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读后感精选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是一本由[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读后感(一)：感悟

作者的思想只能说太过于开放，无拘无束，这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截然不同。人与人不一样，他的思想真的很独特，尤其是对艺术。毕加索说：“艺术从来就不是纯洁的，我们应该禁止单纯的无知者接近艺术，永远不要使艺术与没有准备好的人发生联系。是的，艺术是危险的。或者说 如果艺术是纯洁的，那便不是艺术。”艺术不是我这种精神层次的所能欣赏到的，根本无法理解。也许他们理解，他们的思想是独特的，他们的思想已经超乎了这个世界的束缚，超出了人的境界，他们是不被人理解的。但当你真的去尝试理解，才会发现他们的思想真的让人望不可及，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本书说实话，我没有读完，但发现这本书一个重要的主体，在一个社会下，会有不同的思想诞生，他们真的是这个社会前茅的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你并不需要让所有人认可，试着慢慢的打开思想，不要让它束缚的太紧，让它以自然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吧，去体验人生究竟是什么。因为人们，我们所以存在的有价值，这就是活着的证明，既然来到了这个世上，慢慢体会。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读后感(二)：生活本就是小说，你需要的只是整理回忆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编辑手记

《回忆录》不少，唯独菲利普•索莱尔斯在“回忆录”前特地冠以“一部真正的小说”之名。

原文是”un vrai roman”。”Vrai”在法语中有“真实的，确实的；真的，名副其实的”等意，于是请教译者段慧敏老师，到底是翻译成“一部真正的小说”还是“一部真实的小说”，段老师说，显然是前者。

细想确实如此。虽说回忆录和小说是两个不同的体裁，但很多回忆录是可以被当成故事、当成小说来读的。更别说菲利普•索莱尔斯，这位当代法国文坛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原样派”的杰出领袖，在文学理论和小说创作上均有累累硕果，他出身富裕、长相英俊、交游广阔、经历颇具传奇性——这样一位作家，其本身的故事，很难不勾起人的兴趣吧。

但故事要成为小说，除了素材本身的精彩程度，还要有高超的讲述能力。而有什么能比一位优秀小说家执笔写自己的故事更有看头？这样的小说，重点已不在于其是否“真实”，而是要向读者强调一部“真正的”小说之魅力。

从当年的英俊小生，到现在照片里的睿智老者，索莱尔斯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家族故事、成长故事乃至风流轶事。他如电影主角一样置身每一个场景（儿时家族的工厂，巴黎的学生时代，巴塞罗那的夏天，伽利马出版社和《原样》、《无限》编辑部，蒙贝利亚尔的兵役和逃离，威尼斯的写作，等等），给人一种阅读美国小说的畅快感。而其回忆录不单单为记述这些，他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思想历程：他将对自己思想经验与文学创作经验的回顾与总结融合其中；而通过阅读其与法国当代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如弗朗西斯•蓬热、路易•阿拉贡、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安德烈•布勒东等）的交往，以及他在意大利、美国、以色列等地的游历，则隐隐能窥见一部小写的欧洲当代文学艺术史。可以说通过这本回忆录，能了解到整个法国二十世纪思想与文学的变迁。

于是便有了这部《回忆录——一部真正的小说》，“精典文库”编号056。相比编号032的同为索莱尔斯作品的《情色之花》，想必不会带来那么多争议；而在装帧设计上则沿袭了《情色之花》的风格，采用内封+护封的形式，护封采用160G自然色美感极致特种纸过光油，隐隐透出内封里索莱尔斯的肖像照片，引导我们翻开它，更看清这位在任何变迁之中都时刻坚持“置身于当下”的写作态度、与“此刻”密不可分的思想先锋的姿态。

写到这里发现还没有扣上标题，罢了，反正标题里的感想又在行文的过程中被推翻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是故事，具备成为小说的潜质，但并非整理回忆就能写成一部真正的小说，整理回忆，不过是个开始而已。谨此自勉。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读后感(三)：永远的“先锋”姿态

（载《文汇读书周报》10月17日第10版）

最初对“菲利普·索莱尔斯”这个名字的印象，是在《法国文学史》教程中读到的“原样派”、“文本写作”以及配在文字旁边的黑白照片，颇为英俊的年轻后生形象。2007年我在巴黎参加了有关欧洲身份认同的一系列讲座，有机会见到了作家索莱尔斯。当天的讲座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由克里斯蒂娃做开幕演说，索莱尔斯做闭幕演说。他的演讲题目是“非常法国，所以欧洲”。当时我的印象，是一种惊讶。教科书里的英俊小生，变成了睿智老者出现在面前，就像突然发生了时光穿越。后来因为翻译他的《情色之花》，与这位作家有过几次接触。收到作家惠赠的《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时，同样感慨，课本里那英姿勃发的先锋派人物，居然变成了写回忆录的白发老人。索莱尔斯执意将自己的回忆录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如果说其家族故事、成长故事甚至是风流轶事确实具有小说元素的话，那么他与法国当代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交往、他在意大利、美国、以色列等地的游历，则构成了一部小写的欧洲当代文学艺术史。

孔帕尼翁撰写的法国文学史中指出，“《原样》之后，曾经的‘先锋’索莱尔斯以《女人们》为标志回归了传统写作。”但是索莱尔斯本人却不这样认为。《原样》杂志曾在中国“”的启发下开展了一场法国的“文化革命”，索莱尔斯是这场“革命”的先锋人物。虽然克里斯蒂娃等人都曾经澄清“原样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了解或支持中国的“”，而是在这一事件的启发下掀起了一种反对传统文学样式的“革命”，中国的“”只是充当了“原样派”思想的乌托邦，但是索莱尔斯认为自己“《原样》”时期的先锋思想仍然贯穿于作品之中，自己在文学上从未有过“回归”，而是继续以“先锋”的姿态跻身于法国文坛。《索莱尔斯回忆录》便是这一“先锋”姿态的一个例证。索莱尔斯将自己的回忆录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一方面，作者承认这是他亲自讲述的自己的一生，作者本人一直如电影主角一样置身于每一个场景，会给人一种阅读美国小说一样的存在感。另一方面，虽然回忆录里提及了自己的出生、家庭以及几乎一笔带过的婚姻，但是作者关注更多的，是更深层次的思想历程。可以说这是作者对本人思想经验与文学创作经验的回顾，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这本回忆录而了解到整个法国二十世纪思想与文学的变迁。这一点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任何变迁之中时刻处于“当下”、与“此刻”密不可分的思想先锋的形象，索莱尔斯认为，虽然自己的作品“可读性”已经增强，但是自己的先锋意识存在于自己的创作内容方面，他从未改变“置身于当下”的写作态度。

与此相矛盾的是，一直强调“时代性”的作家索莱尔斯，却对中国的古典作品情有独钟，并且认为古典作品比当代作品更具有活力。被中国研究者认为是“文本写作”代表作的《数字》、《公园》、《悲剧》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索莱尔斯坦承，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渗透在他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除了《女人们》之外，索莱尔斯的后期作品《情色之花》、《时光的旅人》等的中译本都已经先后在中国出版，索莱尔斯在中国读者面前已经褪去了“文本写作”的另类形象，而以一个思考者的身份获得“重生”。索莱尔斯在中国迟来的译介，或许也同样说明了中国读者的期待与审美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给这位多产的作家带来了时代的解读。作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断言，“2077年，某本中国字典会这样描述我：‘法国籍欧洲作家，很早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而到3007年，他的作品“将会被中国人认真研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索莱尔斯或许终将会在中国的读者中找到他所寻求的灵魂对应者。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读后感(四)：索莱尔斯，那个“令人愤慨”的“外国人”

文/严杰夫

即使你读不进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小说，也会喜欢上这个作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身上有种难以言说的诙谐：几乎所有见过索莱尔斯的人，都会对他在伽利马出版社那个拥挤的办公室印象深刻，他却对 “恶劣”的工作环境毫不在意，反而对伽利马充满了热爱；而索莱尔斯对时政、毫无顾忌的点评，也常常给他带来莫名的“厄运”，例如2012年他对法国前“第一女友”瓦莱丽•特里耶韦莱的批评，让他突然丢掉了一份专栏，他根本没想到投稿的这家媒体与瓦莱丽供职的媒体属于一家出版社；当然，还有他对中国文化看似盲目的热爱，也令他十分可爱——一份中国古画的赝品，在他眼里都如同稀世珍宝一样珍贵。最有趣的是，在中国，他的妻子——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比他要有名的多。

正是这个“诙谐”的索莱尔斯，谁会想到他曾与西方当代诸多文化大师均有过交集；谁又想到他的几部作品——《女人们》、《情色之花》等，用文字轻盈地穿插起西方文化独特的那一面；更没想到的是，也正是这位索莱尔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被当时法国文坛的两位大佬——莫里亚克和阿拉贡，赞誉为“年轻作家中的领军人物”。看来，这个索莱尔斯一点都不简单，起码他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物，正像西方文学界对他的评论那样——他是一位富有争议的天才作家。

这样一位有趣的作家，自然每个人都有兴趣了解他的生平。有幸的是，索莱尔斯在前两年正好写了一本所谓的“回忆录”，他把它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这部名为《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从他幼年时写起，其中包含了他的家族、成长、情感这些私人故事，也包含了他与法国当代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交往的往事，穿插其中的还有他对过往的人和事的思考与评价。

就如同作者本身一样，我们也很难说清楚这本回忆录应该被归类于哪种题材。有些时候，它确实是一部回忆录；有些时候，则很像是一部“意识流”小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它又像是一部文艺评论。不同的“样貌”拼凑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部绚烂多姿的“回忆录”。也因此，索莱尔斯才会自信地认为，尽管为了应对评论界的批评，他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却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先锋态度。

不过，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法国的文化传统，为索莱尔斯提供了多么丰厚的遗产。正如上文提到的，尽管索莱尔斯的这部作品内容纷繁芜杂，但大致可以分成两条主线：私人的和公共的。私人的，无非是有关索莱尔斯的个人经历，这成为“回忆录”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普鲁斯特徘徊其中的影子：为了逃学装病，与女仆的厮混，丑闻被发现后被流放到寄宿学校，还有年轻时与多个女人的风流韵事，索莱尔斯毫不避讳这些他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丑事”，反而将其看做是自己创作的灵感来源。在这一部分里，最像普鲁斯特的段落，还是作者回忆少年时代做“白日梦”的情景：“我经常谵妄，我做梦时知道自己在做梦……我探访自己的生命，这非常奇妙”。事实上，作者自己也承认在做“白日梦”方面与普鲁斯特有着某种共通性，他写道“这是哮喘的经验（普鲁斯特对此尤为熟悉）”。

在公共部分，索莱尔斯却从“意识流作家”摇身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寻找到几乎所有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的影子：他像托尼•朱特一样提醒我们不要遗忘20世纪；他也像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那样迷恋法语的魅力；当然，还有如同上世纪60年代的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那样，索莱尔斯对毛泽东和他的革命也充满好奇，因此他在1974年亲身来到了尚未敞开大门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索莱尔斯身上还有更遥远的“圣贤们”的影子——伏尔泰、圣•西门。特别是后者，索莱尔斯写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他的一些犹豫因子”。正是这位圣•西门也写过一本《回忆录》，或许就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诞生的引子，因为索莱尔斯说，“他（圣•西门）的《回忆录》比所有小说都更好”。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索莱尔斯谈论中国的部分自然会让人饶有兴趣。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过早地感到欣慰，在欧亚大陆的彼端终于有个作家能同情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优越。事实上，索莱尔斯心中的那个“中国”，肯定不是你我所认识的这个“中国”，那是一个已经“索莱尔斯化”的“中国”。索莱尔斯在《情色之花》里曾写过，“在中国，兰花代指妓女”，这样的观点或许会令大部分中国人瞠目结舌。不过，这并不妨碍和消减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回忆录》里，我们常常看到索莱尔斯对《孙子兵法》、《庄子》、《论语》等中国经典的引用，就如同他对《圣经》的引用。

或许，索莱尔斯十分清楚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存在某种“扭曲”，就如同他对教皇的支持，也是出于特定的背景，而不同于一般的信徒。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评论者看来，索莱尔斯的立场和观点常常“摇摆不定”。因为，对于索莱尔斯来说，观点和立场的“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诠释当下的现实世界。

所以，索莱尔斯并不向往成为正确而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通”，而是想成为，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利玛窦一样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索莱尔斯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法国文化，也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他只期望两种古老的文化能够融合。也是基于此，他才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有一位他的“灵魂对应者”。这正是《回忆录》里真正想写的那个“索莱尔斯”，一个不单纯属于任何国家的“异乡人”。正如他那位著名的妻子所说，“作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异类，一个最令人愤慨的外国人。”这句话放在索莱尔斯身上恰恰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