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绅权（增补本）读后感摘抄

《皇权与绅权（增补本）》是一本由吴晗 / 费孝通 等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皇权与绅权（增补本）》读后感(一)：家天下

一直以来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根本意识，都不知是哪本书给予自己的一个观念，我们的社会的最小构成单位就是家庭。他不同与西方的个体为单位，这似乎是在长期的农业文明里，造就的维稳的必然。

在这其中自己最为记住的一句话就是关于人性的，其实家天下里的那句大意核心是，对上的卑躬屈膝，必会成为对下的独裁专政。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吧，从某个角度来说皇权的不断更替和不断集中也令自己发觉人类的智慧果真是无穷的。权力变化的过程就是人逐渐的互相物化的过程，最终我们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被西方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上率先突破而大幅跃进。

始终记得情感就是大量感性素材的累积，我们的种种情怀都源自基因和文化的累积，到了今日才显现出来。权力是生产关系中结点的体现，他的手上一定有着人们所相信的事物。

《皇权与绅权（增补本）》读后感(二)：读《论“知识分子”》一文感想

费孝通先生从“知识为什么可以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的疑问中开始讨论“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为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而规范知识是中国传统里一直所重视的。自然知识是所谓的下层社会需要的知识，而规范知识则是上层社会需要的知识。而中国重视规范知识的社会结构，使西方的自然知识、技术知识无法融入传统社会。最后，费孝通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

费孝通先生所分析的非常清楚，有理有据。但是我对最后一句话并不十分认同。我想，知识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与这个社会的自然知识、规范知识是否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垄断了知识，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正如费孝通在文中指出的，有闲暇时间读书的是地主，而劳力的下层社会不能脱离劳动，很难挤入知识分子行列。只不过，在中国古代这种知识垄断的社会里，又因为儒家传统的思想重视规范知识，所以这两者之间难免有着某种联系。

西方社会也有知识阶级。美国有多少普通家庭能上得起学费昂贵的大学呢？英国纪录片《56up》不也体现了不同阶级间不同的教育情况吗？

所以，知识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是全人类追逐利益的结果，每一个所谓的上层群体都希望通过教育来保持自己的优势。这与自然知识是否和规范知识结合为一体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知识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应值得我们深思。

《皇权与绅权（增补本）》读后感(三)：经验等于顽固与落伍？

在阅读这种旧而不太老的书籍的时候往往有陷入这样一种情况的危险：被不断出现的“旧名词”、“旧概念”、“旧方法”或者是数不胜数的可吐槽之处迷花了眼，从而难以把握观点后更为可贵的思考体系、论述过程、写作方法等名家精髓。

作为七十多年前的书，它收录的文章在我看来，或是中规中矩（现在一些较老的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没错，即吴晗的文章，是我的问题吗？他又左又疯在哪？）；或是虽有创见，但也处处透露出无法理解，乃至于不通之处（抱歉，费孝通的文章不仅没有像你们说得那么好，反而是我槽点最多乃至于无处 吐起的，当然这与我的知识水平太低有关。）；或是虽然有趣，但略显单薄（嗯我很喜欢史靖的绅士的更替，写得很有条理，正好也是我虽知道但很难像具体想象出来的内容）；或是详实记叙，失于其过强的时代指示性。

这本书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概念的不统一。绅士究竟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在不同时候有什么变化，与什么因素相关，与什么因素相对，属于哪一个集合之中？不同作者指的绅权不一样，同一个作者前后所指也有矛盾，甚至忽略了中国是一个具有3000年有记载历史的国度，任何有效论述都必须涉及确切的时间与地点（人家谢和耐一个法国人都能说出来的事，何以一群中国大师却忽略了？虽然在某些著作中谢也没做到，要做到是很难的），他们往往把同一个词要么说成一动不动的，要么说成包罗万象的，甚至还有既一动不动还包罗万象的，令人咋舌。

重述：走马观花匆匆阅读一遍仅能使我勉强读出其观点，或一些明显的落伍之处，或不严谨的说法，其精华还需要慢慢品味，一直学习，特别可以和费孝通学习怎么写论文。

对了，这个增补似乎是画蛇添足。当然，我就这么一说，也不了解。

《皇权与绅权（增补本）》读后感(四)：费孝通论官僚士大夫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几乎可以说是由士大夫“控制”的社会。士大夫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 不过，按照本书中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从来分享不到政权。他们可以凭借官位资历获得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没有政权，而且，“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续”，他们在朝为官，回乡则为绅，利用自己在朝中的人脉和自身的特权去庇护自己的家族甚至一方百姓免遭皇权的压榨和欺凌。士大夫是读书人， 是“知识阶级”。费孝通把知识分为“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知道事物是什么样的，比如要生火，那么生火要用到什么工具？操作流程是是什么？怎样能够更高效的生火？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些就是自然知识；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理事物，也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谁去生怎么样的火，这里的生火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附着了人类的价值观念，涉及到应不应当和该怎样去分配的问题，这些就是规范知识。在古代，具体的自然知识是不被看重的，士大夫都以掌握规范知识为荣，并以此考取功名，建立权威，治理天下。由此观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为什么士大夫反对“奇技淫巧”，并在近代向西方学习时，会产生“中体西用”的思想，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缓慢，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不过，规范知识和自然知识本来是相关的，而上古时期生活简单，规范知识并不为少数人所特有，但随着时间流逝，生活逐渐复杂，流传日渐久远的规范发生了派别出入，需就要文献来辨别证明，于是少数能读会写、并能接触到文献资料的人就成为“知识阶级”，这些人熟悉传统，懂得规范，便成为最早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君子”，或者“士”。 费老还认为，士大夫不能分享皇权，在政治上没有决定权，他们没有“政统”，但他们共同维护一套政治规范体系，这就是“道统”。在封建时代，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其统治者能够兼顾政统和道统，但后来政统和道统逐渐分离，孔子便是政道分离的象征。尽管孔子只是“素王”，从没得到过政权，也并非得益于贵族血统，但孔子的地位非常崇高，因为素王是授命于天，孔子的地位得益于他是独一无二的道统的传人。而孔子的矛盾也恰恰源于这种政道分离，甚至此后两千年历史，都是政统和道统互相斗争和制约的历史。最终道统屈服于政统之下，皇权独大，官僚士大夫成为粉饰太平的奴仆，甚至是皇权作恶的帮凶。 本书是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胡庆钧和史靖等六人讨论皇权、绅权及中国的社会结构、基层治理等问题的论文集。费老写的前三篇最为精彩，所以简述其内容于上。费老的文章即好懂又有深度，而社会学就是一把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读了之后感觉获益匪浅，很多困惑已久的问题顿觉豁然开朗。

《皇权与绅权（增补本）》读后感(五)：《皇权与绅权》基础知识点梳理

绅士

在封建制度中，士和大夫是属于统治阶级一层的，他们是和最高统治者分享政权的。政权层层下放，就像权力的金字塔一样，每一个贵族等分享着一部分的权力。（p1）封建社会解体之后，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政权成为了皇帝的独占品，这是具有独占性，是不可分享的。官僚只不过是皇帝雇佣的处理政务的助手，他们实际上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僚和之前的贵族是不一样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行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p1）

“封建的政权是依血缘来分配和传袭的”（p2），封建解体之后，皇帝的政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其正统性来源，变成了“帝王本无种”，人人可争之了。在政权的争夺过程中，武力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手段，“政权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对于自己的宝贝（政权），皇帝自然想尽办法维护，威胁成为了皇权自保的手段（p3）。“在专制政体之下，人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p3）皇帝成为了一只政治老虎。为了躲避老虎的威胁，不同的被统治者有不同的反应，有点能力的人想到要依附皇权成为官僚抑或绅士即是其中一种。所谓伴君如伴虎，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做官应该有不少好处，不然大家就没有做官的动力了。费老指出，所谓的好处指的是做官能够使自己得到安全和保障，是为了免疫皇权统治所带来的奴役风险，甚至是丧命的风险（p6），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传统的官吏并不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打预防针的人决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健康。”（p6）。所以，到了年纪，他们就告老还乡了，但为了维持自己和皇权的依附性，作为一个家族，他们还得继续想办法送下一代进皇城去当官。绅士和官僚是紧密相关的，绅士作为官僚的储备人才，当他当上了官之后，就成了官僚，在没当官之前或者退休之后，则成为绅士。“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连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p7）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官僚是就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则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p51）官僚和士大夫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皇权

自封建政权解体之后，吴晗认为皇权就具有独占性和片面性，这是不可分享的，也是无法进行约束的（p32）。皇权之所以能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因为士大夫的利益与皇帝的利益是一致的，“皇权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p32）吴晗反对费孝通关于皇权受到“无为政治”和“绅权的缓冲”两道防线约束的说法（p32）。他认为“无为政治并不是使皇帝有权而无能的防线”（p33），“相反，无为政治在官僚方面说，是官僚做官的护身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种自保的做法。（p33）“一句话，无为政治即保守政治，农村社会的保守性、惰性，反映到现实政治，加上美丽的外衣，就是无为政治了。”（p33）至于其他的政治制度，比如“隋唐以来的封驳制度、台谏制度”等所谓的用来限制皇权的制度，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要想专制皇权本身真正发展出一套制度来限制、分散自己的权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综上，皇权至上，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

皇权与绅权的结合

由于疆域辽阔，地方社会的极度复杂，皇帝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治理，因而他需要一整套的帮助其治理的官僚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官僚体系。在职的官员，实际上也无法深入到最基层的社会，因而他们的治理还需要依靠在农村社会生活的绅士群体。这实际上涉及到直接治理的复杂性与成本的问题，当时官僚系统的垂直管理根本无法应付底层社会的复杂性，由于复杂性所带来的巨额人力与财政成本也是他们无法负担的。因而，他们更多的必须和地方绅士群体合作治理，这也就是吴晗所说的“官僚是和绅士共治地方的。绅士由官权的合作而相得益彰。”（p38）虽然绅士群体要依赖官僚以获得某种权力，但由于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官僚为了地方治理，其对绅士的依赖性不亚于绅士对其的依赖性。吴晗指出，“与其说绅士与地方官合作，不如说地方官得和绅士合作。在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绅士，联欢绅士，要求地方绅士的支持。”（p37）得不到地方绅士的支持，地方官员是无法在地方立足的，甚至会被绅士们合伙将其整垮。（p38）由于绅权与官僚的密切关系，“往上更推一层，绅士也和皇权共治天下”。（p38）吴晗认为“绅权与皇权的关系，即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秦到唐，第二时期从五代到宋，第三时期从元到清。”（p38）相应的绅权地位的变化，是和皇权“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隶”（p41），地位是越来越低。尽管绅权的政治地位越来越低，但是其特权始终是存在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始终想要成为士绅阶层。

道统和政统的分离

在中国历史上，道统和政统是分离的，或者说道统是屈服于政统的。道统观念起源于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圈子外却保持着传统威望的人物，“他们没有政权不能决定政治，但是他们要维持他们经济的特权，有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一套主张用文字构成理论，对政治发生影响。他们不从占有政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用理论规范的社会威望来影响政治，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这种被认为维持着政治规范的系列就是道统。道统并不是实际政治的主流，而是由士大夫阶层所维护的整治规范体系。”（p20）那些传承道统的师儒人物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卫道者”。（p21）他们消极地等待着机会，“师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说是政统加道统。”（p23）这样的理想该如何实现呢？他们只能耐心地等待和“不辞劳苦地游说”。（p23）但实际上，从周之后，王道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师儒的理想只能破灭了，奉天以制约皇权的企图也遭遇了流产。（p25）道统越来越没落，“从韩愈自承的道统起，中国之士，已经不再论是非，只依附皇权来说话了。所谓师儒也成了乡间诵读圣谕的人物了。”（p29）费孝通认为，从师儒和政权关系的演变历史来看，师儒很早就屈服于政统了，“士大夫既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彩之流。”（p29）绅士们“并不是积极想夺取政权为己用的革命者，而是屈服于政权以某得自己安全和分润一些‘皇恩’的帮闲和帮凶而已，在政治的命运上说，他们很早就是个失败者了。”（p29）

书籍信息：皇权与绅权/吴晗等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y/2017.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