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洛阳伽蓝记 山涛论读后感锦集

《重刊洛阳伽蓝记 山涛论》是一本由[北魏]杨衒之著 / 徐高阮 重别文注并校勘 / 徐高阮 著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页数：28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刊洛阳伽蓝记 山涛论》读后感(一)：小记

《山涛论》是徐高阮的遗作，发表在69年的史语所集刊上，系陈寅恪指导早年论文，为文深得陈氏考史三昧。即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力相得益彰，利用习见史料言人所未言，其中既有个人的人生经历压在纸背，也有作者的读史感悟，注意到问题之间的联系，并做深入的解读。本文是典型的政治史写法，两条路线的政争，集团分析的方法，背景则是魏晋之际的转折政局，牵涉到的人物主要是以羊祜、山涛等为主的亲魏名士派和以何曾、贾充为主的亲晋礼教派，围绕着太子废立、平吴、吏部郎人选等事件展开一系列争斗，读起来很过瘾，有看推理小说的快感。陆扬一贯的浮夸式评论认为，“徐高阮一向是我的楷模。他的《山涛论》思虑之周全，论证之缜密以及行文之流畅而有分寸，实为采用传统实证史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史的最高境界之作。一个学者一生能写出四五篇这样的文章应该就足以登不朽之林。”但是本文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立论未必站得住脚，多揣摩猜测之推理，屑微的信息可以解读出无穷的政治含义。正如周一良所说：“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其结论。”此外为文冗沓而多枝节。但整体不影响其为一篇政治史论文的杰作。

没有去读《三国志》、《晋书》的相关史料，也没有比对《资治通鉴》的相关部分，所以收获还是有限的。

《重刊洛阳伽蓝记 山涛论》读后感(二)：往复上关于《山涛论》的一些讨论

云中君对《山涛论》推崇备至，曾说“徐高阮一向是我的楷模。他的《山涛论》思虑之周全，论证之缜密以及行文之流畅而有分寸，实为采用传统实证史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史的最高境界之作。一个学者一生能写出四五篇这样的文章应该就足以登不朽之林。”本文选取了云中君与老冷关于此问题的一些讨论，以供大家参考。

云中君：

（答复羯胡）这些天很忙，所以没顾得上认真回答兄的问题，我的确对传统实证方法来治政治史很推重，尤其是其中特别高明的作品（其实这样的作品少得可怜）。但我自己不大会再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政治史。主要因为这种方法常常假定我们所获得的资料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可以从中推出一个合理的解说。至于这个解说中会存在多少或然的因素，能和通过其他途径，在其他领域所获得的史学结论或观点配合到何种程度通常是不在其考虑之列。所以传统政治史的方法是封闭型的，而不是开放型的。其次，这种方法对史料的鉴别能做的主要是互相参证比校，却很少注意史料的不同文本性质及其可参证性，这一点尤其不符合当代学术的要求。第三，当代意义上好的政治史研究也应该顾及到文化社会史角度的切入，传统的方法在这点上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到，但是比较难以深入。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在实践的层面传统的实证方法和更新颖的方法在结果上就一定会不同。方法是人用的，再好的方法到了笨人手里都会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一切还是要以具体研究的结果来衡量。但是史家的自我意识很重要。以前的学者研究学问常常很盲目，即使学问很大，由于这种盲目性，也常常浪费了。

我指出说能有四五篇就能不朽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因为绝大多数学者连一篇都没有。而且不是每个学术课题都有发展成山涛论的潜力的，所以要能发现这种课题并写出这种文章，恐怕要考量筛选过许多题目，而且必须是对某一领域的种种问题了然于心后才能够实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写一篇这样文章的学者事实已经做了二三十个题目的工作了。不知道我这样说羯胡兄是否同意？（我猜想应该是同意的）。

老冷：

我同意云兄“一个学者一生能写出四五篇（《山涛论》）这样的文章应该就足以登不朽之林”的提法。甚至可以说，其实一篇就可以了。不过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山涛论》的确称得上“采用传统实证史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史的最高境界之作”。我承认《山涛论》是很好的文章，是微观政治史的典范作品，但政治史的最高境界绝不能停顿在微观尺度之内。从魏晋历史的发展来说（这是稍大一些的历史尺度），《山涛论》没有提供新的认识，有关曹马阵营的分别，陈寅恪早已阐释过了。我以为政治史最能发挥威力的，是100年左右的尺度。《山涛论》精微雅致，可称极矣，但美大于思，历史认识的空间较为狭逼。

我注意到云兄每每强调“史料的不同文本性质及其可参证性”，注重文本自身的分析，这的确是传统（其实主要是这几十年）中国史学的很大问题。自觉地面对这个问题，大概是当代史学细分的结果。但不意味着过去的学者完全不在乎对文本的分析。比如陈寅恪和唐长孺研究桃花源，就充分表明了文本分析的重要性，而且，在同一个研究中，他们表现出了比文本分析更重要的，是穿透性的和宏大的历史分析能力。

然而，有关文本分析的重要性的认识，传统史学未曾达到自觉的高度，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盲目、轻易和混乱地对待史料，的的确确仍然是严重的问题。看来，只要不能在学科训练上进入细分、专门的阶段，这个问题就难有解决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可以代表往复大部分史学爱好者），请求云兄专门就此写一点东西，其裨益中国史学之功必匪浅易。

云中君：

冷兄说要请我写些意见，我实在不敢当。其实我的一些看法也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表示过。另外我主要觉得我们今日的中国史研究应当从一个以观点取代观点的时代转向以方法取代方法的时代。我对这些问题的确有比较明确的想法，只能等有时间才能比较详尽的表述我的看法。至于对文本的敏感我同意是第二意上的，不过成为自觉才能进入更高层，至少自觉了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这就像当年严耕望在在强调的史源问题一定要先注意，否则就将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的关系颠倒了。因为我总觉得新颖的大观点其实是比较容易提出的，关键是证明的过程。史家之技巧常在于此。另外我讲的文本和陈唐两位先生分析桃花源记式的分析还是不一样，这也只能等过些时候能定下心来才能具体说。当然空说方法没有用，还是要具体实践中来体现。我自己近来也尽量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一篇下月要在北京一家学术杂志上登的讲古代史乘的文章对此也有比较多的涉及。其实对文本性质的辨别冷兄自己就作得很好，比如墓志疏证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中比如讲到南朝的墓志和官修史书的关系更是具体的贡献。大家可以去读一读，一定会大有获益。

《重刊洛阳伽蓝记 山涛论》读后感(三)：张璟超：政学两间徐高阮

一、引论：研究史的情况

二、北平：革命党的进退

三、西南：新青年的文史

四、台岛：维新派的议论

五、身后：史学家的光影

六、回溯：士大夫的底色

七、综论：思想者的时空

一、引论：研究史的情况

近代中国，变动剧烈，内部系统危机叠加外部系统冲击，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道与学术为现代的天下时局所裂后，新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结构因素相继衍生，一方面开辟出新的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另一方面却也由此形成战争与革命交织、中学与西学激荡、对抗与建设争辩的分化互渗之局。同时，这种分化竞斗的局面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减弱应对外来整体冲击的能力，直到出现日军全面侵华的危局。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整体性困境。而在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上，我们看到不同的个体与群体在失去与传统的系统性联系后，通过与“余存元素”及外来部分元素的“单体连接”，尝试整合出不同的行为与思想模式，知识与精神系统，未必完全，却都丰富了我们解决困境的思考。

徐高阮身处这一时代，循士子新途往还于政党与学院之间，历经多轮政教变迁，与时代漩涡时即时离，其著述及背后的思想、精神、行事，也相应呈现交错的时代风貌，折射多重的时空背景。当中的进退行藏，评价得失，亦多有可作见证、值得寻味之处。

但略查相关文献，目前所见专门探讨徐高阮的长文只有大陆散木1999年发表的《说徐高阮》与台湾叶乃治《1960 年代台湾的卖国控诉—以徐高阮的论述为探讨核心》（2011）一篇专题论文，但也限于六十年代论战一事。其他多为短章或片段，较多回忆提及者当年好友王永兴、王勉、赵丽生的回忆文章，片段提及者如赵继昌、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同仁的回忆录中部分段落。后来的学人论述中，傅杰为海豚版山涛论所写的序言算是专文，但也属短章，其余则也是如谢泳等人的研究文章中有片段提及。台湾方面，专门回忆者如刘述先以及徐去世后《中华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纪念文章。其余则如王尔敏的访谈与文章中也属于部分提及。此外则有《中国近代学人像传》所载的《徐高阮先生传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道其家世、生平及著述，亦为简略短章，可视为一份提纲。

散木之文可能算是大陆最早较详细且专门论述徐高阮的文章（至今也仍甚少），主要论及的范围还在于其早年的学运岁月，略涉及后来的一些著述情况。当中提到：“周一良先生还联想其清华学派的陈氏门生，“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其中“我以为脑力学力具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徐英年早逝，汪在‘’中受迫害自杀，而金则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换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 周一良对徐氏其人其书的上述评述也差不多成为大陆方面建构徐高阮文化形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相关说法多被后来的一些论述所延用。综合前述大陆论述，徐高阮的形象基本被勾勒为由左向右，由革命退向学术这样的一种简略轨迹。而叶文则集中于徐高阮身后形象中缺略的一块晚年在台纷争。但其一生中具体的流变与流变底下的不变究竟如何，所交涉与反映出的时代景象具体又如何，却仍有不少缺略。虽然徐高阮身后终以《山涛论》名世，然其人其文，仍如神龙首尾，一鳞半爪，难得详解。故略事搜检，冀于往复观照中辨其一隅。

查徐氏一生，大致可分平津、西南、台岛三段。平津时期先后入读南开中学和北大、清华、参与“一二·九”运动，身兼左翼政治组织干部，组织文化政治社团，编辑校园刊物，撰写校内文章，并在《国闻时报》等报刊发文。西南时期细分三段，一为长沙临时大学一段，时徐高阮为清华哲学系三年级生，因旁听陈寅恪课而转入历史系。至昆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一段，继续问学陈门，除课堂作业外，并开始注意《洛阳伽蓝记》。联大肄业后一段，初次短暂入职史语所，仍从陈寅恪问学，后因病退职，而陈寅恪赴海外就医后辗转回北平任教，徐高阮则滞留西南，未赴北平任陈寅恪助教，直到四九年赴台，再入史语所。这一时期除了延续北平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外，开始逐渐转向学术研究，如用力于校勘洛阳伽蓝记，此外当中还有一段寄情于文艺，研讨过红学，并翻译过西洋文学。此外当有与陈寅恪、傅斯年、王勉、王永兴等师友的书信来往。第三段为在台时期，直至六九年去世。这一时期的文字大致可分六类，一为洛阳伽蓝记研究；二为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以及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翻译等；三为外国著作的翻译；四为中西文化论战前后的文化评论等论战文章；五为与在台学人的往来书信；六为遗作《山涛论》。

具体略述如下：

二、北平：革命党的进退

徐高阮早期的活动和著述与时局颇有关联，其求学天津、北平之时正值战火纷飞、学潮沸腾的三十年代，徐高阮本人即投身其中，涉入颇深。故而其行事、著述亦需在前后左右之语境、情境中加以考察。

1928年，徐高阮入读南开中学，与建国后第一任一汽厂长饶斌、新文学作家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胡适的侄子胡思猷等为南开中学同学（后来端木蕻良和徐高阮还成为了清华同学）。据端木蕻良回忆，他是1928年入学南开中学，那么徐高阮可能也在此年，则当时徐为14岁。英国文学史专家李赋宁则为低其两级的学弟。

南开中学为民国名校，如杭州金晖中学等一样。周恩来、曹禺等人即毕业于此。当时教师则有老舍等人。

此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后来端木蕻良、李赋宁等人的回忆来看，徐高阮在南开中学也应受到相关的一些熏陶，感受到新的时代氛围，开展了最初的一些文化社会活动，彰显出初步的才华。

如端木蕻良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就提到：“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国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同时，端文中还提到：“从天津带回不少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的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在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李赋宁在回忆中也提到：“我在南开中学一共上了初二到高一的三年，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使我终身受益。我在南开中学上初中三年级时，爱读《南开双周》里的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高三两位同学写的文章。他们名叫曹京平和徐高阮，外号“西山诗人”。”（参见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高阮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曾短暂入学北大，之后方转入清华。

在这一时期，北平的大学校园内，左翼组织也在动荡时局中曲折发展，徐高阮之后即将卷入其中，展开其作为北平革命党的一段激荡历程。1930年，徐子佩担任中共清华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内就因党内左倾主流影响而倾向于发起暴动。1931年初中共北平党内纠正左倾，后转向群众宣传、兴办夜校等工作。

1932年，端木蕻良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徐高阮或也此前后入读清华哲学系，徐在清华、联大的同学如九叶派诗人郑敏的哥哥王勉（1916年出生，笔名鲲西，解放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祖父王又点为晚清词人，父亲王子沅，留法归国后任外交公使。参见《郑敏文集》）当也于此时入读清华社会学系。（据王永兴回忆，其为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时，徐高阮为哲学系三年级，则当为同年入学，查王为1934年入读清华，所谓十级生，则徐高阮当亦同级，但若根据韦君宜回忆，其34年入读清华时徐已为校内左翼社团领导，据此则徐应在34年之前入清华。）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1933年5月31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军正式进驻冀东。1935年，德国已进行七年战备，意图再起。日军进一步剑指华北，谋划五省自治。红军自34年长征，此时已转入西南，国军则紧追围剿。另一方面，从 1932 年 8 月到 1934 年秋，中共北平市委多次受到严重破坏。对于中共来说，当时的局势“一方面……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对于中共来说，或者当时的左翼青年来说，“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1]具体的应对方面，“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在当年4月1日作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分析了华北面临被日寇吞并的危急形势，提出了“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个决议，反映了北方局政治路线开始转变。”[2]这也是徐高阮当时坚持的观点。

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出面声称华北频现反日活动并受国府指使，因此向国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何应钦提出关于华北政权人事任免、中央军撤出、党部停止活动、取缔排日书籍人员等要求。此后，冈村宁次及其中国驻屯军与国军边谈边打，最终逼迫何应钦于当年7月6日正式复函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前述要求予以承诺，史称“何梅协定”。[3]虽然对于该协定的形式效力等问题仍存争议[4]，但局势的严峻已摆在那了。

在这一时局与群情交相激荡的过程中，“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5]，投身其中的青年则似乎成为了民族救亡与民主政治两大理想事业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也许因为“与生俱来的热情与才情都是过人的”（傅杰语），当时已由北大转入清华哲学系就读的徐高阮（据王永兴回忆，其为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时，徐高阮为哲学系三年级，则当为同年入学，查王为1934年入读清华，所谓十级生，则徐高阮当亦同级，只是有从北大转清华的经历，或是较王晚入清华）并没有被深奥的玄思所限，而似乎很自然地投身到激荡的政治社会运动中。

当时因为国民政府当局对中共的双重围剿，中共北平市委在1932年8月至1934年秋多遭破坏，却也给了热情、才情兼具的青年士子一个发挥、历练的机会。清华的党组织在当时即坚持斗争，保全组织，先后由赵文璧、何凤元等人担任支部书记。徐高阮与蒋南翔等人则为党员。（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当时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也就二十六七岁。徐高阮1934年左右进入清华，当时中共北方局书记为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孔原（建国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长、海关总署署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其妻为周恩来秘书许明，两人1939年在延安结婚时同时同地举行婚礼的则为邓小平和卓琳），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则自1932年起至35年即为林枫（南开中学毕业后即在京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任北平大学工学院党支部书记。32年26岁起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少奇改组北方局后又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秘书长。建国后担任过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妻子郭明秋则是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方局书记1935年5月后改为高文华（1920年代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派往湖南益阳组织农民运动，后辗转汉口、山东、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一二九运动期间为北方局书记），1936年4月刘少奇（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1937年抗战爆发后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转任中原局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与陈毅一起扭转新四军困局，扩建华中根据地，1943年回到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调任，1938年11月刘少奇转任华中，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1943年担任）先后任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当时清华校内的党组织还通过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举办“清寒食堂”等方式来发展学生成员。（参见《清华大学党史》）

宗安在回忆张宗植的文章中即描述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样的校内政治社团互相联络、发展组织：“张宗植早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已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一九三二年初秋……去北大旁听，然后又如宗植在《竹骡记》中所写：他又被当时在清华求读的表兄何凤元拉入清华园求读……又很快地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为其中主要的成员。这样，张宗植又开始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革命生涯。”而经受了组织历练的张宗植到之后——如张滢华转述的何凤元回忆所说的那样——反过来成了何凤元的“革命引路人，并且教会他不少隐蔽的斗争方法”，张滢华还说，何凤元“参加革命组织之快，全靠张宗植在清华河畔一番谈话的启发，他推想这大概就是指张宗植在《比邻天涯》一书中写到的这两段话：“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在工字厅前的池畔坐着谈论这事”而张没有要求何很快答复，但是没有等待很久，他也加入了“社研”。[6] 35年4月时，张还与徐高阮共同作为所谓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在校园逮捕，押解南京。（参见涂光群《记日籍华人企业家张宗植》）后来，张被亲戚保释，于36年留学日本，七七事变后回国，加入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后赴南洋，曾担任新加坡石油公司日本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仍协助革命工作。

如果说何凤元是由张宗植引领而入，则何凤元后来也已成为校内党组织书记（何凤元后来继续参加革命，曾参与推动著名的两航起义，建国后担任过民航四局局长），徐高阮当时还只是党员。而革命队伍交替轮转，作为一群富有才华与热情的青年，在投身一项他们当时所认为的事业时，当也是各自进取的。散木在《何炳棣先生追忆“一二·九”运动运动中之旧人旧事》一文中即称“徐高阮原是“水木清华”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他曾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又加入了共产党……也办过《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7]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中也说徐高阮是比蒋南翔、姚克广（姚依林）还要老一层的革命者。

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中也提到1934年她刚进入清华时，就“报名参加了图书馆前大桥上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会的领导人叫徐高阮。”这些都是类似清末武昌起义时读书社的革命社团。据韦君宜回忆，她在这个会里和蒋南翔“编在一组（哲学组）。”“学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学校里根本不教的），谁是作者，不记得了，只记得李达、雷仲坚合译 同组还有高承志、张景观、蒋弗华、李立睿”。可见当时徐高阮在清华学生中也算一个革命组织者了。

到了这个阶段，徐高阮的政治活动也进一步得到积极开展。当时清华同学，后来继续革命工作的赵继昌在其《赵继昌回忆录》中即提到当时徐高阮在校内另组社联的情况：“全校有名的学生领袖或地下党的领导人……最有名的有高承志、张凤阁、徐高阮等人。……牛佩琮被捕后，高年级同学徐高阮把我们的社联小组恢复起来，这时同学杨德基和其他一些同学被捕了，徐高阮把张新铭和我召集起来，成立了社联小组。针对国民党的大肆搜捕进步分子，我们社联小组的战斗任务是揭发和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徐高阮布置我和张新铭谢墙报，揭发国民党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徐高阮还布置我们二人到学校附近的农村找农民谈话，进行社会调查，并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

与徐高阮并享当时校内革命声名的前述几人中，高承志于1931年入读清华外语系，黄敬（解放后曾任天津市长）为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时，高曾担任北平学联负责人，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曾作为首犯与其他左翼学生一同被捕，被迫辍学，后于1936年复学，与钱伟长等同期毕业。此后辗转各地，建国后曾任天津市编译中心副总译审，组织编译《顾维钧回忆录》及参与翻译《大英百科全书》，辑有《高承志诗词集》——参见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高洁《高承志的革命生涯及与潮汕的情结》。

张凤阁为1931年入读清华历史系，曾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在当中发表过《中国现代文化的冲突与批判》、《马克思经济系理论体系中的辩证观点》等文章，毕业后曾参加山西救国同盟会，40年被阎锡山逮捕就义。

赵本人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外贸组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务。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左翼的政治社会运动在当时就通过这样的校园组织及互动网络逐渐地深入开展。徐高阮在当中则具体参与了从校园内的社研、社联到中共地下党等不同层级的组织活动，并在当时的《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关涉时局的文章（例如刊发于《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2期的徐高阮《胡适之的青年出路论》），从中也经受了一番时代的历练。

在1935年时，徐高阮主要还是在清华校内的政治社团中进行政治成长，而相应于此，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发展则呈现多元扩大，同时分化轮替的局面。

当时的北平已是清末民初数十年新学制发展积累下的一个文教中心，当中聚集着南来北往的大量青年学生。这群同样关怀时局又各具才情，身处不同关系网络的青年在当中既竞争又联系地推动着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虽然屡遭破坏，但仍然坚持继续开展隐蔽战线的工作，并将在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当年开始恢复。在1935年初原来与徐高阮同为党员的蒋南翔已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到1935年6月，何凤元与中共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后，调到已恢复的中共北平市委工作，蒋南翔则进一步接任中共清华党支部书记。（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徐高阮的党内上升反而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不过，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左翼的组织与运动一方面对外扩大发展，一方面却也不断出现内部分化。在1935年10月，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内部就采取合法请愿、发动群众还是继续搞北方苏维埃、武装暴动就发生过分歧。（1930年徐子佩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时就因当时党内左倾主流而倾向于发起暴动。1931年初纠正左倾后才转向群众宣传，兴办夜校等一般工作。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均向中共河北省委作了报告。中共河北省委听取了双方意见，随后撤销了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常青直接领导临委工作。临委成员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实际主要负责人是彭涛。当年年底，北平临时工委就在城区以中国大学、北平女一中等校为中心成立了北平学联，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方针。不过随着时局发展，由此引起的斗争需要仍在且日益剧烈，革命内部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也将延续。前述强调不同斗争方式的分歧由此也并未消失，最终类似地反映到徐高阮等人的革命活动中。

到了1935年12月，国府宣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就爆发由北平学联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但从运动发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未必真的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组织，更多是出于救亡的强烈诉求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作为一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运动，仍然是中共地下组织必须关注，加以领导的对象。毛泽东后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由此，投身其中的个人也自然获得生命价值的提升。

对于徐高阮来说，这种个体价值的提升也表现在，随着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正式成立，取代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学运，徐高阮也在1936年夏升至市委部长，更深的涉入政治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系统中——散木文中称徐高阮担任的是组织部长一职，另外一些文献则称其为宣传部长[8]，或许是有过职务的变动。

但随着卷入组织与运动的深入程度，徐高阮在组织内也出现当时常见的意见分歧。散木文中即提到“1935年年初被捕……获释返平不久，党内有场“北平问题”的纠纷，以及之后关于“无条件的统一”和“知识救国论”的提出，徐高阮与党内有了分歧，徐因而对党内部分领导不满，终被开除。”

关于北平问题的纷争，一开始更多还是清华校内左翼学生的两种对立意见。黄秋耘在《风雨年华》当中即回忆：“当时的清华校园内地下组织有所谓“民先”，其内部后来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后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至于两派的分野，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的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9]——所谓“民先”即1936年初在北平市委领导下于北平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韦君宜在上面的文章里也提到——“12.9”时期大批左派学生在斗争中分化。当时把冲劲大、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称为少壮派；会讲马克思主义，主张行动稳健的老资格们被称为元老派。开起会来，两派经常争吵。由此可见，徐高阮的意见相对持重保守，注重联络体制内的力量，更多采取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

随着徐高阮等人在党内职务的上升，这种分化与争论很快也从政治社团内部发展到政党组织系统。1936年夏，彭真（1920年代从事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的工运，38年抗战后与聂荣臻等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人大委员长等职）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同时刘少奇调任北方局书记，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陈伯达早年就读于集美师范，毕业后曾任教于厦门小学。后到上海大学学习，一边当记者。25年学厦门后在现代评论发表过小说寒天，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国民党，27年蒋介石清党后加入中共，曾在蔡和森手下担任中央宣传部出版科长，后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王明。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次日受北方局指派参与领导北平总罢课，起草学运宣传大纲，36年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时被提名为宣传部长，当时陈才32岁）鉴于北平市委党内及清华校内的纷争，当年8月，彭真来到北平了解学生运动情况 ,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住了两周，先后与蒋南翔 、徐高阮等人谈话 ,并对他们进行了当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 [10]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当月即 8月1日，中共中央在10月抵达陕北之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因此，这也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志。

在彭真进行调查的同时，当年9月，“蒋南翔（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徐高阮（又名徐芸书，1936年初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分别写信给北方局，谈了北平党内意见分歧情况。[11]徐高阮在信中认为“北平市委领导在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形势下，未能及时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提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所谓未能及时领导学运，有一个情况，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举行游行，而林枫听到消息后才由宣威赶往北平，此后河北省委才决定重建北平市委，由林枫重新担任书记，领导学运深入进行。而蒋南翔则恰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夕的当年五月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因此，徐所指的未能及时，或许即是指北平市委没有及时恢复以及清华党支部的作为不力。徐这里表达不满的对象可能即包括当时的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工委及林枫等人，当然更可能是清华党内直接接触和竞争的少壮派一方领导如蒋南翔。同时，另一方面来看，徐高阮在此实际也强调了历史时机对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进而提出的彻底换血的方案，却显示与少壮派的截然对抗。而此时两派互不相容，都显得是以清除对方为革命行动的前提要义了。

王永兴的回忆中也叙述了当时的相关情况。根据《王永兴先生年谱》引王永兴的说法：“（1936年秋）北平学生运动有些低落，我主张学生运动应该正常化，不要越出学生的日常读书生活的范围，要考虑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们的情绪，不要举行罢课、罢考。党批评了我的意见里的错误部分，但我没有接受党的批评。在具体工作里，我常常和党的领导人争吵，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人争吵。当时和我有同样情形的还有徐高阮、丁则良、李宗瀛。”

当时初到北方局任中央派驻代表的刘少奇“经过仔细研究，写下《关于北平问题》一文。从整个北方局和全党的角度对这场党内争议进行了总结。他严肃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错误观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现在不应该轻易去打击与撤换一个干部，除非是那些坚持错误、不愿学习的人。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12]

到1936年10月21日，彭真也依据调查了解所收集到的情况和所收到的18份意见书，写了《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的文章，并在北方局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并“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北平学委开始时由黄敬任书记，一个月后由蒋南翔接任。（1936年3月蒋南翔曾转任上海学委江湾区委书记，领导复旦、同济等校的支部工作，同年秋回北平担任北平市委学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平学委直接领导。1936年11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再次到北平，对北平党组织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刘杰任农委书记，李俊明任文委书记，蒋南翔任学委书记。”[13]如此，原先担任北平市委部长的徐高阮及其代表的元老派就失去了对学运及相关组织的领导权。不过徐高阮及元老派成员仍然有所活动。这年10月，徐高阮与丁则良、王永兴、李宗瀛四人合作创办了刊物《学生与国家》，并请顾颉刚题写了刊名。徐高阮后来还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了《论无条件统一》，强调统一战线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

当然，随着战事的加剧，北平市委后来又有变动，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蒋南翔也在1938年初转往华中，担任长江局青委委员，但同时还成为了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后又担任南方局青委书记，相当于北方局青委书记，比之前的北平学委书记又升了一级。此后，蒋南翔在周恩来领导下，持续开展青年运动。

在党内上书论争无法通过后，徐高阮则继续选择在社会报刊公开发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受彼影响，清华学子的徐高阮终服膺于“代表社会老成份子的倾向”，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来。”（《论无条件的统一》）及风所至，王永兴《北方青年的回响》、齐思和《读书与救国》等都代表了清华学派的一些学者处世的姿态。……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就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五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14]——有意思的是，当时回应王芸生的青年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篇，一篇是支持王芸生的王永兴文，另一篇是批评王芸生的顾准之作。当时顾准同样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地下党，后来倒是都与徐高阮、王永兴等一样经历政治运动波折，最终退回学术研究，走向某种右倾的思路。——韦君宜的文章也提到“元老派徐高阮等把他们的主张在报纸上亮出来，又在自办刊物《学生与国家》中主张，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主动取消自己的左派抗日组织，取消民先队，要和国民党的抗日组织统一，这才叫突破老思想框框的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南翔这时跟党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他们，而且马上自办刊物《北方青年》，组织一篇篇文章反驳他们。”

这时的情况显示当时北平党内学运已出现日益剧烈的内部争执。徐高阮作为其中一派的领导，由于其倾向当局的论调而逐渐在这一番党内斗争中归于落败——这一论调与结局仿佛曾有过的陈独秀等党内斗争历史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徐高阮的著述主张及思想立场沿着原先知识与国族的侧重倾向日益走向一种在既成秩序基础上解决时代问题的思路，而与强调党派斗争的左翼政党组织在实践立场上逐渐拉开了距离。虽然在如赵俪生这样的左倾非党同学看来，这“不过是反对左倾路线”，“但在当时就几乎等于叛变”，成为刘少奇所谓“坚持错误的人”。而当年的同学和同事如另一派的蒋南翔则沿着革命政治的轨道继续前行。

这种情况从36年一直持续到37年——如欧阳喜军在《学运与党争: 以 1937 年北平“五四事件”为中心》中所述，37年五四纪念会上新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该事件后，学联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外，又喊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不料 ,在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后，另一种错误倾向又在左翼学生内部出现。当时，以徐高阮为代表的部分学运领袖，主张解散学联，实现学生运动的“无条件统一”。这无异于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中的这一动向再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欧文认为“这一事件涉及当时文化界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纷争和政治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政见歧异，因此事件本身已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而卷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典型反映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15]这可视为徐高阮在少壮派陆续在党内得势，自己在党内政治前途日益无望后的一种极端反应——既然无法掌握组织领导权，干脆主张取消组织。

时局的变化导致徐高阮投身左翼组织的对外抗争，却又因此促发其组织内部的分化，进而激起徐高阮另一种针对内部的抗争，而这一时期徐高阮的著述行文也就相应的反映出这种种变迁的面貌。

虽然徐高阮“也由于过人的热情与才情，使他在政治上因自有主见而屡经风波”（傅杰语），但时局的严峻使其并不能忘却当中的忧虑与不满，左翼青年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西南。但也第一次因时代风云裹挟中的论争而终于激发其第一次的激烈反应，由此背负了一种骂名。后来的文章中还称：“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清华徐高阮，因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肯妥协被开除出党……”云云[16] “在中国30年代的政治史或学生运动史上，徐高阮是一个打入另册的范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叛徒”，这是我们难得听到他的名字的主要原因”[17]而其他青年领袖如当时与之竞争的校内与党内另一派领袖如蒋南翔则陆续辗转长江局、南方局、中共中央等处先后升任局青委委员、局青委书记、中央青委宣传部长，逐渐领导更大范围的青年运动，最终在1949年成为团中央书记，52年成为清华校长兼书记，55年成为北京市委常委，59年成为高教部长，82年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当中执掌清华十三年，成为著名的红色教育家，形成梅贻琦之后的革命清华时期，这是后话。不过，徐高阮的最终脱党似乎仍在联大时期甚至之后。

而如散木所说“政治和学术向来有一种张力，彼此颇难相容，又尤其是中国的语境，徐高阮投身政治马失前蹄，但有一个事实可以推论而得：收之桑榆，他有了一种定力去做“网罗群书”的淡事”，散木所谓以“知识救国”，“由战士蜕变为学者”，这是到西南入陈门后的情况了。而从前述考察所见徐高阮重在理论著述及联系体制学人的倾向，也可看出他之后退向书斋的端倪。但政治之于徐高阮的学术，却又像不止于截然两分的对立，可以有更多的解读，这是又一层了。

三、西南：新青年的文史

（一）长沙临时大学时段

不过，沸腾的学运也未止住时局的进一步恶化，学校被迫南迁。徐高阮先是南下上海，短暂入学沪江，后经武汉等地转往湖南。据王永兴在《怀念高阮》中回忆“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占北平。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借圣经学院的房屋为教室。我当时是清华中文系三年级的学术，徐高阮兄是清华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我们同时选修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与高阮第一次听陈寅恪先生讲课。”后来他们就一起向教务长潘光旦申请转系。入历史系后，“高阮兄聪慧异常，称为天才，亦不为过誉。同时勤奋读书研究，他的读书作业和向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深得先生的称赞。选修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学生不超过十人、大都认真听课，认真读先生所指定的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先生从不在课堂上称赞某一学生，但对高阮是例外。高阮得到全班同学的钦佩。”[18]这是在西南初入陈门的情状了。陈寅恪时年四十七岁，刚经历父丧，视力也已发生大问题，却仍认真授课，而徐高阮等人也是戮力向学，其时的读书作业等文章也可视为退向书斋后的一种积累。

（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段

但时局的动荡并没有停止，始终忧国的徐高阮也未隔除政治方面的影响。从北平南下后的这段求学时期，或可视为徐高阮由左翼运动转向学术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

转眼到了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侵华日军则进一步南下，南京在37年底已经攻陷，这时又开始攻打徐州等处。南方的局面也日益严峻，学校需要进一步迁移。是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内容包括：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成立民国参政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等。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土地条例》；同一天，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组建。

在此多方变迁的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仍通过三青团、CC系、地下党等不同的组织系统在当中展开争衡。1938年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命青年特派员王亚文组建联大党支部，同时一些青年党员如力易周、徐树仁等人则由中共党、军机构转入联大就读，在校内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党支部后转为南方局及下属云南省工委领导，由力易周介绍入党的袁永熙则接续担任联大党支部书记；而另一方面，国府也通过党团组织系统在校园内发展力量。如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被任命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开始作文主张“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

相应于此形势，到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后，徐高阮则一面问学陈门，一面仍参与革命活动，发文议论。在党内，校园学运虽然已大半归于少壮派领导，但徐与相关的元老派成员还是延续北平时期的社团与刊物活动。

《程应镠传》中即记述：“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参见程应镠《联大第一张壁报》）[19]此外，王永兴《怀念则良》中也回忆“.....在昆明这段时间，文林街先生坡流金（程应谬）、宗瀛（李宗瀛）的住所较宽敞，课余和节假日常聚会有六人：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和两位先生，翁才子（翁同文）也时常参加，谈抗战，谈读书，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则良又和王佐良先生合办二良学会，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不力。”[20]根据前引王永兴年谱中的王回忆之文，则丁则良、李宗瀛、王永兴与徐高阮同属于党内与少壮派争执的元老派成员，其余诸人当也接近于此。这群既不满时局日下又反对学运左倾的青年文士，在学园中既矜持于政争，又激昂于议论，此番景象竟也像是《山涛论》中的竹林七贤一般，当中既有文神才思的往还激荡，也有过实际政治的组织抱负。

此数人中，程本人与徐高阮一样，前期都曾注力于魏晋南北朝史，自是久熏沐于竹林文风，同时为诗人，其晚年为默录的诗稿所写一段跋语即说：“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中，为取去。……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这样一种类于魏晋诸子而处于改良批判与工农革命之间的忧怀当是当时徐高阮与诸人共同的情思。不过两人并非清华同学，程入联大时间也较晚，两人早期的交集当在北平学运中。程是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同徐一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程的回忆中则自承“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1936年程因办刊之事与沈从文认识，后保持终生交谊。当年程也参加了“民先”，后曾参加过八路军，期间开始用“流金”笔名发表文章，38年9月方才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40年程就从联大毕业，重返抗战前线，在部队担任秘书，44年移居昆明，担任大中学教职，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46年后转往上海的大学任教，与孙大雨、戴望舒、张芝联、吕思勉等来往，建国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后遭遇反右，60年摘帽后短暂恢复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后又沉默，只是劳动之余自读通鉴。70年代转向宋史研究，曾标校过《宋史》，80年代写出《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参见虞云国《程应镠编年事辑》）

当时与程同住于上述聚会地点昆明坡树勋巷5号的李宗瀛与程一样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转入联大，毕业后继续革命工作，曾赴上海接管大公报，担任过副总编，后赴港继续任职大公报，曾与罗孚、梁羽生等来往，当时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还有年轻的金庸。按金庸在《谈《抉择与彷徨》》一文中的说法，“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合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到了大公报。”

丁则良、王勉均为福建书香世家出身，与徐高阮家世类似。

丁则良1933年丁考入清华历史系，很快被名家教授如雷海宗所瞩目。1937年在《清华月刊》发表译文《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1936年在《禹贡》英发表杨哈斯班《帕米尔游记》的英译本，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救国会。毕业前一年突然离校，奉组织之命打入宪兵队内，后于1936年返校。1937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批评学运的左倾，主张拥护政府。在张荫麟指导下丁用力于宋史，写成毕业论文《秦桧传考证》以及《杯酒释兵权考》等文。徐高阮王永兴等人转入联大时，丁已担任联大师院助教，但仍往联大旁听陈寅恪等人课程。

王勉早年就读清华社会学系，在校时曾与周荣德等合编《清华副刊》（参鲲西《记潘光旦师》，见《三月书窗》P87），后转入联大，42年毕业，曾在昆明广播电台负责传音科（参见闻黎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按王勉自己在《三月书窗》中的说法是当过一段公务员），后又当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与冯至、闻一多、钱钟书、蒋南翔等人多有来往。建国后因任职美军翻译问题遭受劳动改造，入狱十余年，晚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出版有钱钟书《七缀集》，研究红学及明清诗文，并以笔名鲲西发表文集《三月书窗》、《清华园感旧录》等，当中曾忆及徐高阮及联大同仁。

据说在联大晚期，青年教师中已有“三良一樑”的美誉。“三良”指丁则良、王佐良与周一良，“一樑”即王乃樑。王乃樑为地貌学家，28年入读厦门集美中学，早年留法，后成为中国地貌专业创建者。周一良和王佐良则晚年皆享盛名，分别成为中国中古史和英国文学大家。

王永兴1934年入读清华，后转入联大，曾担任北平学联负责人，参加一二九运动，与徐高阮同为党内元老派代表，曾发表《北方青年的回响》，同时批评左右翼青年，赞同王芸生读书救国、学生不党、知识为重的观点，显示与徐一致的退出运动的倾向。复与徐高阮一同师从陈寅恪治学，战后赴北平担任陈寅恪助教。建国后曾从事敦煌学研究，写有《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经受反右与磨难，晚年复治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发扬义宁之学，参与创建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专著。

许渊冲在《中华读书报》刊载的《回忆几位联大校友》中也提到“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是大海。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可见上述诸人当时的一般思虑情境。同时提到当时联大地下党的负责人为经济系的袁永熙。（许文提到后来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了婚，解放后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了右派）而流金则为许在南昌二中的校友、学长。按许文的说法：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和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推荐，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如此，则程早已参加革命工作，不过当时借读在联大，由此也可见这一班人的政治色彩之浓重。

中国历来有士人议政与讲学运动的传统，从东汉党锢到晚明东林，冷风热血，涤荡乾坤之概不绝。近代以来，时局交迫，加以学制新成，遂有士林新运起于其间。自晚清康梁的北平强学会、湖南时务学堂，至清末孙章的日本同盟会，乃至武昌读书社等，皆以讲学组织、读书名义而兼论政，鼓动改良或革命风气，影响时局。延至国民政府时期，若张君劢等创立国社党，发起宪政民主运动；梁漱溟等建立乡研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或办《再生》、自治学院，或成《朝话》与阐发新礼治的《乡村建设理论》，要皆不离以讲学促政改之风。而当时院校内的左翼学生运动，如上述景况所见，一面虽受武装革命政党影响，一面亦近于前述讲学运动之政风，或更凸显古典士林之精神。当然，从这批人阅读、研究与著述来看，则似乎多属于文史兼重的风格，除了部分人后来继续历史研究外，其余或继续革命，或转向相关文化工作，而共同点则似乎在于文学的爱好上，也可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影响，毕竟都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后五四一代青年。

在这一年秋天入读联大哲学系，成为徐高阮学弟的新生，则有殷海光。当时殷海光应该还叫殷福生。据何兆武回忆，当时殷在学校还是支持国府当局、直言批评共党的所谓右翼学生，许渊冲的回忆中也认为“在政治上，他却是右派学生的代表。”这在当时普遍左倾的联大似乎是异数，虽然在学术上还受当时教授的器重，如郑昕与金岳霖，仿佛竹林时期各路人杰亦分属曹魏与司马。当然，后来到台湾他似乎也仍是异数，只不过由反共不反蒋推进到了反共又反蒋。而这位当时的右翼青年与逐渐右倾的徐高阮是否曾有来往，则尚未见到相关记载。后来两人均未留校，徐高阮借陈寅恪的推荐进入史语所，继续跟随陈寅恪做研究，而殷海光续读了清华研究生后，虽然有金岳霖的推荐，最终也未能留校任教，转由陶希圣推荐接任中央日报主笔。不过后来两人到台湾发生了正式乃至剧烈的交集，这位比蒋南翔更小的学弟将取代前期的蒋南翔，成为徐高阮后期的一位重要论争对象，此是后话。而许渊冲在后来的回忆文中也将两人并列，作为联大学风的一种体现，所谓“联大正是因为兼容并包，既有向左转的殷福生，又有向右转的徐高阮，所以才“世所罕有”了。”

当然，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到洛阳伽蓝记的校勘问题。陈寅恪1939年9月时已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发表《《读洛阳伽蓝记》书後》一文，当中即著意点出“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後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馀不复备论。”陈寅恪后来在1948年的《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中也提到：“寅恪昔年尝与徐君高阮论六朝人合本子注之书，因举洛阳伽蓝记为例证。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21]这个“昔年”当即在此一时段。

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也指出“高阮兄重别文注并校勘洛阳伽蓝记，亦即重刊洛阳伽蓝记，乃传世不朽之书也。其立志著述之始，由于寅恪先生之启发指导，即在昆明聆听寅恪先生讲课之时也。……在重刊洛阳伽蓝记付印前记，高阮兄自叙云：洛阳伽蓝记，志兴废哀时难之书也。民国二十七八年，中日战事方殷，余避地滇南，尚在学校。略从陈寅恪先生受业，因尝闻讲论伽蓝记传本文注羼混之实，及原书补注之体。”[22]所谓“志兴废哀时难”，未尝不是危亡时局中的一种忧国自陈。此书之校勘也可视为对国族兴亡主题的另一番思索。

（三）肄业辗转时段

在当时不断演变动荡的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继续在各方面展开争衡，包括大学校园。而作为活跃的左翼学生，徐高阮由此仍难免于与另一方的冲突。据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徐高阮因与国府军训教官冲突，被联大某教授（王文中所谓“德高望重、学术权威”之人）借此顽固坚持开除，遂从联大肄业。算上中共北平风波一事，这算是第二次。王永兴文中也不由感慨“高阮一生经历的挫折损害，亦异乎常人。”（王文未说这是哪一年，不过根据王文前面的回忆，他们是在1937年下半年申请转系，由三年级生变为历史系二年级生，则肄业当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后来因为陈寅恪的“援救”而被介绍入职史语所，傅斯年则让其实际仍从陈寅恪问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时陈寅恪为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23]据王永兴回忆，“此后不久，高阮所在史语所迁居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居住二年，因居处极为潮湿，高阮肺结核病复发，不得已辞去史语所工作，由友人帮助，南去香港。这已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事了。在肄业后这段时期，据《徐高阮先生传略》所记，徐当还在上海短暂教过书。此后，高阮又从香港北返上海，直至一九四八年，高阮从上海飞抵台北，重返他工作过二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24]而陈寅恪在这一时段则因眼疾先于45年9月赴海外求医，46年经美国辗转由江南赴北平，重新任教于战后复校的清华园。徐高阮却始终未能北上担任陈寅恪的助教[25]，两人从此先南北后东西的相隔，直到后来同年辞世。

但这段时间，徐高阮仍有所著述，不过似乎更多寄情于文艺，或许也是排遣遭际与时局之忧愁的一种途径。

1947年，徐高阮在《人间世》第一卷第三期发表《读〈红楼梦〉杂记二则》，对《红楼梦》中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提出新的看法——“‘从’就是三从四德的从，‘一从’是指熙凤闺中和初嫁守其妇道的时代。‘令’就是发号施令的令，‘二令’是指王熙凤执掌家政操纵一切的盛日。‘人木’就是休弃的休，‘三人木’是指凤姐时非事败致遭遣归的末路。”关于此题，亦属红学中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胡适1920年代的红学文章中已提到：“第五回……凤姐的结局道：‘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谜竟无人猜得出。许多批《红楼梦》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 而大陆鼎革之后，赵常恂、吴恩裕、严明、周策纵、吴世昌等海内外学人又陆续提出各自看法；但在徐高阮，则似更多属于偶为之作。不过，如果延着徐高阮之前的著述脉络梳理下来，则此时徐高阮的文章才情从抨击时弊的革命论述转而呈现为情思稠密的红学札记，一方面或许与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熏陶有关，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视为其当时心境的一种折射——所谓“哭向金陵事更哀”。

相应于红学的研讨，同时又有西洋文艺的欣赏与翻译。如王勉回忆中提到徐高阮曾翻译过法文的纪德日记和英文的狄更斯小说，并曾来信提议阅读歌德对话录，还曾在抗战胜利狂欢时去听过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演奏《意大利交响曲》和《海顿主题变奏曲》的音乐会。（参见鲲西《三月书窗》P98）——另王文曾写明此事乃在徐高阮遗留的日记中发现，则徐高阮当有日记留存，可惜至今未见，不知存于何处。

纪德的文字属于情思激越，高标独立的一路，狄更斯的小说充满社会人道关怀，歌德的谈话则富于为文与行事的经验，徐高阮对此三种的关注毋宁也反映了其类似的思绪与情怀。同时也可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后续如一二九一代青年中的一种影响。

对于徐高阮及当时相与往还或类似的一二九一代青年来说，其所受到的周遭时空或者说近代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影响毋宁是多重的，至少包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革命运动与近代新学术运动这样多面的存在，对其的理解与诠释或许也需要从多层的历史视角中展开。

在徐高阮飞离大陆的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于年底先后开打。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应徐高阮之请写下《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当中称：“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近得来书云，将刊行之，以质诸世之通识君子，并徵序言。寅恪请更推论，以复徐君，不知徐君于意如何？”则徐高阮当于该时段初定此稿，有书信寄往陈寅恪求序。但也许因为时局的动荡，《重刊洛阳伽蓝记》的发表已在大陆鼎革之后。

除了因洛阳伽蓝记研究等问题继续问学于陈寅恪，徐高阮在这一时期还与钱钟书等学人有过交往，此事又复与上述寄情文艺之景况相呼应。李怀宇《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最优秀大学》一文中提到“钱锺书先生在学校讲课时，王勉先生刚好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先生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他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