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行家》读后感精选

《大银行家》是一本由[英] 理查德· J. 格雷斯 (Richard J. Grac著作，低音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4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银行家》读后感(一)：对于英国来说，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就是那个时代的“推动者”

在历史层面，尤其是近现代的两三百年间，是财富、贸易以及经济活动逐渐发展并且日益频繁的黄金发展时期，虽然战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不间断的发生，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促使经济贸易活动的助力。其实，这些方方面面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缺一不可，哪里有差价，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逐利的商人和冒险家，这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道理。

通过某个人、某件事、某段进程，很容易能够判断出周遭发生事件的各种相关背景。地域的差异、商品的差价、清晰的头脑和执着的追求，让一些不甘平凡的人获利颇丰，由此产生蝴蝶效应。很多经贸活动的开展，大大的改善了相关的人群、地域、国家的行事风格和制度政策，为了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由英国著名历史学教授理查德·J.格雷斯编著的《大银行家》是一部通过介绍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的生平经历，以及他们共同创立的怡和洋行的发展史，尤其是他们开展的贸易活动中，最大的贸易对象鸦片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的一部人物传记。

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两个人虽然相差十几岁，但是两个人的节奏却是少有的合拍。尤其是对于贸易活动的态度以及策略，两个人都非常的努力、认真，他们容不得各种阻碍或者延缓公司发展的行为，对于人或事的态度要求非常的严格，因此，他们对于推动自由贸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成为合作伙伴以后，两个人共同在中国贸易中寻找机会，并牢牢把控，尤其是对于鸦片这种巨额暴利的“商品”给予绝对的关注度。并且，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鸦片战争，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鸦片使得人们上瘾、贫困、意志薄弱、毫无干劲。因此，他们在鸦片对于中国的荼毒这一典型历史事件中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两个人活跃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他们积极促进英国的对外扩张，常年在海外闯荡，虽然他们打破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某些贸易领域的垄断，但他们同样输出自己的理念，并且通过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绅士资本家”是用来描述在英国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人，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在年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促使他们能够在一起合作多年的原因是对于贸易和扩张的理念和努力程度。每个时代都能够涌现出极其优秀和引领潮流的人，很多人都认为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就是那个时代的“推动者”。

《大银行家》读后感(二)：帝国烟云

本书的中文名颇具迷惑性，何为大银行家？事实上银行或者宽泛一些的金融资本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推手，可以说在斯时斯地之下的银行，与我们今天熟悉的银行并不完全相同。在这一背景下再去看待“大银行家”这一标题，或许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一标题下的故事。当然，本书真正的内容，诚如其原版标题所言，“鸦片与帝国”。本书所记述的，看起来是渣甸与马地臣的经商故事，记述了怡和洋行的故事，但这并不仅是一个商业帝国的故事。这里的帝国，既包含了实体的大英帝国，大清王朝；也包含了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新式商业帝国，更重要的是包含了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的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而所有的这一切帝国的形成，既是技术进步助推之下的必然结果，却也是由种种如鸦片般细碎商品推动下商业浪潮的产物，更是一个个鲜活个体生命轨迹共同绘就的结果。本书正是从一种商品，一条轨迹，去展现了这一世界经济政治史中重要变迁的过程。

商业帝国

渣甸和马地臣的故事，正是一个商业帝国的故事。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早期商业巨头垄断优势的丧失，为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私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东印度公司垄断优势的丧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过程。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类似于今天市场上的贸易代理企业，对于上游的供货方和下游的分销方都不具备控制力，它的垄断优势主要来源运输的规模性和国家行政特权的影响。然而这种垄断之下涉及的商品，对于英国而言主要是进口需求而非出口优势。不平衡的贸易往来为垄断的被打破提供了缝隙，鸦片贸易由此产生了。鸦片贸易并不是英国国家贸易的组成，而是由私商主营的带有走私性质的商品。这一点和我们此前的认知是有差异的。事实上，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人逐利行为的影响可能远超国家行政权力，罪恶的鸦片贸易最初并非国家之间的贸易之争，仅仅是商人盈利的必然选择。正是这样的选择之下，走私形式下的鸦片逐渐渗透、瓦解了原有的国家特权之下的商业帝国，私商的时代由此到来，一种新的商业帝国开始形成。这样的商业帝国以私商为基础，以贸易为中心，其经营范围涉及商品贸易，贸易运输以及相关的票据承兑乃至商品的销售，经营范围不可谓不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商业帝国虽不脱胎于国家权力，但是却在其后期确确实实试图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换的重要推动力，从渣甸、马地臣等人向国会的游说向新派驻贸易总监的软硬兼施可见一斑。

帝国的交替

如果说私商所创造的商业帝国取代早期如东印度公司般的商业巨头是一种帝国的更替，那么以大清和不列颠之间实力变迁表征的则是东西实力的彻底扭转，世界版图的实力的彻底改变。根据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统计，中国直至鸦片战争前在经济实力上都占据世界前列，但是经济实力并非全部。在本书中藉由贸易商人之眼看到的清末中国，可以略微窥见一个帝国的黄昏。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国家吏治的关键。禁烟令的执行几经反复，对于涉及鸦片贸易私商态度的暧昧，地方吏治的混乱与地方官员的自行其是正是这一时期地方治理的体现。而中央对于贸易晦涩的态度，甚至提出了以物易物的主张，再加上与贸易相关的商业措施的缺乏，都隐隐透露出国家的衰败。反观另一边，虽然金融危机数次席卷，西方国家之间围绕贸易利得、国家利益颇有龌龊。但是总体上，尚有处于第一线的声音、力量可以影响着决策。一面是逐渐松散的吏治与控制力，另一面是由商业势力主导的明确的利益驱动下的政治诉求。帝国的交替自然发生了。鸦片在其中扮演的，是撕开两方固有形态的利刃，只不过撕裂之后内里的差异，一方外强中干，而另一方则走向了以中国新的形态。终究是完成了帝国的交替。

当我们再度审视这段历史，鸦片只是其中的一味催化剂。商业模式、政治体制的交错中，帝国们的命运已经悄然改写。

《大银行家》读后感(三)：鸦片与帝国：两位怡和洋行创始人的资本人生

这是一本以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二人为个案展开的，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在英帝国的兴起与发展的研究（传记）。不过著者理查德· J. 格雷斯 (Richard J. Grace)更注重“绅士资本主义”对于英帝国向东南亚扩张时所起的作用，尤其这其中涉及到面向中国的鸦片贸易以及为人所知的“怡和洋行”。

威廉．渣甸，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 图：三联书店提供；转自冯邦彦

詹姆士．马地臣，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 图：三联书店提供；转自冯邦彦

与以往近代帝国贸易与扩张研究不同，理查德· J. 格雷斯强调自己专注梳理两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企业家的一生与他们的事业，他们早期在中英贸易中，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扮演着重要角色，透过他们，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个与我们近代中国息息相关的，英帝国的缩影。

所以《大银行家》（Opium and Empir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中译名强调了这本书中两位主角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事实是因鸦片贸易而发家的角色），2014年出版的英文原著名则清晰说明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与鸦片贸易和帝国的关系，而这也是这本书要论述的中心。

既然讲述的是作为个体的两位企业家的人生，书以二人出生为序章。为了凸显二人的人生与他们所处的大时代紧密相连，对于二位的出生与成长经历，理查德结合当时社会与历史事件进行考察。如“利己主义”的提出，“高地大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低地清洗”（“Lowland Clearances”），鸦片作为止痛剂如何被学医的威廉·渣甸认识。尽管威廉很早萌生了从商的念头，但他能踏上广州的土地，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船上的外科医生助理的身份。在此要注意的是，理查德如何处理威廉思想转变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鲜且困难的做法。威廉一方面通过船上的实践对医术驾轻就熟，另一方面，繁荣复杂的东方让他不禁与自己生长地作比较，尽管最初他并没有留恋广州，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所设的员工待遇，以及当地（澳门与广州）的生活，都一直在吸引着他。一个威廉继续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并留在广州的契机，是商船海战与船员患病需要船上医生。

极具戏剧性的，是詹姆斯·马地臣比威廉年轻十几岁，早期从商经历甚为坎坷，但他比威廉更懂得鸦片作为商品的重要性。他在印度的经验使他知道如何把高质量的鸦片在中国倾售，他甚至能在鸦片陷入稀缺状态时，还能通过检验鸦片来告诉代理商们鸦片的适销性。

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不是一开始就一起到印度或广州从商，或者说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大资本家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不是一直在广州发展，销售鸦片。有了英国、印度、中国等各国各地的行商经验，尤其见证了英国战后衰败及与中国贸易关系的转变，他们才瞄准了鸦片的中国市场，并为之着力。兜兜转转间，二人成为合伙人的时候，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关系网络和客户资源，并且能在“自由贸易”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使自己公司达到一定规模且显示出比外交特权还重要的能力。而他们的能力也足够影响当时英国议会对华政策。“怡和洋行”也是基于二人在华贸易具备一定实力和地位以后所成立。

不禁要问，为何鸦片最终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个关键词。一是“私商”，一是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从事的贸易活动，垄断了中国的茶叶运输。而早期在华冒险的英人或多或少成为了东印度公司以外的“私商”（如威廉和詹姆斯），要想突破垄断——比如当时在华英国私商就寄望怡和洋行可以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必然要自寻新商路。鸦片及其市场前景，无疑是二人熟悉的领域，因而成为怡和洋行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重要的商品。鸦片销售需要几个关键环节作为支撑。一是负责传播情报的报纸（《广州纪录报》《广州行情报》），二是影响航线尤其贸易效率的航运技术，三是机密电报这样的通讯设备。理查德发现，那些刊登在在华西报的物价与航运广告——这些信息常被研究者忽略——其实是怡和洋行对外发布的十分重要的情报信息，它反映着鸦片行情，以及影响着广州以外的市场的波动。

报纸上显示的行情，很大程度反映着英国鸦片贸易商人投机心理。鸦片价格的变动可以让商人赚到盆满钵满，也可以让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上述所说的三个关键甚为重要。理查德以材料表明，其实鸦片贸易已显示出它价值开始下跌，怡和洋行其他贸易业务都会超过鸦片贸易的价值，讽刺的是，鸦片的地位仍无可取代。商人如果要稳定这项风险与投机成正比的交易，就要降低风险，保证销量，提高利润。在华英商的应对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给英国政府派华的官员施加压力，要求自己在华利益获得保障。英政府认同推动鸦片在华合法化。不过，渣甸反对。持同样反对意见的是清政府，不过前者在乎的是商业利润，后者从道德层面上考虑这个问题。朝廷官员难道就没有在乎鸦片谋利之事吗？有。再者在华英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只有怡和洋行，鸦片行情的波动还存在英商之间在华的竞争问题。换言之，鸦片贸易中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不少问题不是单一的英商方与中国官员方对立关系可以解释。

在鸦片贸易中，商人人对中英政策变动的预判很大程度影响自己的算盘，甚至影响整个行业。当清政府开始对在华英商售卖鸦片转变强硬态度后，怡和洋行的鸦片生意必然受到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强硬也给了当地民众反对在华英人的勇气。发生于广州基层社会中，因鸦片而起的民族矛盾，应值得注意。林则徐在众人期待下来到广东整顿鸦片，不过马地臣当时对林则徐的出现预判为“虚张声势”，一周后才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错误低估鸦片在中国积累的矛盾不止怡和洋行，英政府及来华官员也同样没有十分关注鸦片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换言之，让在华英商因鸦片贸易而陷入困境的还有英政府的错误决策。更有意思的是，理查德还注意到，如果英商与英政府背道而驰的话，英商获得利益大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而这一点，也是英商不断影响英政府对华政策背后的关键。可以说，《南京条约》也体现出在华英商的对华要求。如果说林则徐硝烟与鸦片战争同样使鸦片走私变得十分困难，这样的情况反而凸显了英商的应变能力，换言之，即使中英官方明面上同意禁止鸦片贸易，怡和洋行等英商依然想方设法在鸦片走私上谋利。不管如何，发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马地臣等人结束中国商贸及离开中国的契机，归国以后，他们从事银行家的事务，也参与英国重要的政治活动，至此，他们仍然运用着他们多年以来积累的资源为自己谋利，不过死亡也离他们不远（马地臣倒是活得久一些）……

概言之，《大银行家》是一本著者自称是客观传记，但不只是传记的中英关系史书。可以看作，这是以两位曾参与过在华贸易的重要商人的一生为视角，重新审视中英鸦片战争前后，除了被统称的英国商人、中国朝廷、英国政府这些群体以外，重要的具体的参与者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与行动是如何，他们又如何影响、推进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如理查德在书中所说，过分标签化这段历史及其中的人，会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这些人，更没办法客观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最后，我们还要从整体上检视理查德所提出的“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是否适用于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绅士资本主义”由凯恩和霍普金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术语，意指18世纪至20世纪，某一特定群体因自身劳动力被空余出来，因而利用自己的资源与社会网络，从事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活动。在英国对外扩张时期，这一群体是英政府对外输出的精英，是重要的帝国代理人，他们或多或少肩负着自己国家赋予自己的任务，即帮助英帝国开拓海外市场，增加影响力即促进对他国的入侵。有一点可以反驳，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白手兴家，并且他们不是庄园地主。不过因为他们在特殊时代所萌生的冒险精神，以及准确的眼界，让他们得以变成极具影响力的在华绅士资本主义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