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现象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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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学》读后感篇1

哲学意味着“爱智慧”，爱智慧并不仅仅意味着追寻智慧，更意味着最根本的惊奇：万物如何聚集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存在是如何和谐的。在这一意义上;现象学引导我们“回到哲学本身”：因为现象学不再贸然去问世界是什么，而是去问世界“如何是”，现象学所指向的不是哲学研究对象之实事性的“什么”，而是哲学研究的“如何”。

另外，哲学首先是一种“思”的活动，但人们却更多地把眼光停留在了这种活动的产物上。现象学以一种激进的“做”哲学的方式试图恢复哲学的原貌，它“是一种的‘做’哲学的方式，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套体系”。哲学之思始于惊奇，现象学的悬置使我们永远处于惊奇之中。悬置是“回到实事本身”的基本前提和道路，是现象学之“思”的态度的基本表现。现象学的自身反省意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自觉地思”的状态。

作为哲学本身的现象学的教育学意蕴非常丰富，可通过以下所列几项窥一斑而知全豹。

知识是教育系统的基本交往媒介，但知识不是教育的旨趣，知识所承载的个体价值是智慧的养成。把知识传承当做教育的终极目标，无异于把手段当做目的。“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智慧。”以智慧养成为目的的会思、会想的人才可能是有智慧的人。因此，教育中重要的不是作为确切答案的知识，教育过程追求真正的有知识：对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把知识多次地反复地思考过，在知识的活的身体里要有情感的血液在畅流。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引导学生由学习“如何思”并走向“自觉地思”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把学生带入到思的状态中去的过程。思，才是教育中的“渔”。如果教育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思”者，那只是造就了一些有学识的无知者。对于教育者来说，对所教内容的理解越深刻，就越容易把学生引入到思的状态，也能把学生往思的道路上引得越远。

教育理论一般被视为实践性理论：“一种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与解释性理论所关注理性的认识不同，实践性理论关注理性的行动。因此，“做”哲学与“做”教育具有相似的内在逻辑。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杜威的主张：“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教育理论的实践性，并不意味着教育理论就是方法的工具箱，而只意味着教育理论的规范性。

教师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逐渐积淀了对孩子的某种“看法”：好学生、差生……教师总是沿着这种“看”法去看学生。因此，悬置首先意味着教育的一种基本态度：要求教师回到每一次与孩子相遇的实事本身，而且，每一次相遇都要求教师从“陌生人”的观点来看每次的相遇：以探究、惊奇的眼光来看待他所面对的学生。作为陌生人的教师，最能给每一个孩子以公平的机会，这是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要求。

《精神现象学》读后感篇2

哲学的起点与终点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现象学，也不是哲学立场的类型学，也不是一个哲学导言。它是由欧洲哲学的引导问题和基本问题所推动的、由德国唯心主义(非任意的)所迫使而进入一个特定方向的理性的绝对自我展现(理性一逻辑)，黑格尔在绝对精神之中找到了它的本质和现实性。”这句话体现了海德格尔对《精神现象学》的基本评价。他认为，自初始起，黑格尔现象学的目的和任务就在绝对知识的要素中活动，所以它敢于冒险去扩展这种要素。有人指责黑格尔，认为“黑格尔在起始就预先设定了他要在结尾时所赢得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这不能成为反对黑格尔的理由，因为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一旦它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它就必然已经预先设定了那些它将要言说的东西。哲学就是这些预设东西的展开，就是精神回到其自身。所以我们要“参与”哲学，在哲学中与它的“本质之物”相遇，这种对本质之物的参与才是哲学解释的真正核心。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今天读《精神现象学》，就在于我们希望与黑格尔“亲缘”或“相近”。“相近”表示我们都有义务回答哲学提出的第一和最后的那个实质必然性问题，但也表示我们与他是有不同的，不是同样和同一个东西。

讲座接近尾声时，海德格尔发出了自己批判性的声音：绝对的东西真的存在于《精神现象学》之中吗?如果哲学的绝对之起点最后要通过其终点的完成来证明，那么它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要被证明的东西最终还是有限的。在这里。他与前人拉开距离，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为此，他多次思考关于“起点”问题。

我们认为起点和终点的问题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哲学之所以以形而上学问题为开端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对自己之外的、无所不包的、有广袤普遍性问题的提问，带有绝对性质。但如何认识或界定“绝对之物”则是矛盾的，因为人生活在时空中，必须从一个经验的、有限的东西，从直接性出发，从有限过渡到绝对，所以总会陷于“悖论”。哲学由此才永远处于“争辩”之中，才有自己的魅力和杀伤力。

以上主要从文献方面介绍了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某些异与同。总体来看，第一，《海德格尔全集》第32卷是理解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思想“转弯”的一篇重要文献，它们也是理解他《哲学论稿》的重要前提之一。它揭示了他的某一思想之源，展现了他的一个一贯基本哲学立场：追求一种“绝对”、“科学”、“总体”、“本真”意义上的哲学，并且以对“存在”的提问为核心。可以将GA32与后来的《哲学论稿》进行对比性的研读，两者的思想关连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本卷显示了海德格尔丰富娴熟的哲学史知识，对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文献的深刻了解，他驾轻就熟地在文献中抓住一些关键点，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所以，哲学史是他用来廓清自己思路的原料。第三，既然他对经典文献的解读是“六经注我”式的，那么这种解读就有强烈的目的性和任意性，并时常偏离著者的原意。正是在这种时而“过度”的解读中，他有了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