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精选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本由吕思勉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1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一)：簡單評一評

呂思勉先生被認定為民國四大史家之一。其學術處於千古未有之變中，能古能今。古者考據訓詁以明史實，今者編撰通考以明得失。其論政治思想史，無異於誠之自己之思想史。卓見高識，超邁古今，遠非今人所能比。國家社會二分，今人尚不能認識；政府有限，國人寄政治過厚，今人亦不能識；物質雖有關進化，然不能脫離組織，今人更不能識。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二)：很值得一读

很薄的一本书，读完却有很多收获。至少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思想有个明晰的脉络。

以前读过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简要介绍了中国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其揭示出来的大体是从“家天下”引申发展出来的官职设置，帝权抑制相权产生的“卑官权重”。

而这本书揭示的思想层面，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历史走向。

让我深刻的几点是：

先秦诸子思想的概括，并指出都是落伍的，只有法家最为新颖而见用于时；汉朝政治坏于汉元帝，因其好儒术弃法术；光武帝、魏武帝、诸葛孔明都是行法家之术；官僚阶级的固有特性使得皇权政治的正确方向是趋于保守，若想变动，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书中精要的论点处处可见，发人深省。有处举汉书中的黄霸传来说明儒法之特性。虽然我也读过汉书，但是没能从字里行间发现儒家和法家的比较来。于我而言，读史记、汉书等仅仅就了解了一段史实和一些人物，若要从文字中搜寻到一些别的东西，就力有不逮了。

可见史记、汉书一类的史书，普通人读是一个样，史学家读又是一个样。普通人读了就读了，可能跟读小说差不多。而史学家就能透过文字发现一些东西，甚至是撇开史书作者的记叙角度从细微处探微取物。

以后读历史应调整方向，不可一味读廿四史，要多读一下史学名家的著述。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三)：吕诚之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吕诚之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大家小书系列中的一本。

本书逻辑，分三期：上古秦唐宋清，又分独立佛化欧化三期。

于先秦析农道儒墨法以应炎黄夏东西周。

于汉晋析为黄老王霸，道则放任保守，儒则均富兴学，法则督责名实。

于晋唐析兵民二事，兵则胡化，养则民病，教则乱弱。

于宋明析新旧，保甲王霸君小排佛。

于明清析黄顾龚曾康梁严章诸人，黄顾论国族，龚忧贫弱，曾躬行理学，康变政任俗，梁疏通知远，比康梁严章为儒杂道法，而论时人重科举胥吏之误。

书颇多议论，虽为入门，但各篇均持有一端，说心得胜于讲事实，尤以中古以下为弱，书题诚应改为：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代思想总扣一代之政治问题而出，春秋则救乱，汉晋则王霸，唐宋则政力，明清则国族。书亦颇多阶级、节制资本等时兴话语，并多引社会科学理论，不免于时代问题与时代烙印也。概因本为讲稿裒辑。

书附春秋战国学术思想，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更有吕先生学术自传，传以曾氏“略地法”，江浙题要法等学史要藉要法。本书若与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对读，则虚实相应。

北京出版社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四)：阶级分化与政治思想

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

用了两天时间看完吕思勉先生这本小册子，虽有书友认为其内容多为作者的观点，于历史而言，缺少客观性，读完后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阶级分化的成因、对历代政治思想的二分法及对先秦诸子的态度。

作者认为，原始部落的生活，大体可分为渔猎、游牧、农耕三种，“大抵山林川泽之地，多从渔猎径进于农耕；平原旷莽之地，则从渔猎进化到畜牧”，渔猎涉足的范围小，养活的人口少；畜牧渐渐畜养牲畜，而农耕民族则垦田定居，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农耕民族胜于畜牧民族，畜牧民族胜于渔猎民族。然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其性质爱好和平，故而在与被迫扩张的游牧民族斗争时，往往落败，沦为被统治一方。以炎黄执政为例，相传上古帝王，“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伏羲民族是为游牧民族，伏羲之后是神农氏，“神农”二字就判定其为农耕民族，而与神农氏对抗的黄帝族居于河北涿县，是为游牧民族，阪泉涿鹿之战，黄帝族破神农氏，即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的事迹。可见，黄帝乃是侵略方，征服炎帝部落后混合为“炎黄族”。以此，作者认为，中原民族是侵略民族而非被侵略民族。

在农耕社会内部，存在稳定而良好的规则，成员也仅有男妇、老幼的区分，因此不存在明显的阶级。被游牧民族征服之后，便诞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阶级。由于作为统治阶级的游牧民族不事农桑，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靠被征服的农耕民族劳作，便产生了统治者“治人而食于人”，被统治者“治于人而食人”的现象。阶级明显分化，由此产生。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贵族（征服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人）、平民（征服阶级中的平民），被统治阶级沦为奴隶。起先，征服阶级与被征服阶级矛盾尖锐，所以贵族与平民相去甚近，平民与奴隶相去甚远；后来，征服阶级与被征服阶级平和关系渐长，掌权的人则权力更加发达，征服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此时，贵族与平民相去甚远，而平民与奴隶又关系渐近。此则为贵族、平民、奴隶三阶级的关系。上古至春秋后期阶级关系可依据这一观点考察。

至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发现奴役征服阶级劳动，其劳动效率不及让其自利，多数人粗耕广大土地，不如一家一户精耕。因此，私有制诞生，伴随生产力进步，工业渐渐脱离农业独立，交换频繁，因此专司交换的商人阶级由此出现。商人阶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处谋利，任施高利贷，致使农人失地，投靠富豪，成为佃农、奴隶。阶级变动，商人与地主豪强阶级崛起，两者政治权力剧增，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凸显之时，王权自然扩张以解决社会问题，而代表政治权力的，不是拥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国王所信任的官僚。此时，由新兴工商家、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没落贵族组成的官僚阶级诞生。至此，商人阶级、地主阶级、官僚阶级诞生了。战国时期的阶级关系可以依此考察。秦时统一，已灭六国贵族，任用官僚，汉时又灭秦国贵族，官僚阶级因此掌握皇帝给予的政治权力。

无论征服阶级还是官僚阶级，都有治理思想，这便是“政治思想”。作者将思想分为进取派与保守派之分，其划分标准虽由行为而定，但背后驱动的却是公心与私心。进取派看到社会之弊，在公心的驱使下会采取行动，创立制度和事实来兴利除弊，从表面看，是好的阶级把坏的阶级消灭掉。然而，吕先生曾有一治理名言“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便是好的阶级掌权，其弊仍难革除。其理由有三：其一，理想的本性，总想做到十分，一落入事实界，就只能做到两三分了；其二，大多数人总是平凡的，好的阶级团结起来，先公益而后私利，是无有可能的；其三，好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后，往往欲少做事而多发财，而才智之士又多升入统治阶级，官僚发展有如西方唐斯卡宁之官僚增长模型。据此三点，公心驱动下的派别往往不能做好治道，反而会在私心驱动下诞生坏的制度与事实，此时，保守派便振臂而呼，如此做事，倒不如一事不做。因为进取不仅不能解决原弊，反而导致新的弊端，一弊加一弊等于二弊，不如放任一弊。这是保守派的立足之地。儒家与道家之争、汉代黄老与儒生之争、宋代新旧当人之争，以此观点代入，发现无不是进取和保守之争。

作者对诸子百家之思想更是新奇，他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落伍的”，因为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时代。先秦诸子皆放眼向后看，实则名实分离，理论与实践不符。农家代表神农时期的思想，政府毫无权威，而经济方面物价论量不论质，乃是空想乌托邦。道家代表黄帝时期的思想，主张柔弱无为，其时就君主而言刚强躁进者多，易引火自焚，因此《道德经》中说“柔弱胜刚强”，其时人民文明程度低，没有“为”的资格就，然而，动荡的变革社会到来，万物化而欲作，恐怕不是“无名之朴”就能镇得住的。墨子之道取之于夏禹之世，其时遭水患，因此激起上下一体，不分人我，共同对敌，因此墨子主张节用、兼爱、非攻，辅之以尚贤的取才制度和明鬼的宗教思想把社会成员结合在一起，自己也组织墨家游侠“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以解决社会问题。墨子之道救世或无不可，然而，如何实行？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急公好义、抑强扶弱的人能有几何。同样败在这个逻辑下的还有儒家，治天下绝不是一人之治，总是一个阶级去治，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与君主而言毫无效力，于人民而言，则不闻不问，视为做戏。法家则是先秦诸子中，最为新颖的，其主张限制官僚权力，一则安君，保证君主权力，一则保民，遏制官僚弊端，因此深得国王与人民的支持，故而于秦时大行其道。作者认为法家之弊在于国家、社会不分，致使国家权力扩张，其进取的公心将国家严峻制度带入人们生活的社会，扰乱正常社会生活，因此反而无功有罪。秦汉后世治道，往往儒法兼用，以儒家仁政抚慰百姓，取得平民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法家治官，防止官僚乱政。

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源头，先秦思想影响深远，诸子及其思想是如何诞生的为何会产生，有何功用，有何弊端，都可以依上述三种观点来思考，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魅力所在。

公众号：梦柯笔苑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五)：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葛荃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造其功者为梁启超和谢无量，其开始的标志则是大学的课程开设和专著出现。

其中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属于发轫时期，以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最杰出代表著作；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截然不同，属于发展不平衡时期。大陆的又可以分为50年代到60年代，爆发和60年代到70年代，但基本都处于停滞阶段。反观台湾的政治研究，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研究内容横亘古今。其二是学术观点往往承袭前贤。代表作则是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还是代表成果都出现了大的变化，比如所谓王权主义指的是“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这一时期以徐大同、熊月之、刘泽华为主要代表。

截止目前，主要有三个研究派别，分别是新学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现代政治学流派。现代政治学流派，运用现代学术理论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即现代政治学的技术方法和认识方法，但是在现实中，人们使用的认识方法多一些，技术方法要少一些。

二 虞云国 《论吕思勉的新史学》：吕思勉史学基础包括传统的目录学、小学与经学的基础、经典文学；在此国学基础之上，他又通过阅读原著或者译本研究了西方的学术，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吴里的《考古发掘方法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前言

P2：浅而不陋，是此类文章、讲稿的特点。（张耕华）

批注：这确实是吕思勉这一类书籍的最重要特点，比如还有《三国史话》。浅，就是大家都能读的懂，不陋就是学术水准很高，简单是没有戏说，而且很多论断新颖独到，富有启发。

认识论到方法论：论断与视角

吕思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严耕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1. 政治是什么？包括什么要素？权力，利益，组织，角色，关系；

（1）国家则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应于需要而生的。……国家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的……国家终究是要消灭的。……所谓政治，就是国家所做的事情，国家既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应运而生的东西，政治自然也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运而生的现象。（P9）

（2）社会中总是存在着矛盾，即社会上有公心也有私心，这即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公共利益和阶层利益。所以需要政治来矫正，这就是“矛盾不消灭，政治也不消灭”。但是统治阶层总是有自己的阶层利益，并不只是代表公共利益，而且当其占有公共资源的时候，就极容易通过公共资源而实现其阶层利益，当阶层利益伤害到公共利益的视乎，矛盾就产生，因此是“政治不消灭，矛盾不消灭。”（P9—P10）即避免社群之间的冲突以损害公共利益之发展。

（3）就其大体言之, 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 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 ;Political Philosophy , 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中国政治思想之第二特点为多因袭, 少创造。——萧公权（吕思勉也是这个意见，觉得中国古代政治研究实际政务的多，研究政治根本问题的少。）

（4）“总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要讲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而政治制度和事实的变迁，就自然可以影响到政治思想而划分其时期。（P5）”

批注：这就是说吕思勉无形中将政治分为政治制度、政治事实和政治思想。

2.政府与国家、社会、政党的关系？

（1）国家和社会不是合一的，是两个物体。吕思勉举了三个例子：有许多人民还没有能够组织国家，然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社会；有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了，然而其社会依然存；……一个国家可以包含许多社会，而一个社会也可以跨据许多国家（P8，这个话非常富有启发性）。

（2）国家则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应于需要而生的。……国家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的……国家终究是要消灭的。……所谓政治，就是国家所做的事情，国家既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应运而生的东西，政治自然也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运而生的现象。（P9）

（3）社会中总是存在着矛盾，即社会上有公心也有私心，这即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公共利益和阶层利益。所以需要政治来矫正，这就是“矛盾不消灭，政治也不消灭”。但是统治阶层总是有自己的阶层利益，并不只是代表公共利益，而且当其占有公共资源的时候，就极容易通过公共资源而实现其阶层利益，当阶层利益伤害到公共利益的视乎，矛盾就产生，因此是“政治不消灭，矛盾不消灭。”

批注：吕思勉并没有特别强调政府和政治的区别，因此这里读的时候，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区分政治和政府。（2）和（3 ）里的政治也可以当做政府。

（4）人类最初的组织，大概是依据血统的。但是到后来，就渐渐地从血统的联结而进于地域的联结了，这就成为部落。（P11）

（5）“部落的生活，大概是渔猎、游牧、农耕三种”。吕思勉认为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次第进化的过程，而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而渔猎民族一般文明程度较低，游牧民族较高，农耕民族最高。但是论相互攻击和军事，则游牧民族优于渔猎民族和农耕民族。因此，游牧民族在与渔猎民族斗争的时候，渔猎民族往往逃遁到山林川泽之中；但农耕民族无法套盾，于是农耕民族就与游牧民族一起生活，在“一个部落之内，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个阶级对立；征服者治人而食于人，被征服者治于人而食人，就成为现代国家的起源了”（P12）

批注：文明与人口的关系，文明与地理的关系，民族与部落的关系，吕在这儿混淆了民族和部落；在这儿，吕思勉其实混淆了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区别。现代国家具有主权，疆界，民主制度等一系列因素。

（6）社会的内部，其初是荡荡平平的，毫无阶级的。但是经过相当的时期，便要生出男妇和老幼的区别。……社会愈进步，分工的作用愈显著，处于特别地位的人，自然愈形重要。如此，专门指挥统率的人，权力逐渐增大，就成为君的起源。其偏于保存智识的人，则成为僧侣阶级。凡此等，都是一个团体之内，特殊阶级之所以形成。（P13） （7）天下只有天良发现的个人，没有天良发现的阶级；只有自行觉悟的个人，没有自行觉悟的阶级（P33）超樾利害的私人，则闻之矣，超越利害之阶级，则未之闻（P44）

批注：吕思勉骨子里可能是根本就不相信阶级的。

3.怎么去研究政治思想史？

（1）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比研究中国政治制度要难，其理由有两点，第一即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始终有事实和记载作为研究材料，而研究政治思想，则有许多政治思想，恐怕就没有发表过，尤其是那些与时代不合的政治思想，更难留下痕迹，于是政治思想的研究材料就要少一些。这是难度一，即研究的材料少。第二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注重研究“实际政务的意见”，很少对政治的根本问题没有明确，这就造成了“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非将一个思想家的学说，加以综合，因其实际的议论而看出其政治上的根本主张来不可”，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其实总结起来，一个困难就是材料少，第二个困难就是材料杂而散。（P3—P4）

（2）根据政治学观点, 参酌历史学方法——萧公权

（3）“很复杂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就是把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先综括之而作一鸟瞰，得一个大概的观念。然后，持之以研究繁杂的材料。”（P7）

（4）“凡思想总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要讲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而政治制度和事实的变迁，就自然可以影响到政治思想而划分其时期。（P5）”

4.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1）“中国的政治思想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 自上古至战国 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时期，自政治上言之，则为由部落至封建，由封建至统一。第二期 自秦至唐封建之世不适宜的制度，在此时期中，逐渐凋谢；统一之世所需要的制度，在此时期中，逐渐发生；逐渐发生的制度，自然又有不适宜的，不免酿成病态，政治家所研究的，就集中于此等问题。 第三期 自宋至清中叶……（政治研究）往往能触及根本问题。而这时期之中，民族问题也特别严重。第四期 自清中叶至现代这是中国和欧洲人接触而一切思想都大起变化的时期。”

上古到战国的社会变迁

(2)有巢氏和燧人氏、伏羲氏都是渔猎时代的领袖，“大约中国古代山东半岛之地，有一个从渔猎进化到农耕的民族，便是巢燧羲农；而黄帝则为河北游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战，便是这个农耕民族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迹”（P13）

（3）寓兵于农，谓以农器为兵器，非谓以农夫代军人。（P18）

先秦的政治思想

（4）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落伍的。（P22）

批注：先秦的诸子思想，真的是落伍的吗？如果以时代先后来判断一个思想是落伍或者先进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是落伍的？

（5）农家 代表神农时代的思想。道家 代表黄帝时代的思想。 墨家 代表夏禹时代的思想。儒家、阴阳家 代表西周时代的思想。法家、兵家 代表东周时代的思想。（P22）

批注：这个解释有些牵强。

（6）人的思想，是多少总有些落伍的……人的思想，总是在一种文化中涵养出来的。（P23）

（7）吕思勉从许行主张“政府毫无权威”和“物价论量不论质”来判断许行是代表最早的时代。

（8）“老子的思想，导源于远古的黄帝这一个社会”（P25），是因为老子“主张柔弱”，“主张无为”，“为”就是“化”的意思。老子的守弱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好手段，但是由于社会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政治无为，也无补于事，因此老子的无为思想是落伍的。

（9）吕思勉认为《老子》是一部比较老的书，一个是因为里面用的都是韵文，第二个是因为里面用的名词都很特别。而《老子》之所以容易被别人曲解，一个是因为文义太古，不要理解，二个是因为宗教思想混杂。而《老子》的宗教思想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思想。这是因为守柔的思想来源于对自然力循环的认识，而无为的思想，也是来源于自然界现象的观察。

（10）中国古代民族的竞争，并不十分剧烈。民族问题的严重，倒是从秦汉以后才开始的。（P27）3

（11）墨家之道原于禹。一个是因为《墨子》书总是提到禹，二是墨子的法度，都是出于夏。

（12）兼爱是墨学的根本。至其具体的方法，对内则为贵俭，对外则为非攻。（P30）由贵俭而为节用，节葬和非乐。同时，墨子对春秋时期战争频繁的反应，于是主张非攻，同时主张尚同，下级的人能服从上级，回复到封建制度完整时代的秩序。同时，由于贵族阶级崩溃，官僚阶级抬头，于是墨家主张尚贤，而为了回到夏代的诚朴，于是他用宗教的手段，讲天志和明鬼。

（13）儒家最高的境界就是大顺，即天下的事情，无一件不妥当，事物各得其所，而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就是根据最高原理，而推之于人事。《易》就是儒家认为宇宙的最高原理，《春秋》就是处置人事的法子。宇宙最高的原理，则是元。而根据宇宙这一原理，王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从他，这就是合理之治现实的方法。而合理之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是《春秋》所说的从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也就是《礼运》里说的小康和大同。而从小康回到大同，从升平世回到太平世的方法就是先回到封建完整时代的秩序。

儒家的“王”与“君”并不一样。“君”就是一个社会中的总账房，总管理处的首领；查吕思勉的意思，即君是一个小群体的首领，权力有限；“至于原始的‘王’则天下归往谓之王，只是诸侯间公认的首领。他的责任在于：（一）诸侯之国，内部有失政，则加以矫正；（二）相互之间，若有纠纷，则加以制止或处理。”（P39）

臣与民是有区别的。臣是被征服的人，受征服阶级的青睐，引为亲信，使之任某种职务，因而养活他的。

儒家重视教化，而其教化，有三个特征：（一）养必先于教；（二）生产、消费、分配三者并重的，但是尤重视消费和分配。（三）所谓教化，全是就实际的生活，为之轨范。

（14）法家的思想，主要就是法和术。法主要是“一民于农战”，术主要是“臣主异利”。因此，法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官僚的任用”，二件事就是“国民军的编成”。在经济上，它又有他自己的主张，但是就法家整体来说，它的思想其实就是本于“法自然”三个字，法自然之无情，其他就是法自然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