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读后感大全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是一本由（美）施坚雅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50，页数：19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读后感(一)：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空间结构研究

施坚雅的这本书与他的另一部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他所提出的一种研究理论模式，当今仍无人超越。研究市镇或是城市都必须得看其书。《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空间结构》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揭示农村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在第一部分，施坚雅详细研究中国农村集市的赶集日期，提出基层市场社区即是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接近一个正六边形。在第二部分，施坚雅提出两个模型：模型A和模型B，模型A分布在丘陵或山地，模型B分布在平原。在现代化过程中，交易活动从基层市场转移到高层市场。在第三部分，论述农村市场体系的现代化在1958年后遭到破坏，在吸取教训后，开始与遗传下来的系统相协调而不是对着干。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读后感(二)：上个世纪6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施坚雅的这本《评论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主要是收录了其在60年代先后发表的论文，其中提出的六边形理论很具有启发意义。

彼时中国大陆内部的数据和资料还不易为国外学者所得，这三篇论文所依据的数据和材料除去作者自己建国前后于四川所做的社会调查、《湖南省志》，主要来自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人口述。因此，各地的经济数据上存在不足和偏差。而其所引用的《大公报》（北京、天津、香港）、《新建设》、《人民日报》等报刊文章等，很多内容主要出于政治宣传或受政治影响，需要进行甄别方可引用。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数据模型和分析也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第三篇主要论述建国后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情况，作者对于中国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把握与分析并不是十分准确的，一些历史细节上也存在错误理解。

然而重读经典的意义，主要在于借鉴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在批判基础继续深入学习。在这个层面上，此书依然值得一读。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读后感(三)：静态，动态，现实

对我而言，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内容是在长江与华北里作为一个靶子。

三篇文章，对应三个词。

第一篇文章给出的是一个静态的几何模型，描述了如何把屠能的区域经济学扩展到一个多点的中国平原上。第二篇则进一步讨论了时间轴上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体系是如何变化以适应人口压力，增加贸易量，增加集期，乃至最终增加新村庄和集市点。同时，由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这个进程又伴随着无论如何定义都存在的“现代化”从而更加复杂。最后一篇则尤其讨论了建国后的情况变化，认为d的政策不得不对这种结构作出妥协与适应。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多，关于这个模型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是否真的去集市是为了物资的双向流通？集市究竟发挥着多么中心的作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确实是很漂亮的模型。确实让我们看地图的时候有了更深刻的东西。

很快地扫完这本书，体会大概就是这些，现代的人做的话，可能技术会更先进一点。不再机械的简单回归和画粗略的图形。不过这种抽象能力的简单优美还是让人留恋。成都平原的地名也如此熟悉。金堂，乐山……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读后感(四)：生产娱乐一把抓。

当年他做的基础调研简直可怕。数据也非常有说服力。如广东香山县每个农村市场的平均村庄数是17.9，曲江县是19.2。30年代杨庆堃在山东邹平县作的研究表明每个基层市场和较高层次市场有21.4个村庄。1937年编写的 《鄞县通志》是中国方志学真正突出的范例之一，它提供的详细资料计算出鄞县的82个定期市场平均每个有20.1个村庄。这个数据基本可以通用，也就是说一个市场对应的农村村庄数大概是20左右。

再拿我研究过的东岳庙来说。当时的封建迷信，在阴间世上的活动范围，被认为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东岳管理地狱的官员的雕像每年要被抬出来在他的权力区域内游行。抬着神像依次走过红门铺、沙河铺、窝窝店和大石子每个ㄠ店位于市场区域的一角。这种阴间和阳间一起管的方式，并且也加强了市场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这种农村互动关系的结构，是近似的。

再来看茶馆。他举例：高店子有一个茶馆，是一个牲畜配种人联合会聚会之所，另一个茶馆则是木匠和泥瓦匠联合会的总部。还有其他自发组成的联合会，尤其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组织（例如看青会或管水会）。基层市场社区也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息息相关，如专业说书人，戏班子。

区位经济，和寺庙管理，娱乐活动，都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像是一个居委会的不同活动。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读后感(五)：“基层市场社区”能否反映独特的文化特性的小问题

作者在描述他所谓的“基层市场社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文化载体、反映乡村文化结构的时候推测，由于广泛的社会交往，基层市场社区之下的不同村庄村民间的文化差异不可避免会消磨。因而传统中国村庄研究中以村庄为具有独特文化特性的基本单位并不合宜。

笔者认为此处逻辑不完全正确。村民并非处在一起、实际交往多就能实现文化融合，还要看村民中是否是存在强烈的本村外村观念。完全有可能在市场体系、权力体系、日常交往等各方面人们在基层市场社区的结构内打成一片，但在交往过程中村民们一直维持“本村”的自我意识而对外村形成分隔，这个时候，普遍的社会联系反而可能固化甚至加重各个村庄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者该观点原文：

p50

在上述概括性研究所表明的基层市场社区结构的实际情况的范围内，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用以评估这样一个社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文化载体。文献中有大量的关于中国村庄文化特性的泛泛的论述。我们常常听说，每个村庄都有它自己的方言、自己的风味食品、自己穿衣戴帽的方式等等。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设想，当差异达到成为相邻村庄的特征时，最终可以证实这些村庄属于不同的基层市场社区。很有可能在传统时代，典型的农民认识的同村人要比他认识的所有外村人加在一起还要多。但同时，他与本市场社区内外村人的社会联系如此之广，以致于很难想象任何范围的文化差异能够在使用同一基层市场的村庄之间长期存在。同样，使农民与其基层市场社区之外的人发生接触的社交活动如此之少，以致于市场社区之间在文化上产生差别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一旦基层市场社区达到了包容农民生活的程度，它也就造就了后者的生活方式。只要社区长期存在，它就必然会坚持它自己的一点儿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