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史》读后感1000字

《公共卫生史》是一本由[美国]乔治·罗森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64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共卫生史》读后感(一)：人变成了数字，数字再变回人。

一本偏向教科书式的科普读物，重点落在了有组织的以社会动员为基本形式的公共卫生保障历史。中间也包括了一些医学史和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史。 公共卫生的历史其实由两个方面的历史来共同组成，一是对于卫生即医学认识的历史，二则是组织的历史即怎样将在医学学科中的科学进步实践到人的生活中。但是它与纯粹的医学认识和纯粹的社会组织都是有区别的，首先医学是促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成的先决条件，当这样的医学认识是错误的时候，组织是很难持续发展下去的。而同时与纯粹的医学认识不同，社会组织的广泛性就导致了它有一定程度的试错性，就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尝试的方式来确定某一种方案可能是更有效，更可行的，这是纯粹的医学不具备的。 组织有另一个优点，就是经验是可以被传播的，与完全没有组织的个人经验不同，当一个覆盖了相当程度的民众的组织获得了成功经验之时，这种经验可以很快被传播。这也就是顺势巫术般的草药学和有组织的现代医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公共卫生面临的情况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常态的少发的病例需求和大量的对于日常生活质量的保障需求，而第二种就是传染病状态即大量病情的突然爆发。这其实也是公共卫生需要提供服务的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减少基础病的产生，二是如何短时间提供大量的有效医学资源。组织性当然是能够成功实现这两者很重要的因素，没有组织，可以说公共卫生就不存在，因为自发的人的经验是无法组成有效的，高覆盖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基础的。而公共卫生服务基础的稳定运行，这其实不是一个医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组织学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当然包含了直观认识上如何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到每个人头上的最末端的服务，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上部的组织架构应该如何设计。 除了组织的重要性之外，第二应该就是统计，即数据的重要性。不过在当今生命也是一种数据的情况下，我想这一点不需要我再强调，事实上我也不愿意强调，因为我不认为人是数字。将人数据化这种极端冷血而残暴的控制方式在现在已经实在过于常见，有些人控制着数字，却仿佛已经忘了公共卫生的初衷，应该是保障人的身体素质和减少基础病。可是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现在他们脑里只有数字，数字，数字。

《公共卫生史》读后感(二)：公共卫生学科何去何从？

公共卫生这门学科，用伏尔泰评价神圣罗马帝国的话就是，既不公共，也不卫生，更不学科。这种感觉在疫情和读了《公共卫生史》之后更加明显。今天的暴论是基于《公共卫生史》的读后感和我自己做公卫研究的直觉。

1854 伦敦宽街霍乱疫情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一门学科一旦和“公共”这个概念挂上钩了，规范和训导就会成为这门学科的基因，简而言之这门学科必然会牵涉到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妥协，譬如非洲国家通过地中海向意大利出口粮食，需要隔离40天，这也是检疫Quarantine的词源。因为要保护进口国居民的健康，出口船只就要让渡自己的40天作为出口许可的代价。

从学科的目标来说，公共卫生的目标是延迟健康寿命，手段是通过“明智的选择”，这时候就出现了价值判断。但是直到这一步都没有出现公卫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学科，依然停留在价值判断和权利让渡的层面。（我在疫情期间发的一篇文章做的就是偏价值判断的研究，这种研究要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其实应该发经济学、发公共管理方向的研究，的确最后录用也是一个相关的杂志）

直到分析选择对象的时候，公卫的传统学科才出现了，包括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等。但问题依然存在，全球公卫学院、CDC的主管基本都不是传统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出身的。这个苗头出现在病因研究，尤其是致病因素快速发展的时代。因为可以发现病原体（细菌、病毒等等），可以找到治疗手段（抗生素、特效药等），所以只需要对症下药，就没有任何疾病是不可治愈的。这就导致对宏观人口研究的流行病学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这是目前流行病学最大的问题，但流行病学自己没办法解决它，因为基金委把钱主要分给了搞分子、搞机制的。

但事实上，这次新冠反而是通过传统流行病学的方案解决的，（当然不是说疫苗、药物不重要），甚至我们发现在这种病毒面前，我们只能利用最极端的物理手段，只能利用伍连德的策略解决流行病。这个策略就回到了一开始所说的权利让渡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所以我反而觉得，目前是我们搞公卫的人忽略了这门学科最初的公共属性，忽略了流行病学的核心在于发现疾病的三间分布和干预研究。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公卫反而有种搞了半天搞了个寂寞的感觉，因为几乎所有的鸡蛋全都放到了研发、病因、致病因子的研究里。

回头看工业革命期间的职业流行病学发展，这些学者就给你真刀真枪上权利保护，一开始保护儿童和妇女，明确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时间、营养摄入，再规范职业健康。回头看斯诺的工作（英国1854年宽街霍乱，提出疾病分布规律与拒绝引用脏水）、看塞麦尔维斯的工作（产褥热，提出了产房消毒规范），本身都脱离了微观机制，但这反而是流行病学的核心，也就是疾病的三间分布与干预。

我想这可能就是目前公共卫生这个台子搭的老高，但唱台总是唱的歪七扭八的原因吧。当然，这也受到我自己主要做价值判断类型研究的影响。

公共卫生一定是和公共相关的，这一定会牵涉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妥协，这个问题需要公共卫生的专家参与，公卫专家真不能埋头在自己的分子研究里。

《公共卫生史》读后感(三)：跨越千年的卫生叙述长河，无法取代的医学必读经典

2020年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面对全国各地迅速蔓延的态势，党和政府临危不惧，果断组织全国人民迅速驰援、奉献大爱，各种应对之策全面启动，多项应对之举紧急落实，全力以赴打响了疫情防控阻止战，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华民族的同胞亲情。但由于疫情来势迅猛、猝不及防，不仅无辜夺去了许多患者、医务人员和防控卫士的宝贵生命，也给我国造成了不法估计经济和社会损失。当我们静下心来痛定思痛时发现，很少有一种传染病像这次新冠肺炎一样，肆无忌惮地危害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并演变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映射出我们公共卫生方面的欠缺和不足，这包括公共卫生基础建设、防疫人员培养、疫情防控制度体系等等。这众多的经验和不足都归属于一个长期被忽视却又举足轻重的学术学科——公共卫生学。

相较于欧美西方，我们在公共卫生学术上的发展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和他们相去甚远。乔治·罗森是现代社会医学史的缔造奠基人，是美国公共卫生学、传染病学、医学史等医学教育事业的开拓人。他于1958年出版《公共卫生史》是一本公共卫生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填补了的医学界的真空领域，在公共卫生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向它这样内容详实、通俗易懂、丰富全面的讲述人类公共卫生的起伏发展史，全面呈现国际世界防疫的演进历程。

作者在书中带我们以时间为序展开一场卫生历史之旅，从古希腊罗马健康观，到中世纪的瘟疫与隔离，到现代政治和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卫生问题，再到19世纪和20世纪乃至全球化时代的卫生改革运动。乔治·罗森跨越四千年的时间轴，既广阔，又细密，他挖掘大量历史信息，并融合医学、科学、哲学、社会学的丰厚知识。作者凭着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娴熟掌握，对疾病的社会背景和生物学决定因素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关于社会史、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丰厚知识。这本有着宏大构思及丰富详尽知识的著作，使罗森对社会和科学的乐观态度、对公共卫生和渐进改革的坚定信念鲜活起来。

全书涉及的学科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所不及。从流行病学的古老源头，到职业健康、母婴保健、营养学的兴起，从人口统计的诞生，到第一次国民健康调查、第一套地方卫生行政体系、第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破土，卫生学泰斗、医学社会史先驱乔治•罗森细数公共卫生史上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医学卫生大事件，展现政治、经济、科学、思想背景下的卫生大历史，讲述一个关于挫折与前进、迷茫与奋战的故事。《公共卫生史》联结过去与现在，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公共卫生获得进步的必要条件，以此指明未来的方向。

“疾病是一种社会现象，医学是一种社会事业。”这部划时代的《公共卫生史》自问世以来重版不断，它不仅重现了人类卫生事业的防疫奋进之路，而且定义了公共卫生的内容和边界。它博大宏阔、丰富易读，适合入门深研，展现了公共卫生的历史、曲折与进步，更瞭望了未来。跨越卫生医学千年的叙述长河，它至今都是公共卫生学中无法取代的必读书目和医学经典！

《公共卫生史》读后感(四)：【转载】姜海婷：公共卫生何以发展？

21世纪以来，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和流行，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格局秩序的走势，未来重大传染病突发以及各类突发事件将成为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医学变革日新月异，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既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思考如何从新的角度和更高的视野上，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化健康威胁；如何跨越医学、社会、政治等各领域的孤岛，促进交叉融合；如何防患于未然，真正提高健康服务能力、降低维护健康的负担和成本；如何多维度关注公共卫生的未来发展、保障人民健康，实现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

美国公共卫生学泰斗、医学社会史先驱乔治·罗森的《公共卫生史》一书提供了一剂良方。在书中，字里行间可见乔治·罗森深沉的智慧与广袤的见识，以及对公共卫生发展命脉的精准把握和高瞻远瞩，可谓“取法其上”。

本书自1958年问世以来重版不断，早已成为公共卫生学的标准教科书、永不过时的医学经典。在6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闪着绚烂耀眼的火花，并且最终在今年译介引进，使得更多中国读者也能手捧这部公共卫生史的划时代之作。

跟随乔治·罗森，我们和作者一起回顾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卫生观，到中世纪的瘟疫与隔离，再到现代的卫生改革运动的主要事件、人物和技术；重温公共卫生史上从流行病学的古老源头，到职业健康、母婴保健、营养学的兴起，从人口统计的诞生，到第一次国民健康调查、第一套地方卫生行政体系、第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破土等一个又一个重大里程碑；思考政治、经济、科学和思想背景下的公共卫生曲折而进步的大历史；审视公共卫生的意义及作用——“因人类疾苦而诞生，为所有人健康而立命”，寻找未来前进的方向。

“取法其上”在于以人为本为核心，消除健康不平等，保护脆弱人群。

“公共卫生”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深入发展，以健康为宗旨的内涵得到不断延伸，从最初探索传统传染性疾病的起源到今天研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井喷现象，从应对日益频繁和剧烈的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到探索生物安全以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公共卫生与健康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公共卫生的核心。

历史可以看作是人类群体的集体记忆，公共卫生问题对不同人群的影响通常是不同的。

以传染病为例，14世纪的黑死病使全球人口减少了1/3，且最贫穷的人群死亡人数最多。中世纪的欧洲人口稠密，很多农民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使欧洲成为黑死病的温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当时《公共卫生报告》40多次，详细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被压迫和剥削的悲惨现实，通过引用公共卫生医学数据，尤其是工人在瘟疫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敏锐诊断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公共卫生危机之间的逻辑关联。

乔治·罗森的主要兴趣之一是职业健康问题，在本书中，他也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要消除健康不平等，关注贫困人群、保护妇女儿童等脆弱人群，坚持生命健康而不是资本优先、尊重医疗卫生体系的专业精神。

“取法其上”在于以技术发展为依据，科学化、专业化改善公众健康。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对于传染病等疾病的认知，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现代医学的不断完善，帮助人类有效控制住了霍乱、鼠疫、流感等传染病。

公共卫生这一在人类对抗传染病、流行病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事业，不同于普通的医疗服务、临床治疗，重在通过预防、监测、宣教等方式促进公众健康。保护社区群体免受传染病的侵袭以及保持环境卫生，始终是公共卫生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乔治·罗森认为启蒙运动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为19世纪彻底改变公共卫生新思想和趋势的萌芽提供了温床，社区行动依据卫生改革运动和细菌学发现所提供的方法，有效降低了总死亡率。

此外，1830年前后，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健康研究越来越多，统计分析方法应用到公共卫生领域，这也是公共卫生得以发展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乔治·罗森对新的科学方法和治疗手段是否与传染病的实际减少有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许多重要的传染病在人们发现具体的感染原因或清楚其传播方式之前就已减少。呈下降趋势的死亡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卫生改革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取法其上”在于以国家治理为根本，全方位、多角度保障公众福祉。

1851年，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在巴黎召开，标志着国际公共卫生的开端。公共卫生服务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它是对公共健康的政策、疾病现象进行诊断以及开展相应的预防，因此很大程度上决定它具有政府的公共政策性质，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才能够保证人群的健康。

归根结底，需要国家通过健康教育、住房改革、职业医学、食品检验、医疗卫生等多种系统全面的方式加强治理，来保障人民的健康。

法国《人权宣言》颁布后，根据1791年宪法设立的立法议会将卫生委员会与救济委员会合并，组成公共援助委员会，关注公共卫生，更关注对贫困者的救济以及医疗照顾，且认为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健康。

英国1875年颁布《公共卫生法》，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为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建立了一定秩序，形成第一个能够处理社区卫生问题、相当一致且完备的地方行政体系。

“公共福祉是最高的法律。”乔治·罗森认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保护并促进民众的健康与福利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职能治理，群体的健康应该综合考虑科学依据、社会整体的经济条件发展、人文价值观以及老百姓的可接受度等综合因素，充分构建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及伦理考量的公共政策。

他指出，真正的问题和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农业和工业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服务的建立，以及广大人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现代化的疾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与公众健康有关，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参与保障公众福祉。

当历史学家进行疾病、药物和公共卫生的历史研究，更多关注具体的问题、机构、人物、地方和疾病时，少有人尝试呈现一个跨大陆、跨世纪的全面视野。乔治·罗森则是一位敏锐且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其丰富的专业背景加强了对卫生政策和政治的理解，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系统掌握，对疾病的社会背景和生物学决定因素的透彻理解，以及关于社会史、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丰厚学识，希冀自由、平等、博爱，洋溢着他对革命时代的乐观和对理性主义的向往。

作为公共卫生从业者、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他积极参与当时公共卫生相关的议题和辩论，并与公共卫生界的权威进行交流，热衷于宣传健康；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将自己的历史研究视作影响卫生政策的手段之一。

这部有着宏大构思及丰富知识的著作，为后续更多研究提供了框架、设定了议程，启发我们——公共健康体系建设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类发展相适宜。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法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又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口，何去何从，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所有思考与审视，都将是公共卫生乃至人类社会明天的一部分。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1-11-04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