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的读后感大全

《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是一本由【南非】大卫·阿特维尔 著著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2017-3-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读后感(一)：具有典范意义的写作态度和方法

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所以那些手稿主要用的就是学校印发的蓝色考试答题册。不难想象，每次监考完，他便要去收集那些学生没用完的答题册。

看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感动。因为这个细节让他看上去那么亲切，熟悉，像某个昨天才见过的同事。

他从1970年元旦开始发誓，每天早上要坐下来写一千字。那一年他三十岁。从此，他没有中断过写作，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痛恨这种生活模式。

他总是干脆利落地写完初稿，好不拖沓，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第一稿和第二稿有时候根本没什么关系。他在手稿中，不光记下小说情节，也记下不断质疑自己、推翻自己的过程。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找小说，用试错的办法，寻找自己的主题和声音。

他随身携带袖珍笔记本，随时写下自己的想法。他不允许自己闲过一天。他承认，写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一生中很少享受写作。

他相信所有的写作都是自传，所有的自传都是写作。

他认为，人的一生可以享受很多风景，但只会真正钟情于一种地形景色。而他钟情的，是他读过童年时代的那片土地，南非卡鲁地区。那是一片贫瘠的沙漠和草地。他在小说写作中，要时时抵制把人物写进那片土地的诱惑，尽管如此，迈克尔·K、卢里教授还是回到了那片土地，《等待野蛮人》、《铁器时代》和《夏日》也仍然以那片风景为背景。

他钟情于那片土地，但实际上他痛恨它的现状。企业家将其占有，原有的田园主义消失不见，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拿着钱离开了，去往世界各地，提供侍者和妓女。他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

《迈克尔·K》最初是个江湖侠士的故事，然后是仇杀故事，然后是诗人蜗居的故事，最后，不知道在第几稿，变成了一个唇裂园丁的故事。

库切对写好一个故事完全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故事里自发形成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所体现的意识。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自我意识。

他所有的人物，原型最初都来自其他小说或哲学隐喻。他并不从生活中观察素材。他所有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也都来自其他的书本。比如戏仿《鲁滨逊漂流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格式写《彼得堡的大师》，以《迈克尔·科尔哈斯》作为迈克尔·K的故事蓝本，以演讲稿最为《伊丽莎白·科斯特罗》的小说形式。

他经常怒不可遏：“把他写得再老一点，头脑再简单一点！”

《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读后感(二)：写作：面对时间的一种拒绝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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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库切的传记《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与时间面对面》的中译本2017年3月出版，就跟读库切小说时的状态相差不多，这本传记也是匆匆翻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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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的小说，如今记得的只是一些片段，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叙述者的声音，他的很多小说，一旦开头读下去，就会被一个独特、清醒、思辨、孤寂的声音吸引进去，转来转去，没有多余的声音，这个声音所包含的东西，也剔除了浪漫的或者浓烈的情感，它的情感是克制的，它的声音是内省的，它时刻在乎的，是自己的一些念头，它始终在抓着这些念头，进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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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重视点》的访谈中，他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自传”，“所有的自传都是写作”，传记的作者说：“库切在这些格言警句中告诉世人，自我是一直在场的，但已融入叙事之中而非以原生态的事实存在。”读库切的小说，最不容易忘记的，就是一种贯彻始终的叙述者的声音，精炼，简洁，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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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在多年后回忆起时说，“1970年元月一号”是他写作的起点。那年他30岁，在纽约州，他不能再拖下去，他必须要直面自己，他真正有了危机意识，他把自己锁在地下室的住所里，发誓每天要写一千字，后来字数上有放松，但写作的恒心和毅力，丝毫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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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曾在《夏日》里说，写作就是“面对时间的一种拒绝姿态”。库切的时间，是具体的，是美国的，是南非的，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的。传记的作者说：“库切的写作生涯和他的自我对立一直紧密相连，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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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愿反省自己，拖延至今——以至于危机意识终于来临，库切需要艰难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多年淫浸的文学理论，面对自己成长的南非的历史，面对后来多年居住的南非的现状，面对成为知名作家后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包括一开始，面对自己想要写作的文学欲望——还有在南非定居后，有时所出现的，写作欲望的消退，后来的，具体写作中的一系列的问题，不断修改，不断推倒重来，不断实验以期找到合宜的写法，还有，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遭遇的生离死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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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正面凸显的，是库切具体作品的写作初衷、写作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具体办法，而库切的个人生平，则只有少量的被插入传记正文中，更多的，则是以附录的形式，呈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库切。库切以写作者的身份示人，把自己的真实而独特的声音，藏在写作之中，传记也因此而正面凸显小说作品，而将库切的生活经历，附录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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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一个人的生活简历的阅读中，人们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一个人的鲜活的存在，注意力往往只好聚焦在一个人的结婚、生育、亲人离世、一些重大变故，直至个人本身的死亡等几个时间点，在这些时间点中，只是变化本身之“大”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关于变化本身的“真实感”，则无从感知。需要做的，是将注意力引入深处，引入细微处，深处和细微处，才是真实处，才历历可感，才是人的存在的真实。

或许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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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一个人的存在的真实，也就是试着描述自我存在的真实，这正是艰难处，是开始时只想一拖再拖最终危机来临不得不仓惶应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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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存在的真实，至少在库切的写作中，是形成写作者独属的声音，至为艰难不断实验才得以形成的独属的声音，它是与时间面对面的声音，是拒绝时间的声音，是克服南非历史与现状的声音，是保持写作的欲望与恒心的声音，是期望始终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保持生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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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读过，匆匆记下。

《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读后感(三)：线性进程的解读人及其拥趸

茨维塔耶娃的句子与其说是根据主谓原则建构的，不如说是通过对特殊诗学技术的使用建构的：联想、根韵、语义跨行等。也就是说，读者不是不断的与一条线性（分析性）的发展打交道，而且不断的与一种思想的晶体性（合成性）增长打交道。

——布罗茨基《小于一》

端视着那些年代久远的陌生人刻下的字符，我甚至想不出该从左往右念还是从右往左念。我曾在长夜里对这些藏品冥思苦想，算起来我藏有四百多种不同字符的文本，也许是四百五十种。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一个字符代表一个事物，……要不每个字符代表的是不同的发声，这就是难以想象的业已消亡的蛮族语言？也许我那四百个字符别无他意，只是二十到三十个基本字母的花饰写法，而以我之愚笨居然看不出来？

——《等待野蛮人》

在蛮荒之中，广袤的空间和孤独已使我混沌一片了。我感知空间时，五个感官从身体向外，却像进入了真空。耳不能听，鼻不能嗅，舌不能尝，皮肤也不能感知。烈日照在身躯上，皮肤和肌肉全裹在炎热之中，皮肤突然向外感知，可四周皆是阳光。唯有眼睛具有力量，眼神不受羁绊，四达穹野。其他知觉变得麻木愚钝，而视觉却收放自如。我是行空的观察之目，略过蛮荒之地，万物尽收眼底。我是蛮荒的摧毁之神，越过大地开辟出通衢大道。

——《幽暗之地》

他们会直接把他送入疯人院，如果疯人院还没有通通关门的话。你已经听说迈克尔斯的结局，诺埃尔，我发誓。此外，你知道他的体重是多少吗？三十五公斤，连皮带骨头统统在内。有两个星期了，他什么也没吃。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消化正常食物的能力。我很惊讶他居然有力气站起来并且走路，他能爬过那道高墙简直是奇迹。他还可能维持多久？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这就是他说的。可是，这究竟是真实，还只不过是自夸？答案不重要，只要他不退缩。即便他说的有道理，即便他把自己肮脏可鄙的弱点转化成时代象征性的通病，那就没有关系。疯狂附在他的身上，他也附在疯狂身上。他们彼此思考。他们彼此思考。无论称呼对方什么，疯狂、癫痫、复仇，还是时代精神，【他们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因果关联】。这不是他在疯狂中可以租住的屋子，这也不是彼得堡这座疯狂的城市。

——《彼得堡的大师》

他在剑桥，在一个古老的大学的地盘上，伟人亲密相处。甚至给了他一把数字实验楼的钥匙，一把旁门的钥匙，使他可以自己进出。他还能有更多的启求吗？但是他必须警惕不要忘乎所以，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只是侥幸在此而已。他永远不可能在剑桥学习，从来都不够好，得不到奖学金。他必须继续把自己当成一个雇员：否则他会变成一个骗子，像在牛津那些无与伦比的尖顶之间的裘德·弗雷那样的骗子。不久以后的一天他的任务就要完成了，他将不得不把钥匙还掉，到时候剑桥的出差将会结束。但是至少让他在还能享受一切的时候尽情享受吧。

——《青春：外省生活场景》

等待野蛮人：殃及乌有乡的蓄敌使命

派遣权威人士去统一口径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大战将即时，失语体现的是人们的无感而非恐惧。那些能预感到多事之秋的人们全部象征性的关起房门，在他们的房屋被不受惩罚的人们搜刮的一干二净时，他们早已找借口离开这个墙壁上写满“人在城在”的小镇。在等待野蛮人入侵之前，对待野蛮人之辈被应允的亲密状态应该有爱悯，而无动于衷是人们的本分。这是一个乔尔上校和老行政长官权力交替的故事。顺应农令的小镇坐落边境，与野蛮人有着互不侵犯的传统，而军事化管制的小镇在文章结束的时候即将成为帝国的战场之一，它早已在世人面前呈现出废墟的迹象。在这个原本令老行政长官感觉到无法给予野蛮人以特殊照顾，无法使得精神生活受到尊重的地方，密集的流言已经驱赶了大部分有忧患意识的居民，这个水草丰茂的地方如今连正常生活与不违农时也无法满足了，它的荒芜正是帝国的权貌。

老行政长官每天看看公文，服务帝国以熬到退休的年龄。他脑海中的一丝虚荣就是在帝国公报上登载他的讣告，写几行他的功过。接受一个蛮族女乞丐的身体捐献不仅仅是掌握实权的象征，也是他个人魅力的集中体现，他在面对人们尽力排挤野蛮人时，有着独立的自决行为。他给这个壮硕粗俗、跛脚眼盲的野蛮人一份厨房中的工作，让她成为洗涤女仆，他在在恶意谣言中的保留了自己的深层次的反思：“本来是缉拿窃犯、土匪、帝国的侵略者，可他们像危害国家的人吗？”在边境，野蛮人就只是寄生在小镇上的乞丐、无业游民，多的不胜枚举，他们的大部队会以以货易货的方式换走他们无法用游牧与骚扰得到的生活必需品。而老行政长官的兴致无非是搜集古代文物和绘制地图，还有那些值得欣赏的窗景。

和杜拉斯的《情人》不同，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不同，老行政长管面对的不是一个引诱者，他也实在太老，他只“从她漠然的身体中找到愉悦”（p55），同时在隔墙有耳的处境中忍耐着流言蜚语。在用炖好的豆子喂饱她的大胃后，他还要脱光她的衣服、洗涤她、抚摸她，睡在她的身边。而镇民们对待野蛮人言辞一致，他们早已在野蛮人不断的骚乱与打扰中失去了对其的同情心，听不懂的语言、健硕的胃口、肮脏与熏臭，不检点的手脚以及不知所以然的吵闹使得语言不通者成为言语讨伐的对象。老行政长官给予野蛮盲女的是“平静的爱”，而邻人则认为这个粗壮短小的野蛮盲女混居在“文明人”社会，和那些跟别人动手动脚、没羞没臊的其他蛮族女人如果有区别的话，她只是得到了权力的庇护。老行政长官因为自己的殷勤与宽解所承受的代价是，“窃笑、戏谑、心照不宣的眼神”（p43，他早就应该选择逃离所有人对他隐私没有限度的监视，和其他人一样在客栈那些小鸟依人的女人那里寻欢作乐，让“姑娘在怀里撒着娇，喘着气，高潮来临时哭着喊着”。而在老长官眼中，这个女人并不能成为男人欲望的联结，她也无法提供“文雅的快感”，她的脸就像拳头上覆盖假发，“自闭、笨拙、不可理解、古怪异样”，是那样的寡淡无味。而这种疏离在其他人眼中也同样是比野蛮更深刻的丑陋。

老长官决定送蛮族盲女回到野蛮人的部落，尽管她可能会被同胞善待，但她饱受折磨和蹂躏后示众的仪态注定无法像个正常女人那样被追求成为人妻。她就只是个一度受惊，甘愿受苦、被摆布、听人差遣的女人。他们在床上分开来时，这个“泄欲通道”就在他旁边自行睡去。而她回到厨房中时，折磨、刁难她的人将此作为探求她的方式，歧视状态在那些即便无比卑微的人那里也合理的出现，漠然的说辞不会被当成欺瞒。于是，老长官放弃这个不懂迎合与取悦、邀功与乞赏的蛮族盲女，“计划去地方游牧部落的冬季营地”。他在自己对抵触、压抑与抗拒的放弃面前还是选择解放自己的情欲。他需要的是销魂噬骨的肉欲之巅，“想要她就是进入她的身体，突破她的表层，把她平静的身体内核搅成一个欣喜的风暴，然后退出来，半熄欲火，等待下一次欲望掀起。”他选择送她回去，“用烧灼、扯拽或者劈砍来探测别人身体的秘密，从根本上是个错误。”他们穿过冬季的边境，走过山谷与盐碱地，在被狂风被刮跑的帐篷里做爱，用高级的交流方式与她同行，在无奈的柔情下实现最后的补偿。

在军事行动前，上校乔尔向野蛮人发出预警，进行长时间会晤。马队看起来的凯旋体现在其中一队脖子上拴着绳子的人上，“野蛮人裸着脏臭的身子，捂着腮帮子，好像他们都犯着牙疼。”后来，这些人背上被炭条写着“敌人”。乔尔指挥士兵鞭棒去打那些野蛮战俘，非得打下他们一层皮。士兵打累了，就把警棍移交给群众。后来，野蛮人渗血的笞痕上落满了苍蝇。而围观者却有着小姑娘的神情：“没有仇恨，也没有杀戮的欲望，只有好奇至极的神情，像是全身只有眼睛还活动着在那里享受着难得的视觉大餐。”当他思考着，“设法阻止暴行比为野蛮人而捍卫正义更容易些”的时候，他那作为本地老行政长官的威望早已不复存在，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处境，“抛弃朋友，和下贱货鬼混、人们都为你的渎职感到羞耻”为名，要将他送上法庭、打入囚牢。老长官早已识破了局势，“他们不会在我神志健全、身体无恙、言辞犀利的时候开庭，他要把我投入黑暗的禁闭，直到我变成一个满嘴胡言乱语不像人也不像鬼的白痴，然后把我拖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法庭搞一个他们自己都觉得无聊的5分钟的诉讼程序。”

在老长官的身体遭到摧残、蹂躏后发出发出绝望的痛嗷惨叫，被倒挂在树上被群众目击到“通敌的下场”。“这是在召唤他的野蛮人朋友”，“诸位听到的是野蛮人的语言”，群众对这种事情还抱有一丝幸灾乐祸的调侃。但是，当大敌压境时，当边境的军队面对战事不利时，小镇居民成为首先的殃及者。在实行军人专政的小镇，居民借故纷纷离去，丢下他们的财产与房屋。而士兵与野蛮人都可以因此大发战争财。以前这位老行政长官希望着退休后过着受人爱戴的生活，如今却沦为乞丐，羡慕起在沼泽边像其他人一样搭建芦苇棚的捕鱼生活。这时候的乔尔上校相信着自己能够大败野蛮人，通过围剿与追捕威震四方，有朝一日能够权倾朝野。灾难滋养着险恶环境中人们的想象，逃的逃，避的避，这就是本镇居民在等待野蛮人到来的最后时日的实况实录。那些“企图用最极端的方式得到最彻底的真相”的居民要么是在移居异地的途中，要么是在等待的野蛮人的反攻。

有一话是译后记提到的，当时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抄。现在我摘录下来,“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他们要向我们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着的人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个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插入管子灌进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

幽暗之地：当污点在心理战中可能作为终极防身之物

译者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与库切的《幽暗之地》联系起来。于是，在看完《越南计划》之后，我决定放弃《雅格﹒库切的讲述》。在《越南计划》中，我们唯一能够读取到的信息都是围绕着雅格﹒库切、尤金·唐恩以及其精神病妻子玛丽莲的故事。社会上一直流行着一种虚构的神话：我们同龄、同时代且同谋，我们在摆脱为难处境的时候合体。每个人都试图通过参与挤兑、围攻来击溃敌人的心理防线，从佯幻意义上取得的优越正试图帮助人们取得，“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我们只是“时代病”的同谋者，而这种精神控制是我们在各种利益的裁决与判读中最终确立得到的。

我记错了电影，记得一个数学天才在对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过程中，多次妄想自己从报纸等媒体的话语中截取与拼接了第一手的地方情报，并将大量的数据分析投递给当局政府。我以为是《骄阳似我》，结果不是，我刚才查到是《美丽心灵》。尤金好不到哪里去，他病的不轻，正好制造了一份《越南计划》，并且一直自诩为一个对战争科学做出显著贡献的军事专家。我们从他漫无头绪的心理痕迹中难以找出一点点专业意识的迹象，他就只是期盼着论功行赏，只是抱怨着枕边人的徐娘半老，他对于国家战争没有系统的概念，是个被业余精神冲昏头脑的游手好闲者。库切委婉的拒绝了这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没有采纳尤金的这份半吊子的《越南计划》。而尤金对库切的推诿认为是“他的官僚地位受到一个崭露头角、前途无量的属下的威胁，他的下级不再满足于按照那条正道缓慢的往上攀升。他已经是老不中用的老牛，而我是初生的牛犊。”（p8）尤金认为库切因为狭隘心理而误判了自己的辛劳，而他事实上只是掂不清自己的份量。这是一场跨过境的区域战争，而不是在假想敌面前的纸上谈兵。尤金做出的努力，在杜鲁门图书馆的一角每天下午按时就坐，“忙着做摘录、核对引文、编制书单、记下要点。”在没有任何对实战经验与客观实际条件知悉、熟稔的前提下，做着放在任何一个年轻人那里都能做到的信息处理与整合。

尤金还怀疑着自己妻子存在的移情别恋与精神出轨的问题，她是同样也存在着需要药物帮助才能够缓和的精神问题。尤金一直感叹着韶华易逝，“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可是个穿着泳装、高傲矜持的模特儿。”而今天却是满脸皱纹、精神错乱、萎靡不振，靠在下午茶时间与朋友谈论隐私的普通女性。她嫉妒我在《越南计划》上面花费的时间是从陪伴她的时间中抽离出来的，她厌恶我抵触与她交流《越南计划》，她不信任我，并且认为我已经在漫长的搜集信息中泯灭人性、丧失同情，痴迷于暴力和错乱的幻想。但的确如此，尤金承认“凡是进入战争最深层体系的人都受到一种能彻底令他奔溃的恐惧的折磨。”尤金与玛丽莲的性事业随着这种战争的拖沓、历史的低谷而敷衍化，“我那遭罪的活儿死死的挺进根部，徒劳的在一个巨大的洞穴里抽动着头部。而这恰恰是它最渴望由着它的性子被温柔的、牢牢的，而且绝对可信的咬住、晃动的时候。”

尤金的精神病一直以非常隐秘的形式在他的身体里流窜着，在极端环境的影响下他接受着不同包裹里的照片，很多文件都收藏在公文包中。尤金忘乎所以的表示，“我可以依赖包裹里的照片给想象力增添些脉冲。”这些照片、录像、电影背后的传闻像一把镰刀一样割走他所有的理智：酷刑下的战俘、死囚以及病奴，如何在杀戮中活下去，如何在污秽、恶臭以及瘟疫的胁迫下保留自己最后的人性。“我们携带着武器、枪炮及其隐喻，这是我们所知的在我们和我们的目标之间唯一的联结。”（p26）很多的重刑犯面临着无法逃避的酷刑，在连续的疲劳轰炸之后他们会失去所有思考性的抵抗，变得神志不清，对自己所有的罪名供认不讳。而真实的、真正的战争对于人们来说，不应当使任何人有负罪感，因为在任何方面的剥夺以及限制，不应该是惩罚人们的标志，而应该是一种普遍去罪倾向的授权模式，它鼓励人们从不同形式下与战争的目的高度的结合与统一。但是就是在尤金在写《越南计划》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对于惩罚、对于罪恶不负责任的抛售，向那些向帝国承诺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的人。尤金的负罪感让他陷入的精神错乱，而库切的漠然也似乎合乎寻常。记得张纯如在搜集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图片的时候，和尤金那种绝望的负罪感，那种窒息扼住喉咙的精神状况相比是重合的。

尤金一直做着心理斗争，“我希望完全模仿他（库切），成为毫无二致的复制品。”但在全国一致的精神控制中，适应越战的宣传机构响应着普遍被认可的心理战策略。在垄断资本现行下的美国国人，只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越战，并且巩固美国通过杀戮这样的污点在国际上确立起来的帝国意识，而对于越南本身尤金则希望，“如果我们希望接管一个社会的方向，我们必须从它的文化框架内加以引导，或者根除它原有的文化植入新的结构。”尤金谈到了自己对于暂时的心理战上胜利的看法，希望越南的那些村落、游记队、抗争者并不是他们民族整体的唯一受迫害者，他希望这些被完全当做惩罚对象的人们既不是帝国杀鸡儆猴的对象，也不是彻底瓦解到对方集体抵抗的先锋。他希望他做出的《越南计划》，能够超越“政治暗杀行动”，那帝国在越南那里发生的错误得到合理的矫正。

而不久之后，玛丽莲以及所有人都在等着揭发尤金的一刻，他们在我病发前一直以熟悉的面孔埋伏着，有着很长时间的观察期。达尔顿和赫斯顿的汽车旅馆都不可能为尤金提供写字台。而所有电话都受到内务安全部门的控制，他只是在距离上与玛丽莲、库切以及其他人隔绝了消息，但他们很快会根据迹象找到他。就在他想象着如何和任何的亲密关系一笔勾销的时候，玛丽莲找到了他。鉴于尤金之前并没有精神疾病的记录，行为举止也未曾有过异常，纵使是心理防线的奔溃也不应该和国家行为有着任何千丝万缕的牵扯。他们是这样定义尤金的精神错乱，“与战争策划的密切接触使我对痛苦变得麻木不仁，使得我用暴力手段来应对生活的困扰。同时，我还染上了负罪感，我身上神经质症状的发作就是其体现。”而那些授予他精神病人身份的人或许并不知情尤金的生活，他每天都看着那些照片：人们从被切开的身体拽出内脏，把手伸进去，用敌人的鲜血洗涤自己被火药染脏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