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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读后感精选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读后感精选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是一本由[美] 雷蒙·德鲁弗著作,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4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精选点评:

●里面干货真的好多,没想到的是在几百年前人家就有像模像样的资产负债表了。意大利在商业制度上的贡献,是我之前了解不够的。推荐会计从业人员阅读。

●意外:贡献了50%利润的美第奇教廷分行居然是依靠信用无本经营的(整个美第奇银行的核心资本率换算下来大约不到5%吧)。不解:美第奇银行到底是如何获得几任教皇的亲睐的?仅仅是因为教廷找不到更合适的银行家吗?书中语焉不详。全书围绕美第奇秘密账本的记录展开,写作上多少有点流水帐的的味道。

●impressive

●牛逼,五体投地。但请想要看的朋友们注意,这本书并不是传记,想要单纯读故事的话这本书太过于学术。很多时候都不明觉厉,所以下一本不打算读了。

●文艺复兴经济史经典之作

●稍微翻一下,就会明白这本书的学术地位那么高了。作者几乎把美第奇银行八一个底朝天。作者有深厚的会计背景,而美第奇的机密账簿又落到了他的手里。他可以凭借这些票据和账簿清楚地再现美弟奇银行的几乎每一笔重要交易。

●五星给原书,翻译一言难尽

●没想到中世纪的时候金融业就发展的这么成熟了

●跌跌撞撞地,花了大约三个月才读完上册。因为忙,很多时候匆匆看两页又不得不停下来。本书的确得利于作者的商业会计经验以及他拿到的原始档案:这使他能够全景复原美第奇银行的业务全貌和人事组织财务结构,也是很多经济史不具备的。说说不满意的地方,首先是描述美第奇银行通过汇兑的方式规避借款利息的环节,单纯描述性分析还不如图表来得明了;其次是小标题不太恰当,其实不能算“替教皇管理财富”而是在教皇的庇护和压力下的某种妥协,所以不知道是翻译还是哪里的问题。回到内容,可以看到早期银行的业务囊括汇兑,贸易,保险,某种垄断的工矿业。这些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再现了,不晓得能不能算路径依赖。本书最大的启示是,对细节的再现和拼接其实往往比理论框架更有力。

●史料翔实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读后感(一):全部

坦率说本书读起来比写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史要乏味很多,充斥了大量的记账细节,但是很有趣看到中世纪的银行是如何在宗教教条约束下用汇率来替代利差实现收益的,对于一个老银行人确实是新奇的发现。美第奇管理分行的授权机制,管理层持股激励机制到现在国际性大行的管理模式也基本上还是这个套路。在佛罗伦萨参观过美第奇家族的各种遗迹,一个在文化,金融和宗教领域给世界留下深刻烙印的传奇家族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读后感(二):德鲁弗:我与这本《美弟奇银行的兴衰》

雷蒙·德鲁弗/《美弟奇银行的兴衰》作者

本书是在佛罗伦萨档案馆研究三年的成果,也是对1948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篇短得多的同主题论文的补充。由于那篇论文是基于未必可靠的二手资料,它包含相当数量的事实方面的不准确。但它无论如何给出了一幅基本上正确的概况图,在此新版本中并未作过多的改动。因此,拥有旧版本的图书馆不应丢弃它,因为它可能对于那些时间紧迫,只需获得一个总体印象而不想过多困于细节的读者是有用的。而且,其附录部分,主要摘录自美第奇银行布鲁日分行所记之账簿,不再复制于本书。

早前那个版本只不过是个概述。系统的研究已破解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完全有可能把工作整个新做一遍,利用因机密账簿[即美第奇银行的秘密账本(1397—1450年)]的发现而重见天日的定量数据,写出一部详尽地重讲故事、填补其中诸多空白的新书。作为一家兴隆商行美第奇银行的全景图已变得更加清晰,因资料不全而致的谬误也已得到纠正。之前的种种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确定无疑所取而代之,尤其是关于美第奇银行的组织结构:该银行(1397—1455年)预示着近代持股公司的雏形,因为它是合伙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的聚集。新的证据表明,美第奇银行理所当然可以被叫作银行,因为它着重银行业甚于经商贸易,着重经商贸易甚于加工制造。现有的统计数据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本书付梓之后,吉诺·科尔蒂博士报告了在佛罗伦萨档案馆中(Conventi soppressi, Archivio 79, vol.119)发现了机密账簿,或者说个人账簿,由伊拉廖内·迪利帕乔·德巴尔迪所记,他从1420年起到1432年圣诞节前后去世为止一直担任美第奇银行的总经理。账簿原稿的一份缩微胶片拷贝交到了我的手里,不过为时已晚,来不及做很多修改,但问题不大。虽然伊拉廖内·德巴尔迪的这本机密账簿提供了关于他的家族和产业管理方面的有价值的新信息,但有关美第奇银行的新信息却很少,给出的关于资本结构和利润分配的数据与美第奇银行本身的二号机密账簿中找到的数据是相同的。这不奇怪,因为两份手稿均出自伊拉廖内本人之手,除了他死后添加的几项以外。

在近几年里,我们对中世纪银行业的认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进步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A.P.厄舍教授的开拓性努力,他指出了能够最终解决许多令人困惑之难题的方向,尤其是那些与用作转账工具和信用工具的汇票有关联的问题。作为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敦促我进入该领域。我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从未后悔。因此,可以恰当地说,这部书是献给他的。

要是没有富布赖特研究奖学金的授予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慷慨相助,这个研究项目不可能得以实现。此帮助让我能在意大利度过整整三年时光,一年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1951—1952年),两年作为古根海姆研究员(1949—1950年,以及1952—1953年)。

我最亏欠的人是我的妻子弗洛伦丝·埃德莱·德鲁弗博士(我们所有的意大利朋友都称她为“翡冷翠夫人”),她的名字也许应出现在书名页上,但她谢绝为一件统计表格林立的作品承担任何责任。(她对它们的恐惧是不合理的,因为是我编制和打印出所有表格,留给她的是比较容易的正文、脚注和参考资料等工作!)

重写我的那一篇相当肤浅的论文的点子,真可以说是源自我的妻子。正当我于1949年圣诞节期间在比利时走访亲戚时,她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我,说她对美第奇家族档案馆作了一次搜索,发现有大量资料仍原封未动,被以前的历史学家忽略了。信中包含一个召唤,让我赶紧回到意大利,放弃所有其他项目,以便一头扎进美第奇银行记录里探索一番。从那时起,我的妻子就负责起了该新计划的全部研究性工作。以她在此类事务中的通常效率,她着手系统查阅“公国成立前的美第奇档案”(Mediceo avanti il Principato)的详细资料,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因为有成千上万张卡片(schede)。要是没有这段费力辛苦的过程,就不可能找到穿越美第奇档案卷宗丛林的道路。还是我的妻子,她在一捆被贴错标签的卷宗(编号:153)里发现了美第奇银行的机密账簿。在随后阶段,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我的妻子继续给我以宝贵的帮助,在文体和布局等问题上提出了建议和批评。

紧随翡冷翠夫人之后,我最大的人情债是欠吉诺·科尔蒂博士的,他担任我们的研究助理,在誊写许多信件和其他文件方面给了我们心无旁骛的服务。他有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掘相关材料的天赋,发现了许多本可能会逃脱我们视线的信息。

我们希望记住已故的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馆长费迪南多·萨尔蒂尼博士,并感谢现任档案管理员塞尔乔·卡梅拉尼博士及其妻子朱莉娅·卡梅拉尼·马里博士,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是他们因地制宜,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研究。费代利戈·梅利斯教授应得到我们的感激,因他提请我妻子注意编号为153号的那捆卷宗,经仔细查阅表明,这捆卷宗包含着美第奇银行的机密账簿,而不是杂乱的断简残篇。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有几个人善意地提出有益的建议或提供了追加信息。他们人数众多,难以一一如数列举。我要特别感谢提出尖锐问题的弗雷德里克·C.拉内教授和阿尔曼多·萨波里教授,感谢提请我们注意帕伦蒂的编年史和在斯特罗齐文件中关于洛伦佐挪用公款的案卷的路易斯·马克斯,感谢帮助我鉴别在马丁五世治下的一些罗马教廷成员的彼得·帕特纳,还要感谢提请我注意洛伦佐与其在米兰的大使或演说家(orator)之间通信的沃曼·韦利弗。

拉尔夫·W.海迪教授阅读了付梓前的书稿,并英明地建议将上卷第2章压缩。“哈佛商业史研究丛书”的主编、我的老朋友亨丽埃塔·M.拉森教授把她那长期编辑经验的益处慷慨地给了我。她通读了书稿,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依照她的建议,我加上了上卷第1章,其他章节被精减或部分重写。我非常感谢她,不仅是因为她对书稿所做的编辑工作,而且也因为她安排了本书的出版。

还应提到的是福格美术馆的E.路易丝·卢卡斯女士,她帮助选择了插图。

本书稿的完成让我放下了一个背负十年的包袱。实际情况是,其他项目反复地干扰并拖慢了我的美第奇银行研究进程。我很高兴我的任务终于结束了,我只希望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济背景。

雷蒙·德鲁弗

于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

纽约布鲁克林

1961年11月18日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读后感(三):丁骋骋:美第奇、韦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

丁骋骋/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一部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许多因素促成的,首先是选题及素材(如史料),其次是作者的理论素养及研究方法,此外还需某种偶然性的“机缘”。德鲁弗的《美第奇银行的兴衰》这部学术经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至今仍然不为太多人所知的中世纪欧洲经济史学家雷蒙·德鲁弗原籍比利时,父亲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在移民美国前,他学的是工商管理和会计,先后在银行和安特卫普一家最大的航运公司任会计主管。纯粹出于爱好,德鲁弗在业余时间利用安特卫普、布鲁日的档案资料研究会计史。这是一个十分冷僻的领域,直到现在,很多学会计的人也可能闻所未闻。由于掌握了中世纪会计簿记处理方法,德鲁弗发表了一些关于会计技术、货币兑换和商业组织的论著。1936年,德鲁弗与美国的弗洛伦斯·埃德莱(Florence Edler)博士结婚。这位对经济史有着相近研究兴趣的女学者日后成为文艺复兴史的专家,曾出版《意大利中世纪的商业辉煌:1200—1600》。也许,正是埃德莱带他进入了关于中世纪佛罗伦萨商业史的研究领域,从最直接的证据看,早在德鲁弗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之前,埃德莱在1943年就已发表过一篇美第奇银行的论文。

婚后,德鲁弗移民美国并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在两位著名的欧洲中世纪专家格拉斯①与厄舍②的指导下继续研究经济史,1938年获硕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正是埃德莱的母校。在经济史教授内夫③指导下,德鲁弗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五年后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美第奇银行的专著④,获美国历史学会奖,德鲁弗开始崭露头角。毕业后德鲁弗在求职过程中运气一直不佳,在1961年获得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职之前,他仅在威尔斯学院、波士顿学院有过短暂教学的经历,直到后来出版《美第奇银行的兴衰:1397—1494》一书成名后,才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职。

也许是上天注定,研究美第奇银行史的学术经典非要德鲁弗来完成,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只能由他来完成。这首先是因为他长期从事会计工作,熟悉现代会计专业知识的同时,又对中世纪会计史簿记方法有深入研究。当然,德鲁弗的写作也得益于妻子的协助,他们在研究中形成了互补关系,因而相得益彰。然而,如果没有“机密账簿”的发现,恐怕也难成就这部学术经典。

1949年,埃德莱在佛罗伦萨的档案馆中发现大量原始档案,立即写信给德鲁弗。接到信后,德鲁弗立即来到佛罗伦萨,之后几乎停下原先手头所有工作,继续美第奇银行的研究。埃德莱提到的原始档案,是她在佛罗伦萨档案馆发现一捆被标错的资料(第153号卷宗)中找到的美第奇银行“机密账簿”(libri segreti)。所谓“机密账簿”,是中世纪欧洲的商家大贾为自己私用而记下的企业各项保密资料和账目,如同现在的一些小企业主为了应付各种检查通常准备好几本不同的账册,但自己肯定有一本秘不示人的记录各种真实往来的账簿,它既全面又真实,是了解企业内情的关键资料。据估计,像佩鲁齐、阿尔贝蒂这些大商家,总部在佛罗伦萨,分号遍及国内外,这种账簿当以千百计,但流传至今的已经寥寥无几,对史学研究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宝藏。

在妻子协助下,德鲁弗用新发现的1397—1450年间的机密账簿,倾十年之力写成了《美第奇银行的兴衰》。这部著作在196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就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评价,拉森⑤称之为一项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米斯基明⑥把它视作关于美第奇银行最权威的著作,德鲁弗得以确立学术界地位。此书于1966年由诺顿出版社(W.W. Norton)出了第二版。由于在经济史方面的杰出贡献,德鲁弗被当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德鲁弗1972年逝世后,拉森于1999年主编的“哈佛商业史研究丛书”重印了德鲁弗的名作。直到现在,它仍是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商业和经济史的必读书目。下面就来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和内容。

佛罗伦萨是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手工业城市,也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萌芽的地方、14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之一。美第奇家族的祖先原为托斯卡纳的农民,后以经营工商业致富,13世纪开始成为贵族并参加佛罗伦萨政府。该家族的萨尔韦斯特罗·美第奇(Salvestro, 1331—1388)是第一个被载入历史的美第奇家族成员,他在1378年佛罗伦萨发生工人起义时,是当值的正义旗手(gonfaloniere della giustizia)。1381年民选政府垮台后,他被逐出佛罗伦萨。真正使美第奇家族崛起的是乔万尼(Giovanni, 1360—1429),在他手上经营的美第奇银行及其他商业使其成为巨富,并开始操控佛罗伦萨的政治。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写到乔万尼时说:“他从来都不追求政府中的名位,但却享有一切。”到乔万尼的儿子科西莫(Cosimo, 1389—1464)时,美第奇家族已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由于他的开明、慷慨及慈悲,科西莫拥有崇高威望,被尊称为“国父”。他不仅具备政治家的权谋,也有银行家的精明,在科西莫的手中,美第奇银行达到顶峰。科西莫死后不久,经历他儿子皮耶罗(Piero, 1418—1469)的短暂过渡,整个家族的担子就落到了他孙子洛伦佐(Lorenzo, 1449—1492)身上,这个美第奇家族最有名的人物,史称“豪阔者洛伦佐”。

如果我们把欧洲中世纪名门世家比作夏夜的璀璨星空,那么美第奇家族显然是最耀眼的一颗星星。这个家族除了经营庞大的工商业并控制佛罗伦萨的政治以外,还出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皇后。他们是莱奥十世(Pope Leo X, 1475—1521)、克莱门七世(Pope Clement VII, 1478—1534)、莱奥十一世(Pope Leo XI, 1535—1605),两位法国皇后即卡泰丽娜(Caterina, 1519—1589)、玛丽亚(Maria, 1573—1642)。不仅如此,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鼎盛并统治佛罗伦萨期间,修建教堂及公共设施,网罗并资助艺术家,收藏图书、手稿并对公众开放。经美第奇家族资助的艺术家,我们能够列出波提切利(Botticelli)、达芬奇(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多纳泰洛(Donatello)等一长串伟大艺术家的名字。也正因为此,美第奇家族被后人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一部文艺复兴史几乎就是一部美第奇家族史。没有美第奇家族,我们很难想象文艺复兴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美第奇银行的第一代奠基人乔万尼,1397年在佛罗伦萨创立美第奇银行。根据美第奇银行的机密账簿,美第奇银行的创建资本为10000弗罗林⑦,其中乔万尼投入5500弗罗林,余下资金为其合伙人所投。在美第奇银行兴起之前,在13—14世纪的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了很多银行,最著名的有巴尔迪(Bardi)、佩鲁齐(Peruzzi)和阿恰伊沃利(Acciaiuoli)三大银行,它们是当时欧洲金融业的巨头。14世纪40年代的黑死病使人口大量死亡,欧洲经济陷入萧条,同时由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动荡,几家大银行纷纷倒闭,佩鲁齐于1343年破产,巴尔迪公司于1346年倒闭。这使得阿尔贝蒂(Alberti)、美第奇、达蒂尼(Datini)等银行趁势而起,填补了真空,虽然后起的这几家银行规模从未超过巴尔迪等银行。在1420年重新调整后,美第奇银行的资本大约为31500弗罗林,与之前倒闭的两家大银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美第奇银行在1470年前后的员工总数有57人,是它那个时代最大的银行,但佩鲁齐银行在1335年曾有15或16家分行,并有将近90名员工。尽管如此,从影响力而言,美第奇无疑是当时欧洲声名最为显赫的银行之一。

乔万尼成立美第奇银行的同一年,立即在罗马设立分行。罗马是教皇所在地,他们财力雄厚,因此罗马也成为资本的聚集地,涉足金融行业不能不争夺罗马的市场。事实上,在美第奇银行早期的历史中,罗马分行所创造的利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分行,甚至达到总利润额的一半以上。后期有所下降,1435—1450年间美第奇银行的主要利润30%来自罗马分行,其次是威尼斯分行。⑧

美第奇银行真正成为欧洲银行业的巨头,是“国父”科西莫通过苦心孤诣的经营实现的。1435年,科西莫对银行体制进行了改革,银行总部的合伙人共有三方,即美第奇家族、萨卢塔蒂(Antonio Salutati)及本奇(Giovanni dAmerigo Benci),科西莫是整个家族企业集团的总裁,萨卢塔蒂和本奇为银行的总经理,负责日常事务。这两个总经理精明强干,深得科西莫器重,美第奇家族银行在他们的管理下迅速崛起。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重商主义时代期间,商人和商人银行家们并不专于某一业务领域,而通常实行多种经营,不错过任何送上门来的获利机会。与当时意大利大多数家族企业多元化经营模式相同,乔万尼在建立银行同时,也不忘投身实业和商业贸易(包括明矾、铁器和布料)。当时的佛罗伦萨是欧洲毛纺业的中心,一些世家大族均有涉足,美第奇家族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于1402年建立了第一家毛纺作坊,1408年创办了第二家。到了科西莫经营的1438年,又兼并了一家丝织作坊和几家羊毛店,形成庞大的家族企业集团。1451年,美第奇家族在毛纺织业和丝织业的资本投资总额达到90000弗罗林,其中超过18000弗罗林的资本是由分行经理们和外部投资者提供的,其余的72000弗罗林由美第奇银行的合伙人所提供,这也远远低于在14世纪中叶破产的巴尔迪和佩鲁齐这些大公司的资本。

在美第奇的庞大家族企业中,银行是最赚钱的一等行业,商业贸易其次,实业却忝列末位。整个家族企业利润的主要部分(90%)源自银行业和贸易。也正因为此,银行业也最被家族所重视。美第奇银行的资本不断增加,由原来的24000弗罗林增加到32000弗罗林,再到1439年的44000弗罗林。为了开拓市场,美第奇银行除了在意大利开设分支机构以外,还在海外不断成立分行。到1455年,美第奇银行已具备相当规模,在意大利有佛罗伦萨总行和4家分行(比萨、罗马、威尼斯、米兰),海外也有4家分行(阿维尼翁、伦敦、布鲁日、日内瓦)。据德鲁弗研究,美第奇银行在鼎盛时期至少拥有11家分行。根据1451年的银行账目,美第奇银行利润达到261292弗罗林。

与巴尔迪、佩鲁齐和阿恰伊沃利等银行实行集权化管理的组织方式不同,美第奇银行不是由单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银行组成,而是由几家合伙公司联合而成的组合体,全由一家母公司控制,包括作为合伙人的美第奇银行和一两位外人(例如从1435年到1443年为萨卢塔蒂和本奇)。每家分行或生产企业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ragione),有其自己的正式名称、自己的资本、自己的账簿和自己的管理。银行之间谈判如同和其他外单位一样,互相之间收取佣金和利息。两家分行之间谈合作之前首先要谈妥利益分成和承担损失的方式。同时,美第奇家族在银行中又保留很大控制权。

在经济史学家中,德鲁弗第一个注意到15世纪佛罗伦萨商业组织的这种特征。他通过对美第奇银行的剖析,分析这种结构对管理的意义,并与14世纪早期公司组织方式进行比较,认为这种组织方式类似现代的连锁控股公司制。从严格意义上讲,美第奇银行除佛罗伦萨总行以外的其他各分行应该是子公司,它们由总部占有主要股权而分行经理占有少量股权。这样有利于激励分行的积极性,同时又能被总行有效控制从而减少分行经理的舞弊行为。

每家美第奇银行中,员工一般不超过10人,分为合伙人(compagno)和雇员(facttore)。合伙人是公司合同的签约人,有权根据业绩参与分红,而雇员只领取固定工资,不参与企业的分红。美第奇银行给普通雇员的工资比其竞争对手给予的工资低,但能干的雇员就有机会成为合伙人,进而大幅增加收入。分行经理可以是合伙人或者雇员身份,这样也有利于鼓励经理的积极性。正是因为在经营管理上的这些具有活力的机制,使得美第奇银行在巴尔迪等银行衰落后得以兴起并存续百年。

自1455年起,美第奇银行停止扩张,在科西莫去世的那年(1464年),美第奇家族开始走下坡路,自然也影响到美第奇银行的命运。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在意大利各个国家间纵横捭阖,对艺术家的资助也很慷慨,但在商业方面却缺少祖父科西莫那样的经营才能,他将家族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了总经理弗朗切斯科·迪托马索·萨塞蒂(Sassetti, 1421—1490)。萨塞蒂本来在日内瓦担任分行经理,后来被提名成为“豪阔者洛伦佐”的首席顾问,导致美第奇银行灾难性衰落的错误政策正是从他手上出台。虽然他在资本中的股份只有1/8,但他获得1/6的利润。然而,萨塞蒂既没有本奇的经营奇才,也没有科西莫的铁腕手段。科西莫对各分行经理有很强的控制权,而萨塞蒂将权力下放,自己不作决定,任由分行经理自行处理。其做法导致各分公司自行其是,为获取个人利益,分行经理纷纷欺骗萨塞蒂,公司经营出现危机。1480年,美第奇银行被迫关闭了伦敦与布鲁日的分行,业绩进一步恶化。1492年,洛伦佐去世——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两年后,法国入侵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投降,当时全欧洲规模最大、仍拥有7家分支机构的美第奇银行被迫关闭。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余脉未断,1512年,这个家族恢复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并一直延续至1737年。

在德鲁弗看来,美第奇银行关闭是中世纪银行体系普遍危机中的一个。正如他在书中指出的那样,美第奇银行衰落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当时环境和一系列因素综合造成的。不能单纯地归之于洛伦佐的错误与最后一任总经理萨塞蒂的缺点,或其分行经理的不当行为等。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政治环境与经济变化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比如英国羊毛出口减少对整个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1475—1485年间银产量剧增使金银比价改变,导致对整个银行业的打击等。无疑,这些因素远非人力所能控制。⑨

书中德鲁弗关于美第奇银行衰落的讨论不多,全书共14章只有1章涉及,当然在前面几章中,德鲁弗也夹叙夹议地提到了导致银行衰落的诸多原因。比如在现金管理上,美第奇银行日常用于周转的现金勉强超过4000弗罗林,而短期负债甚至高达80000弗罗林,占比不到5%。虽然在紧急情况下有美第奇家族庞大私人资源的支持,而且以少量现金储备从事经营在佛罗伦萨银行家中是普遍做法,但流动性不足是非常危险的,这可以部分解释佛罗伦萨银行业在15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意大利商业萧条期间的崩溃。再比如,美第奇银行的衰落也可能与家族的任人唯亲有关。科西莫将前任佛罗伦萨钱庄经理波尔蒂纳里(Portinari)的孤儿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父亲的事业。三人日后都成为分行经理,他们对分行管理的漫不经心使美第奇银行陷入惊人的亏空之中。同时,由于波尔蒂纳里兄弟也在银行担任经理,与三个侄儿的关联给美第奇银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造成了美第奇银行日渐衰败。

美第奇银行的终结也是中世纪晚期欧洲整个金融业的终结,银行一家接一家地消失,到了1495年,成员减少到不再能充实行会组织机构的程度。除了佛罗伦萨,欧洲其他地方的银行业也是如此。在布鲁日,存款银行被迫出局。威尼斯在1499年除了一家以外,所有转账银行都被卷入一波破产倒闭浪潮之中。德鲁弗认为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并猜测很可能是15世纪末欧洲贸易崩溃的一个方面。

德鲁弗一生学术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商业技术尤其是中世纪会计与汇票史的研究;第二是银行史,特别是对美第奇银行的研究;第三是经济思想史。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最为突出的特点,德鲁弗对商业技术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是第一个将商业技术分析引入商业史研究的学者。他对档案研究的痴迷,正好又与他妻子在寻找档案方面的天才相结合。这一点连德鲁弗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妻子的协助,他不会有如此成就,最起码,埃德莱是这本书不署名的作者之一。尽管德鲁弗成就《美第奇银行的兴衰》这部学术经典有一定偶然性,但不得不承认,最主要还是归功于作者的学术功力,因为没有哪个人可以随随便便依靠运气就能获得学术上的成功。德鲁弗晚年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后人曾根据他生前一些重要论文编了一部学术文选。⑩其中的内容安排除了导言以外,也是按商业技术史、银行史和经济思想史三个方面来编排的。

德鲁弗有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但一直对社会科学方法和新经济史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在理论的指引下,而这两者常常相互矛盾,因此他主张收集事实证据,通过对细节问题的分析从中总结一般性规律,如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这是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最大区别。德鲁弗在对美第奇银行的研究中也贯穿了这一点,其中,对宗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质疑就是一例。

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该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有着极大的内在联系。西欧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其他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则成为严重的障碍。这个被人称之为“韦伯命题”的假说受到很多质疑,而且从事实看,在欧洲历史上能够打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例很多,而中世纪银行与教皇之间的关系就可略见一斑。

中世纪教廷与银行之间的经济联系历史久远。早在12世纪下半叶,教皇就开始使用教廷之外的财务代理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最初,教廷主要依靠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s)处理财务问题,把各地税款存在圣殿骑士团,并委托他们转运到罗马。但是圣殿骑士团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在位期间(1227—1241年)开始转而依靠意大利银行家处理财务。由于佛罗伦萨是当时欧洲银行业的中心,委托佛罗伦萨银行家处理财务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前面所述的三家大银行巴尔迪、佩鲁齐、阿恰伊沃利等公司都曾为教廷提供服务,一直持续到1345—1346年这些银行倒闭为止。15世纪初,美第奇银行异军突起,迅速取代了其他银行的位置。

教廷之所以需要银行家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与教廷的税收制度有关。教皇是中世纪唯一一个在欧洲所有角落都拥有征税权的统治者,他需要征收、转移和兑换这笔税金。这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为其理财。尤其重要的是,意大利银行遍布欧洲的网络也使其成为罗马教廷寻找财务代理人的不二之选。对银行来讲,作为资金巨头的教廷显然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它们一旦涉足教廷的理财业务,也迫使其进一步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满足教廷需求,从而促进了机构网络的国际化。

银行家为教廷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四个方面:征收税金、接收转移税款、兑换货币,以及提供贷款。这些活动说明中世纪银行与教廷之间的密切联系,教会对银行业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从这方面来看,韦伯所谓天主教乃是资本主义阻碍因素的论断,至少就教廷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来看,不符合历史事实。德鲁弗通过对美第奇银行的研究认为,作为盛行天主教的意大利地区虽然没有经历宗教改革,但并没有延缓资本主义发展,而是通过排除外国汇票的贴现、延迟可转让性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演化路径。

在我国,美第奇家族在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中经常被提及。近几年来,研究美第奇家族的一些重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实际上是家族的人物传记。关于美第奇银行,在世界史或专门史的研究中已引起关注,当然这些研究的引文无一例外都来自德鲁弗的这部名著。虽然由于资讯的发展、新史料的出现,关于中世纪银行和美第奇家族的研究仍然层出不穷,但关于美第奇银行研究恐怕再无人能出德鲁弗其右。

在我国,经济史向来是一个冷僻的领域,如果说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已经寥若晨星,那么研究外国经济史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目前国内关于中世纪欧洲金融史的研究几乎成一个空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金融领域的学者而言,金融是经济学这个显学中最大的热门,根本不屑于去做金融史(尤其是外国金融史)的研究;从史学界而言,虽然有人对其有兴趣,却因为不了解基本金融知识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奇怪的是,随着人们对金融的热捧,坊间各种“浅说”“戏说”外国金融史的通俗读物却层出不穷。历史是研究过去、启示未来的科学。如果我们要把握未来金融的发展,有必要对金融早期的源头——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金融史有深入研究,同时再来对照一下近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脉络。有鉴于此,翻译并推广德鲁弗这本美第奇银行史的经典著作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①格拉斯(Norman Scott Brien Gras, 1884—1956),哈佛大学商业史教授。德鲁弗受其影响,将会计视为企业经营的手段,因而从会计簿记中总结企业的经营策略,内部管理的问题。

②厄舍(Abbott Payson Usher, 1883—1965),美国经济史教授,著有《中世纪欧洲存款业务的早期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德鲁弗承认,是厄舍关于早期银行史的研究,为其进一步研究中世纪欧洲银行史以及相关理论问题提供了起点。

③内夫(John Ulric Nef, 1899—1988),美国经济史教授,有《征服物质世界》(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等著作。

④即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第奇银行:其组织、管理和衰亡》(The Medici Bank: It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Decline),这本书后来被德鲁弗称为1963年出版的《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一书的草稿。

⑤拉森(Henrietta M.Larson, 1895—1983),哈佛大学商业史教授,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全职教授的女性,著有《私人银行家杰伊·库克》(Jay Cooke, Private Banker)等。

⑥米斯基明(Harry A.Miskimin, 1932—1995),耶鲁大学经济史教授,著有《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经济:1300—1460》(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等。

⑦弗罗林(florin),即1252年佛罗伦萨开始铸造、并广泛流通于欧洲的一种金币。

⑧文中除特别说明外,数据及相关资料出处均来自《美第奇银行的兴衰》。

⑨戈德思韦特(Goldthwait, 2009)则坚持认为,美第奇银行衰落更主要的是由于内部管理。他在2009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经济》(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是德鲁弗之后有关中世纪佛罗伦萨经济史的最重要著作。

⑩即《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银行业以及经济思想:德鲁弗研究选编》(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Selected Studies of Raymond de Roover),197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上卷)》读后感(四):赖建诚:为什么《美第奇银行的兴衰》值得重新理解?

赖建诚/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

我是这本书中译本的催生者,很欣慰看到这么可靠的译本,更愿意把它推荐给对金融史有兴趣的读者。重读这本意大利14—15世纪美第奇家族的故事,我相信读者们一方面会惊叹国际金融体系和资本主义在这段期间已经发展得相当可观;另一方面从政治、商业、宗教三个角度来看,原来家族与金钱的互联网,早已在国际间运作得相当纯熟。

如果你在英美的亚马逊网络书店上,用“Medici”当作书名或关键词检索,会找到非常多的著作,古今“欧”外都有。在AbeBooks二手书店的网络上检索,数量也会多得让人印象深刻。美第奇家族的故事,是个历久不衰的大题材,但中文学界能提供的讯息相当有限。温州大学的陈勇老师,博士论文写的是《13—15世纪欧洲早期银行业研究》,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这是少数本土研究的起步。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美第奇家族的兴衰》(Christopher Hibber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Paul Strathern, The Medici: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等等。

研究美第奇家族的丰富文献中,我觉得最深入也最靠谱的,是雷蒙·德鲁弗(Raymond de Roover, 1904—1972)1963年出版的这本《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他的生平与其他著作,网络上都有信息可查,英文版的维基百科有简要介绍。稍后我会解说他对我的重要启发,以及为何我对这本《美第奇银行的兴衰》念念不忘。如果你想了解美第奇的家族史与最近的文献,维基百科有简要介绍:英文版查“House of Medici”,2017年初有13页解说;法文版有12页;意大利文版也有12页。

我对美第奇银行有过浓厚兴趣,累积了相当多的文献。原本想试着从产业经济学、金融网络、结盟竞争的观点来解说美第奇金融体系的运作特征。经过几年的准备,读了大量的著作与论文后,才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1965年之后的诸多著作,虽然琳琅满目,也有些新观点和新文献,但究其实质与基本见解,仍未能明显跳脱德鲁弗这本经典的掌心。

2014年1月至3月间,浙江财经大学的丁骋骋老师,来台湾清华大学访学。他的主要兴趣是金融史,我向他谈到我对美第奇银行史的涉猎与感受:这是理解西欧金融史的根基性题材,也是早期资本主义运作的优良范例,更是产业、政治、宗教交织的精彩故事,可以从好几个切入角度看出好几个面向的重要议题。

这么重要的题材,其实我们都不具备研究的条件,除了语言的限制(拉丁文、意大利文),还有对时代背景的隔阂,家族关系、跨国性商业组织的错综复杂,以及无法精确判读、也不可能看完的手稿档案。简言之,在华语世界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本名著翻译出来,一方面先熟悉基础局面,另一方面为下一代研究者铺路。

2014年3月下旬,丁骋骋准备回浙江时,我已有退休的念头。当时手边的工作还不少,实在无法进行对美第奇银行史的翻译研究。我就和他商量:趁着年轻力盛,若有机会完成此书中译,也是功德一件,我愿意把搜集的文献全部给他。虽然他对此事很有兴趣,但学校与家庭琐事缠身两头烧。没料到他有更高明的办法:找高中时期的英文老师吕吉尔先生先译初稿,专业名词与内容由他补充统稿。

吕老师是浙江省特级教师(相当于教授),是全国优秀外语教师,发表过许多教学研究论文和科技译文,还有两部基础英语教学的专著。吕老师退休后时间较充裕,愿意试译这本大部头名著。对他来说,这是既陌生又艰难的挑战。2016年4月他已译好上卷的9章,我觉得译稿相当严谨,对细节掌握精确。以严密著称的德鲁弗若地下有知,必然很高兴有同样态度的中译者,这么认真地对待他的原著。

2016年9月,我在绍兴和吕老师见面,同游鲁迅故居以及有书法圣地之称的兰亭。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邀集41位文雅人士,在此举行曲水流觞的盛会,并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我对吕老师的印象非常好,是典型的读书人,对专业绝对执着,朴实可靠,我对这本中译本的信心因而更加坚定。

2016年9月时,翻译已经初步完稿,丁骋骋开始逐行审订。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必须逐句查对原文,检查前后文逻辑,查证许多细节史料,我也协助解决少数细节,或提议合适的用词。2017年元月中旬收到全书译稿,密密麻麻将近400页。综览之后大感惊叹,这是我所能期盼最完整、最负责的译本,特点如下:

(1) 将全书的庞杂注释全部译出,放在各章末尾供研究者查阅。

(2) 对专有名词、事件与人物的解说,以译注的形式放在各页脚注。

(3) 译者在书末整理出“汉外对照人名译名表”“汉外对照地名译名表”“汉外对照其他专名译名表”,真是负责踏实的译者。

(4) 原书字里行间“折磨人的”细节非常多,译者不畏艰辛,检索数据逐一克服。

(5) 许多复杂的账目都转译成中文格式,阅读方便。

(6) 书末有美第奇家族的7个谱系表,译者排版得让人一目了然,对理解错综的家族关系非常有用。

(7) 最令人赞赏的是,吕老师把美第奇家族成员信息,重新整合成完整族谱图,共有21代(含家族姓氏改为“美第奇”之前的3代和之后的18代)。时间跨度近700年,从1046年到1737年,至此美第奇家族绝嗣,再无男丁。这个重编自制的家族谱图,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查阅。图中罗马数字I—XVIII各代表一代,每列代表一代人(兄弟姐妹),如第Ⅱ列Bonagiunta和Chiarissimo为姐弟。Bonagiunta育有两子(第Ⅲ列Ugo和Galgano),Chiarissimo育有一子(第Ⅲ列Filippo)。其余依此类推。

(8) 他的译后记,真是文如其人,写得真挚感人,展现出令人敬佩的“匠人精神”。

丁骋骋也写了一篇长文导读,介绍作者的贡献与此书的意义,我在此就避免重复这两个面向。整体而言,吕、丁师生的合作成果让我自叹不如,这本书必将成为名著中译的优良示范。

接下来转换个视角,说明四位学者对我的启发。这是我专业求知的过程,美第奇研究是其中的小环节,年轻学子或许可参照。这些事略为曲折,需要较长篇幅铺陈,算是整理心路历程的小侧面。其中两个重点是:(1)这四位如何启发我;(2) 我如何以较低阶的著作,回报他们的启发。

我的专业领域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我用三种方式,学习这两个领域的多元知识:(1)随手翻看各种出版品,时间一久,杂闻益广,分辨力自然增强。乱读很重要:无意的拾取,帮助日后的信手捻来。(2)长期跟紧英美的学术期刊,一方面掌握学界动态,另一方面学习各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与分析角度。(3)刚入行时,挑几位与自己兴趣相投的作者,精读他们的主要著作,一行一页地啃下去。几年后会学到如何扩展大视野、部署大架构,也渐渐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出众鹤立。

先谈思想史。我受益最大的是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 1927—2011)的《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读此书的1978年第3版时我还太年轻,既跟不上又不能体会。1985年第4版的内容有新的增删,我一字一行地读完,真佩服他的渊博与锐利。十年内我重读三次,可说了然于胸。这个马步蹲得很踏实,奠定对这个领域的整体认知与判断。1997年的第5版增删不多,我就有点意见了:随着这个领域的快速进长,某些章节已失去吸引力,某些重要的新发展来不及吸纳。

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我学识的增长,更是学术明星终将暗淡的宿命。如果你上网看亚马逊的书评,会发现1997—2016年间,对此书的评价已大幅降低:5星(38%)、 4星(13%)、 3星(37%)、 2星(12%)。对这本名著而言真是难堪,但这也正是科学进步的轨迹。我回报布劳格的低阶著作,是一本科普书《经济思想史的趣味》,2016年增订第2版,有40章与7个附录(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济史的重要著作方面,我早期的学习重点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一、第二代的主将。我的欧洲经济史知识,主要建立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史》(1979,共三册)之上,此书我也是一字一行地啃完,前后看了三年,又看了好几次,写了无数的笔记与观点析述。这是一部大架构、大视野、大构图、大泼墨的著作,不易掌握精髓,但内容丰富变幻,隐含许多重要概念。

布罗代尔的史学概念与方法论,消耗我不少心神,但非常值得:先是学而知之,接着是困而知之,终于视野开阔、概念清晰、思辨无碍,令我终身受益。我回报布罗代尔的低阶著作,是《年鉴学派管窥》(1996年上下册)和《布劳代尔的史学解析》(2004年中英文版)。

举布劳格和布罗代尔的例子,是为了分享我年轻时的方法与心得。我和这两位的境界差距过大,连东施效颦的可能性都没有。在社会经济史这个领域内,有两位历史学者是我原本想“跟上”,但终究令我自惭形秽的人物:一位是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另一位是比利时籍的雷蒙·德鲁弗(Raymond de Roover, 1904—1972),也就是本书的作者。

布洛赫的名著很多,例如《封建社会》(1939,上下册)和《史家的技艺》(1949)。我最心仪佩服的是《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Les Rois taumaturges: tude sur 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attribué à la puissance royale, particulièreme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主书名也可译为《王权与神权》)。他的博士论文是《国王与农奴》(1920),接下来就是这本名著《国王神迹》(1924),此书1973年才有英译(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共441页)。其主要议题是:中世纪的英法的国王,在天授神权的观念下,英国和法国的民间习俗相信,只要让国王或女王触摸一下,念几句祝祷词,就可以治好瘰疬病(法文: écrouelles;英文: scrofula)。

此病是因为感染了结核菌,导致颈部淋巴结发炎溃烂。12—18世纪间,结核病菌无法有效治疗,感染流行率又高。在宗教和政治结合(政教合一)的时代,民间就流传说,经过教会神授的国王,能触摸患部治愈:“国王触摸你,天主治愈你。”中世纪的英法国王,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触疗神迹,这是“心态史”的上好题材。

年轻的布洛赫写了500多页,1983年重版时,第三代的年鉴学派传人之一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他是世界闻名的中世纪史学者,写了一篇长导读来解说此书的经典地位。我对此书景仰已久,2010年初时稍得空,竟然做起白日梦:布洛赫写此书时,距今已将近90年,学界对这个议题,必然有许多新见解可以补充,说不定我可以试着给《国王神迹》做个狗尾续貂的现代版。

我兴奋地搜集了一架子文献,把各国译本找来,从电子数据库搜寻相关文献,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下载相关著作、期刊和档案。搞了将近一年,文献齐备、布局妥当、章节明畅,还写了不少笔记与基本观点。但愈写愈心虚,终于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不可能超越1924年的旧作。

主因如下:(1)这个议题要用到许多拉丁文献,还牵扯许多德文研究,我对语言工具不够掌握。(2)对于许多宗教、习俗、制度上的细节,我只知大要,无法掌握精髓,只能触及表面,一写就外行。(3)我没有新观点,也没重要的新议题,更谈不上有效的论点。一年多后,我终于承认失败,全部抛弃,只留下一堆电子文件。这只是个小挫折,但我确实感受到年轻时期布洛赫的深厚学识,以及为何百年后仍无人能超越。①

我没有要超越《国王神迹》的念头,所以心理压力不大,反而对过程中的困难与喜悦,感受较强烈。这也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经典:那是无法复制无法取代的。你听过临摹版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能超过原作吗?《国富论》与《资本论》有被超越取代过吗?经典只能重述与补充,不能被超越的才有资格称为经典。《国王神迹》是历史学界的小经典,是中世纪史学界和年鉴历史学派的大经典。我透过这本书和布洛赫“交会”了几年,透过这种奇特的方式更加崇敬他。

我回报布洛赫的低阶著作,是在《年鉴学派管窥》上册第3篇第14—20章,以科普的方式介绍他的传记与著作。若天假我年,应该译注布洛赫《国王神迹》(或《王权与神权》),写一篇专业导读,解说这个议题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进展,提供补充性的文献。

相比而言,我和德鲁弗的邂逅就幸运多了。我很早就知道他在中世纪经济史的丰硕研究成果,但真正进入他的著作是2007年初。我对以“劣币驱逐良币”闻名的格雷欣(Thomas Gresham, 1519—1579)产生相当的兴趣,想知道他如何提出这个概念,如何帮助都铎王朝的国王与女王筹措偿还外债。

我对都铎一无所知,对它的经济状况与财政问题也是一脸茫然。我找到德鲁弗1949年出版的《格雷欣论外汇:试论早期的英国重商主义》(Gresham on Foreign Exchange: An Essay on Early English Mercantilism,哈佛大学出版社)。详读后,我豁然开朗,跟着他的思路与文献指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谦卑回报他的,是完成《王室与巨贾:格雷欣爵士与都铎王朝的外债筹措》(2015)一书。

写作此书的过程,使我对德鲁弗的生平与著作产生好奇,几乎把他的著作搜集齐全。他做了许多深层的奠基工作,也都在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是比利时荷语区的人,用英语在美国写作,不易得到广泛知名度。他在布鲁克林学院历史系任教,但是内行人都知道他的重要性。跟随他的脚步,我也对16世纪的英国与欧陆经济史,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我再度感受到了相同的事:他是我所景仰但无法企及的史学工作者。这类型的学者在欧美学界可能不少,但以我的有限视野和先天后天条件,法国的布洛赫和比利时的德鲁弗,都是我无法跟上的“英雄”。希望中文学界也能从这两位的著作中学习到深层的技艺:如何从档案史料,重构重要时代的核心议题,让另一个时空的异文化读者,也能感受到深刻知识的震撼。《美第奇银行的兴衰》和《国王神迹》,都是我们学习深层技艺的典范。

①Stephen Brogan(2015): The Royal Touc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olitics, Medicine and Sin, London: Boydell Press,是布洛赫《国王神迹》(1924)之后讨论这个问题最完整的专著(265页)。斯蒂芬·布罗根(Stephen Brogan)把重点放在英国16—18世纪,没对比与法国的异同。布洛赫的重点在法国,以中世纪为主,同时也对比英国的特征。布洛赫的视野较宽广,议题较多元,细节更丰富(586页)。布罗根做了许多细节分析,书末提供非常多档案资料来源(第223—229页),参考文献也很惊人(第229—257页),但整体而言,尚未明显超越布洛赫(1924)的布局。《国王神迹》这项题材的核心议题,是集体性的社会心态史,这是布洛赫的重要启发。但布罗根的书末索引内,看不到对这个概念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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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http://brunelleschi.imss.fi.it/itineraries/place/ArchivioStatoFirenze.html

研究美第奇银行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名为“公国成立前的美第奇档案”(Mediceo avanti il Principato)的票据档案汇总:http://www.archiviodistato.firenze.it/nuovosito/index.php?id=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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