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我的稻米》读后感锦集

《作为自我的稻米》是一本由(美) 大贯惠美子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3.00，页数：2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自我的稻米》读后感(一)：日本武士为何切腹而不自刎？（原题：日本人的切腹和吃稻谷）

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曾经对“何谓日本”这一问题，只作出两点归纳：“岛国”及“种稻”。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出日本的许多特点，比如集体荣誉感，比如武士道，但有一点，我一直没想通，日本武士在战败捍卫尊严时，为何要“切腹”？——同样是自尽，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自刎。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多余，谁会在意是切腹还是割喉呢？但别说，还真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美国日裔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有一本书，叫做《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解开了我的这个困惑。当然，从名称上看，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说切腹的，而是说吃稻谷。

环视亚洲，莫不食用稻米，以小麦为原料的各类面食，毫无疑问皆是西亚输入的舶来品。关于水稻的起源究竟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尚无定论，中国在稻作起源的考古证据方面暂时领先，但水稻（大米）是亚洲的原生作物则是没有争议的。既然作为亚洲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日本人的祖先又是从东亚大陆迁居海岛的，那么，日本人爱吃稻米的事情，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人心中，稻谷非同寻常。因为稻谷是有“稻魂”的，而且稻魂不像一般动物、植物的灵魂，它和人的灵魂本质上是一类。这种稻魂有什么作用呢？作者举了一个日本皇室的例子，来说明稻魂的重要性：

一切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大尝祭”的皇室仪式，这个仪式是在水稻丰收时由日本天皇主持的。它源自“尝新祭”，意思是品尝新米。天皇要吃新米的原因在于，天皇的“灵魂”经过一年时间，“在冬天膨胀春天萎缩”，灵魂容易离开人体，要得到补充，才能重获健康。采补灵魂的方法，共有两种。第一、要么直接采自他人，作者引用了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观点，在历史上，日本天皇去世、新皇即位时，“新皇通常会咬已死天皇的尸体，以使后者的灵魂能够进入他的体内。”这让我不由联想到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太平洋岛民在上世纪还流行的分享过世亲属尸体的习俗——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后代体内延续。

另一种方式，相对没有那么惊人的方法，靠的就是食用稻谷来补充灵魂。天皇的“尝新祭”的本意，就是需要用稻谷中蕴含的“稻魂”充实自己的灵魂，所以这个仪式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而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灵魂并不位于脑袋或者心脏，而是在肚子里。在古史《日本书纪》中有一个各种食物起源的传说，保食神被杀死的时候，“各种食物从尸体内涌现出来，腹出米，眼出黍，肛门出麦豆”。而稻米起源的位置恰好就位于腹部——灵魂和胎儿的居所。

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日本古代文化中非常实际地认为，稻谷之魂补充人体之魂的交换区正好就是具有消化功能的肠胃。“灵魂被认为居住在腹部，因此，著名的男性自杀文化，就是男人剖开腹部以释放他的灵魂。”怪不得，日本武士自尽时，以切腹最为庄严，其实背后是有这样一种信仰体系。切腹之后，生理上讲，是失血过多及外部感染而亡，心理上讲，则是灵魂的流失，离开身体散逸而去。

这样来看，这本书的题目就能说得圆满了——作为自我的稻米——因为稻米中的谷魂构成了人的灵魂，那么稻米就不同于其他的食物，稻米在日本人的心中地位神圣，不是其他，而是组成“自我”的一部分。

所以，延伸到现代日本社会来看稻米，来解读日本人观念中对西餐或面食的态度，就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日本人倒不是仅仅觉得西餐纯粹是外来事物、舶来品，口感不佳，不适合日本口味，而是非常本质地认为，西餐里的确很少有“米”。没有米，就没有“稻魂”，没有“稻魂”，就无法给“自我”提供补充灵魂的力量。这种观念真是很有意思。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中国稻米产区居民就餐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吃再多菜、再多点心、面食，没吃上一碗米饭，就感觉是没吃饭，没吃饱。细想一下，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或许就不仅像表面上的这句修辞呢！

本文来源于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21期 发行日期：2015年11月1日

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51101A00VEH00

《作为自我的稻米》读后感(二)：【转】石峰：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的历史世界——兼及历史人类学的相关讨论

【摘要】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的学术旨趣表现为以"历史"的方式来理解稻米、猴子和樱花三个"关键象征"与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变迁的象征关联,在她看来,这种关联与外在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密不可分。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中国经验为例延展讨论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尽管文化在历史过程中会发生变迁,但也不能忽视文化的连贯性;来自外部的力量推动了文化的变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挖掘内部的动力。如此这样,才能真正书写"土著的历史"。

《作为自我的稻米》读后感(三)：神奇的稻米——评《作为自我的稻米》

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是否放开日本国内稻米进口，美国和日本展开了博弈。日本国内稻米价格比美国贵好几倍，如果让美国的稻米流入日本国内市场，可以极大降低日本民众消费成本。但是，日本消费者却强烈反对这一提案，出于政治考量，日本政党对于这一问题也很谨慎。与日本民众对进口稻米的顽固反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昂贵的奢侈品却在日本受到消费者热烈欢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为什么日本人对稻米进口持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大贯美惠子认为需要回到稻米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这一问题，“稻米进口问题，其政治上的考量，是建立在广泛的涉及稻米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的。对日本稻米的理解，要求对广泛的文化与历史面貌的理解，稻米与稻作农业的意义体现其中。”（P32）那么，神奇的稻米是如何在日本的文化传统和认知体系中扮演这一重要角色的呢？

关于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的研究，我们深受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与“刀”，并由此入手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同样是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大贯美惠子选择从稻米出发，采用长时段和历时性分析视角，以日本各社会群体或作为整体的日本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为切入点，展示日本人的自我概念在历史上遭遇不同的他者时如何呈现不同的轮廓，以及稻米与稻田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作为思考的载体（P4）。大贯美惠子通过稻米来论述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及如何重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在日本膳食传统中，稻米从没有在数量上成为所有日本人的主食，但总是仪式场合使用的食物。稻米的象征意义已经深深根植在日本精英与民俗的宇宙观里面了。作者采用象征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从作为灵魂的稻米到作为神的稻米，再到作为自我的稻米，层层剥开稻米在日本文化体系中的认知实践过程。

日本稻米文化与古代皇室制度有关，皇室制度也是诞生在稻作农业的基础上。早期日本的天皇担任萨满的角色，在象征丰收仪式的大尝祭中，天皇将各种食物祭献给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稻米做成的食品。在日本的神话传统中，灵魂被认为居住在腹部，这也是日本自杀文化中经常出现切腹自尽的文化源头，而稻米被认为起源于腹部。日本传统文化认为每一粒稻谷都有灵魂，通过消费稻米，日本人内化了神的力量并成为身体和其生长的一部分（P65），因此，稻米消费被当做一种宗教行为，具有很强的象征文化意义。在日本民间故事和民间宗教传统中，稻米是作为神的财富的象征。“作为神的礼物，财富得到宗教的认可。因为是神圣的，它被形容为金色的稻谷或金子本身。”（P79）在中世和近世早期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稻米被建构成为干净的钱，而作为货币的金钱是脏的，此时，稻米作为交换媒介的意义保留了原初的宗教性。正式因为稻米油如此神奇的力量，其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稻税制度建立，使得稻米成为藩主财富的象征和表达，日本民众也利用稻米作为起义暴动的符号标志。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一直试图将日本建构为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日本”成为支配的表征，“农业意识形态”成为独尊的思想，完整的“农业日本”画面其社会和法律基础已完全建立（P103-104）。农业已经渗透到日本的国民精神文化生活中，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研究对象从常民转向农民研究，特别是稻农研究，其实就是日本人将稻米作为自我文化表征的一种学术研究的自觉和表达。一直到近代，农业成功作为日本的表征，但是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农业的象征意味不再依赖于皇室制度，这主要归功于日常实践中稻米和稻田的象征意义，依此它们成为集体自我强大的隐喻。建立在这种强大意识形态下的农业及稻米意象，就将日本非农人口边缘化了，通过建构这些“内部他者”的不洁，来突出农业和稻米的洁净及其背后的神圣观念。因此，“在历史进程中，稻米和稻田已成为日本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单位家到全体日本人的集体自我的象征。”（P119）

稻米在日本文化传统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要隐喻，稻米在日本关键历史时刻反复出现在对自我的深思中。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定义和再定义自己，而稻米已成为关键隐喻。（P123）历史上，中日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日本文化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色，此时的中国也是日本主要打交道的对象，他们在定义日本人身份的时候，也会努力将稻米作为一个区分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手段，他们以土壤作为区分的标志。在明治时期的小说《矿工》中，中国米和中国虫象征矿井下凄凉的生活，而矿井外的生活才合适日本人。他们贬低中国种植出来的稻米是“下等米”，日本民族因为吃日本土壤种植出来的稻米而显得高贵。到了近代，日本面对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一衣带水的中国，而是那些带着洋枪大炮的欧洲人。他们发现欧洲人是吃肉的，而深受佛教影响的日本的膳食主要是稻米、鱼和蔬菜。面对自己落后西方世界的现实，有部分人主张放弃稻作农业改为饲养动物，以从身体素质上赶上日本，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模仿西方，强调稻作农业的重要性和稻米饮食的优越性（P128）。到了二战时期，日本国产米成为了象征着日本人的自我纯洁性。为了激发士兵的斗志，他们会将国产白米有限发给作战部队，并允诺随着战争的胜利，他们会进入美好的白米时代。到了近代，很多日本人都不再将大米和灵魂、神和皇室制度联系起来。但是，稻米仍然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到来，当美国迫使日本进口加州稻米的时候，却遭到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加州稻米是从日本国产米引进过去，种植出来的都是短粒米，但是它是外国土壤种出来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过化学品，因此这种稻米象征着国外的污染，会造成对日本自我纯洁性的威胁。因此，稻米在日本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凝聚民族性的核心意象。

《作为自我的稻米》一书语言活泼、文字简练、视角独特、论述深刻，是一本兼具学理阐释和阅读观感的著作。笔者觉得该书颇有新意，略述如下：

一、随着后现代的影响和民族志的反思进程，人类学研究形成两条路径：深入挖掘文化事项背后的意义系统，用个案来反思已有的研究理论和范式。这两者都需面对如何将自己研究对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更大的社会进程和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问题，而象征人类学成为很好的研究路径。既有的象征人类学一般都是讨论小而精的研究话题，很少关注国民性层面的的问题。一般认为，由于地域、文化习惯、族群关系等因素，国家内部的有很多意义象征体系，却忽略了这些不同的因素是如何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而本书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通过研究稻米形塑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过程，来看日本人的自我、族性、民族性的变迁。

二、本书不仅关注稻米与日本国民性的关联性，而且也历时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稻米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反结构特征来建构日本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就日本论述日本，而是通过跨文化的视野观察，认真梳理了作为食物的稻米意象如何建构日本自我与外在他者的关系。既有历时性脉络考察，也有共时性的深度描写，将历史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很好结合在这项研究中。

三、20世纪60年代以后，哲学日益转向日常生活，萨特、本雅明、福柯、列斐菲尔等人都将日常生活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人类学界也深受影响，日常生活不再是田野调查背景性材料，很多学者认识到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在其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族群斗争等具有明显时间节点的实践活动中，而是渗入到日常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交织在日常生活的脉络中。但是，如何就日常生活来做人类学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理论瓶颈和实践困难，本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日常生活中隐而不彰的食物有如此多的“奥秘”，通过稻米意象就能发掘出诸多日本文化传统和透视日本的民族国家进程。

【美】大贯惠美子：《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石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发表于《民族论坛》2016年第7期

《作为自我的稻米》读后感(四)：历史与象征——评《作为自我的稻米》

大贯惠美子的《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研究的是群体如何界定自身的问题。大贯认为食物在这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自我与他者的区隔与表征的辩证过程中，人们会选择重要的食物与烹饪作为隐喻。而对于日本人，其认为构成其自我的食物便为稻米。全书运用历史象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示稻米如何成为隐喻日本人的食物以及这种隐喻在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和所反映的日本人自身的认同。接下来我将以研究方法为线索对全书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

首先是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大贯美惠子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如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试图通过布罗代尔德长时段理论来研究，但这种长时段方法却不似布罗代尔那般强调生态与地理因素，也不似其他历史人类学家强调行动和个体行动者，而是关注的是长时段中事物的演变以及群体之间的联系。前者如第六章中对于“农业日本”这个表征在历史中的不同表现的考察，作者将日本历史分为了“古代时期”“中世时期”“近世早期”“近现代时期”等横跨2000年的四个时期，追溯“农业日本”是如何历经这四个时期逐渐由上层阶级的构建逐渐转变为民族上下、当代日本的共识的；后者如第三章以及第六章提及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历时性互动，第七章中的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历时性互动。

第二是以总体为研究对象。这种总体观体现在全书上，作者没有在“日本人”前加上任何限定表示表示这是某一类日本人，而且对西方也只是笼统地使用“西方”或“西方人”的概念而不是对其区分国别。这是因为作者关心的不是群体内部的动态，而是一种总体上的普遍性。如虽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以稻米为主食，第三章也指出了稻米文化派与非稻米文化派之间的争论以及不以稻米为主食的日本人的存在。事实上对于弥生时代前的日本并未引进农业，而在中世时代农民也被鼓励吃粗粮而非稻米，稻米成为上层阶级的消费品，大部分日本人开始吃稻米可能要到明治时代才出现。稻米在历史上极少从数量上成为日本人的主食，但其的确形成了一种社会稻米文化——近世早期的稻米税激起的是农民的骚乱，大部分农民暴动与稻米问题有关；而在二战后稻米短缺会引发抗议，稻米成为饮食结构中的主角，更不用说其在一直充当着仪式食物（（对日本人来说）在供奉祖先时将白饭替换为其他食物是不可想象的）。稻米是从各类食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日本民族的代表的，而既然是日本民族的代表那更需要的是从全体日本人（总体）上去考察。

第三是结构主义的运用。纵观全书，比较的研究方法不可谓不多见。如在第五章中关于平德的故事中，会流出金黄稻米的男孩与伊索寓言中下金蛋的鹅相对应，通过对两则故事的解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的是稻米和金在这两个故事中代表了财富。结构主义所引入的一套系统的普遍的分析方法暗示了各种文化虽有其特殊性但文化之间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日本文化中对于稻米的构建并不是特例，世界中的其他文化也呈现出类似的面貌。如第八章中提到的跨文化中的相似性——用主食作为食物（主食的选择往往是和权力和阶级挂钩的）以及作为自身的隐喻——与日本人类似的是本巴人对黍米的偏爱。且第八章中对共餐结构的分析就显示出了文化之间普遍性以及特殊性。在第九章中也强调的是跨文化的相似性在文化结构中的显著。惠美子对结构主义的运用不止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同时还存在与文化内部。除了食物象征意义在不同文化中的共时性对比，书中也有对稻米象征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时性对比。

第四是稻米的象征意义。惠美子持有的是一种历史象征主义，象征主义的普遍研究方法在其研究中数见不鲜。除了在《作为自我的稻米中》通过稻米来说明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美惠子还通过猴子在不同历史时期象征意义的演化来展现象征意义与时代背景之联系；通过樱花来阐释军国主义下的民族主义[1]。要注意到的是大贯关于这三件事物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历史背景下的，随着时空背景的不同三者的象征意义也表现出不同。在神话-历史时代，皇室制度在逐渐发展的稻作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此时的稻米的象征意义是与传统宇宙观以及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天皇的权力与仪式来自稻作种植，神话中的天孙统治日本便是为了使荒原变为稻田，在神话的建构中外来的稻米变为了外来神的馈赠，通过仪式，人神共食稻米，人从稻米中获得了神的活力，稻米也带上了神的灵魂，成为了神的象征（第四章）。此后稻米的象征意义从顶层下移，开始进入到民俗的层面。稻米成为了财富的象征，且是干净的神圣的财富；稻米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虚弱的人要从米制品中获取能量；而作为神人交集的媒介，稻米又具有神圣礼物的功能（第五章）。这种媒介功能又扩散到其他方面去，在日常生活中稻米也变为活人与死人的媒介被贡于祖先面前；家庭成员围坐一起共食稻米体现了稻米作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媒介；作为媒介的稻米将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形成了强大的集体自我认同，同时也将非稻作人群边缘化甚至敌化，构建出了一个内部他者。（第六章）而进入到近代之后，稻米在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意义转为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分。日本文化中的神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它可能带来馈赠一方面它也会带来危险，陌生神也不例外。因而在唐朝时日本一面不遗余力学习唐朝文化另一方面却也以沙文主义的姿态极力抵制。而在近代中国的他者形象被西方取代，日本也需要将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稻米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下将日本与他者区分开来。在与中国的区别中，日本人的独特性就体现在了其食用日本米之上，吃中国米被看作是下等的；而在与西方的区别中，日本人也在特意强调自身的力量是来自于食用日本米的——比食用肉的西方人更加优越。稻米构成了日本人关于自我的隐喻，在西方的食物氛围中，当代日本人通过强调稻米在饮食中的重要性来重申他们的集体自我。随着日本人在外力以及历史的作用下的不断变迁，稻米是不变的，但其意义与物质却又在变化。（第九章）

第五是动态的联系的观点。这与沃尔夫的观点相似——“人类世界的面貌是多样的，它是由许多过程彼此联结而构成的整体。“[2]作者认为“大多数历史变迁是内部发展与外部力量的辩证过程“。日本也不是一个处于世界东北角的孤岛，而是处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并且别外部世界型塑的。事实上作为日本自我隐喻的稻米就是由亚洲大陆传向日本的，日本人的自我也是从与他者相关的话语中产生的（事实这也很好理解，没有他者也就无所谓自我）。如第七章所论述的，日本人用米将自己与吃肉的西方人区分开来，用食用短粒米将自己与食用长粒米的中国人区分开来。稻米象征意义在历史上的变迁也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在第九章中大贯又提出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概念，在各族群的联系中，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激起的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内部文化的自我分裂。而日本用陌生神的主题解决了这一问题。作为外来的神，自然比人要优越。在与中国人的相处中，稻米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被创造；而在接下来与其他他者的相处中，其意义是不断发生转换的，稻米从审视自我转换为了自我的载体。

纵观全书，本书确有其优点：

象征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结合所带来的历史象征主义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也是大贯的研究旨趣。人类学与历史的合然是必然的。针对本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与基本方法上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产生于对方法的不同侧重。历史学采用历时性的语言而人类学则使用共时性的语言。人类学家固然能提出种种优美的理论来阐明不同社会中的种种现象，但却因缺乏相关历史研究，这些理论可能与现象实际形成大相径庭。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的，忽略这种历史性便会导致人类学家大肆讨论种种表象，但却无法深入文化的本质。[3]而象征人类学认识到了更深一层的文化关联，意图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来解释行动。大贯的研究视角在象征人类学的研究中是十分独特的，因为其强调的是历史社会背景动态变迁下的象征。文化在她的眼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象征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段过程和关系。针对本书提出的问题，作者大可以构建一系列精细的理论来适应当今日本中的稻米文化，但如果没有历史作为支撑，无论多么精细的理论都只是空中楼阁，因为其无法解释文化如何被型塑成现今的样子，或者说，是不贴合事实的。同时历史的视角还使象征人类学突破了原本小而精的研究视角，进入到更宏观的国家民族意识层面。而象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切入角度以及所选题材的新颖。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哲学日益转向日常生活，人类学界也深受影响，很多学者开始认识到社会的文化和结构不止体现在那些盛大的活动之中，而是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研究者应注意日常事物在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如西敏寺强调“人类的饮食行为不是纯粹生物性的行为”[4]，其背后所包含的是文化以及历史，饮食被我们追加了诸多意义“。大贯由稻米这一日常生活中虽平常但被赋予了众多意义的食物切入对日本文化的研究，颇有一种“一叶知秋”的微妙感。同时也为我们就日常生活进行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但本书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如大贯所言，其研究不特别强调生态因素。在历史的分析中大贯事实上忽略了其他因素对于象征意义的影响。她更多偏重的是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非客观因素。这可能会导致对历史研究的片面化。反映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贯很少提及政治、地理环境因素对于种植稻米的影响，而是更倾向于从文化上解释稻米。忽略地理因素可能导致的是对于解释日本人最初种植稻米时的模糊。另外大贯的分析中也存在着象征人类学的通病——

如大贯所言，其研究不特别强调生态因素。在历史的分析中大贯事实上忽略了其他因素对于象征意义的影响。她更多偏重的是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非客观因素。这可能会导致对历史研究的片面化。反映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贯很少提及政治、地理环境因素对于种植稻米的影响，而是更倾向于从文化上解释稻米。忽略地理因素可能导致的是对于解释日本人最初种植稻米时的模糊。另外大贯的分析中也存在着象征人类学的通病——过于注重象征意向的心理分析以及联系。这使得象征人类学相较于同期的文化生态学来说显得是那么的不科学和神秘主义。由于象征本身就带有主观的色彩，象征人类学家在分析象征意向时不由自主地便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解释——这在某些读者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如大贯在第四章所进行的两个象征等值：“稻米=灵魂=神=和御魂（神的平和/积极力量）”（p64）和“食物消费=仪式=农业生产=人的生殖=政体”（P66）这两个等式的成立在我眼里看上去就是跳跃式的。如“人的生殖=政体“这一等式便是有一句轻飘飘的”政体被规定为是为神生产食物“（p66）得出的，而这句分析也并没有前因，我只能将它理解为是作者的主观判断。这使得大贯在书中的论述在某些方面略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