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读后感精选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是一本由陈兴武著作，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2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读后感(一)：陳興武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評選草識

龔鵬程序二十四史勘評選，敘其重點曰存古體、明本字、審辭例、辨典制、考史實、定義理。按:古書固當存古字。然出版商亦似有苦衷，非點校本一家之罪，唯頗願後能成改之。

例言云本書以百衲本點校本對勘，則若史記三家會注者，固不當參合其間，豆瓣有誤譏之者。【案：此处余誤。豆友說是。見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57893/】然信手所及，似鮮用它本參校，若是之，則亦當咎之。

著者於史記勘評下譏史記漢書二史校者不相聞，玩其辭氣，則其先未嘗聞當時事。

於後漢書譏其續志附後不合他史體例，尤不足取。余謂析離兩書，附錄于後，實無不可。本非一書，強加牽合亦無必要。

前四史以下，皆僅略志版本，疑其用功不一，而無所可述者，則亦當有之。唯周書、新唐書、舊五代史複較詳。然其議論，似有攻擊點校時人之意。

史記舊唐書以皆以序文移諸書末見譏，舊唐書復以删去序文見譏，其說當可從。

著者跋云以電腦數據參與查檢覆對，其效率之高準的之確覆蓋之廣，非舊時學者皓首窮經而未克臻致者也。然余信手所及，固如友人之言，皆囿於字句之歧异，非能發凡舉例、而進論各本源流者。蓋其鮮用它本參校爾。

案:信手翻及此書，有所感輒草記之。不避愚昧，出以示人。

又案：余管錐所及，實皆拾豆友之牙慧，且遠不能及者也。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读后感(二)：补充几句

本来想对此书的立意和取法发一番议论，但看到一位同好的书评（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57893/），已经讲得很透彻了。这里仅略作补充。因为对《晋书》较熟悉，而中华本《晋书》又是此书重点批判的对象，所以主要拿《晋书》来讲。

《例言》说此书“旨在……证其文字谬误，绝非仅由版本差异而起”。若要证成此说，总要对中华本和百衲本所依据的版本有一点认识。本书评论《晋书》部分的开头举出中华本所据底本是局本，可是在讨论之中全然不参考局本。所谈到的异文，大多是局本与宋本之间的差异，可又摆出一副全不知所以然的样子。如举中华本498页“然则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说百衲本“道”后面多一“也”字，然后追问道“未知何以夺也”。实则除宋本和覆宋本而外，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皆无“也”字。以上四种版本均极易见到，怎么会”未知何以夺“，又怎么会知道异文”绝非由版本差异而起“？看似横议二十四史，实则连篇累牍计较此类关系极小的异体、虚词。其书貌不副实，大略如此。

作者谓《晋书》中华本与百衲本“歧异最夥”，“凡达二千四五百许”。进而又说“近人修史如修车，专以杂牌产品替换原装零件……然偷换宝马机身为普通座驾，究未知主家果肯买单否”。譬喻怪异，言语轻佻，不类君子。《晋书》异文尤多，原因有二：一是局本校勘用力甚深，改动也比较多。其中固然有臆断之处，但吸收了清人考校的大量成果，对治史者的参考价值绝难否定。二是因为《晋书》乏善本，百衲本所据的宋本也比较粗糙，所以与精校过的局本差别尤大。将这些异文统统归为中华本的谬误，远非持平之论。就我个人的经验，二千多条异文中可能有四分之一都出在天文、律历等志，因为局本在彼处校改尤多。虽然常常没有足够的版本依据，但是通过计算、推考，更正了许多错讹。此书对这些异文不敢置一词，只是拿总数炫示，恐有欺瞒读者之嫌。

此书议论之轻率，从自序就已露苗头。说先秦史书“罗列堆陈”，使“阅者不知详略，罔悉主从”，莫名其妙；又说”近世乾纲独断，勃政专行“，仿佛帝制时代反倒并非独断专行。龚序的一些话，如”出语不免激伉“、“非争一二版本之是非”等等，像是知道此书的短处而含蓄地为之圆场。至于“矜张、轻率、无知而妄作”等语究竟谁属，当自有公论。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读后感(三)：无语了，那也得说两句

只靠数据库检索和古汉语辞书来做学问的典范之作。徒以撮录为功，发明极少，案语多空论，几成蛇足。

中华书局校点本问题多多，为世所知。其因或如作者所言“編校未得其时、取据未得其本、領事未得其人、任人未尽其才、举錯不得其法”。但一涉及具体问题，作者便一味指责点校者学识浅薄，妄增臆改，“少所见而多所怪”，至于究竟是所依据版本出问题（受客观条件限制较为严重），还是在校勘上出问题，是当时国家文字政策的强制命令，是排版印刷鲁鱼之误，还是出于其他非学术原因（参看赵守俨的回忆文章）则完全无心探究。故陈直、王仲荦、唐长孺、陈垣、刘节、柴德赓、罗继祖、邓广铭、杨伯峻诸老先生在作者笔下俨然为造成神州文化沦胥之罪人，直可谓抱屈黄壤，含冤莫白。此可议者一。

此书对版本源流稍加概述，惜遗漏甚多。比勘部分，前四史尚稍采监本、汲本、局本诸版参校，其中《史记》不采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校补》，是为极大疏失。泷川、水泽二氏搜罗中外旧刻本，胪列异同不厌繁琐，校太史公者岂可绕行？同样，《晋书》不取清人吴士鉴《斠注》，无异于蠲有清一代对《晋书》之考订校语尽弃之。八代史之部及两唐书只录百衲本、点校本二者异同，其余皆不录。可议者二。

又立说太易，且极狂傲。如通行本《三国志·虞翻传》据晋写本残篇改“大司农”为“大农”一例，意者以为两者均不误，此处校改或可商榷。然作者竟似完全不知西北出土《三国志》吴志残卷之始末，遂大诟通行本整理者：“于所谓古写本极为珍视，秘而不宣，未肯言明系何朝何代何时之本。”（p43）其实写本各卷分存于新疆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日本亦有收藏，点校者何得宝而秘之？《三国志》写本自出土以来广受重视，罗振玉增订《汉晋书影》曾收《虞翻传》部分，易培基、蒋天枢、日人内藤虎次郎（湖南）等曾据写本进行研究，张元济先生《校史随笔》中《三国志》部分有“古写本之异同”条，单校写本与宋版不同处，六十年代郭沫若据写本《三国志》论兰亭之真伪，曾引起轩然大波，史界、书坛几无人不知。其照片曾刊于1972《文物》杂志、《兰亭论辩》、通行本《三国志》扉页，极为易得。古写本或有讹脱，未必无误，此亦可商之事，然其价值岂可以一言磨灭？作者于此一无所知，乃狂言“通行本不据宋明清诸朝正版史书而妄引写本，无事生非，引喻失义，非谓邪僻而何？”宋明刊刻之《三国志》为“正版史书”，敢问出土之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乃为“盗版史书”欤？又，不知作者解夫“邪僻”二字为何谓耶？可议者三。

注文、考证及案语，言贵清通，事贵谨密，自古迄今，无改斯道。本书案语支离浮滥，如p8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等条，大有“以论代史”之流风遗韵；又p7所举通行本全删《索隐》诸条，可谓陈年掌故矣，何如详辨此谬误之版本来由与政治原因？“古之良史，殆如是乎”？再如p6论金陵本删司马贞《三皇本纪》条下，全钞小司马补《本纪》，作者亦颇以存史之功自矜，实则浪费楮墨，甚无谓也，非特百衲本所据之南宋黄善夫本有此，上海古籍之缩印版殿本，泷川氏《会注考证》皆收录此篇，为读者所共知。后文痛斥红朝学界，然其语多不当，又无识见，于学术有何裨益？詈罢作者豪兴大发，于案末大书“诗曰”二字，赋七绝一首，遂使文献学研究一变为小说稗官者流。可议者四。

校点本多改古字，其因颇复杂。以愚意观之，未必全缪。譬如“呼吁”，今港台所用正体字均作“呼籲”，“吁”“籲”二字秦汉以后意义各别，而“吁”之一字见于金文，“籲”则后起孳乳浸多之字，先秦出土文字中罕见，后之墓志碑刻中以“吁”代“籲”者亦夥。再如“萬”字，苏轼《寒食帖》作“万”，与今俗字同，盖此字非东坡所创，唐宋人习用也久。今《苏轼文集》、台版《寒食帖》释文均作“萬”，识者无人讥其改窜东坡原文。可见古人所习用之字未必尽为正体字，而《干禄字书》所具言之“俗、通、正”三体，宋刻本皆有之。中华版点校本以“役”改“伇”，以“燕”改“鷰”，以“廟”改“庿”，以“罔兩”改“魍魉”，虽于旧刻本有悖（确是违背了古籍整理原则，但此事与当局文字政策有关，绝非诸老学识浅薄所致），若仅以文字学角度观之，未必是错。此书谓“鷰”乃“燕”之本字，非是。“庿”字为古文，固然，然古文实为六国别体文字，“庿”形不早于“廟”，览《金文编》可知。“罔兩”于《左传》、《庄子》、《楚辞》中习见，作“魍魉”者两汉以后始多，岂如作者所谓以“简化之法阉割汉字”？（p52）再举一例，《鲁周公世家》：“无坠天之降葆命”（此句诸本一致），“葆命”之“葆”，《尚书·金縢》作“寶”，两周青铜器铭文作“寶”或作“保”，其他先秦古书略同。陈直云西周无作“葆”者，此系太史公以汉隶古书写。请问，依此书作者之逻辑，太史公是否臆断妄窜？此处之“葆”当改否？不当改否？

意以为董理古籍，当明确其文化定位，纯为学术目的者，则宁失于固，毋失于误，不可率尔操觚，妄下雌黄；倘为普及历史读物者（如标点本二十四史即是），则不必对旧刻搞“两个凡是”，倘若以“整旧如旧”为原则，则宋版中讳“構”为“枏”者，“恒”、“弘”、“敬”阙笔者均当不改，一如原文，徒费排版工作量与读者心力，何益？此类事专业人士知之可矣，学者天职乃是替人读古书，固非逼人读古书也。诚然，点校本中确不当改之字甚多，此涉及文字改革及相关之一系列政治运动与文化风波，倘尽归于参事者学术低劣，则徒逞一时口舌之利而已。为学当有“批判之精神”，亦当有“了解之同情”，二者阙一不可，阙前者则近乎谄谀，阙后者则近乎刻薄。作者率尔断言“多用俗字，非俗本而何”，全拟金圣叹口吻，果足为训欤？观全书所勘评者，十之八九为辨字体，可谓太仓之谷陈陈相因。撰专文论述足矣，强著一书则不必。可议者五。

有些“述评”对其所勘之缪误稍作分类，然尺度不一，义例淆乱。如《三国志》“对勘述评”分其误例为十二类，有名词称谓类、地名类、形容词类、副词类、动词类；有时间类、数字类；有衍字类、夺字类、错序类；有谐音类、形近类。其中有语言学上之分类，有校勘学上之分类，又有错误成因分析，可谓混乱至极。而“名词称谓”为一类，或有不合，盖称谓中时有不定代词“其”等；名词与地名类骈置，则嫌架屋叠床；时间类与数字类所举误例多为数字讹误，不如裁并；错序类如改为错简例，则义理粗安。可议者六。

八十年代以来，就中华书局校点本提出疑义并作出订正者众多，散见于各类人文社科刊物，此书不见一引。可议者七。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华通行本之标点多有歧误，争议纷纭，此书对点读之误全然无视，疑是用计算机检索多而通读爬梳之功少。可议者八。

此书言及音训字义几乎全据《王力古汉语字典》，于近百年出土文献与文字学成果一无所取，无乃太惰乎？倘此君试览周法高《金文詁林》数页，持论必不致如此胶柱鼓瑟。前辈学者陈直先生之史记、汉书两《新证》、台湾学人王叔岷之《史记斠证》，以及施之勉、严一萍诸公之研究，于字义训诂，名物典则多有发明，亦被作者所漠视。可议者九。

另，此书亮点本应在校勘一事上，惜作者用力不勤，尽用“检索”法 +“理校”法，非但未能在张森楷、张元济已有成果之基础上更求进步，便是方之以漏洞百出、残缺不完的通行本廿四史校勘记，亦远远不及。纵然在前言后记里攀扯已故钱默存先生，对本书的失败而言，仍是无补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