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读后感1000字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是一本由葛兆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5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读后感(一)：思想史家和艺术史家的对谈

思想史家从文字出发，走向图像。而美术史家从图像出发走向文字。走到了交汇的路口。

思想史家本质重视历史语境（context）的解读，意在通过图像辅助丰富文字的解读，逐渐发展出重视解读图像，渴望图像能赋予我们超越文字的解读历史的意义。而对于艺术史家而言，图像本身能不能解释？这本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图像本身不可信，是否还有必要如此在意为图像“赋义”？而葛兆光老师和白谦慎老师的交谈，更可以说是思想史家和书法史家之间的对谈，葛老师振聋发聩的提问，白老师是略有回避的。我也想听听美术史家和其他研究多元物质文化的艺术史家（尤其是欧陆学者）的回答。

研究艺术的意义何在？研究艺术不需要意义？或研究艺术只需要风格上的意义？我相信很多艺术史家是相信的。只是不一定是从“背后的思想”思考和取径。透过研究艺术品的物质创造形成、使用处理的方式，可能是一条最完美的出路。但是，最后仍然会不得不进入探讨重大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历史问题。艺术史家也可不输于历史学家，通过艺术品讨论重大历史问题，可兼用“高级”的艺术品和看似平民化的日常作品来探讨审美与历史意义。虽然，也要小心落入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

如若艺术史家的曲径通向第二条，至少是和学术的实用主义背道而驰了。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读后感(二)：给“本科生常识，硕士生方法，博士生视野”

葛先生这部书是上课讲义的集结稿，属于“语录体”，对于我这种思想史的门外汉比较容易读懂，虽然三本加起来篇幅不小，但内容着实丰富，很惊艳。按葛老的意思，要给“本科生常识，硕士生方法，博士生视野”，本书确实做到了。

第一本分别介绍年鉴学派、福柯、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此后数篇讨论思想史的资料及考古、图像与地图作为思想史资料如何做研究。第二本讨论思想史的周边：明末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对思想界的影响；接续杨联升先生讨论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史；“唐宋”与“宋明”背后研究范式的转换；现有思想史研究中可能忽略的重要历史事实（即作者所谓减法）；日本学者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第三本是给博士的四堂讨论课：1.以包弼德《斯文》一书讨论宋代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2.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讨论融合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史的“新思想史”；3.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等日本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例，分析其研究与问题意识对中国学界的启发意义；4.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三书出发讨论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这三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而且绝不仅限于思想史领域，既简介了思想史近些年的发展，又可看到思想史领域较前沿的思考（虽然出版已经十多年了）。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葛老第三本书的内容：

1.对余英时一书的评论：太过于区分“道学型士大夫”与“官僚型士大夫”，其实两者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这样的立论导致余英时认为“宋孝宗晚年安排体现对道学的信任”这一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2.岛田虔次认为王学左派尤其是泰州学派已经萌发出追求自由、解放等“近代”倾向，但最终没有走到近代，因此是“近代中国思维的挫折”。沟口批评岛田虔次还是落入到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中，因为这种近代的价值观和时代分期论本身就是用欧洲模式来套中国历史（p.103）。针对沟口的批评，葛老认为沟口所谓前近代实际还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其实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并不一定是同步的进入到某个叫做“前近代”的新时代，其实沟口的“前近代”也没有比岛田多什么新内容。葛老自己提出的看法，是可以用中国自身的叙述，譬如从天下到万国——从朝贡秩序到万国公法时代；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参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中的思考。

3.艾尔曼的研究非常强调清代从理学到朴学（英文原文：从哲学到文献学）的转变，即考据是义理的最终裁决者，并将之视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后他又讨论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会引导和暗示士人学术取向的变化，考据学家们组成了江南共同体，包括应考举子、主持科考的官员、塾师及以学术为生的士人。葛老认为，所谓江南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局限在一个地域范围内，许多参与者并不是江南人（祖籍、现居地），也是不断在各地流动的，因而应当讨论的是“北京—江南的学术网络”。此外，艾尔曼认为17世纪兴起的中国实证学风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p.157）。葛老的批评主要在于：1）考据学真的能量大到能够在整个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起传统价值的瓦解？2）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多大程度上共享一套理念，两者的不同有多大程度上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3）“实证性的朴学话语”是朴学家的唯一话语吗？作者进一步批评艾尔曼太过相信文献，没有把文献放到产生的环境中去思考（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要太当真）；同时，艾氏的做法明显应用了西方知识社会史的方法，清代学术史在运用这种方法时要不要做一些调整？

总的来说，这三本书读下来收获很大，是方法导论性质的书。葛老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思考，虽然之前他在中大的几次演讲（生苗图与民族史研究；图像史研究）有失水准，颇有外行批评内行的感觉，但葛老在思想史领域的思考确实是专业而有启发性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读后感(三)：给“本科生常识，硕士生方法，博士生视野”

葛先生这部书是上课讲义的集结稿，属于“语录体”，对于我这种思想史的门外汉比较容易读懂，虽然三本加起来篇幅不小，但内容着实丰富，很惊艳。按葛老的意思，要给“本科生常识，硕士生方法，博士生视野”，本书确实做到了。

第一本分别介绍年鉴学派、福柯、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此后数篇讨论思想史的资料及考古、图像与地图作为思想史资料如何做研究。第二本讨论思想史的周边：明末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对思想界的影响；接续杨联升先生讨论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史；“唐宋”与“宋明”背后研究范式的转换；现有思想史研究中可能忽略的重要历史事实（即作者所谓减法）；日本学者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第三本是给博士的四堂讨论课：1.以包弼德《斯文》一书讨论宋代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2.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讨论融合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史的“新思想史”；3.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等日本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例，分析其研究与问题意识对中国学界的启发意义；4.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三书出发讨论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这三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而且绝不仅限于思想史领域，既简介了思想史近些年的发展，又可看到思想史领域较前沿的思考（虽然出版已经十多年了）。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葛老第三本书的内容：

1.对余英时一书的评论：太过于区分“道学型士大夫”与“官僚型士大夫”，其实两者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这样的立论导致余英时认为“宋孝宗晚年安排体现对道学的信任”这一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2.岛田虔次认为王学左派尤其是泰州学派已经萌发出追求自由、解放等“近代”倾向，但最终没有走到近代，因此是“近代中国思维的挫折”。沟口批评岛田虔次还是落入到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中，因为这种近代的价值观和时代分期论本身就是用欧洲模式来套中国历史（p.103）。针对沟口的批评，葛老认为沟口所谓前近代实际还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其实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并不一定是同步的进入到某个叫做“前近代”的新时代，其实沟口的“前近代”也没有比岛田多什么新内容。葛老自己提出的看法，是可以用中国自身的叙述，譬如从天下到万国——从朝贡秩序到万国公法时代；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参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中的思考。

3.艾尔曼的研究非常强调清代从理学到朴学（英文原文：从哲学到文献学）的转变，即考据是义理的最终裁决者，并将之视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后他又讨论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会引导和暗示士人学术取向的变化，考据学家们组成了江南共同体，包括应考举子、主持科考的官员、塾师及以学术为生的士人。葛老认为，所谓江南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局限在一个地域范围内，许多参与者并不是江南人（祖籍、现居地），也是不断在各地流动的，因而应当讨论的是“北京—江南的学术网络”。此外，艾尔曼认为17世纪兴起的中国实证学风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p.157）。葛老的批评主要在于：1）考据学真的能量大到能够在整个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起传统价值的瓦解？2）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多大程度上共享一套理念，两者的不同有多大程度上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3）“实证性的朴学话语”是朴学家的唯一话语吗？作者进一步批评艾尔曼太过相信文献，没有把文献放到产生的环境中去思考（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要太当真）；同时，艾氏的做法明显应用了西方知识社会史的方法，清代学术史在运用这种方法时要不要做一些调整？

总的来说，这三本书读下来收获很大，是方法导论性质的书。葛老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思考，虽然之前他在中大的几次演讲（生苗图与民族史研究；图像史研究）有失水准，颇有外行批评内行的感觉，但葛老在思想史领域的思考确实是专业而有启发性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读后感(四)：小引·2018年修订新版序言

作为一个教师，我讲过很多课。

从1984年起我就在大学讲各种课，听众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内容从文献学、史学史、思想史到东亚文化史。如果把这些课的名称开列出来，会是一份蛮长的单子。不过我自己觉得，其中最用心的，就是原本作为“历史与文化理论”课，却被我讲成“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这一门，因为它刚好和我撰写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时段重叠，那时一边撰写《中国思想史》，一边备这一门课。说实在话，在这次重新修订的时候，我都有点儿诧异，那个时候我怎么这么有精力，去发掘种种有关思想史研究的文献和例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颇有点儿旁行斜出的想法。

这门课前后讲了十几年，不仅涵盖了硕士生和博士生两个阶段，而且也从北京的清华大学讲到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我的学生大概都知道，通常，我的讲稿先用手写，然后，在稿纸的天头地脚左右两侧不断添补，一旦纸上写不下，就用各色贴纸往上贴。到了最后，讲稿花花绿绿，几乎面目全非。按照惯例，我的每一门课讲若干轮以后，就把原稿配合录音记录，自己再整理出版，从此便不再讲。为什么不再讲？不仅因为讲多了兴味索然，而且也生怕学生拿着业已出版的书暗暗嗤笑，说原来讲来讲去还是那些玩意儿。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于2005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我就不再为硕士生讲这门课，转而给博士生上阅读研究论著为主的思想史方法课，在若干轮讲课之后，就在2012年，仍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到这一年，这门课就告结束了。

有读者来信说，这两册讲义真的有点儿用，也有学生告诉我说，这些讲出来的东西比专著更容易懂。因此，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我花了一点儿时间对这两本讲录做了一些修订，仍请三联书店出版。在出版前，在这里对新修订本作一个说明，说明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的时候，我做了哪些修订和改动：

第一，把原来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和《续编》两册改为三册。原因很简单，因为前者过厚，后者较薄。现在分成三编，不仅各编的分量大体相近，而且三编内容也各有偏重。我给三册分别加上一个副标题：第一编多是思想史研究的总论，所以叫“视野·角度与方法”，第二编把思想史与其他研究领域沟通，并稍加拓展，所以叫“在思想史的周围”，第三编则是按照原来上课的形式，叫作“博士生的四堂讨论课”。

第二，我对原来的文本做了若干修订。除了在第一编末尾增加了《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作为“附录”之外，也对原来讲稿中的讹误疏漏之处做了修订。原来的两册书出版之后，有不少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或者在网络上指瑕纠谬，给我提供了重新修订的线索，在这里要谢谢各位读者。

第三，我对原来提供的“参考文献”做了少量补充。在这两册书出版之后的这些年，有关思想史以及周边的研究有了不少进展，出版了不少新的论著。我在修订过程中，也顺便把手边现成的新成果加入原来的“文献”列表中，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一些更新的资源。

开始讲这门课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的末尾，仿佛才一眨眼的工夫，二十年过去了。不过，思想史研究似乎在中国并未过时，为什么？我想了很久，也许正如我在《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中说的，“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想世界越来越复杂，不同思潮的起伏变幻、冲突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思想史去回应。毕竟，中国有一个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合理依据，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需要在过去的思想史，特别是近代的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因此，保持思想史对今天的反思、诊断和警示的作用，也许它始终会有生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讲义重新再版，也许还有一点儿意义。

这话与其说是给读者写的，还不如说是为我自己写的，让我在重新出版旧著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自信。

2018年2月于复旦光华楼上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读后感(五)：思想史的入门之书

这套薄薄的书，从六月收到，断断续续读到了现在的十一月。亦足可见我的懒惰。

（但中间也并不是没有看其他的书）

看完书要写笔记。这个习惯就从这本书开始吧。

一直妄称对思想史感兴趣，喜欢思想史的内容，却从没有认真、完整、好好地度过一本思想史的书，也的确不愧是”妄称“了。这套书是一位很喜欢的老师送的。承蒙他的好意，现在终于读完，也算没有辜负他的一番好意。中间也按照他当初提及的，趁着葛老师的讲座，去找老师签了名。

很庆幸第一本思想史的入门书是这本。

三本书因为前后拖延的时间比较长，有些内容已经忘了。今天刚看完书中关于写学术书评的内容：既必须对该书关注的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前后的脉络与沿革，然后才好评判书的好坏，与作者站在同一平台对话：

这可能是学术书评的真谛。而现在的我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才能，只好凭着现在已经很有些模糊的、约略的记忆，谈谈从书中收获到的新知识（对我而言的）、以及可供我日后继续阅读的方向。

1.第一编《视野·角度与方法》

三本书读来，收获最大的可能就是第一编，既是因为这是第一本开始看的，所以很重视，也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确实很有意思，相比起来，比第三编有趣很多——读起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这是我读学术类著作，很少能有的感觉。第一编题为《视野·角度与方法》，在书中介绍了：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化、法国年鉴学派、福柯、后现代历史学、可供思想史使用的资料（如考古发现、图像）、思想史在当代中国的价值等。此书对于思想史入门读者非常友好，可以大概了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脉络，而我当初读书时的收获，因为当时的懒惰没有对每章写总结，所以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印象深刻者，是：记得去读福柯的作品，非常有必要和价值；除了文献资料之外，仍有许多资料可作为思想史研究之用，如建筑、壁画等等；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关注，这一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还是只是”曲高和寡“存在于一小撮人的日常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点，很多流传到后代、在后世被尊崇的观点，在当时可能并不那样引人注意：

2.第二编《在思想史的周围》

在思想史的周围，主要讲述思想史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如：文化史、文明史、知识史（自然科学知识）、法律史、社会史、观念史等。虽然有部分领域连概念也没搞懂，但总的来说，本部分内容强调一点，即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做任何领域的研究，无论古今，都应当有一个通博的知识域作为基础，对各种领域都有约略的涉及。本部分印象最深刻的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思想史中写出来的东西是重要的，但那些没写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

3.第三编《博士生的四堂讨论课》

本部分主要以四本书为例，介绍中国之外的学者的中国学“思想史”研究，其中对日本部分介绍最多。四本书分别是：包弼德《斯文》、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沟口雄三及其他日本学者、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每部分都详细介绍该国或该学者研究的关注点及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可算是书评类的作品。整体的阅读感不如前两本，但若能读了研究的书、再重新读，应该会有新的感受。

作为一部学术类著作，又有思想与理论的介绍，又有具体操作层面的介绍。作为思想史的入门和后续的研究，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