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新本校勘的读后感大全

《史记新本校勘》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记新本校勘》读后感(一)：《光明日报》：“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从《史记新本校勘》讲起

编者按

不管是初读《史记》的青少年，还是学养深厚的文史专家，在阅读和利用《史记》时，都离不开以往已经取得的校勘成果。此次读书会，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为大家介绍他的一些《史记》校勘工作经历，及其刚刚出版的《史记新本校勘》一书。借此机会，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史记》的本来面貌。

主讲人：辛德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时 间：2018年1月13日

地 点：涵芬楼书店

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想读的书太多，而每年能静下心阅读的书籍又实在太少。于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只能尽量选取那些最好的书去读。而《史记》就是这样一部好书，是中文书籍中排在首选之列的必读书籍。

在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各种著述中，《史记》的地位相当崇高，价值也十分重要。但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在流传过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讹。所以，宋代开始雕版印刷《史记》的时候，就对这些文字讹误做过系统的校勘。在此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一批学者，踵继其事，勘讹订误，但也在翻刻重印的过程中，衍生出很多新的讹误。相比较而言，清代学者对《史记》所做的校勘最为丰富，最为深入，也最为重要。我们今天阅读的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代表的当代《史记》版本，就是充分吸收清代及以前历代学者校勘成果所确定的文本。当然，在中华书局点校本所吸取的已有校勘成果中，也包含许多晚近以来学者新近提出的校勘意见。

壹 用眼睛抵达历史最富魅力之处

与《史记》的重要性相比，与前辈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这部书所作大量而又深入的勘订相比，我对《太史公书》的了解相当有限。为使各位朋友对这部书的背景多一些了解，我先从自己阅读《史记》的经历谈起。

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史记》出版于1959年9月，此时我刚出生。而我开始读到这部书的时间，是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那是1976年到1977年之间的事情，距离它的出版发行已经过去了17年。我的生命，也在东北苍凉的荒野上度过了17个春秋。

我的家乡在呼伦贝尔，那是逃难拓荒者落脚的地方。远方的天际线清晰可见，仰头时常会看到彩虹，但空气中嗅到的只有野草的气息，绝没有什么书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能够读到《史记》，完全受惠于我的父亲，这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父亲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中专毕业，学的是财会，与文史无关。不过他很爱读书，喜欢阅读文史书籍。1976年，父亲转调工作，来到海拉尔市。秋季开学，我随之转学。由于爸爸兼管单位的工会，他就张罗着给工会的图书室置办一些书籍，其中就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和《汉书》等文史典籍。我不清楚这个图书室里到底都有些什么书，不过当时已经出版了的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的零种，应该都齐全了。爸爸阅读“二十四史”，是从《史记》开始的。他是一本一本地借了回来，下班以后在家里看，同时穿插着看的还有《汉书》。于是，我就有了条件翻看爸爸留在家里的《史记》和《汉书》。

各位朋友一定想要问我：是不是能够读懂？我以为，读书之懂与不懂，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像《史记》这样的古代经典而言，尤其如此。那时我对太史公文字的理解，当然远远达不到现在的程度，只是像从小就学简化字的小学生去读正体字的长篇小说一样，略知其大意而已。

虽说是囫囵吞枣，不可能清晰准确地理解太史公的文句，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对《史记》做过一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从《史记》和《汉书》中摘录了很多四个字的短语，作为自己的“成语”储备词库。

做这种事的缘由，是因为当时流行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里面收录的成语，大多是古书中常见的四字短语。而我一读《史记》《汉书》，竟然发现里面有很多同类甚至更好的“成语”并没有被这本小词典收载，犹如发现一片新大陆一样，真是幸何如之。当时到底抄了多少这样的“成语”，我也说不出具体的数字，终归是把一个塑料皮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

那个笔记本上抄录的《史记》《汉书》中的“成语”，早已不知去向。这种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古代历史研究也没有直接作用，更谈不上养成什么学术方法，只是反映出我是很笨拙的人，看书不能一下子就把握住其宏观大旨，很容易拘泥于具体的字句，更倾向于先尽力读懂具体的字句，再慢慢琢磨文字背后的历史事项。

不过我从来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想做个学习、探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匠人，其志也小，其愿也卑，什么有意思就学什么，什么有吸引力就琢磨什么，而通过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具体文字记载来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正是我觉得历史最富有魅力的地方。

贰 从微处着眼具体历史活动的细节

那之后再读《史记》，主要是上研究生期间的事情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是写汉唐期间长安城的交通地理问题，当然要读《史记》和《汉书》。再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又持续做了一段时间秦汉之际军事地理问题研究，《史记》更是最基本的史料。接着到北大教书，又研究秦汉时期的政区和边界地理问题，探寻西汉和新莽时期的年号，写《制造汉武帝》和《海昏侯刘贺》等专著，多年来身边一直没有离开《史记》和《汉书》。

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我的爱好和想法是，在没有复核其使用的主要史料之前，通常不会简单崇信任何一种学术观点，更不会人云亦云地盲目崇拜任何一位学术前辈及其研究学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对待前辈著名学者的重要学术观点，看史料与不看史料，感觉有时会有很大不同。

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编纂的重要政治著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建构”史事，我不仅非常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欣赏并且赞成他的政治取向，但我对现代很多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追求而努力“建构”自己所理解或者可以说是他们自己所期望的某种概括的“体系”，却不以为然。历史是极其丰富而又相当复杂的，任何简单的概括，恐怕都只能是片面的，我们看到的具体情况，更多的是严重偏离甚至背离历史实际的。看起来似乎很美，实际上往往很苍白。

过去陈垣先生常常讲：“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在我看来，过分追求抽象的“概括”乃至“建构”，实质上也同空泛的“议论”差不多。读书越多，越是切入古书中的具体问题，考虑到的因素就会越加复杂，就会越加明白自己不懂的东西比已经弄懂的东西多很多，想从历史中“建构”出来点儿什么，难度确实会越来越大，心理上的障碍也会越来越多。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多少考虑一下：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有些盲目？

我从读研究生时起利用《史记》《汉书》等史籍所搞的研究，都是很具体的研究，努力切入实质性的问题。这样为研究特定的问题而阅读《史记》，更要从细处着眼，关注具体历史活动的细节和历史文献的具体字句，即遵循业师史念海先生和黄永年先生的教诲，努力“读书得间”。这样讲，并不意味放弃对宏观状况的认识，而是在总体性和一般性背景下，努力解决每一个疑难的历史问题。

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老老实实地读书，会发现它们就摆在那里，你不能视而不见。而只要老老实实地读书，尽量拓展视野多读书，多学习平平常常的历史知识，恐怕也就不会一味苦心“建构”，想入非非。

我这些利用《史记》《汉书》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往往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史记》文本的校勘。正因为如此，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篇末附列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才会载有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和《旧史舆地文录》两书。这当然是我的荣幸，很感谢中华书局关注到这些研究并予以重视。

我想说明的是，我在过去所做的这些研究工作，是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并出版这部《史记新本校勘》的重要基础。同时，由于我在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一向比较重视文献学的基础，重视古籍版本问题，从而在多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陆续积累并熟悉了一批相关的数据，因而骤然之间接受、介入这样的校勘工作，基本的史料还算便利，这才能够顺利上手并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叁 校勘古籍，无人能毕其功于一役

虽然我对《史记》一直比较关注，而且自从进入学术领域以来，也一直在利用《史记》从事相关研究，重视《史记》的文本问题，但从未想过专门校勘《史记》。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史记》还有很多地方怎么读也读不懂，也是因为《史记》这部书太重要了，关系到上古以迄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做不了而强做，就会造成很消极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又有了《史记新本校勘》这部书呢？

首先，这不是对《史记》的系统校勘，甚至连系统点读都远远达不到，只是针对全书中的一小部分文字提出自己的点读和校勘意见。简单说，是能校一点儿就校一点儿；不能校的，即使觉得需要勘正，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躲开不谈。能力使然，不得不如此。

其次，即使我对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的某些文句另有看法，若是没有特殊的缘由，我也不会专门去做校勘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先后共有三个版本：2013年8月出版的“征求意见本”、同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的精装本和2014年8月修订出版的平装本。我在《史记新本校勘》中考辨的问题，所针对的分别是上述几个不同的版本。而最初动手从事这样的工作，源于我在“征求意见本”付印前参与审阅了一部分清定待印稿件。

中华书局此次重新修订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十分审慎。为确保修订工作的质量，在即将付印前，他们邀请一批学者分头帮助审读一部分篇章。承蒙中华书局信任，我承担了一部分审读的工作。由于学识浅陋，参与勘定如此重要的历史典籍，我不能不感到诚惶诚恐，但新点校本付梓在即，只能尽心尽力，提供所知所见，给点校者参考，以求尽量减少一些点校的失误。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写成了一篇5万多字的审读报告，交给中华书局。这就是本书的第一篇《付印前初稿审读》。

不知是否因为时间过于紧张了，2013年8月印行的“征求意见本”并没有采纳我这篇审读报告所提供的意见。不过，中华书局方面仍然嘱咐我为这个“征求意见本”提供审校意见。初次审读时，我仅读到很少一部分卷次的待印稿件。读这个“征求意见本”，才看到新点校本的全部内容。但由于该书正式发行在即，时间极为紧迫，只能就其可能，奋力为之。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又向中华书局提交了一篇9万多字的审校报告。这就是本书的第二篇《征求意见本校阅》。

紧接着2013年9月首度正式发行的精装本《史记》，总的来说，采纳了我这两篇审读报告中的绝大部分意见。

然而，由于所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而且大多数文字正误的审度都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是非，是此是彼，影响到人们对很多历史问题的认识。相应地，我倾尽所能，尽量作出充分、详尽的考辨分析，同时也表述了我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看法。对那些深入阅读《史记》的读者来说，不仅仅需要知道新点校本所展现的文字，同时还需要全面了解我的论证过程，才能作出从违取舍的判断，同时还能了解我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因此，我觉得仍有必要保留、刊发并出版这些文稿。

校勘古籍，是一项令人遗憾的工作，永远没有人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李维桢尝云：“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校勘《史记》，其难度之大和影响之巨，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因而必须慎重；同时，也需要众多学者从各自熟悉的学术领域和具体问题出发，贡献意见。这两次承命审读书稿，使我注意到，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确实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斟酌的问题。这不是指无关宏旨、可此可彼的字句和读法，而如同我在这两次审读中所指出的各种问题一样，都涉及很重要的史事。不同的文字和句读，提供给读者的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史记》，人们会看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史实。

于是，在获读正式印行的2013年精装本和2014年对此本极个别语词稍加修订再印成的平装纸皮本后，我又对这两个印本稍加翻检，从而注意到一些新的问题，先后撰写了两篇校勘的文稿。这就是本书的第三篇《初印精装本勘正》和第四篇《再印纸皮本补斠》。

后来，我在《文史》上读到新点校本主持人连续发表的一组说明性文章，了解到新点校本中一些重要勘改的处理缘由，便又针对其中部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就是本书的第五篇《点校意见异议》。

如前所述，我对《史记》一书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是在利用《史记》从事史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对一些文句略有体会和理解，并把这些体会和理解写了出来，形成了《史记新本校勘》，其中内容不一定妥当，仅供参考。

（本报记者 刘彬整理）

《史记新本校勘》读后感(二)：转 《史记新本校勘》自序、贾二强序

自序

這本書剖析訂定的對象，是2013年和2014年中華書局修訂出版的新點校本《史記》，是針對這個新點校本《史記》撰寫的校勘意見，故名之曰《史記新本校勘》。

撰寫這些意見，緣於接受中華書局的委託。在這個新點校本付印之前，參與審閲一部分清定待印的稿件。我是個做事很認真的人，而且覺得《史記》是頭等重要的基本典籍，對文史研究影響重大，人家如此信任自己，也理當盡心盡力，提供所知所見。結果，寫成了一篇五萬多字的審讀報告，提交給中華書局。這就是本書的第一篇《付印前初稿審讀》。

其後，在正式出版發行之前，中華書局還印行了一種僅供内部使用的“徵求意見本”，仍囑我幫助審校。實際上，我第一篇報告的意見，並未被這個“徵求意見本”採納。不過，既然中華書局一如既往委以信任，就又奮力爲之，在有限的時間内，向中華書局提交了一篇九萬多字的審校報告。這就是本書的第二篇《徵求意見本校閲》。

2013年9月首度正式發行的精裝本《史記》，總的來説，採納了我這兩篇報告中的絶大部分意見。然而，由於所涉及的問題往往比較複雜，而且大多數文字正誤的審度，都涉及實質性内容的是非，是此是彼，影響到人們對很多歷史問題的認識，相應地，我傾其所能，儘量做出充分、詳盡的考辨分析，同時也表述了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看法，而對於《史記》的讀者來説，需要全面瞭解我的論證過程，纔能做出從違取捨的判斷，同時還能瞭解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認識。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保留並刊發、出版這些文稿。

這兩次奉命審讀書稿，使我注意到新點校本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問題。於是，在獲讀正式印行的2013年精裝本和2014年對極個别語辭稍有修訂的平裝紙皮本後，我又利用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餘暇，對這兩個印本隨意稍加翻檢，發現一些新的問題，先後撰寫了兩篇文稿，這就是本書的第三篇《初印精裝本勘正》和第四篇《再印紙皮本補斠》。後來，在《文史》上讀到新點校本主持人發表的説明性文章，瞭解到新點校本中一些重要勘改的處理緣由，便又針對其中部分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這就是本書的第五篇《點校意見異議》。

由於上述五部分内容，除了第四、五兩篇同是針對2014年的平裝紙皮本之外，其餘各篇，針對和利用的《史記》版本，都各不相同，這是無法統一也不能統一的。這一點，希望讀者能夠瞭解。

校勘《史記》，其難度之大和影響之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尤須慎重其事，同時也需要衆多學者，從各自熟悉的學術領域和具體問題出發，貢獻意見。德勇學識淺陋，在這本書中談到的想法，不一定妥當，僅供高明者參考而已。不過，基於我的興趣和學術責任，今後在閲讀太史公書研治學問的過程中，遇到需要校讎的文字，我還會爲完善《史記》的版本盡一點力量。

2017年6月25日

賈二强序

辛德勇教授在陝西師範大學求學及工作期間，我有幸與他先爲同學後爲同事，因他入學早我兩届，依例我須尊之爲學兄。德勇學兄研究生入學投于史念海先生門下，專攻歷史地理之學，而其時業師黄永年先生于中國古代史唐史專業亦招收研究生，以黄先生稔熟于古代文獻典籍，史先生遂要求德勇學兄等弟子須同時修習黄先生所開授的各門課程。以此之故，德勇學兄又拜黄先生爲師而居其入室弟子，與我成爲同門。初識30多年以來，交往不絶，相知甚深，對德勇學兄的學問人品，我始終敬佩有加。這部大作告竣，蒙德勇學兄青眼看顧，以作序之事囑之於我，雖自忖以我之分之學不盡合宜，惶恐之餘，恭敬不如從命，勉力爲之，不敢以佛頭著糞爲托詞耳。

《史記》係乙部之首，爲古代典籍最要者之一，歷代學人於是書用力甚勤。尤其有清一代，學風向實，乾嘉之時，漢學大興，經典文本校勘得到普遍重視，而治書之學亦由經入史，《史記》自得到極大關注，文字考訂校勘創獲頗豐，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念孫《讀書雜誌》及梁玉繩《史記志疑》等，皆其中佼佼者。尤其清末同治時金陵書局刊行《史記》，董其事者張文虎撰《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博採諸家之説，其文字之精轉出清代通行武英殿本乃至歷代諸本之上，從而受到時人推重。新中國成立以後50年代，中華書局組織學者系統點校“二十四史”，顧頡剛、賀次君、宋雲彬、聶崇岐等前輩名家擔綱《史記》之役，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精加標點分段，從而爲學界和讀者提供了一部可以信據並方便閲讀使用之本，此後幾十年間廣受好評，遂成爲國際學界通行且印行最多的標準定本。

清季金陵書局本通行以降，百多年來《史記》校訂復取得多項進展，其要者如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叔岷《史記斠注》、施之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日人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等，加之諸多相關考論專文，採擇這些成果對《史記》重新予以整理，成爲學界的迫切需要，2005年中華書局啓動《史記》等“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正是對學界要求的積極回應。經專家團隊和中華書局數年的不懈努力，《史記》修訂本2013年終於刊佈。總體而言，此次修訂工作相當全面且認真縝密，除對於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成果儘量吸納，在校勘方面亦廣求異本，使用了宋元明清各代重要版本乃至日本所藏多種《史記》古鈔殘本，覆蓋之全之廣更超邁前人。中華書局對此項工作高度重視，在初稿告竣之後，邀請部分專家徵求意見進行完善，特别是在正式刊行後又根據學界意見短時間内即予修訂重印，是爲出版界少有之舉，充分體現出對學術對讀者認真負責的精神。

《史記》傳世已兩千多年，其成書年代遼遠，歷代傳抄刊印，其版本難以臚舉，文字訛奪在所難免，加之内容博大，記事綿長，古今思想觀念、語辭文句、名物制度、地理風習等等諸多演進轉遷，學人雖投入巨大精力續加勘校，然其中若干歧見在理解和認識上莫衷一是，歷朝歷代對其校訂皆難稱盡善，由此注定修訂工作的複雜性和階段性，必然成爲需要一代一代學人不斷進行的一項事業。此次新修訂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仍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尚留有不無可商可榷之處。

德勇學兄在《史記》修訂本付梓之前有幸受邀參與初稿及徵求意見稿之審查，表達過一些看法，在印行之後復對初次印本和二次印本若干部分細加審視勘校，續有所得，又爲回應新修訂本主要承擔人在印行之後所發表的體會説明，撰成數篇文字，這應是學人對《史記》新修訂本的整理校點率先公開提出的系統意見，值得學界和讀者重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慧眼識珠，決意彙集德勇學兄諸作以《史記新本校勘》之名刊佈行世，我亦有幸於第一時間得以捧讀書稿。全稿共30餘萬字，以針對对象、撰寫時間不同，爲互不聯屬的5 篇獨立文字。所涉《史記》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各部分，計有《五帝本紀》、《殷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吕太后本紀》、《孝文本紀》，《三代世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樂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吴太伯世家》、《燕召公世家》、《楚世家》、《魏世家》，《廉頗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田儋列傳》、《樊酈滕灌列傳》、《田叔列傳》、《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淮南衡山列傳》、《龜策列傳》等29篇，共 56條。此作在形式上雖與前人同類著述相類，係讀書劄記體，但文字普遍較長，除少數爲千字左右的短文外，大多達數千字，甚或爲上萬乃至數萬字的宏篇鉅製，單獨視之完全可以獨立成文，就一處（一段）文字如此深究細論，這或可成爲典籍校勘的一種新的樣式。

德勇學兄天賦稟異，聰穎敏達，興趣寬泛，思慮慎周，精力旺盛，勤奮非凡，入道以來，所獲頗豐。其治學所涉，除當行之歷史地理學外，于中國古代史及古文獻學等領域亦用力頗深，多有不同凡響的創見，書稿充分體現了其治學的這一顯著特點。茲略舉二例以見其概。

第一篇之《河渠書》第二條是書稿中文字最長的一條，達23000餘字。其中關於辨析“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之“鴻溝”，頗可窺見其於歷史地理學之造詣。德勇學兄大學所習爲地理專業，其于此道用功頗深，憶及當年閑聊，他言及學習相關課程時，曾每每於夜深人静月高星朗之際，在運動場上默記星圖，這令我深爲吃驚並十分感佩，如此專注於學焉得不精！其所問學之史念海先生，爲學界巨擘，是公認的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歷史上的黄河河道及其流域水系地勢變遷，爲近世歷史地理學界的研究重點之一，史念海、譚其驤等當代學者于此問題高度關注，在歷代文獻記載的基礎上，引入現代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實地考察踏勘，取得多項突破性的認識。德勇學兄深得乃師真傳，此條所涉之“鴻溝”的考訂，尤可一窺其於此學的深厚學術功力。此處所言“鴻溝”，明清學者不無疑竇，多以爲應是邗溝，因語涉上文之鴻溝而訛。德勇學兄則指明其誤顯而易見，“稍加斟酌，就會發現，在其基本出發點亦即視江淮之間這一所謂‘鴻溝’爲邗溝這一點上，實際上違背了一個更大的道理，這就是連通江水和淮水兩大水系的這一所謂‘鴻溝’，與我們熟知的邗溝不在同一地理方位之上”。繼而就列國在戰國時期的疆域範圍、鴻溝之原始詞義、溝渠之别及渠之本義等關鍵性問題上廣引博徵、反復究詰，一一辨明前人所以致誤之由，從而論定此處《史記》原文了無疑義，所謂鴻溝實爲位於戰國時期楚國東境内溝通長江支流施水與淮河支流肥水的一條人工水道，即今人所論之“巢肥運河”，而“鴻溝”在當時亦並非專指而是像“大溝”一樣的泛稱。其説依據堅實，考辨精細，所見合於情理而毫無窒礙，當爲不刊之論。此爲文字校勘之一例。

德勇學兄近些年來于秦漢史事用功頗深，已刊佈《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海昏侯劉賀》等著作及專文多篇，所論多迥異時輩。而其考校《史記》文字，往往與治史緊密契合，誠如其於此稿第三篇篇首所言，“在利用《史記》從事研究的過程中，又陸續發現一些值得斟酌的問題，每有所識，又隨手寫下”，因而較之專事文字校勘者，自别是一重境界。如第二篇之《高祖本紀》第二條重點考訂人所共知的“約法三章”之語義。此條亦爲萬字長文，爲準確理解，德勇學兄于此不憚繁細，備録漢王至霸上後召見秦父老豪傑之舉上下相關史事的全文500餘字。“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中華書局原點校本和徵求意見本皆標點爲“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約”字解作“約定”。然而宋代以前“約法三章”多連讀，而此處“約”字解作“省約”。德勇學兄以爲，兩種不同斷句關係到劉邦入關之後所採取的這一法律措施的性質，是秦漢法制體系變遷過程中一個十分特殊的過渡環節的重大問題，在點校本中不能不儘可能真切地反映其固有的涵義，因而不能不詳加辨析。於“約”字後點斷，始于宋人，以其得到大學問家王應麟的主張，尤其是經過清代考據家的大力宣揚，遂於後來影響頗廣。德勇學兄于此追本溯源，以《漢書•文帝紀》有關文字及顔注、《漢書•刑法志》、《鹽鐵論》、《後漢書》等早期文獻及《晉書》、《舊唐書》中類似記事一一備舉詳加考求，論定此“約法三章”之“約”意確爲“省約”之義，後人之别解實緣于承上文之“與諸侯約”句以强作對句解而罔顧文義所致。其論之周全已無剩義，至此歷代聚訟不已的一樁公案，終得以完滿解決。此爲標點（句讀）之一例。

所舉有限，其他雖不暇枚舉，然書稿似此之論可謂精義迭出，在在可見。

黄永年師爲當世學問大家，其治學範圍博大，兼跨文史，尤以精於文獻考據而上追乾嘉諸老享譽士林。德勇學兄欽仰其學，在校時即朝夕問道于先生，情同父子，入京後仍假先生入京公事之餘，或前來西安參加各類活動，甚或通過電話請安等各種機緣，時時求教切磋，因之得以一探先生治學之精髓。加之本人沉迷學術，其學問日益精進，于古文獻之學浸潤甚深，出版有論文集《縱心所欲》、《石室賸言》，涉及諸多版本學、目録學内容。尤其是其考證功夫已臻化境，堪稱一流，其所撰考據文字，以有如水銀瀉地、密不透風況之諒不爲過，當世年輩相侔者少有其倫。德勇學兄又性喜訪書藏書，有京師藏家之名號，其謹遵黄先生“書非讀不必藏也”之師訓，酷嗜研讀，綜覽群籍，故其學之廣博亦鮮見其匹。書稿所涉甚爲龐雜，除上舉所擅之輿地、史事等，尚及於律曆（第一篇之《封禪書》第二條、第二篇之《曆書》第一條第二條、第三篇之《三代世表》第一條、《秦楚之際月表》第一條、第四篇之《孝文本紀》第二條、第五篇之《天官書》第一條），禮樂（第一篇之《封禪書》第四條、第二篇之《樂書》第一條、第四篇之《孝文本紀》第一條）等專科之學，因我所知無多，愧而無從置喙。

一般而言，舊式典籍校勘文字較少使用傳世文獻之外的材料，而德勇學兄則突破這一藩籬，大量採擇多種其他材料，爲取信於世，幾皆附相關插圖，除相關要籍書影之外，尚隨處可見簡册圖版、石刻拓本、圖表地圖、古器物圖及壁畫等，不僅提供了多重證據，亦可一見德勇學兄治學的現代意識，這也是書稿的一大特色。

如上所陳，書稿之論校勘標點所得自具獨立價值，應爲後來續加修訂及閲讀使用《史記》者所重。然其意義不惟如此，自陳垣先生于20世紀20年代撰成《元典章校補釋例》，提出著名的“校法四例”，此後遂成爲從事校勘之學的不二準則。黄永年師《古籍整理概論》結合現實工作，對陳氏之説略有添補變通，其中又增益標點等相關内容。德勇學兄于書稿各篇多有專門文字講論校勘標點之體會，文中亦時見相關插議，所言雖是針對具體實例而發，然多可進一步完善前輩成説，在今或應視爲校理同類典籍的一種基本範式。

書稿第二篇卷末德勇學兄引張文虎當年的感慨“古書本難校，而莫難於《史記》”，並進而議曰：“《史記》一書校刻之難，古今似無大别，而留給後來者的問題，往往更爲艱深複雜，從而愈加需要集思廣益，博採衆説而平心折衷之。”誠哉斯言！這類典籍，前輩學人已反復校訂，以傳統校勘的對校、本校、他校手法，若無新出材料則可做工作實已極爲有限,需要今人所做當屬理校。而此校法陳垣先生云：“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爲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爲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書稿所及，則皆爲前人争議存疑而未能解決的難點，目前僅能運用此法。德勇學兄之嫻于理校，且言之鑿鑿，幾無剩義。其續校所得，對於《史記》及類似經典的整理，提供的最重要借鑒或即在於其自序所言：“校勘《史記》，其難度之大和影響之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尤須慎重其事，同時也需要衆多學者，從各自熟悉的學術領域和具體問題出發，貢獻意見。”而這衆多學者，我以爲不僅僅限於長於文字校勘的文獻整理專家和其他相關的文史專家，還應擴而廣之，包括其他所涉各類學科甚或科學史的研究者。

《史记新本校勘》读后感(三)：《中国青年报》：以《史记》为例 谈中国古代经典的大众阅读

导读

中国古代典籍的大众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以《史记》及其校注本为例，深入浅出地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辛德勇教授认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比，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明显有所降低，但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这说明能够阅读和接受古代典籍的人远远增多了。为此，辛德勇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阅读问题，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以《史记》为例，读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本，才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味典籍的丰富内涵，而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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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地位崇高，但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在流传过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讹，所以，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间断对《史记》文本的整理，对其文字讹误做系统的校勘。

当代《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首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它既充分吸收了清代及其以前历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也体现了许多晚近以来学者在《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努力。然而，“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永远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总会留下遗憾，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同样如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的新作《史记新本校勘》，即是针对这个版本做出的校勘。

《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引起很多人关注，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史记》文本和校勘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日前，本报记者专访辛德勇，解读《史记新本校勘》的成书过程，以及《史记》的大众阅读问题。

正确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点校本《史记》也是大众读本

记者：今年年初，你在涵芬楼书店的讲演中谈到，《史记》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在史学和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青少年应该注重了解和阅读《史记》，其地位甚至可以先于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能不能请你先谈一下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对《史记》的大众阅读有什么帮助？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是一部很专门的学术论著，严格地说，它不是为大众阅读而撰写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和《史记》的大众阅读没有关联。

谈起这一点，会牵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

记者：你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下留言，询问一般非专业人士业余阅读《史记》选用什么样的版本好。我告诉大家，最好的读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看了我的介绍，也许很多人会感到诧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不是专供专家学者研究使用的版本吗？普通读者怎么能够读得懂呢？

首先，这种想法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所谓“大众阅读”，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民阅读”。“大众”这个范围很大，一方面，人们的阅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兴趣取向也会有很大差别。这就会导致社会大众中每个人对阅读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

我理解，一部书，超出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之外，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在看，就可以说是实现了大众阅读。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过去的印量我们不谈，只看最近完成的新修订本，2013年9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次印本，一下子就印了两万册；2014年8月的第二次印本，又印了两万册。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印了4万册，其读者自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专家者流的范围，没有大众阅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大众阅读。

其次，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本来就是一种为大众阅读提供的文本。这一点，不仅社会大众不了解，就是专业的文史研究人员，很多人也都不够了解。

当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向社会提供一种便于大众阅读的文本。至于专家研究的需要，当时另有解决的办法。一是直接使用未经标点的古刻旧本，这样的版本，在市场上还很容易买到；二是另行点校出版一套汇注汇校性质的文本，诸如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等。但一来时世变幻，古刻旧本日益稀见，拟议中的专家用本始终也未能付诸实施；二来这部本来是要用作大众读本的点校本，其校勘质量，总的来说又比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于是，大众读本最终就变成了专家用本。

不过这就像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都吃五谷杂粮一样，不能因为专家吃了可口，社会大众就一定难以下咽。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整套“二十四史”，社会大众该怎么读还是怎么读，与专家的阅读是两不相妨的事情。

这不是我一个人信口开河，最近在新修订“二十四史”工作过程中披露的档案材料，可以确实地证明这一点（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41期载《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实际的计划，比我这里说的还要复杂很多，如《史记》尚嫌泷川资言的《会注》不好，要在此基础上再新编一部《史记集注》），而新点校本前面附印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也清楚讲述说当年的“点校本出版之后，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普遍采用”这一版本的“广大读者”，不是“大众”是什么？

记者：当年国家为便于大众阅读《史记》等“二十四史”，特地组织众多专家出版这么庄重的版本，还是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读者，你能再具体阐释一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吗？

辛德勇：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史记》，能够成为社会大众的读本。

我是跟从黄永年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和一般历史学知识的，而黄永年先生的文献学素养，在并世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但绝大多数学者了解和阅读的黄永年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全面。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黄永年先生在年轻的时候，还写过一些通俗的普及历史知识的著作，其中就有一种是《司马迁的故事》。

这本小书出版于1955年8月，署名“阳湖”。那一年黄永年先生刚刚30岁，我还没有出生，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则问世于4年后，亦即1959年9月。在这部《司马迁的故事》末尾，黄永年先生特别写道：“有关司马迁本人的传记材料虽然不多，可是《史记》却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里面包含了司马迁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因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不可分割地、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司马迁的整个精神面貌是鲜明地凸现在《史记》里的。”正因为如此，黄永年先生便以《史记》为基本素材来撰写这本小书，而且在书中每一节，都要引录一大段《史记》的原文，来更直接、更具体地表述他所要告诉给读者的内容。

这本小书，在当时的印刷数量是1.81万册，要不是接下来发生所谓“反右”运动，把黄永年先生定为“右派分子”，当然还会重印更多。黄永年先生当年以这种形式来撰写大众通俗读物，就说明那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史记》原文，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记者：你讲的这些很生动，也很有说服性，但这是当年整理点校《史记》时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读者，是不是还有那样的旧学基础，能够接受这样的《史记》原本？

辛德勇：前面我已经谈到，新修订本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就印刷了4万册，市场的实际状况，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社会大众是能够接受并且也很喜欢阅读这样的《史记》原本的。

不过要是和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新旧两个时期中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总的来说，明显有所降低。这一情况，对社会大众接受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典籍，自然会有一定影响。

可是，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较诸上世纪50年代，已经大幅度提高，这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一般读者，只会比昔日增多，而绝不会减少。

读繁体竖排本《史记》更能准确领略丰富内涵，真爱阅读不会被繁体字难倒

记者：和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一般社会公众阅读像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古代典籍，还会遇到一个当年所没有的困难，这就是大家上学学的都是简化字，骤然去读竖排的繁体字，识字或许都存在很大困难，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辛德勇：所谓繁体字（实际上应当称作“正体字”，因为字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确实是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的障碍，但阅读繁体字书籍，实际上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困难。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阅读。喜欢的话，稍微多看一点儿，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而且会学得很快，很容易。

我小时候上学，当然学的也都是所谓“简化字”，但当时即使是在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家，能够看到的书还多是简化字推行前印行的繁体字本，所以从小学时起，就在课外读繁体字的书籍。因为喜欢读书，书吸引着自己去读，特别是读小说，不知不觉也就把字大体认出来了。从来没有人教过、自己也没有专门学过繁体字，读起来和简化字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过去遇到过一位本科学理科的年轻朋友，想考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这位朋友和我说，不认识繁体字，这辈子恐怕是没有可能了。我告诉他，繁体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想学，应该很快就能看懂繁体字。两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读繁体字书，确实能够看懂个大概了。后来，这位朋友顺利走入专业研究领域，并没有被繁体字拦住。

繁体字不仅不会成为社会大众阅读古代经典的障碍，还是领略中国古代文化必由的阶梯。因为汉字基本上是象形文字，字义和字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字形的简省，必然会影响到对字义的理解，至少会减损理解字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谈到这一点，社会上一些反对者往往会很不理性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汉字恢复成甲骨文？事实上，在简化之前的所谓“繁体字”，是文字自然演化的结果，而自然的，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字形和字义的演进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汉字简化则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而犯下的一个错误。

甲骨文是被历史发展自然淘汰掉的字形，而所谓“简化字”则是人为强制颁行的字形，二者的产生过程，是有本质性差别的。当初推行简化字，主要是在手写的情况下，以此来改进汉字的书写速度，但现在主要用电脑书写，笔画多少已经不影响录入的速度。所以，本应尽早改正，恢复汉字的本来面目，而且越早越好，越早麻烦越少。现在虽然一时还做不到，但多读一些繁体字书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有利无害的。

即以《史记》为例，你读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本，总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会它的丰富内涵。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更不行。

记者：你能不能举出例证，说明《史记》简体字版会出现严重影响原文含义的情况？

辛德勇：具体阐释这一问题，会比较复杂，我想无法在这里展开论述，但不妨本着“每下愈况”的原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来简单说明这一点。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率领众好汉造反的事迹，是很多普通读者都有所了解的，一开头就说：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这是按照中华书局旧点校本做的标点，新点校本读作“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我觉得不如旧读更为妥当。）

要是转换成现在的简化字，就成了：“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在这里，“適”变成了“适”。“适”字在古代是一个与“適”不同的字，有的时候是可以和“適”字通用的，一般是用作“去往”的语义，今读作shì。在这一意义上简化字用“适”来覆盖掉“適”字，是可以对付着用的。可是“適”还有一个用法，是与“謫”字相通，表示责备、责罚、惩罚的意思，今读作zhé，就不能用“适”字來表示。

《现代汉语词典》上，“适”字就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偏偏用的就是这个“謫”的语义。我不知道在人们以简化字来写这一段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写成原样的“適”就不是简化字本了，写成现在简体的“适”又完全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当然也可以写成“谪”，这样和原文原意更接近一些，但这就等于改写了，更彰显出简化字的窘迫。

记者：你说能不能看懂繁体字，关键在于人们是不是真的喜欢阅读，这个说法很特别，能不能就此再做一些解释？

辛德勇：其实不仅是繁体字问题，还包括大众阅读是不是需要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附带的《史记》“三家注”这一问题。

现在许多人上学念书受教育，只是被动地等老师来喂食，人称“填鸭”。这样的人对阅读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要的只是上课带来的功利性结果，即只是把学历、文凭当敲门砖用，当然一看老师没教过的繁体字就头疼。

真心喜欢读书的人，阅读的动力，源自求知的欲望。这种求知的欲望，自然会吸引你去读更接近原样的繁体字本。因为一心想要求知，就要尽可能对《史记》的内容作出确切的理解，为此，也就不能不利用前人对《史记》的注解。

阅读同时根据需要参阅“三家注”，对《史记》的理解会具体、深入很多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附有三种古代注释《史记》最重要的著述，即南朝刘宋裴駰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就是所谓“三家注”，早已和《史记》本文合为一体。读中华书局点校本，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选读“三家注”的内容，应该说是大众阅读《史记》最合理的方式。

我在涵芬楼书店讲演时说自己在高中时就大体上翻阅了一遍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史记》，同时还看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由于我后来专门做文史研究，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在为将来深造做准备。其实我当年完全没有做专业文史研究工作的打算。那时的情况，是根本不敢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高远的奢望。最切实的愿望，是到副食品商店做个售货员（这是很难求得的职位），因为可以多买到些猪头肉什么的下酒。偶尔胡思乱想，若是幻想到有朝一日能靠笔杆子生活，想到的乃是做个诗人。因此，当年我那样阅读《史记》，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大众阅读”。

要想满足自己的兴趣，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自然会去参看“三家注”的解释。我想，对每一个真心求知的读者，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人们的读书条件比我当年要好过不知多少倍，一定会有很多人出于求知的兴趣而去阅读原汁原味的《史记》。

记者：可否请你再具体谈一下《史记》“三家注”对拓展《史记》的大众阅读所能起到的作用？

辛德勇：由于“三家注”成书时间早，能够看到的资料比今天要多很多，同时做注的人离《史记》成书的年代比我们近，更贴近书中纪事的内容，这些注解对后人阅读和理解《史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代人注解《史记》也都是以这“三家注”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在阅读《史记》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阅“三家注”，会使我们对《史记》的理解具体很多，也深入很多。

下面，我们还是以刚才举述的那一段《史记·陈涉世家》的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这两句话的下面，“三家注”本有如下注解（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注解的位置，与“三家注”原本已经有所不同）：

《集解》徐廣曰：在沛郡蘄縣。

《索隠》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脫此“者”字）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正義》《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

这些注解，有地理，还有制度。在地理方面，注明了陈胜、吴广起事的地点“大泽乡”和准备去往的戍守驻地“渔阳”在哪里。这样，我们只要查看一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秦代部分，马上就可以知晓其相对方位关系。在制度方面，《史记索隐》试图阐明陈胜、吴广这些“闾左”到底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史记索隐》的说法不一定合理，但它告诉我们“闾左”的居住空间是在“闾里之左”，同时还告诉我们“適戍”的“適”字读作“直革反”（用“直”的声母和“革”的韵母相拼），或是发音与“磔”相同（即前文所说，读作今之zhé音），而且指出“適戍”与《汉书》记载的“七科適”或许具有关联，这些内容都很重要，读后可知“適戍”的大概性质，即一些居住在闾里左侧的民众，因某种原因受到朝廷的惩处，从而到远方去戍守边疆（我曾写过一篇题作《闾左臆解》的文章，就是从这“三家注”出发，判断“闾左”应是脱离原籍流徙到他乡的“亡命之徒”）。要是没有这些注解，人们甚至几乎无法知晓这里写的是些什么话。

《史记新本校勘》与《史记》大众阅读的关联性

记者：按照你的想法，对《史记》做这样的大众阅读，读者对很多具体的文句，往往会产生疑问，这是不是就涉及更具体的文本校勘问题？

辛德勇：情况确实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史记》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产生很多文字讹误和歧异，校勘取舍，一时难以取得定论；另一方面，即使文字没有出入，但句读的划定，有时也颇费斟酌，不易达成共识。

另外，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人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总希望别人校勘出一部定本来给他看，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商，也拿“最终定本”之类的幌子乱招摇，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典籍来说，这样的定本是不存在的，像《史记》这样的早期著述尤其如此，没有人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这次中华书局新修订的点校本《史记》，在每卷末尾附有校勘记，对重要的勘改和主要异文，都有说明。这些校勘说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利用《史记》。和“三家注”一样，人们在阅读《史记》正文时不一定都需要看，也可以根本不看，但觉得必要时，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条目看一下，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

记者：你的这本《史记新本校勘》，针对的对象，是中华书局新修订的点校本，那么，是不是这个新点校本在校勘上存在很大问题，非予以订正不可？

辛德勇：古籍校勘，通常都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史记》的校勘更是谁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前后相承，持续不断地作出新的努力。因而，后做的人，对别人业已做出工作提出新的修订意见，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中华书局的新点校本《史记》，较诸旧本，有许多新的校勘成就，但也有一些处理意见可以进一步斟酌。正是基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相对比较完善，不管是对于专家，还是对于大众读者，它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我总反复向大家推荐这一版本，也正是由于它是目前人们阅读《史记》首选的通用版本，一旦存在问题，负面的影响也会很大。所以，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广大读者参考。

其实我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本来就是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修订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应中华书局邀请而做的工作。它和新点校本是相辅相成的，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就像读《史记》“三家注”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记一样，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如果有的读者觉得需要更进一步思索相关的文句，就可以翻检我的《史记新本校勘》，自己去寻求合理的解读，获取内在的文义。

记者：这样看来，《史记新本校勘》和《史记》的大众阅读还是具有密切关联的。那么，你能不能举述一个具体的例证，让人们直观地了解这种关联？

辛德勇：下面我就从一个众所熟知的成语——“约法三章”说起。这个成语，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大众”得很。

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和新点校本正式出版前印行的“征求意见本”，对它的原文，都是读作“（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但正式出版的新点校本，却采纳我的意见，将其合为一句连读，作“（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一些人对这一变化，可能不一定理解，而要想了解具体的缘由，就需要看我的论证过程，读《史记新本校勘》的相关条目。

旧点校本的标点形式，是把“约”字解作“约定”，这和现在我们使用“约法三章”这一成语时的涵义是相同的。但后世的用法，并不一定符合《史记》固有的语义，这是词语演变过程中常有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本义，是把这个“约”字用为“减省”之义，亦即大幅度减省秦人繁苛的法律条文，仅存“杀人者死”和“伤人及盗抵罪”这“三章”而已。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只不过是多一个逗号、少一个逗号的事儿，实际上却关系到秦汉政治史、法律史和学术发展史的很多基本问题，和《史记·高祖本纪》一并阅读拙著，总能更准确地理解《史记》内容，有更多实实在在的收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沈杰群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4月13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