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读后感摘抄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是一本由刘鸿儒著作，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80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读后感(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的权威资料

清晰了解一个市场的产生原因、发展历程、监管者态度、存在问题等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必需的储备，是把握市场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本书很好的提供了以上内容。尤其有价值的是作者对目前资本市场的一些问题都进行了分析，以刘鸿儒的身份，他的观点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主流意见。值得关注的是：<1>债券市场和B股这两章；<2>书中体现的市场化为主的改革思路。比较有趣的章节是描述1990年沪深两地建立证券市场的部分，究竟谁是第一家还有这么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今年是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读到这本书还是很感慨的。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读后感(二)：深圳的黎明静悄悄（连载四）

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0年代末，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钱从哪里来” ？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欧洲许多互惠基金及信托基金经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表示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于实业。他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起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场所。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

深交所取名，一波三折

离开欧洲后，李灏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会见了香港新鸿基公司董事长冯永祥先生，并聘请冯永祥为证券业顾问，请新鸿基公司协助起草发展深圳证券市场的总体规划并帮助深圳培训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干部。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很快，禹国刚、王健被分别从深圳市中国银行和深发展银行里调出，转而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工作。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筹备组的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人员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人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了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等到做成了，还可以更名啊。”筹备组听从了金建栋的建议。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这个名字又曾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直到开业前夕才最终定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狂热引发的第一轮调控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1990年，股票已经被深圳市民所认知。深圳的证券交易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居民反响强烈。很多人辞掉了内地国企的工作来深圳炒股。由于仅有的三家证券公司不能满足股民的交易需求，深圳出现了兴旺的股票黑市交易。

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及红岭中路证券部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火爆的股票“黑市”。后来，“黑市”不断蔓延，在深圳车站、大街、菜市场、码头……到处都有“黑市”股票摊。你可以在车站买进，到码头卖出，去街头巷尾炒差价。

这一轮狂热，引发了第一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1990年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限制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停板限制缩至1%，跌停板限制还是5%。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大量技术改造资金、扶贫资金也涌进股市淘金，“黑市”交易猖獗，混乱无序的股市震惊全国。1990年6月，《人民日报》记者王楚写了一篇内参，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报送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

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股票市场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审计署领导组成中央调查组进驻深圳，开始了专门的调研。

调研结束后，1990年7月，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问题的报告》，内容既反映了当时深圳股票市场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同时也就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完善税收制度和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提出了调查意见，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所。

报告写上去，国务院领导对深圳股市试点未作明确批示，虽然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深圳的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便得以继续进行。

李灏拍板，抢闸开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深圳。

这个消息对于筹备了三年而得不到审批的深交所筹备组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按照当时的国情，一旦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深交所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得到审批，甚至可能最终得不到审批。因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试验田很可能只有一个，即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的深交所筹备组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想要绝处逢生，就必须具备非凡的胆量和智慧。禹国刚回忆说，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来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筹备工作。李灏同志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禹国刚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

会上，王健和禹国刚将深圳股市当时的混乱情况再次进行了汇报，重申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外，还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并当场做了演示。筹备组一边做演示，王健和禹国刚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

演示中，电脑显示屏上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嗒嗒的闪光吸引着李灏等领导的兴趣。最后，筹备组的人解释说，因为实现了自动化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直到此时，李灏心里有了底，随之最后决断：“深交所12月1日开业！今天就拍板定了！”

事隔多年以后，禹国刚还对李灏当时的胆魄和智慧颇为感叹。他说，先斩后奏，深交所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业，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最危险的就是有可能被强行关闭，如果那样，深交所从此将不复存在。

但抢先开业又透露出无比的智慧，因为当时的深圳是特区，是试验田，完全可以用实验的名义开业，再不行就说成是试业，这样即使尚未拿到批文，也一样可以说得过去。

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

一次重要的谈话对深交所的正式成立起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来到珠海。江泽民与刘鸿儒（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约好在回北京的路上专门谈谈股票市场的情况。

刘鸿儒在后来的回忆录《突破》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交谈方式是江泽民问，刘鸿儒答。

江泽民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刘鸿儒根据当时的情况回答，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的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所有。

江泽民再问，股票涨价以后，是谁赚了，谁受损失了？刘鸿儒说，只要是股票不停地涨，就都有收入。都是低买高卖。只有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才有人赔钱。谁赔了呢？就是在高价位购买股票的人。但即使股票落到谁手里，问题也不很大，因为可以分红，以后还有机会涨。

江泽民又问，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刘鸿儒说，这与当时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主要是5只股票总量太小，而想购买股票的钱过多。

临下飞机的时候，刘鸿儒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在没有获得经验的情况下，股市可以暂不扩大。请相信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那谁也不敢干了。江泽民听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深交所的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低调开业了。出席开业仪式的人很少，时任深圳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董国良兼任深交所监事长，王健、禹国刚担任副总经理。

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事后多年，常有人问到同一个问题：深交所和上交所到底谁先开业？事实是深交所先试业，上交所先拿批文。两者都是第一。

和上交所盛大的开业不同，深交所的试业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当天，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董国良。

江泽民和刘鸿儒在珠海谈话之后，江泽民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还请了周建南来深圳进行调研。周建南一行专门深入地了解了深圳股票市场试点的全过程，并全面、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了股市利大于弊的情况。此外，这一年深圳和上海因“股票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也都说明，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所和有效的清算系统已刻不容缓。

1990年12月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扩大证券和股票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在这方面，深圳和上海都做了大量积极的筹备工作，条件也成熟。

1991年7月3日，深圳终于为领到了“准生证”的深交所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等均出席了开业庆典。庆典场面盛大，与1990年未取得“准生证”时的开业典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读后感(三)：惊心动魄大救市（连载五）

在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开业期间，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正潜流暗涌，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一场席卷整个市场的大风暴就要降临。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500万的买卖差价。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

申银当年的掌舵人阚治东后来回忆说：“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印花税横空出世

1990年，深圳市场的疯狂上涨一点也不逊色于上海市场。深交所成立之前，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易阶段，股市呈节节拔高之势。到1990年5-6月间，更进入了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仅在199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的20天内，深市5 种股票大幅上扬其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深金田140%；原野210%；深万科380%；深安达380%。

为调控股市，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制定《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拟出台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

从1624年世界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1990年中国股市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创作和引进，套用了印花税的书据印花，设立了一个实际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税目。中央政府当时默认了地方政府征收这个税目来抑制股市。于是，1990年7月1日，印花税在深交所率先开始征收，由卖出方按股票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六单向征收。1990年11月，深圳市对买方也开征千分之六的印花税，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的股市调控中，印花税横空出世，成为了调节股市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该手法一用二十年。平均大概每两年调整一次。其间，每一次的税率调整无不与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有关。一般规律为：在熊市中后期下调；在牛市中后期上调。更准确地讲，如果股市泡沫过大，投机过度，印花税就会上调；相反，如果泡沫破灭，人气涣散，则印花税就会向下调整。

第一轮调控，结局冰火两重天

为抑制股市泡沫，不光深交所频繁出手，上交所也陆续出招。沪深两地联袂祭起打压法宝，中国股市第一轮调控轰轰烈烈地上演。

1990年12月26日和31日，为抑制行情暴涨，上交所股票两次调整涨跌停幅度，先将涨停幅度由5％调低到1％，再从1％调低到0.5％，而跌停幅度始终保持在5％，趋向如此明显，资金也就纷纷反应了，半个月之内，大盘跌幅达15.6％。

股民有句老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下跌了。

深市的调控反应比上海更激烈。1991年4月3日，作为及时地记录和反映股市变化情况的“深圳股价指数”开始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发布。当天的基数为100。过去上市公司的股票属柜台交易，难于计算。4月3日起，5 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进入集中交易，标志着深圳股市交易正式按规范化运作的开始。不幸的是，“深圳股价指数”刚编制发布就面临天天下降的趋势。

9月7日深圳股指从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下跌到45点，股市总市值由50亿元下跌到35亿元。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有人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其他几只股价跌得更惨，市场上一片“抛抛抛”的呼声。下跌途中还创造了一个纪录，1991年4月22日，深市零成交！全天没交易，这一天零成交不是因为没人卖，而是压根没人肯买，深圳的股票无人敢进。

出人意料的是调控之后的1991年上海市场居然仍有“狂热”现象。1991年8月，上海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发售认购证和增资扩股的股票，还出现了六万市民扶老携幼排队抢购的风潮。当时国务院研究室修培生处长和人民银行的聂庆平副处长专程到上海专题调查，写成《关于上海部分市民争购股票的情况》报告，李鹏总理批示说：“应积极有效地利用股票债券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深圳酝酿2 亿元绝密救市计划

看着深圳股市一病不起，深圳市政府又着起急来。从1991年5月开始，深圳市政府酝酿救市计划。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开会商讨救市方案，会上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 天后，缓了过来，从此淡出股市。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连续9个月下跌的局面，召开有企业家参与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场，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此次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会的企业家并没有出面救市。

深圳市政府于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连续四次召开由各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大型国企等机构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各机构入市，增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市委书记李灏一直非常关注股市下滑情况，他和郑良玉市长交换意见，请市长亲自出马，动员救市，并在9月2日召开最后一次救市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禹国刚找到深国投董事长谢强，力图说服他出资救市。谢强很担心地问了三个问题：股市的底到底在哪里？救市得花多少钱？能否救得起来？禹国刚老实回答说：股市的底在哪里，神仙都不知道；救市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你出一个亿就行。至于能不能救市成功，只有50% 的把握。最终，谢强同意出资。而兼任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也同意出资1个亿救市。

1991年9月2日晚间，禹国刚和董国良当天晚上到李灏家，请示筹资两亿用于救市大决战，李书记拍板同意，并要求行动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市场规则，巧妙自然的把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禹国刚事后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交所当时只是一个刚出生10个月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强。

调节基金入市力挽狂澜

按照李灏书记的指示，禹国刚和董国良二人把筹到的2亿元资金，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禹国刚和金明以及仍住院的王健秘密指挥救市。当时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改变局面，稳住大市。

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 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

但9月8日，深发展刚刚涨起来，就有人开始抛售。“调节基金”继续入市，于是有人再卖。这样反复两天后，深发展降到13.6元/ 股。

与此同时，禹国刚借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放风，呼吁股民勿抛售股票，造成股市继续下跌，否则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

接下来的20多天里，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每天买进深发展，一直到9月30日国庆节前，深发展涨到14.95 元/ 股，而2 亿元救市资金也用去了1.7 亿元。但一个好的现象是，从9 月14日到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股民们的信心再一次树立起来了。

想起当年的情景，禹国刚到现在还有些后怕：钱已经不多了，很害怕救不起来。禹国刚回忆说：“犹如一个人拉肚子9个月终于止泻了，这个时候股民大概也有人感觉到了，有人在救市，但是这是绝密的，他们不知道谁在救。所以国庆放假了，那时候有一个股市沙龙，他们就跑到深圳的荔枝公园去开会，说我们都笨蛋，互相残杀，把股票价格压的那么低，不知谁买了那么多便宜的股票，国庆一复市咱就杀进去捞回来，这段话传到我耳朵了，正合我意。”

非常幸运的是，国庆后的10月3日复市后，股民重新杀入股市，连续14天止跌，两周后深发展涨到28元/ 股，三个多月后涨到48元/ 股，此时的深圳股指也达到了136点。

至此，救市成功。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读后感(四)：东方风来满眼春（连载六）

1992年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春，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电话，谢非讲了一句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回到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其实当时，广东有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陈开枝不这样认为。小平同志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当时“思想不够解放”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多方博弈的游戏规则中。从那时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标题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博弈的一方面是政府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中；另一方面百姓则在社会规则与法律的范畴内，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际，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关注，最终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延续。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走出来说：“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小平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惟一记者，如今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李灏见缝插针汇报情况

1992年1月20日那个春意盎然的上午，小平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及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观光层，发表了30多分钟的重要谈话，而这些成为举世闻名的南方谈话宝贵篇章，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

时光已逝，记忆弥新。李灏说：“当时我在几天陪同过程中，‘见缝插针’般抓紧时间向小平汇报了深圳改革和发展情况，陪同小平视察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那一幕一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天，小平面窗而坐，目光炯炯，尽情饱览深圳风貌，外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顺着老人家手指的方向一一向他介绍，那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就是香港。”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小平情绪高涨，“我记得小平当时说，8年了，变化太大了，看看，这些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也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在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李灏说：“我记忆很深刻的是，当时小平教导我们办特区，首先要敢闯！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挥手之间平息政治争议

很多参加过陪同接待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的同志至今还记得一幕，1992年1月20日，小平结束谈话后，从国贸大厦观光厅搭乘电梯下楼后，一出大厅的小侧门，就看到大厅里人山人海，从一楼到四楼，站满了闻讯自发赶来的市民，一看到小平走出来，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问好声。“小平，您好！”、“谢谢小平！”很多市民看到小平，都眼含热泪。来到群众当中，小平也非常高兴，他满脸笑容，冲着人群挥手，当时那一幕非常感人。小平面带慈祥微笑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当年他向群众挥手时的经典画面。

邓小平视察深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小平谈话定调股市生存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争论中，证券市场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各类债券、股票的发行，已经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钱圈进了各类企业、国库和市场，于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意味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这是中央政府当时踌躇不安、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厦门召开会议，请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汇报有关两地证券市场试点的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朱镕基指出：沪深两个股市试点的决定十分正确。但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的试点工作还远未完成，谈不上推广，现在也不能推广。下一步，我们放手让上海、深圳两个股市试验。两市证券地方法规，凡不影响宏观的一律批准，错了还可以改嘛。上市公司挂牌，由沪深当地批。在这两个股市试点真正取得经验前，现在只能搞一个轮廓设想：一是严禁一切柜台交易，证券从业人员要严格培训，其中包括要有合格的电脑工作人员和严格的操作规程；二是现在，只有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可以进行股票上市交易，便于宏观调控；三是允许有几个大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城市经批准发行股票。搞多少，不好说。总的原则，也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多，要逐步推广。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B股的前世今生

小平南巡之前，1991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2年2月21日，真空B股在沪上市(招股时间为1992年1月12日)；1992年2月28日，深南玻B在深上市(招股时间为1991年11月1日)，宣告中国B股市场诞生。

“B股可以说是个早产儿，当时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搞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股票市场建立后，我们就讨论能不能把股票市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来吸引外资流入。基于当时外汇管制的约束，B股是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92年春天，也就是交易所开业一年多就出来了，那一年大家都很勇敢，只争朝夕、抓住机遇，大胆推进。”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如今回忆起B股市场，当年创业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从1992年到2000年，先后有114家公司发行了B股。然而随着H股、N股等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境内企业投入B股市场吸引外资的意向越来越少。2000年后B股IPO停止，2004年后未有公司增发。B股似乎成了“弃儿”。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企业所需的外汇资金已经不需要投资者来投入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外汇体制的进步，外汇紧缺的局面早已不再。另一方面，大企业还可以选择在海外上市，没有必要再选择B股上市。

B股市场诞生是中国股市的特殊产物，其曾为企业解决外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但这一贡献随着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B股市场的意义不断缩小，B股成了鸡肋。

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原只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沉寂多年的B股市场，出现了其诞生以来爆发力最强的一轮上涨行情，2月28日对境内居民开放首日，B股全线无量涨停。此后沪深B股继续4天涨停，个股鸡犬升天。而根据有关规定，境内投资者6月1日后才能从事B股交易，这一天也成了上涨行情的终点，机构投资者“胜利大逃亡”，B股2个月累计下跌近九成，继续长达4年的漫漫熊途。近几年B股的走势多跟随A股，2006年—2007年也经历过疯牛式的上涨，现在每每有B股全线上涨的局面出现，市场都会传出B股改革的传言。

就B股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表现来看，首日收盘为124.85点，但2001年之前一度跌至21.24点的历史最低点，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394.21点，最新在300点左右。不过，B股虽然陷入尴尬，但却被认为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仅剩的一块可能产生巨大财富机会的宝地，B股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读后感(五)：证监会初试啼声（连载七）

证监会成立以前，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多头参与、多头监管的，缺少一个统一协调机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案，建议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1992年，深圳“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时隔多年，往事仍像镜鉴一样提醒人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永远不能背离规律。

320万张身份证满天飞

1991年，深圳集中发行过一次股票，认购采用“抽签”的办法，让股民排队买认购表，然后摇号抽签，抽中一张者可买1000股原始股票。主管部门印了300万张表，约60万人在全市292个金融网点取得认购表270余万张，最后将售出的表回收后全部输入电脑查验，以一次性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购买者。这次的新股认购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新股认购场面非常火热，认购方式得到空前的成功，令海内外所叹服，甚至，港澳多家报社争相报道赞扬此次认购办法的成功与先进。此次发行为1992年的又一次新股认购做了铺垫。

1992年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管制，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猛涨104.27%，上证综指当天从616点蹿升至1265点，首度跨越千点。股价随后一飞冲天，仅隔3天，又登顶1420点。股市的火热为深圳“8.10事件”埋下了伏笔。

1992年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一九九二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此次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两天，在全市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经营机构共303个网点同时发售和收回填写后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各证券商售表只限于8月9日一天）；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购表人可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居民身份证到任何一家售表网点排队购表，每一身份证限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

于是，大量的身份证涌入深圳，特快专递的蓝皮信封满天飞，在邮局，有的包裹里竟装有重达7公斤的身份证。还有的嫌快递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去借甚至干脆去买！有人背着一大麻袋千方百计搜集来的身份证来到深圳排队购表。据当时有关部门的统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

几十万人露宿街头等来两手空空

1992年8月7日下午，离发售抽签表的时间还有两天，购表的人群就开始行动，排起了蜿蜒的长龙，人们通宵达旦等待着“大好机会”。据当时统计，深圳有40万股民，再加上8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深圳市303个发售网点周围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如潮水般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放眼望向发售网点前，黑压压的人群人头攒动好不壮观。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席子、自行车、纸箱、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头碰着头，脚挨着脚，前后拥坐着，防止有人“加塞”。为了维持秩序，深圳市出动了大批公安和武警部队。有的网点人们还自发地发了号定时叫号，如果错过了叫号，只能重新排队。那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队伍，渴了、饿了、累了都忍着，哪怕是下起倾盆大雨也一直坚持着。在如此坚苦的环境下煎熬了几十个小时。

终于熬到发售当日，一张张抽签表从窗口中流了出来，股民们从口袋中掏出了沾满了辛苦汗水和雨水的钱，兴奋且焦急地准备换取能够实现他们发财梦的抽签表时，谁会料想到，才开始发售一、两小时，售表点却相继打烊，说抽签表已售完。其实大量的抽签表是从后门被那些开着汽车、穿着西装革履的人买走了。人们无法接受发财梦顷刻间成了幻影。8月10日早上，还有可怜的人们仍在排队的时候，深圳各大报纸已宣布9日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已发售完毕。

震惊中外的“8•10”事件

8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原定于8月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通告无疑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广大股民的怒火，因为他们有理由怀疑银行推迟收表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创造方便条件，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以高价卖出那些走后门的抽签表。8月10日傍晚，愤怒的人群，纷纷涌向政府大门，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等横幅游行、示威。数万人围攻在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的交通，有少数人还使用了暴力与执班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为了安抚愤怒的股民，8月11日，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经请示中央政府，宣布再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并通过各大媒体报纸宣布了此消息，如此，才缓解了紧张、混乱的局面。

“8•10”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后来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调查结果是，深圳市在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有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犯了营私舞弊的行为。通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清查出最严重的六个发售网点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多达10万多张，平均私分私购达44.6%，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多人。然而，如果以这个概率推算，全市何止流失了10万多张？

深圳市政府通过这次事件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并拟订了一个“稳定深圳股市的方案”，分别对原始股的发行方法、扩大股票发行和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证券市场的监管、提高证券业操作效率，以及发展机构投资者等方面提出了管理办法。

这次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的发行。

催生了中国证监会成立

深圳“8•10”之后第三天，沪指猛跌22.2%。此时点位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

几乎是在深圳“8•10”事件发生的同时，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谨慎推进改革的问题；二是沪、深两市以外的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问题。因为在此前，只准许沪、深两市的企业在当地交易所上市。由于刚好发生了深圳“8•10”事件，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加快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进程做出了明确指示。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创建证券监管机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没有经验，也缺少人力。一切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证券管理权力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了，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8•10”事件虽然大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却促成了一件好事，它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刘鸿儒临危受命

中国证监会成立前夕，刘鸿儒邀请了台湾金融界有经验的专家到北京开座谈会，请他们传授台湾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对于深圳的“8•10事件”，专家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块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有舞弊现象的发生。后来，刘鸿儒将此经验写成了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并在今后的新股发行中进行实践，解决了早期股票发行的困难。

此后，刘鸿儒又请来了香港和一些海外的朋友，调动所有的力量收集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近60年来世界上历次股灾的情况，包括发生的问题、解决的措施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最后完成了中国证监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标题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

作为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曾在证监会职工大会上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股票市场猛跌，下边有意见；但是猛涨的话，中央政府有意见，怕出事；可是，不涨不跌，股民们会有意见，觉得这不像是股票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第二句话说：“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发展资本市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证监会系统。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2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发展轨道。”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