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丛考经典读后感有感

《陈寅恪丛考》是一本由张求会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6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丛考》读后感(一)：關於陳先生著作的字體。

前幾天看《陳寅恪叢考》某段話提起說陳先生要求他的著作印行時都必須用繁體豎排（這個說法很多地方都見過），但是《叢考》中更明確說是加黑的仿宋。

以上應該沒記錯（因書暫時不在手邊所以現在無法列出具體的頁數和文字），我平時對排版字體等比較關心，所以這條特別留意了。

而我們知道三聯的《陳寅恪集》用的正是仿宋！不曉得上海古籍用的字體是什麽？希望有書的朋友能夠提供一下線索。

具體指定仿宋字體這條消息不知道真實與否，如果是真的那就很好玩了，應該可以揣摩出不少信息~

《陈寅恪丛考》读后感(二)：后世相知信有缘

陈寅恪先生1949年曾有意离开大陆，准备赴台、赴港，对此事的考辨，尽管有余英时、胡文辉珠玉在前，张求会仍穷追不已，最终依据傅斯年签发的申请陈寅恪赴台电报，辅以旁证，为这个问题划上句号。《陈氏夫妇骨灰落葬侧记》一文，求会兄以温婉语调从容道来，却让人感到奇寒彻骨。卞僧慧先生以百岁高龄撰成《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令人佩服；张求会肯定了该书的“特殊价值”，也用了很长的篇幅，逐一指出其“特定缺憾”。陈寅恪佚文的发现与考释，将促使《陈寅恪集》的增订提上议事日程。《陈寅恪丛考》的结集出版，为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一语作了新的注脚。

此书行文雅洁节制，足为历史书写的标杆。今日媒体上以写史而知名者，先不论其史学造诣如何，其行文多不免“痞子气”，而追捧者多，实时代之不幸。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贡献无与伦比，语言仍有“夸饰而煽情”（陈思和语）之嫌。张求会充分肯定了陆键东开创性的贡献，也引述各家评语，委婉指出其不足。近代历史书写的典范，私心最推服陈垣先生。求会君的写作未必私淑陈援庵，更可能是熔铸各家之长，而在精准、雍容、留有馀味方面，有极近似之处。

陈寅恪史识之高，断非一般史家所能企及。陈先生常被认作“中古史专家”，其实他对明清史了解的深度也属惊人，但直到晚年才肯下笔。他在指导研究生石泉写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时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陈先生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为避免“不客观”而有意回避，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严苛自律，衡诸当世，能有几人？直到晚年回首往事，“既届暮齿，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感觉已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以抑制个人感情，他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历劫之后，仅剩残帙。《寒柳堂记梦》实可作陈寅恪版的“晚清史纲”看待，已佚失的部分，有心人可依据目录的提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花随人圣庵摭忆》等加以补写。

张求会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根据《寒柳堂记梦》目录的提示，为陈寅恪“补梦”，1997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已收入本书），至今仍是难以逾越的研究。题目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所需要的功力、学术野心以及史学想象力，却非轻易所能达到，张求会成功“补梦”，堪称“义宁功臣”。

张爱玲祖父张佩纶，当年白简一封，参劾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在“王树汶案”中负有连带责任，导致陈宝箴罢职。罢官，在陈宝箴来说事属等闲，但张在奏折中指称他奔走于“承审各官之门弥缝掩饰”，却诬蔑不实，“名节有关”，不得不上奏抗辩。官可以不做，品行大节在所必争。从陈宝箴的抗疏自辩，陈三立戊戌后的绝意仕进，到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氏三代的铁骨铮铮一以贯之。陈宝箴重名节，更重实行，抚湘三年艰苦卓绝力行新政，使保守的湖南成为先进省份，培养人才无数，其有造于近代中国多矣。今日侈谈晚清者，左一个李鸿章，右一个张之洞，而于扭转风气、实力兴创居功甚伟的陈宝箴着墨过少，未得其平。陈氏一门原籍江西，却深具湖南人气质，陈寅恪兄弟姐妹之间“一直用长沙话交流，把湖南看做第二故乡”，可为一证。

第四、五篇《有这样一本〈寒柳堂集〉》及补正，据友人冷摊所得旧书，通过封面“岱坚”两字，追寻到逻辑学家王宪钧，最终还原出陈寅恪与近代史家张遵骝（张之洞曾孙）之间的关系。张求会为此将1936-1948年《吴宓日记》“像犁田一样翻了一遍”，是传统方法。但此文得以撰成，得益于相识与不识的同好通过互联网快速传递信息，以及搜索引擎的使用。“法无新旧惟其时”，善将新旧方法结合运用，或许正是这一代学者有可能超越前辈之所在，不应妄自菲薄。作者若继续追索下去，应可发现王宪钧不仅是张遵骝的妻舅，还是甲骨文发现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的曾孙，而王懿荣又是张之洞的姐夫；张遵骝与王宪钿结婚，是亲上加亲。由此，我们联想到陈寅恪夫人唐筼是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妹夫俞大维是俞明震之子。中国社会中，寒门子弟通过自身努力跻身精英阶层的例子不少，但“精英世袭”即使到了近代也极多见。高门世家拥有优越社会资源，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进则为仕，退则为师，在历经多次“革命”后，仍是不可忽视的势力。

以愚见，《唐景崧内渡：一个让陈寅恪为难的话题》一文，显示作者的学术写作已入精妙之境。乙未台湾抗日之役中，台湾民主国的快速收场，始终是激动人心的话题；而唐景崧所扮演的角色让其亲人后辈甚为尴尬。陈寅恪作为以求真为职志的史家，如何处理尊亲在历史上可能的污点，在谨守中国传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原则与“史必征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陈先生的应对，具见苦心，也足为范式；张求会的揭示已深入到了“心史”的层次。

陈寅恪不是神，尽管学问贯通中外，仍有他看不清的地方。1949年留穗、赴台、赴港之间的举棋不定，证明能看透过去，不一定能洞穿未来。太史公倡言“述往事，知来者”，乃是史学宗师的过分自信。谁知道未来？God knows.

（刊于2013年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陈寅恪丛考》读后感(三)：张求会：作为平常人的陈寅恪

转自新京报

张求会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对义宁陈氏家族的研究，曾参与整理《陈宝箴集》，并整理有陈隆恪《同照阁诗集》行世，另有专著《陈寅恪的家族史》。作者以为，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生前坎坷，身后则被过度神秘化，其形象始终不能以真实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最近，张求会出版新著《陈寅恪丛考》，努力考索陈寅恪的日常一面。我们在此刊发张求会的近作，作者表示“谨以相关文献为据，粗线条地勾勒一幅作为平常人的陈寅恪之画像”，此文与《陈寅恪丛考》对读，或有助于读者换一个角度去理解陈寅恪先生。

体质、饮食、性格和爱好

据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回忆，陈寅恪童年起就不喜欢运动，更不注意体育锻炼，消化功能一直较差，营养摄入不足，常常患病。加上少年时代就游学海外，学习非常刻苦，调养长期失和。及至成年，罹患神经衰弱，夜间常失眠，害怕吵闹。日寇侵华后，备尝战乱之苦，身体更是每况愈下，48岁右眼失明，55岁左眼也丧失功能。73岁跌断右腿，至死未能复原。

身体素质之差往往与饮食习惯之坏互为表里，陈寅恪也不例外。患有慢性胃病的他，常年胃口差，对菜肴的要求很独特，且有偏食的坏习惯。像大多数客家人一样，陈寅恪也爱吃腌制的食品。因为出生在长沙，童年在长沙生活过八九年，他对菜肴偏于湖南口味，却又忌辣。国外生活多年的经历，使其饮食习惯又有点趋同西方：早餐爱吃牛奶、面包；尤赞赏西餐，认为面包易于消化，甜点中喜欢苹果派。

仅就饮食习惯而言，陈寅恪的嗜好倒有点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偏食的坏习惯不但辛苦了妻子唐筼，也让他在动荡中遭遇了比常人更多的烦恼。1940年3月，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写信给夫人大倒苦水：“此间最难在饮食，因吃面包、吃中国菜，我根本不喜吃，吃不多。况此间之中国菜滋养及味道皆劣，勉强吃之，胃即不消化，故尚不如不吃。而昆明之外国菜——安南人及中国人所做者油极多，不消化且不洁，路又远，亦不能多吃。惟法国人做者略可，但用外币计算，每月费一千余元国币方能吃，且久吃亦腻，此所以身体日弱也。”陈氏此处自言不喜吃面包，与女儿们的回忆明显有出入，暂难推断是否因为当地面包质劣味差致使其口味改变，透过字里行间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当时的身心苦痛。

除了读书、教书、写书，陈寅恪也与常人一样，多少有些业余爱好。他宠爱猫咪；喜用藤制家具；喜爱腊梅、海棠；年轻时就喜欢京剧和外国歌剧；很少下围棋，偶尔切磋一下棋艺；不吸烟；也从不打麻将……唐筼是体育教师出身，在她的劝导下，陈寅恪养成了午睡、散步的好习惯，这大概是他将养生与休闲结合得最完美的爱好。

同样难以越过“为亲者讳”的樊篱

以陈寅恪的身份、经历而论，他应该而且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综观他一生的史学著述，除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外，迄未发现一篇专论晚清历史的文章。即使是《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隐约可见的“述祖”意识之外，更多的还是史学家简约、平淡的叙述和客观、冷静的分析。陈寅恪在指导学生撰写近代史论文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从中既可见史学家的高度理智，也不妨视为对于人之常情的敬畏和警觉。

试以唐景崧1895年内渡为例，唐氏本人在事败后不久写给弟弟景崇的家书里仍然坚称：“成败论人，自不免谤毁丛生……事败，则人言滋起，固无足辩，而世道人心亦险甚矣。”可惜的是，当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他嬉笑怒骂，就连部属俞明震也批评他不知军机、鲁莽轻率、用人不当。陈寅恪既是唐景崧的孙女婿，又是俞明震的亲外甥，是维护前一位尊长的形象，还是肯定后一位长辈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

笔者曾从常情常理的角度分析陈寅恪对于这一尴尬话题的言行碎片，借以管窥他对此事的评判。合而观之，陈寅恪的相关言说，总体上确实做到了“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但不得不提的是，陈寅恪身为史学大家，文章自是作手，像所有的作者一样，他不可能也不必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完全述诸笔端。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身处特定年代的陈寅恪，面对唐景崧内渡这一难堪话题，在无法凭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改写既定的主流观点时，不得已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做法。这样做，不但勉力维护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伦理，更重要的是守住了史家不掩其真、不丧其实的底线。

去留之际的趋避取舍合情合理

陈寅恪1949年的去与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后来又曾引发许多猜测和争议。要想破解这个谜团，首要的工作是将后人贴在陈寅恪身上的诸多标签一一撕下，而把他还原到彼时彼刻特定情境下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南下躲避战火的难民，是一个时刻需要扶持的盲人，是病妻的病夫，是弱女的弱父，是风雨飘摇中小家庭的唯一支柱，是早已败落的大家庭的主要保障。换言之，从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出发，可能较之其他角度更加容易获得真解。

现在看来，陈夫人唐筼1967年12月代写的《第七次交代底稿》所称“坚决不去”台湾、“也不去”香港，只是非常境况下的敷衍之词，绝不能当真。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49年5月10日，陈寅恪写信给马鑑和陈君葆，请两位友人设法为全家四人申请办理入港证。

同样确凿可信的事实是：陈寅恪及其夫人曾细心筛选一批私人文物跟随中研院史语所搬迁到台湾。这批文物，对陈家来说，“相当重要”而且“十分珍贵”。其中，既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底本及誊录本、《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原稿；又有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手书《晴望》等诗作之墨迹，唐筼生父唐葆厚所用铜墨盒，侄儿陈封怀、侄媳张梦庄合绘之画《祝六叔六婶赴英伦而作》。“根据这些文物的内容，可以合理地判断，陈寅恪本人或其夫人（东西的装箱，均由她处理）之中，至少一人曾有跟随着史语所到台湾的打算。”

简而言之，陈寅恪夫妇最终固然没有离开广州，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海外”的问题，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在前途难卜、时局日紧之际，这对动乱中的寻常夫妻不但有过“避地海外的念头”，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付诸行动——一面通过马鑑、陈君葆谋划赴港，一面通过朱家骅、傅斯年准备赴台。

文/张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