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经典读后感有感

《四书章句集注》是一本由[南宋] 朱熹 集注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40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四书章句集注》读后感(一)：《孟子》：上天安排的劫难

谚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其一定的道理。这辈子上天（命运）总要安排给人一些的劫难，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从未来的视角来看，这些必然要发生在现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如果灾难早点到来了，你又能逃过这些劫难，等于提前完成了人生最难的部分，那么未来的顺风顺水，也应当是理所当然、可以期待。

我本人小时十岁以前经历过三次重大的生命劫难，一次差点被巨木压死、一次差点河里淹死、一次差点被电死，要说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斯文”的小孩，尽管如此，依然还是遇到这些事。这些事后，我感觉自己命运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至少从自己的选择而言，不会埋怨任何人。

《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从孟子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要实现从当前状态上本质的提升，肯定是需要经过一番苦难，经过苦难之后的成功或者目的达成，是一种更为稳固的成功。一个人顺风顺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劫难的发生，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

无论何时发生，如果不能把“危机”中的“危险”去掉并将其转为“机会”，至少要采取一切措施度过这些“至暗时刻”，经过这些劫难之后，柳暗花明、雨过天晴的可能是很高的。

《四书章句集注》读后感(二)：不可企及的高峰

《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非常有名气。它是中国近千年唯一的考试教材，无数的学子从背诵、问对到作文，对这本书烂熟于心。我们整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也可以说很大程度干系于这本书。所以，仅仅把它当做一本学术著作，太不够了。这本书非常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从而也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文化、经济、艺术、科技等等。就好比奥古斯丁或者阿奎那对于基督教和《圣经》的巨大贡献，《四书章句集注》也是朱熹对儒家以及儒家经典的巨大贡献，——这些智者和他们的著作使得东西方都对自己的信仰更加系统化、学术化了。

朱熹一生用功于这本书，据说他临终前三天，还在对其中的一条批注进行修改，书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讲究，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也都出于此，比如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等。朱熹对于古书所做的注我读过的，只有《诗集传》和《四书章句集注》这两本，但是能够很明显地体会出朱熹作注的风格，非常简洁、洗炼，注重义理阐发，在训诂上，没有非常刻意冗长的解说（这个清儒的经学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充分利用儒家的经典，阐发理学的理论，以史说今，以旧证新，充分发挥中国文化中文以载道的传统。

儒家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理论底色，就是今不如古，认为后世的各种制度、文教都应该回归古人的经典。在儒家学者心目中，周代是儒家的治世，孔子认为自己衰老的标志就是久不梦周公了。但是如果用我们现在出土的文物和可以考证的文献来判断，周代远远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野蛮，人均寿命不高，经济单一，生产力微薄，生活质量很低，除了祭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还处于人类文明的薄曦，距离治世太遥远了。

即使不用现在的高标准去苛责古人，只用宋朝甚至之前几百年的历史来看，也有很多时代从文明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周代。理论上认为周代是理想国，而现实中人们充满疑惑。这个巨大矛盾要求后世的儒者不断修正儒家的经典，使儒家的经典更加适应后代社会，从而客观上证明周代的典章礼乐确实有社会顶层设计方面的优越性。汉朝以后理论的主流从“我注六经”慢慢蜕变为“六经注我”。朱熹对四书的重新整理就是这个理论发展大背景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朱熹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对儒家发展的巨大贡献有几个方面。

首先，重建了儒家的道统。构建了一个从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的古代道统，用二程续上这个道统，当然朱熹言外之意不外自己就是这个道统的衣钵传人。整个体系比起韩愈当年的说法，更加丰满，更有说服力。

其次，重新梳理了古代的经典。尤其是把《大学》和《中庸》和《论语》、《孟子》并提，构建了一个由简而繁，不断发散的理论体系。鉴于《大学》中有些文字已经不传，朱熹亲自写了一些文字，并且把篇次重新调整了，使散乱的古代经典能够更好地为后人所理解，也能够更好地为他认为正确的儒家理论来服务。当然这些超出学术整理的行为也使他在后世招来了不少诟病。

第三，吸收了不少其他理论的提法。朱熹所处的那个年代，早已经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尊荣了。道教的养生之学，佛教的遁世之说，都有很多拥戴者，其中不乏帝王重臣。虽说朱熹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些“似是之非”，但是平心而论，这些理论也有很多可取之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没有明说，但是暗中却使用了不少这些异端外道的理论和用语，使儒学更加有普适性，也更有弹性。理论只能在兼收并蓄中才能历久弥新，这点恰恰是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的重要贡献。

第四，提出了一条理论主线贯穿始终。通过对经典的注释，通过对注释的有选择性地收录，也通过对这些注释的进一步阐发，朱熹一遍又一遍的用“存天理、灭人欲”这个理论来重构经典，甚至把古代经典的原文反过来变成了当时理论的注解。正是因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朱熹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程朱理学成为了后世的显学。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部名著中有一句名言：“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将来。”看来不论在什么时代，道理总是相通的。想想朱熹当年，并没有什么行政权力，甚至也没有显赫的学术地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思想重新构建古代理论，进而深刻影响后世，确实是难能可贵。

理学思想如何钳制后世发展，如何使我们这个民族只知心性，不重实务，使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文明，这些都不待说了，历史早有定论。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还是需要不断破除这些真正的“心中贼”。但是，假如没有朱熹对这些经典的整理，理论的提出，我们这个文明古邦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混乱，社会会更加无序，道德会更加失范。

当然，谁都知道，历史不容假设。

正如，不论如何解读，朱熹和《四书章句集注》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BY ZJMR

2019.1.9

《四书章句集注》读后感(三)：【转】许家星：朱子四书学中的诗学

作者：许家星，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 | 《光明日报》（理论版）2022-04-18

朱子的学问，综罗百代而广大精微。朱子在所耕耘之学问领域，既注重其独立性，又善于统贯综合之。就朱子《诗》学来看，学界常就《诗集传》展开研究，而对朱子《四书》经学中的诗学，则少有论述。然如将《诗集传》与《四书集注》稍加比照，即可发现同样的诗句在两种文本中往往呈现出不一样的意义。此同诗异训的现象表明，在《诗集传》之外，朱子还有一种居于四书学视角的诗学。就五经与四书关系而言，《诗经》与《四书》关系最为密切，约有八十处诗句为《四书》所引，另尚有论诗之说数处。有些诗被各书多次引用，如《文王》即被引用7次，体现了文王的特殊地位。 《四书》对《诗》的引用，采取断章而取义的方式，仅选片言只语以为议论之资。所引《诗》最短者仅三字，即孔子以《駉篇》“思无邪”为《诗》之大旨。《四书》对《诗》之“取义”服从引用之需要，常不同于其原义。朱子在《集注》中明确揭示此点。如《孟子》引《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来阐发“周公方且膺之”，朱子指出此乃“断章取义”，借本来歌颂鲁僖公之诗用于周公。又《论语》“三家者以雍彻”引《雍》诗“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诗集传》以此为赞赏天子穆穆之容，《集注》则认为夫子引此意在讥讽三家“无知妄作，以取僭窃之罪”。《小旻》“战战兢兢”在《诗集传》中主旨是担忧“丧国亡家之祸”，而《集注》则断其主旨为得道者的保身以“全生全归”之学。《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诗集传》认为是“刺淫乱之诗”，而《集注》以为隐者借此表达对孔子汲汲救世行动之不满。 朱子在指明《四书》就所引之诗断章取义，借辞明意之时，而着力阐发了理学之工夫论。如《集注》与《诗集传》对《文王》诗句之解释即对照鲜明。《大学》新民章引“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集注》解较《诗集传》多“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这一言外之意，以契合其明德新民说。除此等“添油加醋”方法外，朱子还不惜改造原文之意，如《大学》知止章引“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把“止”解为与“敬”相并列的实词“所止”，“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而《诗集传》则言，“止，语辞也”。且以全句主旨在文王之敬，故“止”作为语气虚词实无足轻重。朱子将“止”实义化则是出于强调“知止”工夫的需要，体现了以义理工夫定训诂的理学解经特色。《大学或问》中对此有明确说明，认为断章引诗，借辞明意，不合本义乃是惯例，“古人引诗断章，或姑借其辞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义也。”朱子认为《四书》所引《诗》，除正面指点工夫用力外，还有从反面针砭为学弊病者。如《论语》所引“如切如磋”诗，即意在告诫学者当避免目光短浅、好高骛远之两种为学病痛。“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所引《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既以之赞赏子路，同时又警告子路不当止步于此，而当向前更进于道。“唐棣之华”体现了圣人对为学工夫难易的中道把握。 朱子《四书》同样注重阐发所引诗之哲理，将引《诗》与所在文本义理通贯之，体现了理学、经学、诗学的一体。如《中庸》引《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诗集传》解甚平实，认为鸢飞鱼跃乃是兴之手法，通过鸢鱼“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状态，表明岂弟君子必作乎人。《中庸章句》则视此意在论儒学道之体用，“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是借鸢飞鱼跃来呈现道体的流行不已，彰显道体所具有的显现之用和隐微之体之两面。又引程子说，指出此体现了子思工夫所在，显示了道体“活泼泼”的特质，当用心体会。此显然是以理学思想挖掘本诗所无之意，此诗也成为宋明理学表达道体思想的普遍话语。又如《孟子》引《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证明人性本善。理学家对此诗特感兴趣，以理学思想对之深入发挥，使之成为表达理学人性论与道体论的普遍话语，《孟子集注》所引杨时说，即以此释《孟子》形色天性，认为“物者，形色也。则者，性也。各尽其则，则可以践形矣”。以物、则作为一组概念来贯通形上与形下、实然与所以然之一体。 朱子还通过《四书》中有关诗之论述，表达了“诗本性情”的诗学观。在《论语》“兴于诗”章提出“诗本性情，有邪有正”之说，“诗本性情”道出诗的根源，实发诸人之性情，以表达所感所思，喜怒哀乐。诗并非脱离人之性情的高深之学，本是凡有性情之人皆所能者，正如闾里童稚所习闻之歌曲。“诵诗三百”章朱子又提出“诗本人情”说，再次强调诗乃是人有动于中、感物而动之情感的自然宣泄。既然诗是情感之表达，而情感自身存在“有邪有正”之两面性，故《诗》之内容并非纯善，而是如人情一般，同样具有善恶两面。《诗经》所收诗之内容并非全是正面向善者，也有所谓淫诗者，其意义在于劝善惩恶，最终使人恢复其本然性情之正，以达到教化人心之效。“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于“子所雅言”章提出“诗以理情性”，可见诗既来自情性，又用于调理情性，而显其教化之效，故夫子雅言之。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子认为夫子赞赏此诗之用意，在于希望学人通过对此诗文辞音调之把玩鉴赏，来洞明其中所传递的性情之正。“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朱子这一“有正有邪，劝善惩恶”之说解答了为何《诗经》中存在大量“淫诗”的问题，也回应了《诗经》如何落实诗教之困惑。他对《诗》“思无邪”之解亦紧扣此主旨展开，采用了从文本到读者的视域转换之法，认为“思无邪”并非《诗》之内容无邪，而是作为阅读接受者之心的无邪，以此反对《诗序》“三百篇皆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者”说。并进一步指出“思无邪”之实质就是诚与敬之为学工夫。夫子告诫孔鲤学《周南》《召南》，盖二诗所言乃是“修身齐家之事”，可见朱子论诗始终紧扣道德修养工夫，盖性情仍落实于修养。 “得之言意之表”的学诗之法。朱子在《论语》“巧笑倩兮”章表达了对学诗之法的认识，认为子夏所提出的“礼后乎”说表明他领会了为学与学诗之法，不应拘泥章句之末，陷入固执拘蔽之中，而要做到得乎言意之表。针对孟子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说，朱子认为，此同样表明对《诗》之理解不应拘泥个别文字以至于破坏全句之义，亦不可纠缠个别句子而损害作者之意，解释的任务在于以自家之意来迎接获取作者之本意。“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此道出了解《诗》当得之言意之外，不为词句所束之思想。朱子在《论语》“诵诗三百”章提出《诗》之内容涉及人情物理诸多实际知识，学者当由读《诗》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发挥经世致用之才，“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最不可流于章句之学。朱子还认为，“夫子兴观群怨”章道出了学诗的全部方法，即“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可见《诗》乃是一个包容广大的体系，它关乎志向意念之感动激发，当由此来考察性情之善恶得失，做到性情之中和，即和不流，怨不怒，《诗》同时还是一套知识体系，由此可以增长见识。 总之，朱子四书学居于其经学与理学为一的立场，把握《四书》引《诗》断章取义，以明己意的特点，居于理学义理与工夫指点、弊病针砭的视域，对所引《诗》句作出了不同于《诗集传》之阐发，同时阐明了“诗本性情”的观点，提出读《诗》当得于言意之表的方法，体现了朱子四书学之诗学观的自成一体，值得留意。

《四书章句集注》读后感(四)：【转】陈来：为什么《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

摘编自《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版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在西方，古希腊以“爱智”为“哲学”的精神特色，也对后来的西方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塑造作用。古代中国哲学就不是以“爱智”为特色，有些学者以“成德”或“明德”为中国哲学的特色，以与爱智形成对比，这些说法也都言之成理。 “爱”如果是爱好，“智”如果与学习有关，则孔子思想中有一个观念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好学”。“好学”绝不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普通的概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好学”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基础性的观念。 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这就是说，有忠信之德者并不少见，但“好学”之人则难乎见矣。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孔子是把“好学”看得比“忠信”更为难能的一种品质，虽然在道德德性的系谱中“好学”不见得比“仁”“忠”更高（忠信本来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德行）。 另一个例子是，鲁哀公与孔子谈论，问及孔门弟子，孔子说：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孔门贤人七十，弟子众多，可是孔子却独许颜回为“好学”，颜回以外，则“未闻好学者也”，这再次证明了孔子的确把“好学”看成非常重要而难得的品质（德性）。《论语》另一则也记述：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此段与上例相同，不论哀公所问与季康子所问同时与否，孔子的思想是一贯的。 仔细体味《论语》中以上三段话，我们就可知，整部《论语》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置于全书之首，应非偶然。因为孔子对“学”、对“好学”的重视，确实非同一般。 我们也就知道，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一段话中的“志于学”的意义亦非普通，“志于学”亦即“好学”之志，所以“学”与“好学”既是孔子思想的发生学上的历史起点，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逻辑起点，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 那么，什么是好学呢？ 无疑，《论语》开篇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好学者的自道，好学首先是把学看作一种乐事。明代理学家提出乐学，这在孔子思想中是有根源的。反过来说，从学习中得不到“乐”趣，就不是孔子所说的好学者，也不是孔子理想的教育，责任不只在学者，也在教育。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孔文子是卫臣孔圉，孔子说孔圉所以被称“文子”，是因为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因此，好学不仅是个人独享的乐事，也是在“问”“闻”的交往活动中展开的。当然，当世好学者并非颜回一人，孔子自己就是好学之士，孔门之外，孔文子亦被孔子视为好学者。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这里显然讲了好几个方面，如默而识之属思，诲人不倦属教，但“学而不厌”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确是一致的，体现了一种对学习活动的无条件的喜爱。这里“爱学”“好学”正与“爱智”成为对比，所以：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论语》记载孔门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己矣。”（《子张》）时时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同时又不忘已经学得的，这是好学的表现。 现在我们可能要问，“好学”是否为一种德行或美德呢？一般地，我们把仁、智、勇等作为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认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理智德性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性熏陶出来的。” 这样看来，好学可能近于所谓理智德性。但理智德性是恰当运用理性的德性，与好学有所不同。表面上看，好学与仁、智、勇各种德性很不同，似乎不属于德性，不过，这如何能解释孔子既称颜渊为唯一好学者，又把颜渊归类在弟子中“德行”一类？无论如何，孔子是把“好学”看成与伦理之“德”有别的品质和活动的，他提出“六言六蔽”来解释他的看法：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这一段很重要，仁、智、信、直、勇、刚都是伦理德性，但是孔子强调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好学”。不管孔子这里是否有特别的针对性，对照前面孔子一生对“好学”的高度重视，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里的“六言六蔽”并非孔子的偶然之见，它表现了孔子对德性与学问的整个平衡的了解。如用《中庸》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话来看，后世宋明儒学中如阳明学特别强调“尊德性”，甚至不惜牺牲“道问学”的那种讲法，无疑离开了孔子所掌握的平衡。好仁不好学，则会缺乏智慧而容易受骗；好智不好学，心智散荡而不得其中；好信不好学，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都有刚勇而失其方向之弊。有仁有智有勇有刚，但不好学，则有偏蔽。因此，每一种伦理德性（这里的仁只是一种具体德性）都必须与好学联系起来，相互补充。 自然，“好学”并非独立自主的，我们也可以提出好学不好仁，其弊如何，好学不好信，其弊如何，等等。但是的确，如果没有“好学”，只有好仁好智，孔子就不成其为孔子，孔子留给后世的形象中“好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这在唐代以前的儒学中是不曾有过疑问的。而“好学”对于中国文化之传续、发达，也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亦有其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塑造并非可以独归孔子，而是和后世儒家传统的形成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制的建立也密切相关。 在孔门中，对“学”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大体上是因为学生性向资质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子路即似不好学：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历来的解释是：子路举荐子羔为季氏做费宰，孔子认为：“子羔质美而未学，遽使治民适以害之。”（见朱注，第129页）故子路辩解说：主政治民也是学，何必读书才是学呢？孔子说：我不搭理为自己的谬论辩解的人。 子夏则有一段话，认为能孝悌忠信即是学：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 贤贤易色是重贤轻色。孝悌忠信都是伦理德性，能孝悌忠信当然很好，在一个较低或较松的意义上也可说能孝悌忠信即己好学了。正如后来王阳明说，能行孝行悌即知孝知悌。但就孔子只许颜回为好学，以好仁、好信与好学相对，可知严格或全面说来，能孝悌忠信还是与好学不相同的，子夏毕竟不是孔子。 这里引出下面的问题，究竟孔子所好的学、所谓的学是指什么范围的知识和活动？无疑，学首先是学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所以，安乐哲说，学的含义是传递文化遗产，学的对象是人类文化（文），是没有问题的。 又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在这里的学，明显是指学习的过程，更限定地说，是对书籍传达的历史文化、典仪知识的学习。故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学要博学，博学的对象是文，即文献典籍，子路的辩解“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也证明孔子所讲的学，多是指读书学文而言。 但孔子讲的学不止于此，这也需要注意。如孔子讲的学诗、学礼，其中学诗固是学文，学礼就既是学礼之文献，又包含着对礼的实践了解，而学道就包括学习道德的意思了，在这方面孔子确有广泛的学习观念。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这是一个“士”的形象，这里的“好学”指忠信敬义而言。 其次，孔子讲的学不止于知识的摄取，也包含着在哲学上的抽象与思维上的提升。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下学而上达，说明好学之学经过一个过程后可以达到“上达”，上达是经由下学而达到的对天命的理解，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统一原理的把握。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如果仅是因为孔子好学，就认为孔子只是了解经验知识的多样性而己，则为孔子所反对，孔子肯定地表示，他既是多学而识者，又通过下学而上达，能达到一以贯之。 最后来看孔子说为学的目的：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不管学什么，学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的潜能，而不是为了表现给别人。学是为了自己的受用和享受，这种受用和享受是追求内心幸福的人所追求的精神与心智的满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的基础。

《四书章句集注》读后感(五)：【转】杨立华：四书的历史条件及其精要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四书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会单独选中这四部文献？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和思想前提预设之下，才有这样一种思想结集的可能？如果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也就是儒家经典从六经到四书的这样一个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发生的？ 我们既要看到我们和经典之间的深刻共鸣的关系，也要看到我们同经典之间的深刻断裂的关系。只有同时意识到这两点，我们才能发现我们每个人走向四书的方法。 在今天看来，我们常常觉得四书就是国学的根基了。到四书这儿，宋代人的注释就已经古得不行了。但我们要知道四书的文献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直重要，或者说从孔子以后到北宋初年都不是最重要的。当时整个一千年的时间，真正重要的经典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孟子》从先秦、两汉乃至隋唐，一直都是子书之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文本系统是经、史、子、集，经是排在第一位的。《孟子》只是子部儒家类的一本书而已，而且跟《荀子》的地位并无本质的区别。到了宋代，这本书被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 为什么四书到了北宋被提升为经典的地位，到了南宋经由朱子的确定、合集成为后一千年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展开的真正的基础呢？这是我们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回到整个两宋的思想氛围来看，而要讲明两宋的思想氛围，我们就要找一个和它相对应的时代，这个时代我就选择了魏晋。我们看看两宋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它的底层预设发生了哪种改变，或者说两宋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前提跟魏晋时期有了怎样的不同。在此我要引用的汤用彤先生的著名论断，一种传统认为圣人不可学、也不可至；另一种认为圣人不可学、而可至。意思就是说“闭其累学，而取其能至”，不能通过后天学习来达到，却能通过一种神秘的手段达到，这种神秘的手段就是静坐，或者禅定。这显然是一种佛教传统。汤先生说，而到宋明，把这两种传统放在了一起，圣人既是可学的，又是可至的。这就是汤先生的一个著名论断。 中国人认为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实际上严格地说只有魏晋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才把魏晋和宋明挑选出来。两宋的基本论调是说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道德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的，而魏晋的风格是说完美的人格是后天的努力无法达到的。这是两者的区别。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取魏晋作为参照系统的重要原因。 这个理论预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整个魏晋风度或者说魏晋玄学的最根本的思想前提，同时又是魏晋整个政治哲学的根基之所在。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都以人为思考的对象和目的，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始终都处于核心的位置。 思考人的问题如果说得简单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就是个体道德的问题，或者说个体生命状态的问题；另一种就是共同体或者说社会或者说国家的整体状况的问题。前者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而这两种问题的思路又是相互作用，息息相关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转”这样的预设，预设了怎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图景、政治哲学的可能呢？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的性情、才能都不是后天努力所能改变的，那么在一个政治系统里什么最重要？如果我们预设说每个人都不能改变，那么我们识别人，得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才性，然后选才，重要的在于识人选才。识人选才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或者道德完美的人，而是要把不同才智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汤先生认为，这样的选材观念的出现，败坏了后世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人没有所谓不道德的，只有人被错置、错位了这种情况。什么叫错位？这个人应该去做法官，你去让他去做财务官，结果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好的结果，那是因为人的位置错位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道德，而在于识人和选才。 那么两宋呢？尤其是北宋，北宋与魏晋时期整个思想预设形成了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就体现在：第一，它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氛围。这样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时代氛围，它的基本的前提预设与我们刚才说的偏材之性不可转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样的基本预设，人的最重要的方面首先体现在他的道德。一个良好的国家必须是由大多数有道德的人，或者说大多数的人有道德，才能导致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社会状况，因此在这样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里，对于每个个体最重要的是教化，尤其是道德的教化，是人的道德的提升。他要努力通过政治的方式，建立一个带来普遍的道德提升的土壤。只有有了这样一个普遍的道德提升的土壤之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伦理状况以及文化状况才能是好的。这是它的一个预设。 我们可以把北宋整个的开国规模和士大夫规模总结为两个字，一个是北宋帝王的“畏”，一个是北宋士大夫的“忧”。而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两者，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两种精神实质。我们读完《四书章句》以后就可以发现，儒家精神最根本的实质是什么？是儒家最核心的情绪和气质。有了这两者，北宋的儒学复兴能开展到那个规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理解了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后，我们就进一步回到我们的主题。北宋的底层的政治哲学预设是人是可以教化的，而且教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把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四书的重要性已经呼之欲出了。四书的集结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之下诞生的。 这里我们再跳出来一点说一个问题：宋代儒者思想成长的一番道路。如果我们去看北宋思想人物的传记可以知道，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泛滥佛老而归本六经。他们最初都要深入到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中去深入思考，然后要反归到儒家的六经里面去，重建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形上学根基。归本六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六经实际上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解释方向是非常多的。你随便从六经里抽出一个片断，或者抽出某几个片断都可以形成一个迥然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形上学体系。 仅仅说归本六经并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要建立的思想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仅仅说归本六经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所以我们知道，汉代的经学解释跟唐代以及魏晋的经学解释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说归本六经，那么归本六经哪部分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朱子语类》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强调四书的，“四子，六经之阶梯”。（四子就是指四书）在《朱子语类》里，那时四书的名字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内容是清楚的，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那么四子是六经之阶梯，是达到六经的途径。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可以这么说，可以把四书视作北宋或者说两宋儒者理解六经的事物。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六经的位置已经很虚化了，真正实在的恰恰是四书。 四书的出现，是跟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是可以教化的；第二，教化是治理的唯一办法，是治理的真正的重心之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大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人的成德次第，教化的具体方法以及教化和治理国家的关系。修齐治平，由修身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一个状况。接着是《中庸》，什么是《中庸》？它的特点在朱子看来，是孔门之心法，是孔门传授心法。所谓心法就是一种思想、一个学派最核心最精要的那个部分。中庸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庸》里也有方法论，但是它的方法论是跟目标以及根据结合在一起展开的。《孟子》则是更深入地对道德修养之必要性以及道德修养之可能的根据的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是人的德性的根据。这个人的德性的根据是什么？人性问题。《孟子》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他对人性的思考。而《论语》则是具体地讲述如何教化，是一些教化的具体范例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具体范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书都与人的教化有关。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四书才会在如此众多的古代文本中结集为所谓后封建社会也好、所谓近世社会也好的精神基础。这是我强调的四书之所以出现的必要性。 四书的具体形成过程。我们先来讲《论语》。《论语》进入经典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在汉代，《论语》和《孝经》被视为小学，不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或者说最高的经典。它只是人们学习和理解最高经典的一些准备阶段。这样的文本是一开始每个人入门都要学的东西，而到了五经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了，只有很高程度的人才能学习。这个过程到了唐代就已经有改变。唐代把《论语》列入最高的经典之一。到了宋代，更是把《论语》的地位提到了最高高度。这里接着就是《孟子》。《孟子》我们刚才讲了是诸子之一。在汉代《孟子》只是子书之一。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基本时代的氛围以及时代问题的指向都印合了《孟子》的内部思想的深刻性。像二程、张载、朱子这一派强调《孟子》之重要性的声音占了上风。到了南宋，《孟子》就已经被确定为确定无疑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我们都知道，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而已。《中庸》和《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中庸》在梁代的时候，在六朝时期就已经有别本单行的情况，就已经有单行本了。已经有人把《中庸》从《小戴礼记》中抽出来，作为单独的经典来讲述。比如说梁武帝还有一本叫《中庸讲疏》的东西，这在当时很有名。只有唯一的一本是宋人把它单独拿出来了，就是《大学》。 这四种书之所以被拿出来，除了时代的课题和时代的问题指向这种关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就是儒家道统的传承关系的问题。 儒家道统里面，“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儒家弟子分为八个派别。这里最为核心的、被视为正统的是思孟学派。思是子思子，孔子的孙子，孟是孟子。子思子的作品就是《中庸》。因此，在宋代对先秦道统的继承过程中，它继承子思子和孟子这两本书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思孟是道统。关键是《大学》。《大学》在朱熹看来，是曾子的作品。《大学》在朱子那里被分为“经”和“传”这两部分内容。大学一共有十章的内容。其中第一章朱子认为是属于“经”的部分，从第二章到第十章这九章被朱子视为是“传”的部分。经的部分根据朱子讲，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因此我们注意，由于子思子是曾子的学生，而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一个完整的道统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一个道统的观念当然也是选择这四部典籍作为四书的重要原因。因为《礼记》里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本，比如我特别强调《礼记》里的《儒行篇》；比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叫《乐记》。我们知道北宋一个最为核心的哲学概念是“天理”，这两个字在中国最早的文本根据就在《乐记》。但是由于《儒行》以及《乐记》这几篇文章在道统的谱系上找不到它的位置，所以也被朱子去掉了。这是对四书形成的一个说法。 朱子经过深入的思考，确定了这四部经典。以后朱子在四书的注释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毕生心血的凝聚。朱子曾经非常自豪地说一句话，我的《论孟集注》，一个字增不得，一个字减不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在骄傲感。不仅四书本来就是精华，朱子的注释又是精华。《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的名字大家读的时候要这么读，“四书章句”顿一下，然后读“集注”。因为《大学》、《中庸》叫“章句”，《论语》、《孟子》叫“集注”，章句和集注是两回事。章句是一种解释的方式，主要是朱子自出胸臆，主要是自己的理解。集注是朱子汇集北宋儒者对《论语》、《孟子》的解释所形成的一个注释。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总体的理解。 中国思想历史上有两个奠基性的人物，前一千年当然是孔子，就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代。而宋以后就是朱子。朱子用一辈子几乎注释了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的古代文本。朱子临死之日，还在修改他的《大学章句》，可见此书对他的意义。古代以这本书来考进士是有道理的。 朱子除了《四书章句集注》以外，对于四书的著作还有一部非常重要，叫做《四书或问》。《四书或问》实际上是可以跟《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配合起来读的。是针对四书中那些有疑问的部分加以充分的展开。所以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释的篇幅上，要比《四书章句集注》大的多，也详细的多。因此可以参照阅读。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前者是在朱子中年就已经写完了，而后者是到晚年都一直在修改的，因此这两本书在解说的过程中是有些地方不一致的。如果遇到的话要去认真面对。 四书成立以后，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经典的建构就出来了。进一步理解宋明理学，从宋代（当然也包括元代）到明代，对四书的具体解释是分判宋明理学家思想倾向和学派的根据之所在。尤其是对《大学》里面“格物”这个观念的解释。对这个观念的不同解释，实际上是分判宋明理学不同思想倾向和派别的根据之所在，或者说是最为重要的根据之所在。 四书的次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个次第是后儒改的。朱子的本意，据周予同先生的研究，不是这样排的。应该是《大学》在首，其次是《论语》，再次是《孟子》，最后是《中庸》。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庸》放在最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而心法是不能上来就读的。这是整个一个次第的过程。 我们就依据这样次序先讲《大学》。《大学》的核心观念其实是强调一个方法论，它是一部方法论的著述，讲述一个人具体成德的次第的著作。就是说，一个人要改变自身，或者教化一个人，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大学》的主要内容。 然后是《论语》。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它，就是“大”。《论语》是一部极为宽容的书。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厚道的东西。《论语》的每一句话，表面看起来都平平无奇，但是你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它韵味无穷。程子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他把《孟子》和《论语》对比起来说，孟子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英气太多。所谓英气太多就是伤人，太明亮、太刺眼。他说，孟子就像水晶，而论语就像玉，玉一定是温润的。 《论语》是把孔子治国修身以及教化的思想统统汇集在一起。孔子思想在教化这个层面在治国这个层面当然是“礼”。所以我在这里帮助大家矫正一个观念，很多人说《论语》最重要的观念是“仁”，错，至少我认为是错。《论语》里最关键的观念是“礼”，如果不能把握《论语》里礼的道说，你根本无从理解孔子讲的“仁”是什么意思。这是孔子的最核心的概念，我认为孔子的思想可以归结为“礼学”。 讲个人修身，他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强调为学，要进学。孔子很多地方是讲为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他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就是迷路，我们学习是学陌生的东西，学习是一个把自己投入到新的陌生的东西里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是什么？人容易失去方向感。所以是强调迷路。“思而不学则殆”，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说停止、懈怠，一种是说危险。我觉得是“停滞”的意思，思是从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推出那些没有的东西，从我们熟悉的东西推出那些陌生的东西。但是如果不经过学习，你所知道的东西始终是有限的，你思考的哪怕精微到了极点最终还是会停滞下来。所以，孔子在强调道德修养的时候是一个思、学并进的过程。为学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交友。这也是道德修养非常重要的方面。孔子交友有一个原则：“主忠信，无友不如己”。可是我问大家，如果大家都坚持“无友不如己”的话，这个世界还有朋友吗？你想跟比你高的人交朋友，而比你高的人却不想跟你交朋友。这句话是否矛盾？不矛盾。所谓“无友不如己”，是说只要一个人能成为你的朋友，他就必然有某些方面超过你，比你优秀。如果你找那种什么都不如你的人交朋友，我认为你不是交朋友，你是在寻找心理安慰。 在教化的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第一，有教无类，谁都可以教。第二，因材施教。那么读《论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论语》的上下文。《论语》每一条都是有他的上下文语境的。我们不能把《论语》中的话简单地拿来作为普遍的哲学命题来用，当然不是说孔子的话里不包含普遍的道理，但是你直接拿来就不对。 举个例子，比如孔子在叶这个地方，叶公问他：“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因此，很多人说，儒家是亲亲的，儒家是不讲公正的，这是完全不懂。这就需要回到上下文，第一，攘羊是大罪吗？是杀父弑君吗？不是，以这样一个小小的罪，儿子要去举报父亲，以这样一个小小的公正，去伤害一个大大的厚道，因为父子之亲在儒家看来，是一切伦理之可能的根基之所在。父子之亲都可以伤的话，天下还有什么确定性可言。《孟子》有一个道德预设：“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就是说，舜的父亲如果杀人，舜怎么办？包庇不行，杀人是大罪，舜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该判父亲的罪。接着孟子说，另一方面，把他的父亲偷出来，背起来就跑。“弃天下犹弃敝蹝也”，天下这么点小小的东西在父子之亲面前对于我来说，就像破鞋子一样可以扔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苦心之所在。因为风俗淳厚，才是一个人德行成长的根本保证。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文化的创造力不在于这个文化能产生多少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当然这个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土壤有否创造力，它的根本标志在于这个文化土壤能不能产生更多的君、有道的人。这个文化土壤体现在哪里？风俗。而风俗是靠什么来培养？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厚来培养。 《论语》又好读，又难读。好读是说，在四书中，它是文字最清楚、最简单的；说它难读是因为越简单可能发生错误的危险越大。《论语》是一部明理之书，但是它明道理的方式不是西方哲学式的思辨，而是语境化和生活化的。 《大学》强调“明其序”，强调为学之次第，《论语》强调“广其义”，以大来增广，那么《孟子》则是“深其思”。《孟子》的最重要特点在于，由于孟子是生活在一个对话的时代，一个思想言论非常庞杂的时代，因此他要面对不同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和反驳，反驳各种不同的错误思想。其中最有名的思想就是杨朱和墨子的思想。由于是在辩论中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因此《孟子》里面有《论语》里面所没有的对于一个道理的论证过程。因此《孟子》是非常深的，这几部经典里面，我觉得比较难读的其实是《孟子》。《孟子》的另外一个特点用韩愈的话说是“纯乎纯”，是非常纯正的，是孔门正统。我也非常同意这种说法。 最后是《中庸》。《中庸》是孔门心法。我们可以用一个“精”字，《中庸》就是“精其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庸》和《大学》是有互释的关系。它们之间常常有很多地方是互相解释，互相发明，互相发挥的。比如《中庸》第十三章与《大学》第十章的关系，以及《中庸》第二十章与《大学》八条目的关系。 总之，四书要经常读，你的人生将日渐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