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读后感精选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是一本由[徳] 瓦尔特·本雅明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4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读后感(一)：读《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篇尤佳。本雅明认为，文学的艺术性——社会性的辩证关系不在于作品内部，而在于创作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理想的写作者应该自觉反思他在文学场域中的坐标，挑战文学体制对创作者与读者的规训，在更广大的人群中激发社会变革的力量。本雅明的洞见深刻地切入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要害。一直以来，“底层书写”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圈的一种主导样态，然而在人道主义话语的涂层之下，我们看到这类作品本身在迎合刊物编辑的保守趣味，在目标读者那里则异化为一种和个体经验保持了安全距离的社会景观。可以看出，本雅明的理论打通了文本内外的边界：如果作品没有将它表述的社会主张转化成实在的社会行动，那么它所表述的主张本身也难以成立。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读后感(二)：《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①反对资产阶级专业主义把“形式”和“内容”区分开来，形式（技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联系新闻专业主义到群众办报（人人都是作家）。 ②哪怕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观点，只要不介入现实，就会被资本主义收编成供人娱乐或消费的“装饰”——联系阿多诺“文化工业”。 ③解决办法：作家要积极介入现实并有所指教，通过“中断”的蒙太奇形式来激发观众思考，而不是被娱乐化的顺滑叙事所麻痹——受布莱希特间离说影响+和阿多诺寄希望于现代主义艺术拉开距离。联系《讲故事的人》中对传统叙事的迷恋（本雅明将“过去”与“当下”并置，从而思考在“当下”如何获得救赎的思维方式） 【思考】本雅明看到了形式（技术）的重要性——形式（技术）本身就是有价值功用的，可以激发革命潜能。 BUT：形式由谁来掌握、来操作？倘若被资本主义所收编，仍会成为麻痹大众的工具。因而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抢夺“形式”（技术）的所有权。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读后感(三)：表现主义哲学

在这里只说几个无聊的感想:1.《波德莱尔》真的是一部论文集吗？论文可以写的这么文学化散文化吗？我初读完了都不太知道本雅明的总论点是什么——不过我也有理由怀疑根本就没有什么总论点，只有意象的集合。学术论文要是能这么写就有鬼了，怪不得《德意志悲剧的起源》没能让他获得教职。 2.我有理由通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里的论点怀疑《暴力批判》里的晦涩是故意的，最简单的论证是:为什么前者如此而后者写的乱七八糟，我读了两遍还看了几篇评论才差不多弄明白了一点；其次，考虑到这一批判就结构而言非常明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和意象-星丛不够匹配，所以必须要以文学性来扭曲以达到他一直希望的救赎-堕落-地狱三合一，或许，唯有文学可以表现这一三合一。 3.《拱廊街计划》的吸引力显然不局限在哲学或者社会学上，它本身必须首先是个艺术品，以此完成流传的基础，并以混杂带来的“不能全神贯注”中带来“震惊”的救赎。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只要写的足够多了其实就不需要写完。我非常迷恋拱廊街这一意象本身，小说已经在写了——可惜缺乏史料。 4.这种哲学表现方法明显地超越了马克思老式的文学批评形式，这将是我着重描写的地方，希望它可以作为某种指导以治疗由艾略特带来巅峰但同时也摧毁了其起源的现代“城市”诗歌，这一起源已经随着“我”的进入诗歌-城市而烟消云散。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读后感(四)：扫描概述

这本书里选的篇目都是很重要的，并且涵盖了本雅明从美学到政治学、历史学各个侧重点的文章论述。（虽然这些内容之间并不存在某种鸿沟）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这篇我觉得大概可以用拱廊街计划里本雅明评述荣格的一句话做总结，“晦涩的艺术论落实到了制造可被‘时代精神’‘得到’的原型”，虽然《作者》这篇还有强调文艺作品在政治上的功能性问题，但我觉得也可纳入“时代精神”的范围内，这篇和延安讲话的对比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一书中可以一读。

《暴力批判》这篇对当代影响很大，常用来与阿甘本施密特相联系，总的来说本雅明强调两种暴力：创造法律的暴力和维护法律的暴力，这二者之间应该如何抉择，取决于历史，但最终都应当在上帝的暴力面前被消解和摒弃。因为本雅明始终相信弥赛亚会带来的是一种例外状态，正是例外状态这一概念将他和阿甘本施密特联系起来。

《拱廊街计划》中涉及了很多本雅明重要的历史哲学概念，和在描述拱廊街时的重要意象（妓女、游手好闲者等）。简述一下在本书中读到的本雅明历史哲学的内容，首先本雅明对实体性的进步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包括对科学发展，其通过引述落策的论述，表明了这种科学一旦成为商品堆积，而不是走向自觉的对真理的追求的话，这种所谓的科学进步就是消极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意义上等同于神话。），但本雅明并非全盘否定“进步”的概念，在他看来进步始终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应当是“它以锐利的眼光勾勒出倒退，正如同样锐利的眼光揭示出进步。”其次，他的整个历史哲学有两个重要的元素，（辩证）意象和定格辩证法。前者基本上可以和本雅明所使用的单子划等号，后者意在强调打破历史表象上的连续性，而将当下作为一种废墟介入其中。他的历史哲学最大的特色就是自比蒙太奇，以（辩证）意象为元素，来勾勒历史的星丛，或者说，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这一点是本雅明为了解决个体的直观性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总体的抽象性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在他看来，历史实质上是意象世界的更迭，但是如果要把握这种历史的总体性，同时又要保全其作为意象世界存在的具体性，就不可能将所有的意象都保留下来，就要有所筛选。筛选的标准是抓住“可辨识性之当下”（now of recognizability）的辩证意象。所谓“可辨识之当下”就是辩证张力达到最大之时，也就是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而辩证意象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中，在对历史的唯物主义描述中建构起来的，需要将之从历史过程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的那一个意象，那一个单子。我能想到的具体的例子，是《林木盗窃法》。也许不够贴切，我想本雅明应该还是更倾向于用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等举例吧。毕竟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辩证意象是一个在一闪念中突然显现的意象。”（N9，7）最后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还论述了许多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艺术在打破进步的幻相中的作用，艺术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还引述了大量的科尔施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澄清，等等。

另外，关于本雅明和阿多诺的争论。阿甘本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一书中也有所论述。可参看：https://mp.weixin.qq.com/s/R6IIxZ40sZ41Wu89k6_l6g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读后感(五)：梳理与启发

本文探讨的是作品的文学性与政治性间的关系。更明确的说，就是如何以文学来服务于政治。

本雅明认为，要回答这种问题不应从内容与形式考虑，也不应宽泛地谈论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而是从作者在生活关系发挥的作用着手。具体的说就是聚焦于作者在艺术生产中采用的技术。技术这一观念在本文中指媒介、技巧、传播方式等意。

讨论作品的政治功能之所以必须要关注文学技术，是因为特定的文学技术构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其实是一套社会组织方式。

比如，报纸相比小说就是一种新的文学技术，报纸的出现增强加大了读者的重要性，因此编辑会为读者提供参与的空间；并且在苏联的新闻报纸中，传统的作家与读者的身份区别消失了，各行各业的人可以将它们的生活经验分享到报纸上，由此促成了题材内容的改变。可见，从传统印刷小说到新闻报纸就是文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这一变革带来了生产者、产品、消费者、流通方式的一系列改变。

“重新溶合过程不仅不顾传统上对文学体裁之间，作家和诗人之间，学者与通俗读物作者之间的区分，而且甚至对作者与读者的划分进行修正。”

然而新技术总是把控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它的革命性被压抑了，导致许多作者意识不到革命任务与文学技术间的关系，如唯意志派与新现实派。前者纯粹理想化，把革命看出一种思想的自觉（对天才崇拜的否定），后者拒绝为了社会主义利益去改进使生产器械（将其当作提供消费享乐的东西，消弭政治斗争）。

一种政治倾向，不管它显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思想观念上，而不是作为生产者与无产阶级休戚与共，那它也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

在本雅明看来，无产阶级的作家应用新的媒介打破原有的艺术形式（比如为照相图片配上文字），从而为革命开辟道路（创造新的社会组合方式；推翻旧的艺术形式，可以打破资产阶级对艺术的垄断（演奏会））

布莱希特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布莱希特作为戏剧家能顺应时代，主动突破戏剧传统的艺术形，它借用电影中的蒙太奇创造了戏剧里的中断效果，使观众必须对突如其来呈现的戏剧状况作出表态。而这表态是一种启蒙大众的机制。

本雅民认为作家应是这样的：1、不仅能生产内容，也能够加工生产工具；2、他的文学生产活动应具有组织作用；3、创造新的艺术生产方式，起示范效应。显然布莱希特符合这点。

最后本雅明再次呼吁，无产阶级作家应投入具体的行动中，而非空想。而那些想转化成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作家必须付诸这一行动：将文学生产的工具按照无产阶级的原则改造。

七点启发

1、本雅明的思考不会被束缚在概念所设定的界限上，从而能打破了文学各种形式间的界限。他看出了那个时代是各种艺术形式融汇的时期。

2、新的文学技术并不一定能产生新的文学，出于各种原因其变革性会被压抑。

3、作家的任务包括对生产工具的加工，并起到示范作用。

4、旧媒介如何在新媒介时代继续存在发展。（不与那种较为新型的发行工具竞争，而是使用它们，向它们学习，并迅速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叙事剧把这种分析研究作为自己的事情）

5、（布莱希特、网络文学、Acg文化、文学的创新）

6、本雅明认为重视文学的技术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我们当下重视新文学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创造审美新质？

“对于作家来说，这种背叛存在于这样一种行为之中，这种行为使他从一个生产器械的提供者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他把使生产器械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视为自己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