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之踵读后感100字

《激进之踵》是一本由羽戈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激进之踵》精选点评：

● 很有意思的小书，明显可以感觉到参考了茅海建老师等人的研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变法改革两手抓，碰到光绪后，投向变法，最终成为一生的包袱也是资本。谭嗣同本来是激进革命派，也受感于知遇之恩投入变法，至京后知变法难行，毅然谋划发动政变，围园杀后。至于袁世凯，也是在戊戌变法最后，骑虎难下，最终捞到政治资本，也背上了千古骂名。全书洋溢着理解之同情，也让读者不自觉代入了当年那个风起云涌之时代。

●漫长的旅行终于读完，千年的变局中，面对时代的紧逼，前人所困惑迷茫的问题依旧是今人是大难题，我们在努力进步吗？

●一般

●温和的考证，谨慎的措辞。有些地方三言两语便挈中其要，如康有为以一种革命的姿态从事改革；如谭嗣同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向；再如大清采康提出之“上策”却依然不见兴盛之原因在于没有能人。面对国家眼前的大问题，是改革还是革命，是渐进还是激进，本书对此提供了一种见解——正确的答案是切入病症，再环顾四海之人才，选择一种措施。然而事实上的答案却是，理智与情感、持不同立场者有反作用力也有合力，综合作用之下有了“历史的选择”，这是人力无法控制的了。正如那“然而他所造之势，反把他淘汰，他所启动的时代，反把他抛弃”，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可看性较高，有一些新见解

●第十本。

●在书店看到，犹豫几多，还是决定花三十六块大洋买下来。怎么说呢，这本书本来就是作者网文拼凑合集，网文写作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许多地方论述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探讨的功夫。比如提到杨锐不喜欢康有为，但还是被作为“康党”处死那块，作者光是用“卷入政治漩涡”一笔带过，而不加任何具体原因的陈述。类似地方还有许多，而且越往后，还能感觉到作者玩弄文字游戏，以体现自己“目光如炬”，但事实上，除了让读者产生不知其所云的感觉外，并无其他积极效果。总而言之，作者选择的题目与解答的中心问题（即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为何转向激进）是个值得一再研究的好问题，但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高度依赖二手研究的网文作者所能轻易驾驭的。

●“踵”是个意味深长的意象，所谓“激进之踵”，或许与“阿喀琉斯之踵”的隐喻相似，是人在时代与命运的模糊焦点上所面临的无限惶惑。

●读完酣畅淋漓，评论有气势，颇为受用

●理解之同情

《激进之踵》读后感(一)：历史总是螺旋地上升

两个甲子前的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清政府腐朽的封建统治由此走入穷途，其所孕育的变革精神，引领中国走上了图存自强、求索新路的征程。

本书是青年学人羽戈的一本小册子，意在还原历史细节，从更加丰富生动的维度观察百日维新的动力与遗产。

正所谓“历史总是螺旋地上升”，作者笔下的戊戌变法本身包含了众多似是而非甚至是矛盾冲突的细节，作者以此为立意来源，希望从林林总总的片段与偶然中分析历史的某种必然。

与事件式的历史描述不同，以人物为主线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戊戌七君子和袁世凯、慈禧、光绪帝、张之洞等变法关键人物置于时代的激流漩涡之中，观察他们的抉择如何影响时代，抑或被时代所影响。

在以人物为经的同时，作者同时以他们的政治态度为纬，保守派、渐进派或称改革派、激进派或称革命派共同构成了辛亥年此消彼长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乃至盘根错节，使历史演进的逻辑变得扑朔迷离，无论是过程还是最终结果都难以由局中人轻易左右，而其中不合时宜的激进选择，被作者认为是变法失败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政治态度的辨析，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大量原始素材的比较与佐证，让历史变得鲜活而有趣，让人物看起来真实而立体。

但对于人物的特殊关注，也似乎让作者陷入了某种困惑，在对于偶然与必然、现实与想象、赞美与诋毁的判断和选择中，作者的立场与观点时有不一致之处，因而其所构建的解释框架略显乏力之感。

本书与去年的《年羹尧之死》文风颇为相似，除了同为汉唐阳光出品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生代历史学人观察和诠释历史事件新的视角，作为一部有趣的历史通俗读物，本书值得翻阅品读。

《激进之踵》读后感(二)：戊戌变法中的“人与时代”

青年学者羽戈在其新著《激进之踵》开篇前，引用了两段话，前者出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尝试论之，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今人于论世之义知之甚审，而于知人之义即多忽之。此时代风气使然也。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此于治思想史为尤然。”后者出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这两段话，一中一西，提纲挈领，点明羽戈此书的旨归所在。

余英时的话，意思是历史就是知人论世的学问，今人大多只关注宏大的时代背景，而忽略对个体人物的理解。但如果不理解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时代，而要理解个人，必然需要洞察其内心。托克维尔那句话强调的是，历史的版本很多，不同时代和位置的人，带着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就会书写出截然不同的版本。

《激进之踵》聚焦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拐点性事件——戊戌变法。此书特色在于，以人物为线索，把人放置于时代脉络下，重点阐释人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所谓先“知人”，后“论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出身政法院校的羽戈并非专业历史学者，此书在发掘具体史实上也并无太多新意，更像是作者研读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的读书笔记，因此价值主要在于史识，而非史实细节的考订。换句话说，这是一部羽戈版本的戊戌变法史解读。

很长时间以来，在革命史观的主导下，戊戌变法在教科书中被定性为晚清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的斗争。

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逐渐多元起来，基本就戊戌变法的派系问题达成共识，即所谓“维新派”与“守旧派”并非自始至终泾渭分明。“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表现在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常常交织在一起。

羽戈的《激进之踵》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脉络上发展而来。比如派系问题，羽戈从传统的“维新派”中又细分出“渐进”和“激进”两系，认为晚清的政治思潮可以划分为三种：守旧、渐进与激进。体制内的高官和既得利益者大多主张渐进改良，如孙家鼎、张之洞和陈宝箴，而中下层官员则容易主张激进革命，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二者不能等同混淆。

这就意味着，“维新派”不是铁板一块，以戊戌六君子为例，谭嗣同、杨深秀、林旭三人与康有为一样倾向激进，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则倾向于渐进。至于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还存在政治主张转向的问题。狂妄、偏执和行事急躁，是羽戈分析出康有为性格的三个特点，由此判定他“更适合革命，或者说只能去革命，他的激烈与狂躁，属于革命气质，他的极端与偏执，属于革命思维”。

然而在晚清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康有为却从“保中国不保大清”变为“保大清不保中国”，从革命倒退到保皇。原因为何？

羽戈的推断是，“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旧滞留于革命阵营；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改革派将被推向革命洪流，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他从革命转向改革，不是对改革的成全，而是对他自己的成全：由他领导戊戌变法，本无多少成功可能，变法固然失败，他却堪称赢家，用自由与鲜血书写的改革悲剧成就了他后半生甚至后世的最大政治福利。”

除康有为外，关于谭嗣同的章节也倾注了羽戈较多心力。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比作一场戏剧，康有为堪称总导演和造势者，那么谭嗣同就是主演和献祭者。羽戈自言是谭嗣同的粉丝，对其死亡象征意义的论述尤为精彩：

“谭嗣同的死亡，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在同仁的纪念与后世的追怀之下，渐渐成其为一种仪式、一个圣典。譬如就义现场，涂抹了种种瑰丽的色彩，赋予了种种深沉的价值。……谭嗣同的死亡呈现了巨大的开放性，是葬礼，也是生机，是终结，也是开端，他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而活在梁启超们的笔下，消失的只是物理生命，其历史生命则永生。”

戊戌人物群像中，还有一些人留给大众的印象其实存在误区，诸如袁世凯告密导致变法失败，慈禧是守旧的老顽固，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等等。诚然，经过黄彰健、茅海建等史家的考索，早已证明袁世凯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政变的激烈程度。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由教科书、影视剧塑造的此类刻板印象却不容易清除。羽戈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对这些刻板印象做了进一步辨析。

以翁同龢为例。作为最初支持维新的两朝帝王师，翁同龢留给的后世形象可谓相当正面，但羽戈通过分析其对外国的态度、对洋务的态度和对西学的态度，得出结论：“纵观翁同龢的一生，足可断言，其人固然一度周旋于新旧之间，论思想底色，却是标准的守旧派。”实乃持平之论。

羽戈早年以时评成名，近年蛰居甬城，潜心读史。他写作《激进之踵》，目的还是在于洞察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起源，从而为中国跨越历史三峡，完成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提供镜鉴。明了此中用意，我们就会对他笔下的“人与时代”抱有更多同情之理解。

（ 刊2019-4-9晶报·深港书评，https://detail.allcitysz.com/h5/detail.jsp？newsId=AWoBNonD2g0MO5jD79Ye&id=4678&uid=650b23528d1f4f8d8b9a871ad19a9b4f&env=prod&traceShow=false&isShare=1&Type=0）

《激进之踵》读后感(三)：【札记】

一、为何激进？

作者认为，有两点造成了当时激进的胜利，一是时间，二是不稳定的环境，

除此以外，作者还提出一个隐藏的因素：

但是不是这三点就必然导致激进的胜利，也不必然。首先是时间上，

作者在18页引这一段，正说明这个时间，更确切地说，是心理层面的。时间紧不紧，变法的一些步骤都必须得走，它不必然促使你抓紧时间抄近道。——更何况变法并无近路可抄；其次不稳定的环境，亡国灭种又岂在旦夕之间？作者在37页引康有为复赵必振的信，证明康有为的野心——推动腹地自立。

自立与民权同列为作者总结的康有为的革命方式，正表明纵使旦夕亡国，结果也并非不能接受，于民权的达成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民权确实是康有为的终极目的的话。

至于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当时到底有没有改革的政治空间。这也是见仁见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看法，但是就当时康、谭等维新派被召入中枢，启动变法来看，说完全没有改革的空间，也是不诚实的。就拿康、谭视为仇雠，欲杀之而后快的慈禧来说，作者就评价她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作者说，他对康有为的认知，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最后落到这个“合“字上。笔者作为一般读者，读完本书以后，对康有为的感观，只能落到一个“反”字上。正如前文所述，此三点，都不应是康有为选择激进的恰当理由，即便是第三点，它可以造成孙中山等人的激进，也不应是康有为激进的理由。

读完《三、"保中国不保大清"》，康有为宣传民权的举措没见多少，只看到“革命”，须知，若“革命”身边没有“民权”的陪伴，则与“造反”何异？很可惜，还是在致赵必振的信中：

蚁民之用，不过救国，而非国家之用，在于救民。所以如果以旧有的造反之义视康党，则逻辑自洽矣。 康有为当然也心系百姓，但是一俯视角，并未将这万万百姓与己同等视之，所以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民权的目标，他的民权不过一个结合了部分现代意义的起事旗炽罢了。因此在这之后，他才反开议院等等革新之事，并批评"同人""不如权变""不知相对" （45页）权变之为权变，在于基本出发点不同，欲守持的根本亦随之不同，这就是矛盾所在了。

作者在151页列举了戊戌变法的形式遗产，即“仅存硕果”的京师大学堂，还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对于康梁等激进派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意外的“奇迹”——这个成果归于孙家鼐等人的渐进一系。

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既没有培养民权，也就不属于革命，杀人、除异己，在民权、自立的旗帜降下后，自然而然的又升起来了。

固然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但亦可说非谈判不能变法，非团结不能变法。杀人不应成为追求的目的。注意，当用到非怎样不能怎样时，就代表了一个取代终极目的的唯一次要目的的产生，而当该目的是非善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终极目的要被扭曲了。

作者解释戊戌年后康有为从"保中国不保大清"退却至"保大清不保中国"，他推断：

我以为，康有为自始至终都不是改革的。戊戌之后的种种，都可以“反清复明”的另一种提法视之。如此视之，康有为的一切种种，就是一贯的了。起初，揭竿而起，之后，招安夺权，最后，衣带召“反民复清”。光绪和民权，都不过是造反的一种口实。

作者119页总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三个原因，不得其势、不得其人、不得其法。145页，作者合并人与法为一条，新增了一项原因——力量，并做了说明。

即内部当权者没有太多的交换利益的意愿，这其中有当权者的高压统治造成的神经麻木的原因，也有维新派未能成功施压的原因。

维新派没有借势造就一个被代表的有利阶集，没有形成个成气候的维新人才培养体系。

维新派对如何维新也不甚了解。或许可以说，正因为他们的不了解，才导致了他们的激进之举——颇有快刀斩乱麻的意味。如若他们可堪变法重任，也就没有要请伊藤博文的道理了。

变法是个长久的过程，变法的目的是民权，而不是富国。对这两点认识错误，我以为是根本性的。

作者说，他会选择革命。我没能那么肯定，如何选择，端看“政治空间”大小吧。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选项可供选择，如果身为当权者，就尽全力审时度势去改良，而不是一味想着拖死对手，打压异己；如果身为在野人士，如果无力无能闹革命，那就尽心尽力倡民权。改良党和革命党常有，但大势还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