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の上の雲读后感1000字

漫步于花雨

发布日期：2023-04-09 18:55:10

坂の上の雲读后感1000字

《坂の上の雲》是一本由司馬遼太郎著作，文藝春秋出版的文庫图书，本书定价：JPY 504，页数：39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坂の上の雲》读后感(一)：日本人就是啰嗦就是啰嗦就是啰嗦

非常坑害阅读强迫症患者

《坂の上の雲》读后感(二)：打仗是个力气活儿

我是司马辽太郎先生的粉丝，也觉得译者能把这部书啃下来真的相当不容易，以前看司马先生的书都是些流传比较广的，比如新选组血风录，丰臣家的人们，项羽与刘邦等等，司马先生的史笔总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并不做什么过度的夸张铺陈，经常从普通人物的群像中涓滴汇聚其在历史中的地位。

但是关于这本书，感觉并非是司马先生的巅峰之作，可能是因为太靠近现代了，很多当事人都活着，第一手的史料也十分充足，反而让司马先生在发挥上束手束脚，而且可以看出似乎很多观点是在写作之中变化的，总之有种种细节让我并没有打五星，但是四星也已经绝对可以代表这本书的可读性了。

本书写从秋山兄弟和正冈子规出生到结束的日本，通过这三个主人公的成长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大致上是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结束，再后来就没写了，司马先生最喜欢明治时代，觉得当时的人们都充满朝气和活力，做出了无数堪称奇迹的事情，从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基本上算是日本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获胜的战例。那之前是文禄庆长之役，之后就是诺门罕和二战，都不能算是军事上光彩的历史，所以这十多年可能司马先生是不得不大书特书这么长的理由之一。

日清战争大家都很熟悉了，无论是唐德刚说的主炮晾衣服，到电影里煽情的跟狗沉海，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北洋水师各项实力尤其在火炮上在日本之上的着实不多，加上多头指挥等等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就算重新打个几仗还是没什么胜算。

日俄战争则完全不同，日清战争仅仅十年后，日本就从一个军队装备训练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了海军实力训练世界上起码名列前十，陆军全部现代化训练以及拥有跟时代相配的现代化装备，相比之下清朝军队的实力就像原地踏步一样。马关条约的赔款相对于日本这几年投入的军资金虽然不至于杯水车薪但确实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关键还是让任劳任怨的人民多缴税以及发行国债，这招要是在中国，钱肯定是要被贪污一大半的，但是在当时万象更新的日本还真管用，也取决于老派的官僚早就被倒幕派砍死了，新派官僚也死了一大批，到最后政府里基本都是一派，分俩山头，海军归萨摩，陆军归常州，少了无数扯皮环节，以至于十年前还是新式战舰黄海大战大出风头的吉野，通过十年的更新已经成了老旧的边缘舰只了，在对马海峡大作战中，除了吉野秋津州浪速这些熟脸外，被缴获的镇远也露了一小脸，也算是走完了身为曾经的世界有数强舰的最后一程。陆战中旅顺的攻坚战以及奉天会战，也是现代军事史上一战之前超大规模的作战，各国都派观察员来看热闹，还死了几位，也算是死得其所。

坂上之云中，对于陆军海军的描写基本上是齐头并进，由于子规死了，秋山兄弟在战场上也不属于最终决策者，所以书到后来，乃木，儿玉，东乡的戏份很多。司马先生在书中有很多对乃木文人气息的尊重和喜爱，乃至于把让日本大批精锐葬送的脏水一盆盆泼向参谋长伊地知，说实话，作为一军统帅，乃木还是要负全责的，但是战后乃木被称作军神，明明关键工作是儿玉过来帮着做的，司马先生也表示了不解，但是就凭带着俩儿子上战场俩儿子都死在自己指挥的同一战役里，乃木希典也可称得上是稀世的人物了，很有宣传价值，所以被推上神坛也没什么稀奇的。毕竟国家惯例，打了胜仗大家加官进爵，打了败仗就会出现无数事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海军方面东乡确实是天才型的将领，加上日本运气也比较好，俄国运气比较差，中水雷死了指挥官，太平洋舰队缩在旅顺出不去，波罗的海舰队绕了半个地球也没来得及增援，俄国的世界级大舰队几乎全灭，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建立。里面特意还讲了日本间谍给列宁不少军资金，有点夸大日本在苏联建立上作用的嫌疑，感觉一共才80多万日元翻不起太大的浪来，虽然跟现在的日元币值相去甚远，但感觉分到导师手里的大概只够让他多买几管青霉素治疗梅毒的份额，不够买大量军火的。

书虽精彩，但也有一些可以拿出来商榷商榷的看法，比如关于八国联军日军军纪最好的描写，因为那时候比较乱，也没留下什么具体史料，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军纪特别不好的描写，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吧。但是日俄战争时期，说日军军纪好没有骚扰老百姓这个就有点强行洗地嫌疑了，这种大兵团作战每天开个几千炮玩儿一样，住野外的老百姓早跑了，住城里的总之没被屠城就是了。然后对于日本觊觎的是朝鲜俄国觊觎的是满洲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探讨探讨的，谁到手了肥肉也不会再给丢回去，这俩国家都想强行肢解了当时死样活气的大清国，大哥别说二哥。后来很多人骂清朝不作为，事实上真没什么作为的余地，给划出一片战区让这哥俩打吧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清朝参与进去，随便给谁口实，英美各国调停都没用了，侵占就成了法理上的事实了，毕竟当时清朝的军事实力实在是不值一提啊。

混乱的写了不少，总而言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但是阅读起来还是需要仁者见仁淫者见淫的。

《坂の上の雲》读后感(三)：司马史观的明与暗

（其实是小论文，长文慎入）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历史小说家,被称为国民作家，其作品影响深远，可以说塑造了一代人的历史认识。司马小说深具文学魅力，其独特的历史视角被称为“司马史观”。平心而论，“司马史观”不乏有待商榷之处，但其对日本大众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其作品在大陆出版比较少，直到近几年才陆续开始有所引进，造成国人对日本社会的主流史观不太了解，也影响了彼此的交流对话。

近年来，随着多部司马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通过网络渠道传播到中国大陆，司马辽太郎的知名度在国内日益扩大，特别是NHK特别制作大河剧《坂上之云》的热播，在年轻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但由于题材的敏感，该作在大陆引进比较困难，因此对其解读基本只限在学界范围内。国内的研究者也极为有限，而且中日比较文学范畴的居多，也有部分涉及历史观、战争观、中国观等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比较浅层次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主要针对《坂上之云》的小说文本，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司马史观特别是其近代史观进行重新审视，就其思想观中的矛盾性进行分析，并以此切入东亚近现代历史认识问题的考察。

《坂上之云》的创作背景

《坂上之云》最初发表于《产经新闻》夕刊，连载时间从1968年4月22日至1972年8月4日，创作历时4年多，是司马辽太郎重要代表作之一，司马也由此完成了从时代小说家向历史小说家的正式转型。截止2010年，其单行本累计销量为1900万套（根据文艺春秋的广告数据），仅次于《龙马行》，居司马小说单品销量的第二位。

《坂上之云》是以明治时期的日清、日俄两场战争为背景，以松山出身的秋山好古、真之兄弟和正冈子规的生平为主角，描述了文明开化期的日本与日本人的形象。司马通过该作品完成了时代传奇小说家向历史小说家的转型，同时也奠定了其作为国民作家的地位。

司马作品的热度是有多方面因素的。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其作为文学作品的魅力。作为小说家，司马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尤其擅长从旁人不曾着眼的小题材挖掘出饶有深意的内容。多年的新闻记者工作也给其创作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冷峻的笔锋，其独创的“鸟瞰历史”的技法——即跳出当事者身处的现时处境，从一个时代全景的角度来描写事件，由此获得一种置身事外、客观冷峻的视角——使其小说读来分外有真实感。此外，他还将很多现代人的观点融入到历史舞台中，虽然描写的是历史，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而深受读者欢迎。

不过司马作品的畅销有更深刻的时代背景因素。虽然没有查到司马作品的读者数据分析，但结合其多在周刊杂志上发表的情况，可以推断其读者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另外也包括不少管理层和企业家，据说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就曾将《龙马行》前后读过三遍[1]。成田龙一认为，司马辽太郎可以被看作是战后中坚阶层（保守中流）的代言人。司马出生于1923年，从时间上看算是青春年代与战争重合的战中派。这一批的战中派立场各异，从左翼的吉本隆明到右翼的三岛由纪夫都有相应的支持者。然而，真正在人数上构成多数派的战后保守派，却没有为自己发声的代言人。这些战中派原本已经做好死在战场上的觉悟，却残存了下来。他们后悔被意识形态左右的青春，因此在战后选择只把精力投向经济与私生活，刻意避开思想问题，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作为“战后保守派”的他们，比起公的世界里的正义，更看重私的世界中的道义和伦理，事实上也正是他们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以保守态度对待战后价值的人们的代表者或者说代言人的，正是司马辽太郎。可以说，司马正是伴随工薪族一起走过战后的“工薪族之友”。[2]

《坂上之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60年代末是日本战后重建开始经济腾飞的时期。与保守中流具有相同价值观，对战后社会的精神需求深有体会的司马，很自然会想要用自己的作品赋予读者信心和希望，因而将一心望着坡顶青天上的白云奋力攀爬的明治时代的日本与当下的时代背景重合起来。而读者也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说，东京奥运会后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让整个日本国民为之心醉，连作家司马也被这种醉气所感染。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描写的明治兴隆期的日本的《坂上之云》，也正是攀登战后之坡的日本的写照。[3]司马笔下富于创新精神、注重合理主义的人物形象，非常符合战后商业社会的价值观，也伴随着经济发展一起，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日本人对本民族的自信。在战后阶段性的民族心理重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坂上之云》所体现的历史观等问题，也受到不少历史学家、评论家的批判。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引起学术研究者大动干戈的批判？司马史观到底有哪些值得商榷之处？以下将进一步展开考察。

作为历史小说的《坂上之云》

历史小说是小说门类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原本小说属于作者的架空创作，但历史小说由于其特定的背景设定，又要求其必须遵守一定的历史框架，不能超脱出时代的限制。作者的创作自由和对史实的尊重这一对难以逾越的矛盾，一直是历史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从保护文学创作的自由度出发，大多数人都支持作家在历史空间下的创造发挥，典型如文学批评家长谷川泉所提出，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复合概念，其中小说是第一位，历史是第二位，因此历史小说是“小说”，不是“历史”。[4]但是《坂上之云》却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小说，其影响力已经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波及到社会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其特殊性原因私以为主要有三，一是描写对象，二是读者认知度，三是社会影响力。

首先是描写对象的特殊性。中村政则指出，作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描写人物，而后者则侧重于描写时代。然而在《坂上之云》中，司马在描写人物的同时，更描写了明治这个时代。[5]作者自己也说：“这部作品到底是不是小说还存在疑问，一则因为受到事实的约束度接近100%，二则因为作为作者的我选择了无法成为小说的主题。” [6]所谓无法成为小说的主题，就是指时代、国家、战争这种宏观的主体。毫无疑问，他本人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在借小说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其出发点和历史学家是非常接近的。虽然是个困难的挑战，从结果而言，司马显然很出色地达成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其次，阅读司马作品时，极其容易产生历史和小说界线的混淆。众所周知，司马小说创作前会进行相当充分的资料收集，创作《龙马行》时从神田街旧书店拖了两卡车资料的逸话流传甚广，在创作《坂上之云》时，他甚至还借乘了自卫队的船亲自到相关海域进行实地考察。他也谈到过写作中由于过于严格遵循史料，以至于失去了小说创作的自由度的情况[7]。正因为其作品对历史考证的周密，给读者造成对其客观性高度信赖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但事实上在创作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使用了文学的技法，包括存在对史实的筛选和语言上的部分夸张。更重要的是，司马显然是带着塑造历史观的意图来创作小说。但是客观性的标榜下，读者很难识别出这一改造，也因此很容易不自觉就将其等同于历史，影响了对作品认知的客观性。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战后小说家中，真正达到以自己的作品影响了一个世代思想的人，只有司马辽太郎一人，国民作家的称号绝不是言过其实。当代很多日本人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其实都是司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正因为阅读司马作品的读者将历史与文学混淆，完全接受小说家史观的倾向，造成司马作品超过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达到历史教育的影响效果，所以才引起了不少历史学者的反驳。因此，司马作品是否忠于历史已经不是文学创作上自由的问题，而是介入到历史认识的范畴。

明暗二分法的历史图景

司马在《坂上之云》中体现的历史，简单而言即二分法的图景：光明的明治和黑暗的昭和。首先他认为，明治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值得骄傲的时代，不但实现了近代文明化的改造，而且国力也得到了奇迹般的腾飞。他特别对这个时期“健全的国家主义”深表赞赏。《坂上之云》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日本社会左右翼思想激烈冲突的时期，司马固然不赞成右翼为战争洗白的立场，但对左翼思想显然也不尽赞同，特别是战中还在鼓吹国粹主义，战后立刻转向鼓吹进步、民主的某些人比较反感，他希望在二者之外找出新的认识观。在对明治精神的考察中，他认为可以抢救出可以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

司马笔下的明治精神，最重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积极进取的国民精神，二是合理主义。关于前者，司马认为，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人首次有了近代意义的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成了国民。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具备能力，就能出人头地，很多出身底层的年青人都为这样的前景感到亢奋，同时人们也相信，个人的荣达也和国家的利益一致，因此立身出世主义成为那个时代最通行的价值观[8]。新生的明治日本也正如同怀抱崇高理想的单纯少年一样，望着坡顶蓝天的一朵白云勇攀高坡。这朵坡顶白云，正是西洋文明昭示的近代化图景。这与六十年代战后经济重新崛起的图景是一致的。

同时，司马赞颂了明治国家的合理主义精神。合理主义是一个日语词汇，相应的英语“rationalism”翻译为中文是理性主义，原本指以笛卡尔、康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流派之一，相对于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来源。古典的理性主义显然与人的道德伦理观的建立相互联系，但是司马语境下中的合理主义却带着极其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即在有合理条件可以达成的范围内最大程度争取自我利益的意思。不难发现，这与商业社会的价值伦理相一致，也受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企业家的高度推崇。

与此相对，昭和时期则出现了僵化无能的官僚体制，狂热膨胀的国家主义，一味鼓吹精神却无视现实条件的作战方针，结果国家与国民被一起拖入毁灭的深渊。这就是司马在亲历的战争中得到的惨痛体验。[9]司马青年时代正值学徒出阵，被编入坦克部队服役，参加过中国东北地区与苏联军队的战斗，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司马深深为自己被拖进这场世界史上少见的愚蠢战争，并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而愤怒。战后他追问究竟是历史的哪个时代，谁该为这个愚蠢的行为负责，并以此作为自己终身的课题，开始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也正是因为这一体验，他将昭和定义为黑暗的时代。

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没有把战争胜利的客观原因传达给民间，反而极力宣扬日军强大的神话，造成民众头脑发热，理性倒退，陷入昭和期的狂躁，最后导向二战的败北。胜利让人疯狂，战败反而使国民恢复理性，历史的作弄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近代史并不能如此简单进行黑白二分，如果说明治维新可以看作日本史上一个断层性的事件，明治与之后的大正、昭和两个阶段则更具有连续的，可以说明治的光明中也已经孕含了昭和的黑暗，二者因果相连，不可分割。另外，功利主义伦理观本身也具有反道德，或者说价值中立的取向，作为商业上的策略也许无可厚非，然而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个人认为是极其令人怀疑的。尤其用功利主义来解释战争，从受害国角度出发，无论是情感还是道德上都难以认可，放在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的衡量下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此外，司马为了突出二分法的对比性，在史实的选用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取舍，这在许多前人研究中都已经提到过。成田龙一指出，司马以明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为标准对史实进行了取舍，譬如义和团事件中日军的行为（出兵厦门和东本愿寺别院的烧砸事件），旅顺大屠杀事件等都没有涉及，还有诸如出兵台湾、暗杀闵妃、吞并朝鲜等重大历史事件司马也都避而不谈，中村政则也提到，诸如战争带来的社会贫困，以及当时国民好战情绪高涨爆发的日比谷骚乱事件等影响明治正面形象的事件都被司马忽略了。因为如果涉及这些内容，显然就会凸现战争的非正义性，使读者产生负疚。此外包括日本国内政府分化、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打压反战言论、以及战争造成民生困难等也一概没有涉及，显然这些都会有损明治精神的光明形象。作为小说家，这样的取舍当然是作者的自由，但是若站在试图建立健全国民精神的角度，这种做法显然就值得商榷了。历史就如果一个人的过往，如何认识历史就是如何认识自我，面向未来的问题。如果对历史只看正面，不提负面，显然是一种自我欺骗。欺骗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信，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

十九世纪东亚战争的再考察

前文提到，司马试图获取一种超越左右派系争论之上的客观立场来考察历史，而且其冷静的论述风格容易给读者一种完全还原历史错觉。但在实际结论上，他却显然偏向于保守的立场。但每个历史研究者都清楚，历史的模糊性永远存在，绝对的客观只是一种幻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不管是出自有心还是无意。但是，尽管绝对的客观无法做到，这并不能否定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更准确来说，对同样一组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应该引领后人得出互补的相对一致的解读，而不是自相矛盾的解释，从而更逼近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司马的近代史观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解历史的有益信息，但决不应该认同为历史本身

研究历史时，常常会触碰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吸收过去的教训，另一方面又常有人说历史没有假如的余地，一切都是必然的，又认为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和道德来要求古人，也就是说不该用现在的标准批判古人。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司马就是站在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上考察了十九世纪的两场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认为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日本走向这两场战争是无可避免的。

历史决定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便利之处，如果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就不必为自身的行为负道德的责任，免除了责任带来的心理负担。从现存的统治形态出发，这种必然其实是为现状提供一种必然的合理性的依据，可以便利地作为说明现状和巩固现状的工具。这也是许多统治阶层喜欢采用历史决定论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无视人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在免除人的责任的同时，也剥夺了人的创造性，使人纯粹沦为历史车轮的附庸，继而，也否认了人创造未来的力量。另外，从经验主义考察历史的立场来看，单一结论的历史决定论显然也是缺少多元主义的视角。我认为，历史既然要面对未来，那么用对于未来最有建设性的标准来衡量和解读历史，吸收经验教训，才是最合理的。那么，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但没有错，而且是必要的。

司马强调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是当时的国际惯例，只是作为后进者的日本采用的行径过于赤裸裸，不像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惯于用自由、民权等门面来包装。[10]对于战后反战和平主义历史论，司马认为是没有站在十九世纪的时间点，却用1960年代的视角进行批判，是不合理的。但我认为司马此处的论点同样也犯了错误，即在用十九世纪的视角来批判1960年代的观点的错位。如果说司马只是站在合理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战争，自认为继承了他的观点的“自由史观”派则更进一步，实质上复活十九世纪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这在以和平、共存为主基调的二十一世纪显然是一种倒退。

十九世纪战争不可避免这种历史决定论其实只是战争分析的种种论点中的一种，而且是用来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事后论，并不能作为历史的唯一解释。尤其在今天再延续这种思维更具有危险性。

回到十九世纪的两场战争。首先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的认识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敏感又微妙的问题。司马认为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朝鲜，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日本的国土安全造成了威胁[11]，“君子无罪，怀璧其罪”，当时朝鲜是清的属国，又不断受到俄罗斯扩张的威胁，难以保持独立的立场，加之他认为当时的朝鲜没有能够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人物出现，也没有进步的意愿[12]，日本为了自身国家安全必须强行将朝鲜纳入掌控范围中，由此将日清战争看作一场自卫防御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的开端。进一步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看法，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论调中也时常会出现这样的观点。虽然二者存在不同，因为司马对昭和时代战争持严厉的否定态度，但在对待明治时期的态度却非常接近，二者都让人联想到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蔑视”恶友”的思想基调。司马借秋山好古之口评价说“福泽谕吉是当世最了不起之人”[13]显然并非偶然。

从中国的历史视角出发，把甲午战争的起源说成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是很偏颇的。一则是朝鲜通过朝贡体系接受中国的保护，长久以来也积极吸收中华文明，二则中国对附属国的保护并不带殖民性质，不曾像后来日本吞并朝鲜一样实行同化统治政策，也没有以朝鲜为踏板对日本进行扩张侵略的意识。在中日千年的交流史中，除了元朝的特例，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进行侵犯的意识。然而在近代开端时期，吸收了西洋精神的日本显然具有主动的扩张意识，也企图挑战中国在亚洲的宗主国地位。当然，如果能真的具备世界主义的视野，以和平文明的形式带动整个地域的发展，由谁做领头人并不重要。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日本的主流政策显然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并且将近邻各国作为殖民扩张的对象，企图借此得到西洋先进国的承认。在承认无法得到的情况下，又转而批判人种歧视，鼓吹亚洲连带。当然各个时期内的国民意识并不是铁板一块，不乏有真正以普遍主义立场出发的思想，比如宫崎滔天等实践平等、博爱的亚细亚主义的志士。这些思想虽然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实现，但对于今天却具有更深刻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当时，这些思想并没有成为影响历史的主流。

然而司马也给出了一个有益的提示，从现实角度出发，在和平主义和偏激好战的两个极端之外，还存在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保守主流，对这一现实主流的忽视可能造成中国对日研究的盲点。比如司马提到，当时日本政界和军界一部分人确实不是蓄意想和中国开战，如陆军大臣大山岩就严令不得挑衅清朝扩大事端，说要抵抗西方的侵略必须中日两国共同携手，绝不能鹬蚌相争让洋人渔翁得利。当然这之中也有可能更多担心实力上会输给清国的现实考虑。司马也描写了日本军官为了挑衅出兵如何采用各种欺上瞒下的手段，比如川上操六要派七八千军队出兵朝鲜，担心伊藤博文反对，故意只说派一个团。一个团平时是二三千人，但战时可以扩充到七八千，由此瞒过了伊藤。但是到战争真正打起来，伊藤也好大山也好唯一能考虑的只能是打胜仗了。战争的螺旋一旦发动就难以制止，这就是缺少道德立场的功利主义的致命弱点。

此外，司马认为，日本当时急速提高军事化的一大动因在于对西洋坚船利炮的恐惧[14]，也担心像东亚其他地区一样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日俄战争，司马将其描述为防卫战，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八分在俄罗斯，两分在日本[15]。就算日本战败其实日本也不会被俄罗斯侵占，但是也会被索要巨额赔款。他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阻止了俄罗斯对亚洲的侵略[16]。所谓二八分的依据存疑姑且不论，这一说法确实也代表了当时乃至后代不少人的对这段历史的认识。2010年NHK大河剧改编在结尾增补处，也借剧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如果日俄战争战败，日本就会失去自己优美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中村政则指出，这种观点混淆了主观的外压和客观的外压。当时的俄罗斯更关注的是瓜分霸占中国的土地资源，并不见得对日本本土有多大兴趣，所以所谓的威胁，与说是事实上的客观外压，不如说是日本人心理上的主观外压[17]。这种过度的受害者心理也呼应了林房雄等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基调。

从中国角度来看，这种防御战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日俄战争与其说是担心俄国对日本的侵略，不如说是对分赃不均的愤怒。日清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割让台湾地区、澎湖列岛乃至辽东半岛，但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下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此举激起了日本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民族主义情绪盛行，以致出现了“卧薪尝胆”的口号，就连以自由、平等、和平为标识的“平民主义”领袖德富苏峰，也由民权主义转向了国权主义。鲜有人怀疑战争的正当性，也不曾有人考虑对受害国造成的苦难。动画导演高畑勋说过，日清战争当时人民是真心支持战争的，并不是因为政府的误导，战争既满足了民族自信心，相对来说当时花费也便宜，又带来了巨额赔款。日俄战争的胜利也是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自信心，但是日俄战争没有像日清战争一样得到大量赔款，人民觉得自己紧衣缩食支持战争没什么好处，进而对政府不满，政府进而又策划侵略中国大陆，建立伪满，获取大陆的资源，试图以战养战，最后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这一切的开端，其实都应该追溯到日清战争，对于一个与中国有上千年文明交流历史的邻国，当时却呈现出这样的集体面貌，实在令人遗憾。

更令人困惑的是，此前司马作品中提到用来支撑正当防御论所谓必须避免的战败的后果，其实恰恰全都被日本自身实施，加诸于亚洲国家之上的：日清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清政府支付的赔款2亿3千万两白银，当时中国年收入的2.6倍，清政府为凑足金额不得不向西洋诸国借款，进一步造成了国家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日本却借助这笔赔款大大充实了国库，进一步扩充了军事实力，民众也尝到了战争的甜头，狂热地支持战争，从这一角度上可以说明治的光明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邻国的黑暗苦难之上；所谓阻止了俄罗斯的侵略，这种侵略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历史的想象，事实上真正实施侵略并给亚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恰恰是日本自身，对于亚洲诸国来说，也不会有比这更差的后果；而所谓就会失去自己优美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恰恰是当时已经在台湾和朝鲜已经发生的事。

历史研究有其后发的优势与劣势，在今天看来很明晰的因果脉络，在当时却绝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也许确实不应该同时也不可能对前人做出过分要求，但是这要求对于今天继承历史的我们来说却并不过分。龙应台曾说过，“我相信日本的过去是必须深掘、必须探究、不可遗忘的，而这个立场，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台湾人，属于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寻求报复、泄愤。有这个立场，是因为，作为人类的一份子，希望看见和平的实现……眼前的政治权宜将伤口暂时遮住，但是伤口在暗地里溃烂恶化，有一天，伤者，或是那自视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复仇者的狰狞面目再起。这样的恶性循环，难道是日本人、中国人、台湾人，所乐意见到的吗？为了避免这样的前景而要求德国或日本人切实地面对历史，不是站在'哪国人'的立场，而是站在'人'的立场。”[18]

司马史观之矛盾：人道主义与受害者战争观

此前中国国内学界对司马辽太郎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民族主义倾向，本文此前部分也进行了一些探讨，这里开始试图从另一角度切入，即司马的人道主义与受害者战争观的矛盾。

基于某种盲点，国内研究者常常忽略司马作品中潜藏的人道主义色彩。《坂上之云》虽然没有其他战后作家对战争残酷的丰富的感性描写，但是却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表现在秋山兄弟，特别是从真之这一角色出发的描写中。秋山兄弟都不是喜欢从事军人这一职业的人。也许是潜意识的排斥，作为骑兵指挥官的好古在战场上一直只佩戴指挥刀，从不使用真刀，也不许自己的子女当军人。真之的厌战情绪则更严重，第一次参加海战（日清战争），坐舰遭到炮击，目睹同僚死伤的惨烈情景，深受刺激，终身难忘，甚至萌发了出家的念头。此后日俄海战中获胜后接受受降登上俄军舰船时，他又为俄国士兵的死伤惨状深深震撼，此后很长时间都不能从战争创伤中回复，虽然在各方极力挽留下最终没有坚持出家，却常有被视作精神失常的举动出现，后来也英年早逝。代表明治光明的几位主角都在某种阴影中退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不祥。作为一流小说家的司马无可避免地捕捉到这种阴影，也无可避免地将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和真之一样，战争创伤也贯穿了司马的一生。虽然在试图建立健全的国民性的课题上，司马为明治维新辩护，甚至一定程度上肯定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对战争这个造成生灵涂炭的怪物本身，司马始终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在1952年的《流亡的传道僧》中，他描写了一个不愿意继续军队生涯而切断手指，退役皈依佛门的军人的形象，这里也可以看到后来的真之的影子。司马借这个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作为人杀死另一个人，到底是谁允许的？………是国家，国家强制人杀人的………那么国家这个不明正体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是神？是佛？抑或是人？”[19]

在这里他的反战观点已经接近于和平主义。事实上，在司马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他悲悯的视线，对动乱时代小人物的同情，对难以左右的命运的无奈。可以说，司马是用出色的文笔柔和地包裹起虚无主义的棱角。这种虚无不仅是针对历史人物，更是针对有过战场体验的他自己。

与虚无感相通的则是受害者视角的战争观。司马与远藤周作等“第三新人”同龄，比起战前已经构筑起一定思想观的第一、第二批战后派作家，受到战争冲击更大。生命最充满希望的青春却和死亡的阴影重叠在一起，没有选择地不得不为国家殉葬，这种对要被剥夺自身生命却无力反抗的绝望和愤怒占据了体验的主体。司马对政治的回避，对殖民地、被侵略地责任的钝感，都可以说是和自身的战争创伤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战后保守主流的心理：支持和平，却不是因为积极的反战，而是出自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厌战意识。大沼保昭认为，正是这种意识妨碍了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的一大原因。“被驱赶到战场，遭受空袭，失去亲人，生活穷困，对于体验了这一切的一般国民来讲，战争是'残酷的东西'，'战争是不敢再想的事'。在这种战争的受害意识为大多数国民所共有的情况下，谈到战争责任很容易首先想到把国民带入战争悲惨境地的责任。”[20]

在被侵略对象的受害国人看来，这种认识无疑是不充分的。不过平心而论，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设身处地来感受，也许这种针对战争本身的厌恶和愤怒也是更直接更纯粹的，而反省则需要建立在超越自身痛苦的更高的认识上。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把视野超越自身的痛苦扩大到他人身上，在体会他人的痛苦之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更高尚的。而且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扩大视野的承担，反而更有助于自身痛苦的愈合，也能形成更成熟的人格。对于集体心理来说也是如此。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坂上之云》也并没有体现司马完整的国家观和战争观，在其后期写的一些文章中提到关于近现代战争的一些看法，可以视为对《坂上之云》的有益补充。比如关于日俄战争，司马认为“从明治末年起日本产生了变质，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接收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不久就将其变为殖民地，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维持规模庞大的海陆军。维持与领土不相称的大军造成了政治的变质，‘满洲’的瓦解也是最终后果之一。这一悲剧应该作为教训永远铭记在心。”[21]，“（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加入了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史常态的帝国主义列强队伍中，同时对亚洲近邻而言也成为了可怕的暴力装置。”[22]。在晚年的随笔『この国のかたち（四）』中收录的《日本人的二十世纪》里，他明确指出了所谓通过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解放亚洲是荒诞的说法，向东南亚出兵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维持战争必不可缺的石油，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虽然战争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东南亚各国的独立，但是这并非发动战争的本意。如果真有解放殖民地的圣人一样的想法，那就应该先解放被殖民的朝鲜和台湾才是。由此可见司马对二十世纪的侵略战争有清醒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司马生前一直拒绝将《坂上之云》拍成影片，无疑就是担心会被利用做美化战争的目的。这些都说明了司马与某些以司马史观之名为战争洗白的学者的认识存在本质差异。

综上所述，司马辽太郎的观点很大程度代表了上世纪日本保守主流的历史观，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司马史观的了解，有助于增进对当代日本真实面貌的了解，也有利于对一些彼此都关心的敏感课题进行共同讨论和研究，指向建立真正平等互信的关系。追究历史认识的问题绝不是站在某种道德高度上进行指责，而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再一次重演。没有切实的了解谈不上真正的交流，而不带好意的了解最多也只能产生功利的平衡，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同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任何国家的每一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应该继承的共同财产，这也要求双方对待历史问题时应该具备民族和世界双重的视野，才能共同迈向和平未来。

[1] 『『坂の上の雲』と司馬史観』、[日]中村政則著、岩波書店、2009年、p.220

[2] 『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日] 成田龍一著、筑摩書房、2009年、p.360-361

[3] 『政治と哲学』、[日] 中曽根康弘梅原猛著、PHP研究所、1996年、p.77

[4] 『近代歴史小説入門近代歴史小説の世界』、[日]長谷川泉著、桜楓社、1975年、p.7

[5] 前引『『坂の上の雲』と司馬史観』』、p.107

[6] 『司馬遼太郎全講演（5）』[日] 司馬遼太郎著、转引自『『坂の上の雲』と司馬史観』』、p.69

[7] 转引同上，『『坂の上の雲』と司馬史観』』、p.69

[8] 『坂の上の雲』卷一、[日]司馬遼太郎著、文藝春秋、2004年，p.222

[9] 『坂の上の雲』卷三、p.12

[10] 『坂の上の雲』卷一、p.329

[11] 『坂の上の雲』卷一、p.342

[12] 『坂の上の雲』卷一、p.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