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读后感100字

《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是一本由彭伟文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3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读后感(一)：独特的视野——从民俗到历史

全书特别易读，作者旁征博引，全书可读性强。

然而，更让人注意的是全书的新视野。即：本书的一个标题“社会的民俗、历史民俗学与社会史”

从醒狮开始，到其背后的组织，再到整个广府地区的发展，大幕拉开：铺区到会馆，到工会，到社团，广府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劳工阶层社会的变迁，自组织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中，反复震荡，顽强发展，但是最后走向的是收编与体制化。

这或许是作者将此书称为“社会史”而不是“民俗学”的原因。民俗是表象，折射的社会的变迁是根本。

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视野，社会与史交融，被醒狮这一民俗串起来了。民俗作为意象在社会史的考察之中并不多，但是事实上民俗确确实实体现了一个村落自组织能力以及动员能力，它的变迁也是国家力量与地方传统反复变幻，一来影响其内容，二来影响其组织的过程。

如果说它是社会的，那么显得静止，如果它是历史的，那么无法凸显其背后场域的一系列博弈，因此它是社会史的，民俗只有放在社会史这个维度，才可以折射更多变迁与博弈。

《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读后感(二)：不安定阶层——考察广东社会的另一种视角

翻开《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一书的目录，似乎很难让读者第一时间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武馆、工会、民间武装、黄飞鸿、龙狮团、都鄙一体，似乎更像是若干篇论文的集结。然而本书毕竟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我们首先尝试梳理出本书的脉络框架。

广东醒狮在本书里只是一条线索，本书并不是写成一部关于广东醒狮的“类书”，而是将醒狮置于历史脉络下进行考察。本书也并不着眼于醒狮这个符号、直接对传承者进行考察，而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剥开符号背后的群体与个人。

本书敏锐地观察到近世三四百年存在于广府地区的一个群体——不安定阶层。这是一群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被析出的、流入工商业城市的非精英群体。这群人离开土地、少有资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却难以与雇主建立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以致生活和社会关系极不稳定。这群人失去了地缘、血缘的保护，他们必须建立一个以业缘为基础的广域互助网络，这个网络的实体节点就是一个个武馆。网络内部也构建起了自己的一套秩序，醒狮技艺的比拼可视作秩序运转的一个侧面。黄飞鸿作为一个理想武术家形象的构建，其背后投射的就是这个不安定阶层的价值追求。

不安定阶层人数众多，成员基本上为盛年男性，不同程度地身负武艺，不怕争斗，在自己构建的秩序准则下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于是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他们被视作一股具备战斗力的民间武装集团，成为各方都想要争取的一股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不安定环境的消失，不安定阶层逐步安定化，渐至消逝。并且在随后的叙事体系里，这群人被描述为代表觉醒进步的工人阶级，原本的秩序准则和价值追求也让位于阶级觉悟的陈述。

这个不安定阶层的消失，导致了原本附着在其上的各种意向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首先是黄飞鸿这个形象，从原本作为阶层理想武术家形象，到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被塑造为民族英雄的形象，实现了更广阔意义上的蜕变。其次是醒狮——原本作为醒狮技艺主要传承集团的不安定阶层的消失，使得醒狮成为一项普通的民间艺术。由原本不安定阶层演进出的城市工会组织和农村村落精英对醒狮在不同路径上的发展和传承，本书认为这是广东社会都市和农村一体化的体现，并由此引出对广东社会都鄙一体特征的论证。

这种都鄙一体实际上贯穿了近世三四百年的广东社会——频繁且自由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极为模糊的都市与村落边界，由此产生了不安定阶层；不安定阶层最能体现出这种都鄙一体结构的特征，即充满弹性。这种弹性正是在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广东社会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社会基础。

可以看出，在全书中，醒狮这个元素时隐时现。实际上，如果我们对书名《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进行破题，其中最核心的词并不是醒狮，而是“传承”和“社会史”。“传承”作为民俗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出现在一部民俗学专著里自不必说。“社会史”作为一个多学科涉及的研究领域，在作者看来，其实即“历史民俗学”。

抛开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作者对学科本位危机意识的表达，本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展现了对广东社会的一个新的考察角度。不安定阶层虽然是由农业社会析出，但他们并没有脱离传统社会。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秘密结社，以往对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成果也很难覆盖到他们。与秘密社会通过理想、信仰结合（如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不同，这个不安定阶层基于现实结合，并不反体制，反而是新体制建构的参与者。这是近世广东的商业社会持续发达的基础，即劳资关系较为缓和，并不对立，劳资双方通过合作使行业利益最大化。

也正是这群人没有脱离传统社会，却又不受土地、身份的束缚，因此他们是带着传统社会的行动逻辑在新的居所建立架构的。作者由此引出了都鄙一体的概念，认为对他们来说，都市和农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哪里能够谋得更好的生活，这群人就到哪里去落地，无所谓城乡。这种柔软的充满温情的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变化的广东社会是否能继续发挥其功能？这个考察也回应了当下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议题——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读到此，我们也终于理解作者在书前写的“这是一封写给家乡的情书”的含义。

《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读后感(三)：醒狮、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变迁 ——《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的评述

对于醒狮的关注来自于我的朋友——老夏，他选择了广东醒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洋洋洒洒写下了30万字。他在努力写作的过程中，不时“骚扰”我，讨论他的章节设计和写作思路，拜他所赐，对醒狮有了些许了解，并成功唤醒了曾经对黄飞鸿电影付出的热爱。

那段日子，我俩在宿舍里就着泡面从魏晋狮舞谈到舞狮，从龙的子孙讲到东方睡狮，通过狮子我俩各展所长，他讲舞乐、我谈革命，一只狮子构成了我们的快乐。老夏的书还没有出版，但看到了本书，从传承角度讲醒狮，就迫不及待的想看，延宕再三终成此文。“传承”是本文的核心概念，正如作者在最后的自述中所说的一样，组织研究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作者试图通过醒狮的传承讲述地方社会的阶层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民间里的“醒狮”

我一直不理解老夏将舞狮称作醒狮，他曾给我解释。也不记得是他的“广普”太难懂，还是我没听明白。直到翻阅此书才知道，醒狮是南狮的特称，与北狮混乱扭动一番不同，更讲究武术基地和武术章法。可以说，醒狮是一种掩盖在狮皮之下的拳脚切磋。

作者非常细致的讨论了醒狮的第一个传承集团——民间武人集团。广东地区的武馆有两大类（p91-92）：第一类是为了培养武状元，以武举科目为目标，学徒多是苏乞儿之类、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第二类是以拳术为主、有教无类的武馆，师父以教拳为生，弟子以学艺为主，弟子来源复杂，不乏社会闲散人员和劳力阶层，黄飞鸿系列中的猪肉荣、梁宽都是市井中的“屠狗之辈”。作者将这些人称为“不安定阶层”（p62），他们性格豪爽，有武技傍身，很多时候都愿意仗义出“手”，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他们不安定性的集中表现是醒狮采青。彼时，广州的大部分武馆都设有醒狮，采青有避免肢体直接冲突的功能（p96），但如《狮王争霸》中所展示，舞狮也不能避免火药味，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如果逢采青就有斗争，必然造成地方和民众的不满，为了避免行业的进一步污名化，武馆行业之间也形成了彼此的默契，尽量将采青控制在比试的范围，通过以武会友培养行业情或“阶级”友谊。

武馆行业的合作为地方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保障队伍，逐渐成为民间武装自卫团体。这些团体承担了地方保护的重任，成为防抗侵略的先锋。在近代的革命浪潮中，受到革命感召，逐渐成为地方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广东地区在近代成为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武馆、地方武装的革命化，醒狮也成为革命的象征，醒狮成为挑战龙之权威的主要力量。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武馆逐渐势弱（p126），醒狮传承的重担由劳力阶层承担。在革命政权建立后，曾经的劳力阶层被革命政府改造，成为工人阶级（p136），醒狮也从武术搏击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娱乐活动（p154），逐渐瓦解了其中的竞技成分。

在这一阶段，作者讨论了醒狮的发展，其源自于广东地区特有的武馆和劳力阶层的联合，并在保障地方安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认可和壮大。在革命阶段，得到革命号召，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和符号。在革命完成后，醒狮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娱乐活动。这一阶段内，醒狮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但醒狮与广州本土社会的联系不断，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符号。

二、荧幕上的“醒狮”

醒狮登上荧幕，得到观众的喜爱，离不开电影人物黄飞鸿的塑造。黄飞鸿是历史中常见的形象，确有其人但言语不详。这种虚实之间模糊性的形象，很适合进行艺术加工。

黄飞鸿系列电影诞生有50多年，产生了百余部，其制作和播出有阶段性。20世纪50年代是电影制作的第一个黄金期（p161），导演胡鹏和编剧朱愚斋通力合作，开创并丰富了黄飞鸿系列电影。黄飞鸿系列电影的成功得益于传统武馆的传承制度，粤语社会的支持和演职人员的理想。

编剧朱愚斋进行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创作，源自于其黄门弟子的身份。武馆在发展中依据“师徒父子”的原则，在内部形成了一种拟亲属的关系。徒孙朱愚斋本着对师祖的崇敬和为长辈立传的心，不断搜罗黄飞鸿逸事，编纂成文，为黄飞鸿电影提供了基本素材。

广州在拍摄粤语电影方面存在限制，粤语电影的主要阵地转到了香港。香港本地具有很好的武打片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武打片陷入到程式化的发展，亟需创新突破。导演胡鹏通过黄飞鸿系列电影推动了粤语武打片的革新，推动了香港武打片的发展。海外华人为粤语武打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和市场。广东地区历来有下南洋的传统，在南洋尤其是新加坡一带形成了大量的华人群体，这些群体在本地生活，但在文化上与广东地区一直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们非常粤语电影的发展，热爱武打片，狂热到只需要看到演职人员名单和剧本，就会立马投钱（p164）。为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发展解决了资金、市场等后顾之忧。

最后，由演职人员的理想为黄飞鸿电影的发展注入永恒的生命力。彼时，武馆子弟，尤其是黄飞鸿亲传弟子很多都在世，他们为电影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武术场景，真实再现了国术精粹，让荧幕之外的观众看到了武者的力量。很多电影工作人员都是广州本地“土著”，在电影中将广州本地的场景和元素进行了生动再现，将一个市井广东搬到了荧幕上，唤起了观影人的乡愁。关德兴等演员将民众对“侠”和“儒”的精神集中投影到黄飞鸿的身上，将其锻造为一个传统美德的化身，成为人们理想中的英雄，满足了人们的英雄情结。

这些要素的叠加催生了50多部黄飞鸿系列电影的产生，这些电影虽然融入了家国情怀，但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兼之武馆、老广州人的故去，80年代的黄飞鸿电影逐渐式微。直到徐克导演对黄飞鸿进行再演绎，才重新换发活力。

徐克导演和李连杰等人合作的黄飞鸿系列是黄飞鸿系列的高峰，也是我熟悉黄飞鸿的契机。徐克首先将黄飞鸿从广州迁到佛山，将其从粤文化的核心地带迁移到一个文化模糊区，模糊其文化背景。在徐克版本的黄飞鸿中，黄成为忧国忧民的大侠，并通过醒狮展现自己的德行。电影中狮子点睛、采青比武、狮王争霸、到最后力战八国雄狮。黄飞鸿通过醒狮不仅展现了一个广州武人的风采，更是那个时代自强不息的中国人的缩影，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的抗争与探索，让每一个荧幕前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触发自己情感的场景。黄飞鸿成为近代中国人抗争探索的代表。

三、舞台中的“醒狮”

电影的力量是巨大的，黄飞鸿和醒狮逐渐成为广东的文化符号。黄飞鸿的纪念馆在佛山兴起，醒狮也在广州复兴，沙坑村醒狮逐渐成为醒狮文化的代名词，列入国家“非遗”名录。

沙坑醒狮的运营模式主要是各地招生（主要是广东地区），进行学习和培训，参加比赛和表演。醒狮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实际上，这不是醒狮第一次专业化。20世纪70年代，赵红就进行了正规化的尝试。20世纪60年代，陶铸就指示打破醒狮的门户之见。赵红等人通过努力，实现了醒狮的初次联合，在1964年摆出80头醒狮共舞的震撼场面（p143）。改革开放后，他继续推进醒狮的一体化、正规化进程，创造了统一的醒狮舞步——迎宾狮（p146），实现了醒狮传承组织的联合，并逐渐在道具等方面统一。

随着醒狮项目的发展，醒狮被列入体育竞赛项目，并制定了国际舞龙舞狮的竞赛规则。这个国字号的规则，却遭到赵红等地方人士的反对，认为这种规则违背了舞狮的武术传统，完全沦为一种表演或舞蹈。彼此之间的张力的背后，是国家和地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如果说张力的具体表现在体育竞技方面的话，张力的弥合主要表现在醒狮的“非遗”化过程中。广州、佛山和遂溪（p153）醒狮共同组成广东醒狮，重新回归到地方社会中，并形成不同的地方特色，得到传承。当然，这种传承是具有创造性和文化标志性的，充分展现地方文化的特色。可以说，此时的醒狮主体从舞狮人变为了观狮者。好看、热闹、有特色，成为当代醒狮发展的主要方向。伴随着醒狮活动的增加，关于醒狮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如：谦让、礼仪等不断被挖掘和演绎，成为醒狮人的精神内涵，当然这套文化话语的重构还需时间，作者的论述也到此为止。

通过醒狮传承的讨论，作者展示了醒狮从武艺到舞艺的变化，展示了传承群体从自治自保到自我展示的变化过程，据此，作者提出了粗鄙一体的结论，展示广州地区社会城乡分野的特殊性，即城乡之间的强流动性。醒狮正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才能适应社会的变换发展潮流，适应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