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摘抄

《从理学到朴学》是一本由[美]艾尔曼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1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一)：无题

翻译不佳，作者治经学仍旧隔了一层，但视角、方法可取。该书研究方法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中文版序第2页），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套路，在汉学中有开创之功，时至今日，却也稀疏平常。该书旨在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在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演变过程，力在反驳“考据学派的兴起归因于清朝文化压制政策”之旧说，而认为自有其学术、社会环境，又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视为其中重要因素。考据学在晚明批驳泰州学派及李贽时即已发端，明清易代时，又出于对晚明之反思，治学取向从内圣变为外王，宋学变为汉学，实证学风遂大炽，以江南为重镇。因文人督抚的开幕赞助修书治学，学风得以发扬，因综合性书院的设立，将考据学风带入教育制度中，由此汉学得以有了挑战宋学的土壤。士大夫在受到政治限制的情况下，逐渐将学术从政治化转向职业化了。江南藏书楼林立，出版业蔚然蓬勃，学术分类法的成熟，使得考据学者的研究得以成为“累进性学科”，学术得以推陈出新。学者们通过札记的方法治学，将统计学、数学、天文学、考古学等方法不自觉地用进考证之中，又通过协作、书信、会晤的方式互相交流，将最新学术成果散播于外，隐隐有现今期刊、学术会议之功效。在19世纪，社会危机逐渐呈现，今文经学延伸出的经世精神开始反思考证学派，古文经学式微，转而走向阮元、陈澧、张之洞的汉宋折衷。江南的考证学风最终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一蹶不振，学术重镇从江南转向长沙、广州、上海，汉宋之争亦让位给了中西学之争。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二)：“实事求是”

这算是一本如雷贯耳的西方汉学著作了。它在讨论一个自时代的水平面上横切出来的用以纵观思想与社会变化诸面相的课题的时候，极鲜明地禀赋了汉学应有的全部优点和不足，用书中所讨论的汉学和宋学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可以说这本书在义理之学上占据了一个制高点的位置（比如运用了“学术共同体”这样解释力很强大的概念），同时也因为外来者的限制在考据之学方面显得有些粗疏（比如关于江南地区藏书事业的介绍并不充分）。艾尔曼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考据学派变成主导学术话语的外在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比如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科举功名状况，官方或半官方的学术赞助，江南学术界，书院，师承，出版业，书商，藏书楼，札记体等等）。当然不可避免的还有学术改造与挽救自身的强烈而又顺流而下的源动力——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理路”。通过一种视野开阔的全维度的考察，宋儒强调的尊德性经过明代心学向清儒道问学的转变(变革)是一个由官方政策、民间社会、学术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这和艾尔曼在《谁的思想史？ ——汪珲和艾尔曼的学术对话》中提倡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主张是一致的，也就是注重把思想史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就像韩南在《创造李渔》对李渔这样一个非典型的文人的生活背景时所揭橥的那样，忽略研究对象文学创作之外酸甜苦辣的具体生活背景是不可思议的傲慢与偏见）。读某些汉学家著作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他们比我们更理解中国的古人的感觉，因为他们更愿意具备“了解之同情”，而不是把活生生的学者作家们视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政治批判的符号（这大概才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吧，此书的英文版的封面上也印了篆书的“实事求是”四字）。当然，我对这本书并非全无疑义，譬如第四章试图通过乾嘉时期目录而辨析此时的知识分类原则，作为历史惯性很强而且颇为政策所诱导的一门学问，我们似乎不应该忽视其中含有的一些混乱与因袭的成分，即那些类目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它与现实情况的对应，是很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索的。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三)：从理学到朴学的发展——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简析

一直以来都对汉学家比较感兴趣，但是也限于自身读的他们的书比较少，所以一直未敢对之进行评析。这次借着读完从图书管里借来的艾尔曼的两本书（另一本是《经学、政治和宗族 : 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的机会，也大体的说一下我对于汉学家的看法。

从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对象来看，他们总是趋向于研究那些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这里指中国的学者）来问津但同时在那个时代又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事件。拿艾尔曼的《经学、政治与宗教》来说，当时他应该是在七十年代写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对于常州今文经学也确实缺乏研究，及至八十年代亦然，直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学者的眼光才开始注意到今文学派春秋公羊家的学说，这里的注意主要是指中国的学者开始运用公羊家学说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状况，但是其仍旧没有反溯到清代复兴公羊学的庄、刘两家之上，也是直至近些年，研究清一代的人大涨，我们才开始涉及乃至以庄、刘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对象。所以从此种角度来说，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学问的某些方面确实也值得我们重视。

再者，从其治学的方法来看，他们其实一直延续着西方的治学理路，所谓西方的治学理路大体上是指其对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的研究方法，如韦伯的宗教的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马克思的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其它方面的影响，历史主义的因素对于学术延续的影响。我们从艾尔曼的这两本书中都能看到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从理学到朴学》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言图书馆、出版业以及交流网络的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放开艾尔曼的书不提，其它许多汉学家治中国的学问亦是拿着西方学者研究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方法来代入其中。当然，像余英时先生以及受余先生影响的诸多中国学者在现今也开始引入西方的研究方法，毋庸讳言，西方的某些方法确实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着良好的作用，但我们在引入的同时也应该警惕某些方法的合理性。

再次，他们研究中国的学问或者大而化之，或者从一个极小极新的点入手。在七八十年代，言中国的学问大而化之的比较多，而到了现今，随着中国学术界的兴旺，他们也只能挑些很新颖的点来研究，这样才不至于被庞大的中国学术研究所淹没。当然，这两方面可能都是源自于他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不熟悉，从而也就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当你很难在中国学者写的书里找到新鲜感的时候，不妨读一读汉学家的书，没准能够给你些许惊喜。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四)：还是说翻译

本书内容虽好，但翻译问题多多，这已是海外汉学系列的通病。有关引用文献的部分更是重灾区，漏译、错译、引错都有不少。直接看“参考书目”部分。

P204

埃克（Tsen Yu-ho Ecke）《中国书法》

按：英文当为（Tseng Yu-ho Ecke），即曾佑和，现为美国夏威夷火努鲁鲁艺术学院顾问。曾佑和毕业于辅仁大学女校美术系，毕业后，被美术系教授、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先生聘为助教，后与之结为伉俪。另外，曾佑和教授的丈夫、德国人艾克博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明代黄花梨家具的第一人，他于1944年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方（Achilles Fang）

按：即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哈佛大学学者，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老师。

费（Pater Fay）

按：当为Peter Ward Fay。

P205

盖（Kent Gay）。p10作（Kent Guy）。

按：即盖博坚（R. Kent Guy），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课题涵盖清代的政治、思想与社会。

P206

《Fiat Lux》，卡特、缪尔合编《出版与人类思想》

按：Fiat Lux出自拉丁圣经创世纪，即“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作书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翻译的吧。

P210

罗（Winston Lo）

按：即罗文，罗香林长子，佛罗里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

P211

原文：Tetuo Najita

按：当为Tetsuo，即哲夫（特索）·纳吉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著有《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倒是对他提到不少，如《北京演讲2000》：“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习场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

Nakayama Shigeru《日本天文学史》

按：即中山茂，日本科技史学者。

Numata Jiro《Shigero Yasutsugu与现代东京学派的史学著作》

按：即沼田次郎、重野安绎。后者为日本明治时期历史学家，曾编修《大日本编年史》，并创建东京大学国史学科，有《中国历代疆域沿革考》等著作。

P215

韦特（Hayden White）

按：即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形式的内容》，唉……

P216

吴（Nelson Wu）

按：即吴讷孙，台湾东方艺术史学者。其笔名“鹿桥”应该为更多人所知，有《未央歌》、《人子》等书。

吴（Silas Wu）

按：即吴秀良，台湾清史学者。

除此之外，书的第一页就把“伊拉斯谟”（Erasmus）译成了奇怪的“爱拉斯摩斯”，类似奇怪的翻译，还有将Irene译作“欧文”。

手民之误也有。页158，“宋翔风”，当是“宋翔凤”。页166，“郑痒”重复出现，当是“郑庠”。页45，“有本之学（solid learning）”，拼写小误。

《从理学到朴学》读后感(五)：清代朴学思想与现代中国学术话语的源流

本书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了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17世纪明朝灭亡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使得学人开始反思理学话语的陈腐与危害，传统儒学经典的权威性遭到质疑，考据学开始兴起。随着这一时期的江南书院从为科举考试服务到重视经史研习的转变以及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赞助活动的开展使得学术成为一种有效的谋生手段，由此推动了清代学术向职业化研究方向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江南印刷术的普及和出版业的发达，大规模的图书收藏及刊行成为现实，考据学者得以有机会接触大量珍贵资料，从事考证工作。同时考据学者之间形成了以札记体著作、书信往来、补证辩证等积累性研究以及学术发明权为特色的学术交流网络。到了18世纪初江南考据学者已经初步具备了学术共同体的雏形，学者们利用这一机制研究和传播考据学知识。可见理学道德话语经过明代心学向清代朴学实证性话语的转变是官方政策、民间社会、学术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而不仅仅是学术话语内部发生的思想突破或者清朝文化专制政策的直接后果。

第一章打破了我们对于清代考据学派兴起的传统认识。在此前的研究中，考据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清代文字狱政策的产物，至少后者是促成前者的重要因素。艾尔曼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政府政策与考据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18世纪的文字狱只是清代文化教育政策的阴暗一面，这项政策还包括经费支持、学校奖励、官方对学术的认可、强化教育特定作用、对学术发展鼓励。因此，考据学的出现并不是被“逼”出来的，而是在一个适宜其发展的土壤环境中生发出来的。

第二章分析了17世纪从理学道德向考据学转变的外部因素。明代考证学者作为新学术话语的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为考据学赢得了某种相对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独立性,这使后来的学者可能在他们开拓的基础上进行研究。17世纪,明朝灭亡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许多学者受到这一危机的冲击,开始提倡实证学风。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18世纪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所有“经典”都必须经过严谨细密的考证才具有真实性和神圣性,并不存在不容怀疑、批评、考证的“圣经”。最终,训诂考证的意义超过一种辅助性工具范围,并产生一种社会政治影响。

第三章重点关注了18世纪江南学者的职业化过程，作者运用社会学方法从社会层面探讨考证学的发展，并着重指出了徐干学、阮元、毕沅等具有学者身份的官员在整合江南学者方面的独特与重大作用。这一时期，江南的书院开始从为科举考试服务转变为重视经史研习和研究，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赞助活动也大规模展开，于是学者们通过充任幕僚、担任书院教职以及参加政府或私人（多半具有官僚身份或官方背景）主持的修书等途径，使自己能够获得经济来源从事学术研究，这最终促进了超然于官僚阶层和科举功名之外的职业化学者的发展。

第四、五两章则把关注点放在了这一时期江南学者学术交流网络的形成。藏书楼的兴起与出版业的繁荣正是江南学者们能够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而相互之间交流网络的构建也是促进学术进步、知识积累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具备了丰富的藏书，畅通的交流切磋渠道以及稳定的物质生活，考据学者们才能够从容细致的进行研究、校勘等学术工作。18世纪的考据学日趋成熟,一批受过严密的语言、历史和天文学系统方法训练的考证学者出现了，他们在江南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

第六章则揭示了考据运动以及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最终归宿。18世纪晚期，随着考证走向泥古和琐屑的极端，汉宋折衷论和今文经学抬头，曾作为朴学思想资源的经世思想再度成为其批评者的理论武器，考据运动开始走向衰落。最终，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考据学大本营江南学术共同体最终烟消云散。

尽管本书研究对象是清代的考据学派，其副书名也提及“思想”二字，但本书并没有参照代表性学者的思想概述这一中国国内之于思想史的传统写法，而是致力于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运用了诸多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介绍与分析清代考据学派的整体思想面貌，及其产生、发展与衰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其从社会空间、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角色定位等角度对于考据学派的分析，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做法，与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作品相比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本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清代考据学二百多年的积淀与20世纪中国的学术话语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甲骨文的发现和认识就直接得益于清代的考据学和文字学。作者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论述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条件，这个结论使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世的学术发展，并对回答“李约瑟之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提示我们推翻过去对于清代学术的陈旧观念，重新思考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与清代社会思想的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