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读后感精选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是一本由陈春声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3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一)：《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

来源：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获奖成果简介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0—252页。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二)：谈一谈“今天的观点”

在理解这部优秀的作品时，我将它分为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借助计量的手段，通过分析民众广泛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价格与地方粮食余缺无紧密联系等现象，证明了在清王朝时期相对高效的市场网络在广东的形成。第二部分则是基于此结论，进一步探究为什么这样已被运转起来的市场未能结出西方资本主义一般的果实，最后作者提出了“三大矛盾”作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总结。

150页对当时民众“遏籴”（“米粮外运区的百姓、士绅或地方官府阻止本地粮食外流的举动”）现象的总结颇有意思。这一现象是一种因本地粮食短缺和对短缺的焦虑而产生的反市场行为，但是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作者所说的“今天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样的观点？这个问题实际上值得探究。

我想，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的研究，在视角上更青睐于市场网络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很自然的。所以或许“今天的观点”与彼时的知识分子对商品经济的积极看法有些关联，也就说明了一种尊重市场运转的态度。然而另一方面，不同的群体很可能有着不同的观点，所谓“今天的观点”这样的提法在这一层面上很可能有待商榷，毕竟作者没有论证今日的精英群体们依旧将市场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义。

2022年的今天，读完此书不禁有些唏嘘。作者在文中指出，清朝的统治者们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而非充分发展经济，这一点大概并没有因为社会发展至“今天”而有大的改变。只不过二三十年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这二者的结合相对紧密，而近两年来则变得颇为割裂罢了。作者进行研究时，对遏籴的行为是一种仿佛大人评价小孩一般的态度，他觉得这些人囿于时代局限不懂得市场经济，所以也情有可原。不知他现如今看到社会种种怪象又会作何感想，“今天的观点”却没能真正意义上成为“今天”的观点。

作为一本有着浓重计量色彩的社科研究，读者寥寥，甚为可惜，甚至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都基本是新的（笑）。大约是热爱定性的人们不喜欢看一堆数字，搞量化研究的又觉得处理数据的方式在当下看来过于简单了吧。作者将价格作为研究对象便不可避免地要收集大量史料和进行定量分析，虽然数据处理方式不难，但这样一种对市场研究的切入思路和对当时社会的整体把握是颇为难得的，这样创新的研究依然值得尊重。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三)：粮价——市场——社会结构

本书是作者硕士和博士论文的修改版本，主要目标在于以米价剖析市场，通过市场反映经济，再透过经济理解社会。只是在行文安排时并未遵照这一目标执行，而是信奉“过程再现优于结构重建”，将社会历史本身视为一个整体，尝试借助定量的统计手段重现18世纪的广东米市。

第一章之导言和附录一至四详细地介绍了作者搜集材料和写作方法的来源，对后人之相近研究提供了不错的借鉴资源。

第二、第三章分别介绍米价的空间和时间变动。在空间部分中首先利用史料分析米粮的区际贸易（包括省之间与省内各地区之间），并以华南米市为例证试图论证彼时全国统一市场之形成，愚以为此说值得商榷；然后又详细论述分析了各地区米价之差别，功夫不可谓不深，值得叹服。在时间部分中对米价的考量则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长一倍至3亿），在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回到文本阅读；二是货币流通状况的新变化，即1571年之后西班牙银元大量进入中国，尤其是华南地区十分通行，即便后来之海禁政策对此有所抑制，但是银元仍能经由吕宋商人等途径流入，货币的增加自然会导致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外在表现便是米价的长期上升。

第四章借助粮食问题探讨了当时的基层社会面貌。作者一个别出心裁的地方在于，通过分析三种类型的赈灾粮仓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论证清后期政府社会控制权的衰落和基层社会士绅阶层权力的增长。

第五章是全书之小结，作者一改前面的定量分析为主的手法，转而采用了比较传统的定性方法，根据米市之各种现象提炼出当时市场机制中的三种基本矛盾：（1）市场总体运行良好与局部非理性的矛盾；（2）商人追求利润与非经济性目标的矛盾；（3）市场发展之经济性要求与现实之社会性需要的矛盾。在我看来，作者对前两个矛盾的提炼和分析失之过激，事实上，没有一个市场能做到从局部到整体的完全理性，也没有一个商人是纯粹的“经济人”，只是中国清代的广东米市和米商在局部不理性和目标多元性方面的表现更明显一些而已。至于第三个矛盾，应该可归为第二个矛盾的延续之列，这也不应成为一个可称为“矛盾”的概念。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又归纳出彼时市场机制的两个特点。其一为“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在这里作者借鉴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性质的分析，认为家庭经济体否定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其市场行为须借助中介，处于结构性疏隔状态。其二为“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作者认为中国的商人在获利后常将资本向土地转移，这与新教伦理影响下的西方完全不同；与此同时，中国人未受基督教传统和罗马法传统影响，因而一方面个人社会地位不是由个人之成功决定，而是由其在社会权利结构中的位置决定，另一方面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十分淡薄，一旦遭遇饥荒年份即出现普遍的抢夺富户粮仓的事件。作者继续引用费孝通的论述，运用“差序格局”总括这些中国社会的独特之处。

这些结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值得商榷，逻辑体系上也有一定的混乱之处，但是作者能够广泛且恰当地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来解释具体和微观的史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后来者称道和学习。在第五章最后，作者又对“资本主义萌芽”说做了一个异议性的comment，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同时是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形态”，因而明清经济史学者对“萌芽”的穿凿附会实属不必。在80年代中后期那个语境下，作者能有如此认识真的很不容易。

在全书的最后，附录五到附录七是作者最近若干年转移了的研究兴趣的体现，其中附录五研究泉州地区在明清的“倭乱”和“迁海”，附录七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走向历史现场”的意义所在，都很有趣也很值得我们一读。

这里引述附录七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吧，与各位共勉：

“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同时在研究中不要贴标签，用诸如国家-地方的二分法抹杀作为整体的社会现象的存在。”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读后感(四)：走出“资本主义萌芽”

该书采用了清代档案中的粮价单和雨水粮价奏折以及清代以后的广东地方志等主要材料，运用统计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对18世纪广东米价的变动与差价等问题进行了整理和计算，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整个广东米粮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与市场机制有复杂互动关系的社会文化各种特质。作者综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力求从文化价值层面对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最终不能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近代化变革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解释。

第一章首先对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由于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的差别，以往关于清代物价史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一部分注重利用清代粮价数据进行计量研究，注意对市场机制的探求，但较少注意基层社会的状况，其结论往往有明显的推测性。另一部分学者重视利用文献记载，主义利用物价变化来说明阶级关系、租佃关系、基层社会组织、权力结构、雇佣劳动等中国史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对大规模的计量方法缺乏兴趣，对史料的解释有较明显的随意性。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区域、材料以及方法等进行了说明，提出要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对米价数据进行数理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同时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并重，数据材料与描述性材料相结合。

第二章根据史料对18世纪广东的省外与省内米粮贸易进行了分析，并采用量化方法对各地区米价的差别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18世纪以广州、佛山为核心的区域性米粮市场有较高的效能多层次和较完善的内部组织，其运作也较为理性，在这个市场上流行的商品基本上是根据米粮地区差价所反映的供需状况以及运输的便捷的情形合理运行的。但另一方面，这个市场体系的每个部分和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大量的非经济行为，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就商人的活动看，尽管他在每次交易活动中都力求取得最大利润，但是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却不在经济。18世纪到广西从事米粮贸易的广东商人发财之后都投资于土地和政治，广东省内的大米铺的经营都带有明显的家族性并以增强宗族力量为重要目的和手段。许多小商贩进行经营活动则仅仅为了家庭的生计。因此18世纪的广东米粮市场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市场网络各组成因素的非理智性与市场总体运作的有序表现的矛盾；第二个是商人具体交易活动的利润追求与其最终目标的非经济性的矛盾。18世纪广东米粮市场的运作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性，正是这些矛盾决定了传统中国市场具有与西欧不同的性质与导向性。从市场运作的情形看，当时表现得颇为有序、高效的市场网络，实际上其每个部分都包含了大量非理性、无秩序、不经济的因素。

第三章通过对18世纪广东粮价变动的季节性、同步性和长期趋势的量化分析证明18世纪广东的米粮市场已具有很高的效能和较完善的内部组织，其对各种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反应也基本符合市场经济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但如果把对18世纪广东米价变化的动态分析扩展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层面，就会发现当时广东米粮市场包含着的内在矛盾使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一般的逻辑推论截然不同的导向性。18世纪以来广东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导致了包括米价在内的物价的长期上升。根据作者的观察，虽然当时的米价上升对整个社会生活并未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但是社会适应经济变化的方式包含着大量的非经济的因素。无论是官府以改变地丁银折钱率和增加加派维持财政收入及官员生活水准不致因物价上升而下降的做法，还是绿营兵丁因生计艰难而产生的与社会对抗的情绪和欺压商人的行为，都是以非经济方式适应经济变化的例证。

第四章通过对米价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的研究，以及对政府、士绅作用和仓储情况的讨论，进一步证明了广东米粮市场中还存在的另外一个基本矛盾，即市场发展的经济性要求与现实的社会性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市场的发展与士绅和宗族力量的发展有内在的联系士绅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念就不可避免地对市场活动的性质及其中的各种关系产生影响。对于士绅来说，支持或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在于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保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并通过市场活动积聚财富，提高本人和所在家族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而且，作为家族和地方利益的代表，他们对市场运作持一种利己的实用主义态度，而当时的国家和社会实际上都无足够能力和需要去防止这种态度可能引发的各种反市场行为。就整个社会对市场的期望而言，也是认为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压倒经济合理性的要求。从政府、官员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贸易活动的宗族、士绅都把社会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并把市场活动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作者透过从这些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士绅的价值追求以及士绅与市场运作的关系,揭示出18世纪广东市场运作的内在矛盾。

第五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认为18世纪的广东以广州、佛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较高效能、多层次和覆盖周边多个省份的区域米粮市场网络，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似乎正在形成之中。作者通过对广东米粮市场运作情况的考察，指出了三对基本矛盾：市场网络各组成因素的非理性性质与市场总体运作的有序表现性之间的矛盾；商人具体交易活动的利润追求与其最终目标的非经济性之间的矛盾；市场发展的经济性要求与现实的社会性需要之间的矛盾。虽然清代广东市场机制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未能超越传统社会所能容许的限度，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近代化的变革。这是因为经济变化的性质与导向，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本身的因素或关系，市场的发展亦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尤其在传统社会，经济运作更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之中，在特定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下进行的，仅仅从市场关系或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寻找中国传统社会未能自发实现结构性变革的原因是不够的。同西方相比，中国既没有西方基督教和罗马法的文化与法律传统，也没有私有产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价值观念。中国商人的整体市场活动缺乏经济导向性，他们最终追求的是社会地位，通过市场活动攫取经济利益只是为达到这一社会目的的手段。市场活动的经济目的从属于社会政治目的的特点，是由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衍生出来的。

该书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从18世纪广东米价变动及其背后的市场机制入手，揭示了商品化未必会导致专业化，市场的活跃未必会转向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价值取向，近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变化并没有实现近代化的变革。

计量分析是该书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作者首先通过对18世纪广东不同地区米粮差价的计量分析,勾勒出了以广州和佛山为核心的广东米粮市场的运作情况。紧接着通过对18世纪广东粮价变动的季节性、同步性和长期趋势的量化分析证明18世纪广东的米粮市场已具有很高的效能和较高的市场整合程度。最后通过对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的回归分析,证明了18 世纪广东米价持续上升的趋势。作者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量文献资料经分析后指出，18世纪广东已经形成了一个具备高度有效性的米粮市场贸易网络。

但是作者同时指出这个表面繁荣的市场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矛盾。商品化虽然给农户带来了一定的收益，但农户在家庭人口增长的自然压力和土地边缘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农业经营趋向于高度集约化，而非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组织发展。农业经营的小型化阻碍了农户与市场的直接联系，使得他们无法根据市场动态调整生产，实现真正的专业化。清代市场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活动日益活跃，但商人们通过市场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只是其追求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大量的商业资本被商人们用于购买土地和投资政治以获取社会地位，市场活动的经济目的屈从于社会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米粮是普通百姓的日常必需品，粮价的波动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从政府、官员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贸易活动的宗族、士绅都把社会秩序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并把市场活动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这表明市场的发展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活跃并不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诞生，经济运转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之中，在特定的权力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形态的影响下进行的。因此，近代中国的市场机制缺少根本性的变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学说还占据主流的八九十年代，很多研究者往往认为日趋活跃的商品交换了商品生产活动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把零星出现的一些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对雇佣劳动的使用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作者能够大胆地在博士论文中跳出对于市场结构内部的分析，将市场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当时的语境下毫无疑问是创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