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46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读后感(一)：不服牛人有罪

去年十一月就翻这本书，断断续续，直至今日才看完。收获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只是惊叹梁启超的阅读量和记忆力。把三百年来各家著述都看一遍这不算牛逼，牛逼的是梁大师不仅能看完且还都能记住，并能切中要点，做横向思考。我等凡夫俗子只能望其项背，惊叹其为天人了。近世能与其匹敌者，可能只陈寅恪一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读后感(二)：讀後記

觀書中任公自述，大抵其意在作一《清儒學案》，先成《清代學術概論》，後擴而充之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然學案終究未成也。

該書共十六講，從明末起，訖民國初。書之主體在分流派、專題（經學、小學、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僞書、輯佚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傳記及譜牒學、曆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等）論說清學，此冊在手，其概貌可瞭然於心。尤可貴者在昭示各學派之方法，示後學者以法門，此點與《清代學術概論》一貫相成也。讀畢二書，知清儒之著作，蓋由筆記到札記，由札記至長編，由長編至著作。若今後專作某方面研究，如經學，又可再覽本書之經學部分，不啻爲有清經學名作之提要也，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效。

惜乎此書爲未完之作，任公至少三處說到章學誠另有專章，然讀罷全書不見詳論。又任公所承之今文學派甚少論及，此本爲其強處，奈何缺之。些許瑕疵，正俟後輩切磋琢磨之。

校者稱“梁啓超的學術時代並未過去”，諒哉斯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读后感(三)：纪念梁任公诞辰148周年

今天是我的偶像梁启超先生诞辰148周年。任公平生学问用力最深者莫过有清一代之学术思想史，论其最著之代表作则首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大家陈祖武先生有言:“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丘为君先生则认为近现代以来对清代思想史研究最具深远影响的三大理论分别是梁启超先生与胡适先生的“理学反动说”、钱穆先生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丘先生以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这一判断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章太炎先生和刘师培先生的论述显然不在其所论范围之内。综上所述，统观陈祖武先生所代表的大陆学者与丘为君先生所代表的海外学者，其共同推崇备至者惟独梁启超先生与钱穆先生，是以罗志田先生所谓“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毫不为过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梁、钱二书有相当显著的不同。钱穆先生明言,他当初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是有意为之,盖“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且因其与梁开同样的课而论述不同,一时颇受注目。如此看来，梁任公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开山鼻祖，实在当之无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

9.2

梁启超 / 2011 / 商务印书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

8.8

钱穆 / 1997 / 商务印书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读后感(四)：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摘錄 明末清初部分

1、方以智

·字密之，明末安徽桐城人。

著有《通雅》五十二卷，任公以為其講音韻訓詁部分不輸清人第一流作品。方氏其他作品書中未詳論，茲從略。

·同時皖中有黃生，著《字詁》一卷，《義府》一卷，主聲訓。

2、王學後勁

·夏峰先生孫奇逢，字啟泰。

生明萬曆十二年。

天啟間魏閹專權，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下獄，夏峰與友鹿善繼傾身營救，義動天下。崇禎九年，清師入關，畿輔列城淪陷。夏峰以一諸生，率昆弟親戚，調和官紳，固守容城，清軍不能下。後避亂五公山，民往依之，與立約法，修飭武備，從容講學，養成風俗。

鼎革後，遷河南百泉山——即夏峰，宋邵康節居處。康熙三年，陷文字獄。先生從容道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乃投呈當局對簿，竟無事。

夏峰講學得力于陽明者最深，而並無門戶異同之見，於程朱陸王各道其長不諱其短。著有《理學宗傳》，述宋明學術流派。（其餘著作皆從略，下同此例。）

·李二曲，名顒，字中孚。

幼年窮苦，自學成材。康熙初，舉山林隱逸、博學鴻儒，力辭免。帝西巡，指名召見，堅辭。後閉門謝客，不見子弟，唯亭林來游為一破例。

任公稱其所著《四書反身錄》，極為切實，有益修養。又有《觀感錄》一篇，記晚明真儒起自賤業者。

3、黃宗羲

·字太沖，人稱梨洲先生。

浙江余姚人，陽明同里後學，師從劉宗周。

梨洲學問于後世影響最大者，在史學。今存《明史》大半為萬斯同稿本，斯同史學，傳自梨洲。

作《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元學案》十七卷，未成而逝，後經其子百家，及全祖望續修乃成。

任公稱《明儒學案》佳處有四。

一者，重要學派全數網羅。

二者，敘各家之學，提綱挈領，清楚明白。

三者，忠實原貌，講述客觀。

四者，可看出學者一生經歷與人格。

宗羲有《明夷待訪錄》一部，任公以為奇書。稱其原君、原法、學校諸篇打破專制傳統，頗具現代精神。

有《易學象數論》，為胡渭《易圖明辨》先導。《授書隨筆》一卷，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先導。

又喜曆算之學，作《授時曆故》等書。

·宗羲弟宗炎

有《憂患學易》一書，亦考太極圖出處。

4、顧炎武

·昆山顧寧人者，炎武也，世稱亭林先生。

少留心經世之學，遍覽二十一史、明實錄、天下圖經、文編、說部、以至公文邸鈔，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成而國難作。昆山城破，母王氏絕粒而死。亭林立志抗清，後覺無望，乃葬母。

亭林論學，曰：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重實學，摒空談，以士大夫之無恥為國恥。

成《日知錄》三十二卷，皆反復考求，條貫成文。論及經義、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史法、著書、象數、地理等。亭林學問，於此可見梗概。

《音學五書》三十八卷，清人古音學，以此開端。

《金石文字記》六卷。等

·亭林學友

張爾岐，字稷若。

著《儀禮鄭註句讀》等書。亭林稱：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

吳志伊，字任臣。

著《山海經廣註》等書。亭林稱：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及吳任臣。

5、清初經師

·閻若璩

作《尚書古文疏證》，辨偽古文尚書。

·胡渭，號東樵。

作《易圖明辨》十卷，考明易圖源流。

作《禹貢錐指》二十卷，以禹貢論地理之專書。

·萬斯大，字充宗。

斯同兄，兄弟八人同為梨洲弟子。以經學見長。任公稱其所作《周官辯非》。

·姚際恒

任公讀《古今偽書考》，稱姚為“疑古急先鋒”。

·陳啟源

撰《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6、王船山 朱舜水

·船山名夫之，一號薑齋。

早年抗清，後避剃髮令隱苗洞，著述鮮為人知。同治間，方有曾國荃刊印《船山遺書》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

任公稱其學說富有哲學思辨，以為有意治船山學者，宜從《正蒙注》、《思問錄·內篇》入手。

·舜水名之瑜。

早年抗清，後旅居日本。舜水生平未著書，其學問風貌見文集。

時日相德川光圀師事舜水，著有《大日本史》。

7、清初史學

·吳炎、潘檉章

國變時，皆諸生，發願著明史，亭林以所藏史料千卷資之。及莊廷鑨案起，二人與難，書稿俱焚。

·萬季野，名斯同

師從梨洲，自幼以明史為己任。及史館開，不受職，居徐元文宅，纂官稿件皆斯同親手核定。歷十餘年，成《明史稿》五百卷。及卒，書稿為王鴻緒所竊，篡改不復舊觀。

著有《歷史年表》、《群書辨疑》。徐乾學《讀禮通考》，任公以為實出斯同之手。又有《儒林宗派》一書，敘漢後唐前傳經之儒，持論平允。

·全謝山，名祖望

梨洲《宋元學案》，成於謝山。任公稱其客觀，又詳于師友流別。學說見《鲒埼亭集》。

·顧祖禹

著《讀史方輿紀要》，專論山川險隘，攻守形勢。

·顧棟高

撰《春秋大事表》，條列左傳大事，比次成書。

·馬骕

作《繹史》，先秦史料，搜羅極富。

8、程朱學派

·陸桴亭

作《思辨錄》，任公稱其為“最好的學術批評家”。

·王懋竑

所作《朱子年譜》，任公以為研究朱學唯一好書。

9、顏李學說

·顏習齋，名元。

講學重實行、求見效，反對“讀書即學問”。

習齋生不著書，說見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篇。又有門人所集《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兩本存世。

·李塨，號恕谷。

習齋之學，經恕谷方為世人所知。

顏李論學

曰：人之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習行便少一分。

曰：近世聖道亡，多因徒從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見道。

曰：讀書人習如婦子，其識則戶隙窺人，其力則不能縛雛。

曰：文盛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實，則天下厭文之心，轉為喜實之心，乾坤蒙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啟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10、算術、曆法

·王錫闡

有《曉庵新法》、《大統西曆啟蒙》等書。亭林稱：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

·梅定九

畢生委身曆學，著書八十餘種，任公書中列其書目。

11、奇士

·唐甄

作《潛書》，任公以為《申鑒》、《中論》之亞。

·胡承諾

作《繹志》，亦成一家之言。

·劉獻廷，號繼莊

現存僅《廣陽雜記》一部，謝山曾論其學問概要，見任公書中所引。

·呂留良，號晚村

著作因雍正朝文字獄焚毀殆盡。（今有其詩文集輯本，附《大義覺迷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读后感(五)：新校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缘起

此文以《商务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新在哪里》为题，刊载于2012年4月11日《中华读书报》第10版。刊载时编辑多有改动，以下按照作者原标题及原文。

返回“讲义”的现场

——商务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缘起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年来不断受到关注，出现了不下十种重排本甚至校注本。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便于获得的新版本，商务印书馆此番又何必多事，再出一种“新校本”？简单的回答是，此次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实系用校勘古籍的方法，汇集众多原始版本，来重新校订这部业已“正典化”的现代学术史名著，旨在为学术界、读书界提供一个较可凭信的版本。尤其是其所用底本与以往各种重排本均有不同，其版本选择的细节与用心，有必要在此稍作交待。

一、版本综述

1923年9月起，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课后印发有讲义。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找到上书口题“清华学校讲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铅印本一册，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张荫麟等听讲者回忆的对照，确定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以下简称“讲义本”）。

此外，该讲义的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亦曾在报刊上先行发表，计有：

1、《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原载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内容相当于单行本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2、《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即单行本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载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实则11月以后）《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包含单行本第一至十二讲全部内容；经比对，即为前述“清华学校讲义”的转载本。

4、《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原载1924年6月至9月《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此本以下简称“杂志本”）。

至于梁启超此书的单行本，最早者为上海民志书店在1926年7月初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合集》，则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以下简称“合集本”）。

上述诸本当中，“合集本”无疑为此后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被翻印多次，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重排本，基本上都以“合集本”为底本。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虽然也提到了“民志本”（校注引言误民志书店为“民智书局”）与“杂志本”，但从该校注沿袭部分“杂志本”无误而“合集本”转误的地方可以看出，其主要依据的应仍是“合集本”。因此，评估流传甚广的“合集本”之优劣，就成为说明新校本必要性的关键。

二、“合集本”之不足

1930年代由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据说是“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定”，“专著各种”更经陈寅恪、杨树达等参与厘定（《饮冰室合集•例言》），长期以来为文史学者案头所必备，似乎是可以凭信的善本。但由于这套书结集较早、出版仓促，在专业研究者看来，却“存在着遗漏甚多、校勘不精的毛病”。（参见夏晓虹《结缘梁启超》，载《十月》1999年第3期）

不仅如此，《合集》体例设计的一大缺陷，是将梁启超许多原稿、原刊本所用的新式标点，一律改回了旧式断句点，并取消很多书稿当中用空行、连续星号等标记的段落区隔。众所周知，梁氏文字以“笔锋常带情感”著称，五四以后撰著多采用新式标点，尤其多用叹号、问号、省略号等。这些符号背后所饱含的“情感”，却被《合集》貌似庄严的体例抹煞了。

这些《合集》本子的通病，在收入“专集第十七”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里当然未能幸免。以校勘失审而言，“合集本”固然不像此前“民志本”那样错讹满眼，但其沿袭甚至新增的错误仍不少。如第十一讲罗列梅文鼎所著历算书，合集本自《仰观覆矩》以下20种数学书，竟都归在“测算器及其图说”一类，而紧接着另列“算学之部”，却只有区区4种书，令人生疑（见合集本第145-146页）；实则若对照讲义原本，则不难发现实是“算学之部”一行与“仰观覆矩”一行倒置，而此前的20种书均在“算学之部”内。又如第十三讲所附《郑、顾、江、段古韵分部比较表》，所列韵目字多有错排（第216-217页）；后文梁启超用“英文拼音”拼写陈澧四十音类，合集本所印字母亦大多错误（第222页）。这些讹误在最初的“讲义本”、“杂志本”中都是没有的，而新出各种校注本、重排本，却往往因为采用“合集本”为底本而未能全部改正。

更为严重的是，“合集本”似乎未能依据梁启超的原稿，而是选择了错误最多的上海民志书店版作为工作底本。这一点，可以通过民志、合集二本错误相沿的事实得到证明。“合集本”第190页第7行有下面一段文字（这里保留合集本所用的断句点“・”）：

试总评清代・学之成绩・就专精解释的著作论仪・算是最大的成功

不难看出，此处原句应为：“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精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合集本在第一、第三两个断句点的位置，漏掉了两个“礼”二字。这样的脱文是怎样造成的呢？试看“民志本”第306页倒数第1行，便可释然（保留民志本所用标点）：

试总评清代○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算是最大的成功

民志本此处的两个“礼”字都用近似句号的小圈（○）来表示，大概是手民未能识别原稿而留下的标记，印刷时未及换去。但《饮冰室合集》的编校者却将这两个小圈误认为句号，并且在新版本中转换成断句点，平白地夺去了两个字的位置。与此类似的例子，尚不止一处，说明了从“民志本”到“合集本”的版本传承关系。

当然，“合集本”在照搬“民志本”错误的同时，也继承了民志本对早期版本部分错误的校改；同时，也有一些讲义、杂志、民志本均误的情形，最后在合集本当中得到改正。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亦存在个别“民志本”不误，而“合集本”与初刊本同误的例子（见商务版第271页，第十三讲校勘记三十二）。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极少见的情形，而且是用字形近致误，未必来自版本承递。根据“合集本”对“民志本”大量雷同，似乎可以推测，“合集本”所用的工作底本，可能是在“民志本”原书上直接批改的本子。这个批改本补充、改动了一些内容，却仍保留了民志书店初版的多数错误。

三、“讲义本”与“杂志本”：返回现场之可能

校勘所用底本，究竟应该取“善本”还是取“定本”？这是校勘学上值得讨论的问题。“合集本”讹误较多，并非校勘意义上的“善本”。但与此同时，“合集本”作为最晚出的版本，其对原刊本的多处修改，如人物生卒年的考定，个别段落的增改等，又的确体现了梁启超学力、观点的进境，是否可以依此认为“定本”？比如在第二讲“讲义本”与“民志本”当中，关于章太炎的叙述是“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类似的错误也见于《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实际上为了迁就所谓“浙东学派”的论述，将籍贯浙西馀杭的章氏，硬说成是“浙东人”。而在“合集本”当中，这一句改作“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便精确了很多（参见商务新校本第51页，第四讲校勘记六）。

然而，类似的内容改动占全书比例很小，而“合集本”究竟能否称为“定本”，实在值得怀疑。在讲义等原本当中时时出现、表示存疑或待改的问号（？），在“合集本”中仍有不少；人物生卒年亦仍有未能考定之处；第十五讲虽然补充了“地理学”一节，但第十一讲标题下的“陈资斋”并未删去，虽然事实上第十一讲没有一个字提到陈伦炯（资斋）。梁启超一生多未竟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不例外，不仅关于戴震、章学诚等人物的重要章节均告阙如，即便已在《东方杂志》预告的“金石学”、“佛学”、“政书”、“类书”、“丛书”、“笔记及文集”等部分，亦未克完成。所以“合集本”本身似仍不足以充当“定本”。

与其去追求一个错漏较多、进退失据的半成品“定本”，不如依靠“讲义本”、“杂志本”等较早版本，以求贴近梁启超当年在清华等校讲授的原貌。这是本次商务“新校本”编订的基本思路。若探讨“近三百年学术”本身，固然要去追求一个完整可靠的“定本”，但学术史研究往往后出转精，梁氏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有“定本”流传，恐怕亦未必能称完善。然而，如果我们调转目光，着眼于梁启超本人，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处在1920年代的“整理国故”、“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等潮流当中的思想文本，关注现代学者对“近三百年”的解读与发挥，那么梁氏学术史课程的意义当胜于撰述，“讲义”现场的真实性，亦比史著本身的完整性更为可贵。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本次校订采用了最接近课程原初状态的“讲义本”和“杂志本”为底本。“讲义本”目前只存前十二讲，较之后半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文体采用新式白话，更有课堂教授的现场感。后四讲则依据梁启超亲自寄予《东方杂志》刊载的本子，实亦是本自讲义底本，惟在文体上更近著述。二者拼合，再补充以“民志”、“合集”等单行本后来加以调整的内容，即成一完整而较为接近梁启超授课思路的新版本。

“讲义本”、“杂志本”虽然最早出，但较之后出单行本，如前所述反而较少讹误，堪称较善之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发掘，一些课程讲授时的原始状态，或者也能得到部分呈现。比如第一讲开宗明义，梁启超自报课程名称，讲义本原作“近三百年学术概略”，《史地学报》本亦然；至出版单行本时，方才改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参见商务新校本第11-12页，第一讲校勘记二）。此外，原讲义本及杂志本均用连续星号表示分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设计的授课段落；这些星号在“合集本”当中被删去，使得全书眉目不清，部分章节甚至显得冗长。而在新校本当中，亦尽量将这些符号及全部新式标点加以恢复，以力求还原梁氏讲义所传达的“现场”。

此次商务重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由多年来耕耘于梁启超研究领域的夏晓虹教授主持。该本的问世，亦与夏教授此前校订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一起，构成一个梁启超学术史著述的新校本系列，期待能为读者走近梁启超、融入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脉络，提供更为便利而可靠的途径。

201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