始弱化。

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为中轴，这个知识包含技术和作为社会基础资源的知识两个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资产变成以人员才能为主，不再基于机器和物资，比如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部门、通讯部门。以交通运输为例。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指交通运输--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用来交流货物与物资。而在以信息为核心资源的后工业社会，基础设施则是指t通讯相关的设施：光纤宽带、互联网、5G、量子通信等等。这些通讯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人，而不是机器和物资。

企业的目的是追求利润，企业提供满足个人消费的商品，但是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成本被消耗了，比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我们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甚至损害了人的健康，而这些成本是由公众来承担的。在后工业社会中，这些社会成本，必须要纳入企业的成本中进行计量，企业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有权因此被弱化了，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但将不再是私有财产。

《共产党宣言》中还提到要消灭私有制下的雇佣关系，马克思认为“工人只能获得维持生存最低工资，工人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而贝尔发现，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知识阶层眼里，劳动报酬的重要性降低了，他们争取的是工作决策控制权。以医务界为例，医生个体经营的时代结束了，医院的地位越发重要。看病收费的模式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保险加政府支付。问题变成了谁来经营医院，分配更多的医疗资源。

《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是在剥削子女，将子女训练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的婚姻中，女性只是简单的生育工具。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方式获得信息、经验，学校教育的作用正在降低。而越发繁荣的服务产业实质上是以女性为主体的一个产业，女性的地位迅速提高。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充当私有制的生育工具，婚姻也逐步走向消亡。

贝尔最后总结得出，

作为劳动的人，后工业社会最显著的工作体验是：人类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与机器和物品的j接触越来越少；人类共同生活，面对彼此。后工业社会必然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由于丹尼尔·贝尔不认同马克思对社会的划分方法，在这场与马克思的对话中，讨论共产主义理想意义不大。正如贝尔自己所说“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并不是答案，而是给出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新的制约和新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呈现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读后感(五)：被人工智能取代了，该怎么办？

同学周君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当地一家国有银行，两三年后就升到了中层主管，工作压力也不大，整天吃喝玩乐。待遇虽然比不上那些在北上广打拼的人，但在一个四线小城，已经羡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了。然而在最近一次同学聚会中，周君却满脸忧愁，原本有些少年白的头发似乎全白了。交谈之后才知道，银行引进了一套人工智能，周君所在的整个部门都被裁撤。周君当然不至于失业，银行把他调到了一个新部门。但是他焦虑的是，他对新的业务完全不熟悉。他在银行待了十年，除了本部门的业务，几乎没有学习过其他知识。部门里还有不少刚毕业的学生，他和这些应届生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更加焦虑的是，新部门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也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

周君的遭遇在当下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普遍。2017年，五大国有银行裁员3万人。华尔街投行高盛的纽约总部，原本有600名交易员，引入人工智能后，只剩下3名。富士康多次宣布要用机器人取代产业工人。一时间，人工智能引发了新的焦虑，人们纷纷在问，我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被人工智能取代了，我该怎么办？

其实这种变化并非今天才开始，早在五十多年前，美国、西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人工智能，而是信息革命引发了类似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视作信息革命的一种升级，在本质上都是将人从机器中解放出来。这种技术进步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特征，信息革命发生后，工业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了，从业人员的比重也大幅降低。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定义的工人阶级，无论是数量还是重要性，都在降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为后工业社会。在五十年前，丹尼尔·贝尔就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并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后工业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他的这些预测，有些已经发生，有些正在发生。如果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们该怎么办？读完这本书，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孤儿院长大。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六七十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除了教学之外，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工作。贝尔在二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他在欧美思想界声望极高，曾被评为”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一“。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以当时的美国为模板，对后工业社会进行了预测：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在当下，知识就是力量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知识的力量是怎么发挥的呢？贝尔首先给知识下了个定义：

贝尔说知识是发明和创新的来源，产生附加价值和规模递增效应，常常会通过投资较少、产出更多的新产品来节省资本，这就是知识的价值。因此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产生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中轴。在理论知识这个中轴的驱动下，后工业社会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上，将从工业社会的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职业上，专业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的处于主导权；政治上体现在如何应用科技和控制科技方面。从目前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当下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之后，就会去满足高层次的需求。低层次需求是指生理需求（吃穿等）、安全需求，工业化社会提供了足够的商品可以满足低层次需求。高层次需求是指满足自尊、社交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就是在满足这类需求。在经济产业中，具体是指两大类：一类是满足人民生活层次提高的，比如文化、教育、旅游、电信服务；另一类是为生产提供高效能服务的金融、保险、专业咨询服务、电子商务、新型物流等。

这类产业强调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加专业，更有创意，也就是说需要创新意识。

目前阶段，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第三产业占比都在70%以上。在中国，由于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地区差异比较大。在北京上海这种城市，第三产业已经超过70%。而一些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还不到50%。但即使是不到50%，也足以说明一个问题，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业占比正在下降。而且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推行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

在这种趋势下，制造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渐渐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智能、更加环保的制造企业。直接从事制造业的人数也在逐步降低，人们从事传统制造业的意愿也在降低。工厂招不到人，人们宁可送外卖也不愿意去生产线当工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是送外卖，也需要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你需要学会使用APP，自行安排时间，让效率更高；需要学习如何提高沟通技巧，让用户不给你差评。而生产线的产业工人，大多时候只需要操作熟练度。

与之相对的则是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数量迅速增长。根据数据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技术研发人员数量每年增长3.7%，而中国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3.5%。2013年，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总数量为2110万人，而同年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170万人。也许中国的技术人员在质量上还有差距，但是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服务业迅速发展，专业人员数量越来越庞大，相应的，专业人员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企业内部，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人力资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资本主要是积聚金钱或者土地的金融资本，而后工业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则是人力资本。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正在成为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

工业社会的技术主要是指机械技术，可以理解为对机器的操作使用技术，比如制造机械、使用机械等等。现如今智能技术成为主流，智能技术是以数学和语言学为基础，比如人工智能，各种程序设计，虚拟技术等等。机械技术更加依赖工人的经验，因此传统制造业对高级技工需求很大。但在智能时代，理论知识则成为最大的需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等，对经验的要求已经很低，更加看重的是创新能力，而这个创新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理论知识的归纳和总结。

在服务业，以交通运输为例。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指交通运输--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用来交流货物与物资，这些设施的技术基础也是机械技术。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是核心资源，专业化则会成为地位的标准。因此基础设施就是通信相关的设施：光纤宽带、互联网、5G、量子通信等等。这些领域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这些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完全依赖于基础理论的突破。

在工业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取得主要通过继承获得，比如家族企业，家庭农场，一部分则是通过企业家的创业。如今，是否掌握知识成了社会流动性的基础，企业家的身份也要求有较高的知识背景。即使继承了家族企业，如果知识背景不够，很可能会造成企业破产而失去地位。而拥有比较高的知识背景的人或者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可能在获取团队支持上更加容易。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农民企业家，在现在以及将来出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管理界有句话“企业的最终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城市发展上也不例外。2018年初，各大城市纷纷制定了人才吸引计划，招揽高级人才。有些舆论说，这是卖房的套路。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就会意识到，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城市的长远发展。

上面提到，中国科技人员数量已经达到3000多万人，这些人大多分布在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之中。经济和就业越来越多的倾向于知识领域。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已经形成，而这个阶层的核心是那些搞研究的科学家和相关的技术人员。那么如何组织科学知识，以及进行相关工作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的基础科研机构就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

这是个政治上的挑战，比如基础研究项目的预算分配，国家支持科学的方向和力度、科研队伍的组织等都是由政治决定的，而不是市场。由此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如何协调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如何分配公共资源，保持社会公正。具体来说比如高等教育的经费分配，对知识的评估（一些涉及未来的项目是否值得投资），需要提供的环境（因为涉及到创造性和生产效率的问题，比如强调团队协作还是天才），技术的转化问题，知识的更新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挑战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需要提升，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加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管理，政治本身对知识的要求也提高了。这些新挑战在以前没有出现过，过去的经验无法应对，需要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能力。根据目前官方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政府本身也是服务业中的特殊一员，政治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界限恐怕会越来越模糊。

现在回到问题上，被人工智能取代了，该怎么办？贝尔阐述了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的力量，结合当下社会来看，我们会发现，贝尔所说的这个理论知识的汇编，其实就是一种创新能力。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写书评，我们读完一本书，有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并能阐述出来，形成一篇完整的作品，这就是一种创新。拥有了这个创新能力，我们就不用害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因为这种创新能力只有人类拥有，人工智能其实是学不会的。

人工智能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工具，工具如何使用，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开放程度以及伦理道德。丹尼尔·贝尔在书中自己也承认，他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就像十九世纪人们提出的乌托邦，后工业社会并不是答案，而是给出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新的制约和新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呈现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