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1000字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是一本由(英)以赛亚·伯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9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一)：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

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二)：中文也要出了

伯林交游甚广，存世书信达数千封，时间跨度近80年。书信不囿于牛津大学和学术问题，涉及多国、多领域，反映出伯林纷呈的视角和多彩的人生全景：杰出的自由思想家、牛津大学的严谨学者、洞悉政治风云的外交官、知交遍天下的人情练达者。主题广泛：与父母及妻子的关系、庞大的社交圈、八卦闲谈的爱好、与学者和批评家的交流。

伯林的书信充满喜剧色彩，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谈话高手，乐观豁达，热爱多彩生活。他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书信趣味盎然，在卷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三)：老狐狸伯林的“尾巴”

by 张伟

凡是文学造诣高、思想深刻，对于外交官的仕途似乎没什么帮助。例如，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美国的乔治·凯南以及英国的以赛亚·伯林。夏多布里昂写了不少著作，如《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墓畔回忆录》，文字精美得会让人忘记他是个官场失意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则为官止步于大使，国务卿助理的位置被基辛格抢走——他有系列文章和讲演批评基辛格及杜鲁门外交的失误。伯林的官阶还比不上这两个——仅仅为一等秘书——对此他本人还觉得十分抬举了。

同记者出身的丘吉尔首相有一拼，伯林文字辛辣，个性张扬外露，常常以戏谑的语调调侃“高层人士”。在完成每年150篇“政治评论文”任务后，他更看重交游、“下基层”、会谈等“头脑风暴”所获得的民间心灵——这才是情报官获取情报最真实的来源。

同在莫斯科为国效力的凯南受教于伯林良多。在由约翰·贾迪思撰写的《凯南传》（《GeorgeF.Kennan》，JohnLewisGaddis/著，PenguinPressHC/出版，2011年）传记中，让凯南扬名立万的“长电报”及署名“X”的以心理机制分析苏联外交的文章，其理论基底正是来自伯林深入列宁格勒基层和底层市民对话后得出的结论：“在列宁格勒，我没有发现丝毫仇外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却能明显感觉出来，就连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心里也存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政府官员之类的人了……比起生活安逸、却显得有点粗野和少教养的莫斯科同胞，这些人在礼貌和受教育程度上都略胜一筹。如果这种感觉正确，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所撒下的任何种子，都会比在苏联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好地生根发芽。”凯南对此高度认可，在给国务院的“长电报”中，他提出了要依靠俄罗斯人民自求解放的方案，但其精神质素则是看到了共产主义和俄罗斯人民自然情感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伯林对凯南影响如此之大，那他们之间交流很能激起人的考据欲望。但对外交家诸种言辞的真伪进行考据则显得不切实际：除了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外，人言本身就有的虚饰成分也增加了难度。

就他们两人的关系而言，伯林连“狐狸的尾巴”都没有露出来。这是阅读《以赛亚·伯林书信集1928-1946》后的结论。在惶惶近千页的书信中，夹杂着伯林本人争取官职、调侃上司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的那位、和暧昧对象的知心话以及对父母的眷爱等等。倒是《凯南传》对两人的关系颇为看重：伯林说凯南有“双重人格”，即便如此，凯南仍然尊重伯林。在传记中，贾迪思将伯林同孙子、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美国建国之父、梅特涅、克劳塞维茨、林肯、俾斯麦并列为试图了解21世纪大战略应当着力研究的对象。

这种个人关系的考据并不可靠，这种将公共人物私密化的“闺密历史学”本来的目的就是调侃现实的政治家。

就伯林而言其早熟的智力在18岁就显露无遗：他以一篇《论自由》获得牛津大学的青睐，终其一生，他都是这篇文章的诠释者。

对待自由的保守和克制，在现代显得尤为珍贵。总体而言，伯林的自由主义观念中有深刻的保守特质，这体现在他着力批评犹太复国运动中激进主义以及特别看重的俄国文学家、思想家赫尔岑。

伯林的俄国经历、对俄国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的持续关注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源自他无法重复的、独有的个人命运：他是英国籍的俄裔犹太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上述问题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其余的诸如官场争斗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因而在《书信集》的大部分章节中，读者都会看到一个妙趣横生的外交官，他深知官场运动的伎俩，被汤因比委派为研究室负责人而心怀不满，在获得出行俄国机会时的兴高采烈，也有着被夹在英国和犹太复国运动中的两头受气等等，但这些都无以阻挡他终身追求的自由以及掩盖他作为外交家的才华。

思想家当以作品说话，伯林做到了；外交家当以外交实绩说话，这个伯林也做到了，证据就是作为《书信集》附录的《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个人往事片段》一文。在这篇讲稿中，伯林以其外交家特有的含蓄巧妙地揭示了犹太政治家魏茨曼、本-古里恩等在英美大国中折冲樽俎以争取建国的政治观念：自由主义和渐进主义。他颇具现实感地指出：犹太复国依靠英国或者美国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获得必须以一种审慎且务实渐进的外交策略作为手段。这表现为诉诸历史与理性及利用反法西斯的感情纽带，尤其是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利益选择。由魏茨曼的高层游说向本-古里恩犹太基层运动政策的转变，体现了犹太人特有的政治聪慧。在这种转圜中，伯林谦虚地表示“我不曾起过任何作用”。好一只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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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四)：伯林：书信中的作家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中提到，以赛亚•伯林赢得了一种独特的名声，既不是作为哲学家，也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名与众不同的思想史学家。他虽然能自成一派，但是也引发了不少批评者的质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最具特色的见解都是通过对他人思想的诠释来表达的，缺乏一种有效的说服力和独创性。实际上，伯林的一生都遭受着这样的困扰，他对自己的思想并不具有那种哲学家目空一切式的自信，总是怀疑自身思考的价值。那个狐狸与刺猬的区分正是源于自身的困惑，做一个知晓一切的刺猬，还是做一个懂得许多的事狐狸，对他真是一个问题。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提供给我们一种例证，一种印象，至少从已经出版的第一卷的书信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兴趣的狐狸式的伯林形象。当然，这个印象随着后两卷书信集的出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修正。第一卷书信集中截取的时间是年轻时候的伯林，从1928年在圣保罗学校读书的十八岁少年，到1946年被卷入战火硝烟中的牛津哲学家。一般而言，我们总认为人在年轻时候会有着过多甚至泛滥的兴趣，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的兴趣都是一种自发性的被动选择，而伯林的兴趣是自觉性的，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并没有随着年幼离家去国而改变，他年轻时对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阅读经验对他以后研究俄国思想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年轻时候的伯林确实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总是在滔滔不绝的说话、点评、八卦、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对周围各种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好奇心，记录下他独特而敏锐的直觉性文字。在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写到的同学朋友，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灵魂。读他的书信集，我们绝不是看到了一个出自牛津的古板的哲学家，而是一个风趣幽默，充满激情以及道德魅力的作家。

这里有一个吊诡，当我们把伯林当作一个哲学家时，我们原本渴望在他的书信中找到了他投身于哲学激情的蛛丝马迹，相对而言，我们会对他在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浪漫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家特性视而不见。把书信中伯林形象与他平素示人的哲学家形象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毕竟在这些充满着个人观察印象的直觉感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伯林精神生活中多姿多彩的面向，不是那种整天讨论哲学修辞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漏洞的伯林，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魅力，洋溢着各种激情，具有饱满而迷人的个性，善于各种隐喻的书写和文学评论的伯林。但是囿于一种专业性的原因，我们很难会把一个哲学家的文学性的印象书写当真。如果你在阅读伯林的书信集中仍然带着这种幼稚的想法，你会错过一个极具魅力的作家伯林。

简单地对伯林这阶段的书信做个概括，除了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伯林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值得提及：第一是他写了一部马克思的传记，第二是在二战期间他去了苏联访问。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我们一直都奇怪他为什么会给一个他观念上的敌人作传，正如伊格纳季耶夫所言，伯林自己对马克思的那些理论所抱有的憎恶之情在任何一个从俄国革命中逃出来的难民身上都不难理解。我们反而需要费心理解他为何接受这样一个写作的邀请。部分原因是当时他身处的环境中，马克思的理论吸引了他身边的许多朋友，苏联对外的宣传中营造的假象更让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总结说：“写关于马克思的书，也就相当于融入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当中，同时也意味着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早期的自由主义忠诚所构成的挑战。让他感兴趣的是，对他本人十分赞赏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竟满怀憎恶。这一点实际上奠定了他以后终身未改的一大模式，亦即：他为自己信念辩护的方式便是去写这种信念的死敌。”

从1933年到1938年，这本书占据了伯林五年的时间，在书信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他为了这本书所做的准备，以及一种压抑的苦恼——当我们不得不做某件事的时候，总会有类似的感情积攒着。1935年9月27日的信中：“……烦躁地想着有关 自己的书的事情，在我心头这本书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浓重了。”1935年10月13日的信中：“我的这个夏天很特别：我绝望地试图写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结果发现自己（a）在准备动笔后至少一个小时内根本无法写出什么；（b）一旦开始写，我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卢梭对浪漫主义的影响，然后才想起来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证明。这真是折磨人。”1936年8月18日的信：“我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恨不得尽早从中脱身。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现状愤愤不平之人，但唯有这样才能对我笔下这位令人不快的平民英雄做出公正的评价。”

当然，这个枯燥恼人的写作过程还是有收获的，其中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在四处搜集马克思的研究资料，偶然找到了赫尔岑的著作。在1937年7月的信中：“我不写马克思的书的时候，就读赫尔岑，他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充满活力的道德标准，我是多么认同，多么钦佩，无法用言语表达。”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他一生最喜欢的书之一。不难看出他为何对赫尔岑产生认同，除了几乎同样的贵族叛徒的出身，“赫尔岑对伯林而言是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个慷慨、有思想、滑稽可笑而又在道德上持严肃态度的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一次道义上的挑战，一个表现出伯林知道自己不具备的勇气和政治责任感的人。”一个写作者，无论你在写什么东西，某种程度上，当书写这种行为已经开始，就意味着你首先会对你笔下的人物充满同情的理解和认同，但是伯林并不担心自己会坠入马克思的思想的深渊，除了他强大的对自由主义观念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赫尔岑为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的典型。

五年里的忧世伤生，几经磨难，毕竟他完成了这部书，《卡尔•马克思》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出版。这本书如果说有些许的现实意义，就是改变了他的同事对他的看法，他们曾经认为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闲话篓子”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当他出版这本书后，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他的偏见。当然，更为长久来说，伯林并不喜欢提到这本早期的著作，对他观念上的敌人，他早已抛之脑后。

二战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除了担任情报分析员和外交官，积极投身于国家。我们似乎看不到积极的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战争才有机会让伯林到苏联去，让他遭遇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那些天才作家。与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对他的思想震动极大，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一个特殊的时刻，1944年3月底，他从华盛顿返回伦敦途中，乘坐的轰炸机上无法睡觉和读书，于是开始思考，意识到了他的学术生涯并不适合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对那种哲学的谜题缺乏一种真正的渴望，身处牛津的那种磨破嘴皮子的琐碎的哲学，距离他想献身的事业差距太大，难怪他会失望，但是他从长期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经验中有所领悟：“另外，当我读书的时候，比如说阅读关于道德与社会的文章，像我总是会有所涉猎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们所写的——那些困扰他们的东西，那些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会使我产生智力上的幸福，而这，我认为，是长期探索一个抽象题目所必须具备的。”从此开始，他从一个专业的哲学家转向了思想史学家。尤其是1950年后，他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研究中。

我本以为在书信集中会看到更为丰富细腻的对苏联访问时期的印象书写，但是很显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他并没有在信中过多涉猎。直到三十多年后，他才开始把记忆中与俄罗斯作家们相见的情况记录下来。书信中这个时期的空白可以窥探出那个时代里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恰恰是那些记录下来的文字。空白的背后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书信可以填充信主私人生活方面的空白，但对于那些思想上的空白，我们只能在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体验和补充。

思郁

2012-11-5书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英】以赛亚•伯林著，陈小慰 叶长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五)：书信中的伯林

西闪/文

十余年来，以赛亚•伯林的大多数著作都出了中译本，这使得他成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少数西方现代哲学家之一。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出的著名划分，他的价值多元论，他的民族主义研究，还有生动活泼的“狐狸与刺猬”说，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并给观念世界留下了深切的印痕。通过这些著作，人们体会到伯林的智慧、热忱和敏锐，甚至可以构建起他的形象：一位既深知悲剧之痛，又深谙喜剧之乐的思想者。

然而，要将由观念塑造成的形象还原为思想的血肉之躯，仅凭伯林的学术著作还有些不够。就像伯林自己说过的那样，在考察人事之时，要注意“结缔组织”的联系作用。同样，除非人们能在生活中找到伯林的精神脉络，来联结、整合和统摄伯林广泛的思想领域，否则哲学家的形象很难灵动。

伊格纳季耶夫杰出的《伯林传》就起到了结缔组织一般的作用，《伯林谈话录》也有类似效果。不过这些作品毕竟不是第一手的材料，没有展现其基础的功能。而新近出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则不同，它完全称得上结缔组织的“显微结构”，因而意义特殊。

负责编辑书信集的仍然是令我尊敬的亨利•哈代。作为伯林的著作管理人，他一直致力于伯林书信的收集。哈代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末，他向伯林提议出版书信集，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爽快的同意。但是伯林不同意将数量庞杂的书信精心挑选后予以出版的建议。他的意见是，出版的前提不是精挑细选，而“必须有大容量”。于是哈代遵从伯林的意见，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书信的征集、整理和编辑。目前推出的只是三卷本的第一卷，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46年，即伯林19岁到37岁的生活。

正因为伯林一向对出版自己的作品持谨慎、怀疑和完美主义的态度，所以哈代才对他毫不迟疑的同意感到惊讶。伯林为何要求书信集不必精心筛选，而应有巨大容量？哈代肯定知道原由，只是没有挑明。读完这本书信集，我个人认为，伯林此举大有深意。

伯林之所以有当代休谟之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哲学和休谟一样，都包含着大量历史与心理的成分。通观伯林的哲学，他的思考未必是逻辑的，但一定是合乎人性的。而人性，在伯林看来，就像康德的那个比喻，乃是历史与心理交织限定下的“曲木”，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很显然，伯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从来不写日记，更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还认为，专注于自身根本就是无聊之举。但是，从对待出版书信集的态度可知，伯林认为要了解他的哲学，不能不了解他的历史与心理——而书信恰恰是这样的宝库。

爱因斯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评价伯林说，以赛亚在他眼中就像是“上帝这个巨大但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场里”的一位十分明智的观众。反过来，伯林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爱因斯坦有一种“孩子般的残酷无情”。这些文字未必是给予对象的客观评价，却反映了评价者本人当时的心理。这种真实，在《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中俯拾即是。

在一次谈话中伯林曾经说起，他8岁时在彼得格勒的街上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行。脸色苍白，挣扎着濒临死去。他说：“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伯林谈话录》）而在他22岁的书信中，他也曾清晰地记录暴民的形象：“全民公决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纳粹的模样：一个臃肿的大胖子穿着一件褐色的制服，袖子上戴着红底黑字的纳粹党徽，头戴一顶镶着银色刺绣的小羊羔皮帽子。他醉得厉害，当时我正在咖啡屋里，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之后便被三个侍应带了出去。”（1931年8月，致查尔斯•亨德森。纳粹分子发起全民公决，希望借此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但未能获得多数同意票。）

数年后，伯林就不再仅限于描述暴力了，他的思考转向如何对抗暴力。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借评论作家亨利•詹姆斯之际，批判了那些对施暴者畏首畏尾的旁观者。他指责旁观者逃避行动，将躲开的危险精心包扎起来，堆积在身后，“什么都不做，只是谈话和理解，在别人靠近的时候拘谨地发抖，在信封上写字”，甚至见到帘穗卷起就会引起极大的心理恐慌。（1937年9月，致本•尼科尔森。）

究竟如何行动，伯林的态度也有不小的变化。他曾想做一名律师，也曾认真考虑过记者、编辑这一类新闻职业。《曼彻斯特卫报》（后更名为《卫报》）想找一位对外国事务感兴趣的优秀的古典学学者，22岁的伯林很是动心。有意思的是，遥远东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竟然掀起了英国大学的政治学热潮，伯林的哲学志趣也随之变得坚定。1932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哲学教师，时年23岁。从那时候起，伯林对暴政就持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写道：“自1933年起，我完全了解了纳粹恐怖，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很独特、可怕，而且我没有一刻认为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

二战开始不久，在出版了专著《卡尔•马克思》之后，伯林也想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一起走上战场，或者从事抗战活动。但是由于他在出生时左臂受伤落下了残疾，无法以普通的方式为国效力。他一度颇感沮丧，向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写信自荐，希望政府允准他“以半官方或是官方的身份去莫斯科，从事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希望我做的任何事。”（1940年6月，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另一封信中，他坦言自己“异乎寻常地关心民众。那也许是真实的改变。在许多地方，个人世界土崩瓦解了。我极其渴望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做点事情。”他宣布：“我们会赢的。”（1940年6月，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就在这一年，31岁的伯林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一段战争“宣传家”的工作，任务是“把美国卷入战争”。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的宣传攻势做得很不好。一年以前，没有采取宣传政策也许可行，可如今这样的做法不再合适了。”（1940年7月，致玛丽•费希尔）伯林的战时工作做得不错，甚至赢得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

从个人性情的角度，《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也提供了与成长相关的有趣证据。二十出头时，伯林给长辈的信中还在开诸如“为了方便奥地利警方出于无意打开此信，特此申明”之类的无聊玩笑，但他很快就能意识到玩笑的不合时宜。他写道：“我确实认为那是竭力表现幽默，但却弄巧成拙，表现得尴尬、枯燥而又笨拙的一封信。”（1931年9月，致查尔斯•亨德森）事实上他很早就发现，知识分子常有的愤世嫉俗与己不合。他说：“我特别欣赏不左不右的人，就我所知，那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就在这一期间，他在伦敦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书。他回忆道：“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拿出一卷，从此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成了占据我生活中心的人物。”

毫无疑问，伯林的成长得益于他与不同领域的众多杰出之士的交往。这一点在书信集里有充分的表现。伯林通讯录上的人，大多活跃在学术界、政治圈、文艺圈以及新闻界。有哲学家，也有摄影师；有社会活动家，也不乏作家诗人；有首相，也有总统；有科学巨匠，也有音乐大师。从他们的书信来往中，伯林一直在实践着他终生不渝的信念：从别人身上看到多个侧面的真相，从别人的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运用热忱、敏锐与自信的移情（empathy）能力去理解或追求它。譬如他与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的通信就十分出彩。在他们的来往中，伯林显得格外的坦率自如。文笔直白生动，而非一贯的词藻华美。他向她描述一位流行小说作家“活像葛兰素公司的广告宝宝，总是与奶油、蜂蜜、果酱相联系。”也敢于直言不讳地向她表达对俗艳趣味的义愤。

书信集的正文截止于1946年3月。两周后，伯林从美国回到了英国，开始战后的学术工作。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靠回忆打发死气沉沉的日子。（1946年2月，致苏珊•玛丽•帕顿）然而事实完全相反。积淀了20年人生经验的伯林正成为一个更加自信乐观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书信集的后两卷为此给出证明。

亨利•哈代优秀的编辑才华为《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增色不少。尽管他非常谦逊地表示在这本书信集中，他所做的只是为读者提供理解书信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真实信息，然而他做了更多细腻贴心的工作。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假如伯林是一位圣人，他肯定是邋遢鬼的守护神。可见哈代的付出是全方面的。除了准确的注释，简要的背景信息，他还整理了不少伯林的访谈录音，附在一些信件之后以助读者理解。书信集的后半部分，哈代不仅借英国文化官员的日记为伯林访问苏联的经历提供更丰富的细节，还辑录了伯林的几封专业性较强的函件、讲稿，以供读者赏析。他甚至找到了伯林就读于圣保罗中学时的一篇竞赛作文，题目就叫《论自由》。那一年，未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只有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