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的读后感大全

《荒野上的大师》是一本由张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一)：用田野调查走出考古研究的新纪元

《荒野上的大师》主要讲述了民国时期一群勇于从书斋走向田野的学者们的考古研究历程，依托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营造学社四个研究单位的存续过程，记录了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条件下，这些学者们在地质、古生物、甲骨文、文物器具、语言、建筑等领域进行的开拓性的考古研究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书里面有很多熟悉的名字，丁文江、李济、裴文中、袁复礼、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石璋如、傅斯年、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等，可谓大师云集。有人认为，他们赶上了我国近代考古研究领域的“黄金时代”。而作者毫不犹豫地指出，“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用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不难想象，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学与西潮激烈碰撞、我国的考古研究非常落后的阶段，并且社会动荡、研究条件有限，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几十年内，在考古的各个研究领域“急起直追”、大有作为，实在是兴趣、毅力、勇气、智慧、民族精神、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历史使命感综合凝聚的成果。

上个世纪初，当我国学者还惯性泡在书斋中做研究时，跑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却是外国学者，而他们也顺势给出了削弱我国历史文化价值的错误的学术结论。恰恰是这种令国人窝火的研究状态激励了那一代学者，让他们在心里暗暗较着一股劲，定要在考古研究上追回差距。

因而，那一代的学者们立足本土文明，视野开阔，学贯中西，目光长远，以开放的态度，奠定了我国近代考古研究的新格局。他们积极引入西方研究的学科基础和科学方法，乐于与西方学者展开协作，不辞劳苦地走向田野开展实地调查，以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勇于赶超西方学者，填补我国考古领域的空白，重新挖掘我国历史和文明价值。

他们确实开创了一个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努力排除外界的各种困难阻力，专心研究，互相激励、互相启发，营造了多元而独立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氛围。这样的氛围确实令人向往，而作者也有意为这些大师和他们的故事添加几分书生意气、慷慨激扬、又带着些许悲壮落寞的传奇感。

作者带着崇敬之心来记录这些学者们，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对他们的敬仰和敬重。书中也不时提到一些小细节，让这些早已远去的人物鲜活起来、令人难忘。想起之前看过的《哲匠录》，正是营造学社朱启钤、刘敦桢等人编辑校补的。以后若去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必然也会想起这是他在右眼已盲、生活困厄的情况下坚持研究的成果，还有当年邮寄中遗失、再也无缘得见的原始定稿。

无论如何，是这些勇于开拓的大师们，用高远的视野、辛勤地耕耘，为那个生活都朝不保夕的慌乱时代，增添了学识的力量和光辉。他们拼尽一生追求的足迹，值得被历史铭记、被后人仰慕。

2022.05.26雾凇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二)：我非常喜爱这本书，也常常让我感慨万千。

花了一周的时间，一页一页认真读完，我非常喜爱这本书，也常常让我感慨万千。

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对这样的一本“记录中国考古百年纪”的书兴趣盎然。在读的时候，我甚至想将来若有孩子我会让他必读的一本书，并不是为了让她了解中国考古的历史故事，而是我们国家曾经在跌宕起伏的动荡不安时代，仍有那么些星星之火之人，在逆境中，不卑不亢，燃烧着自己的宝贵生命的精神。

《荒野上的大师》这是一本研究历史的“近代人物群像录”的书，作者张泉，是《生活月刊》创刊时期的主笔，多部近代史纪录片的撰稿人，文化记者出身的张泉笔法简洁洗练。

本书主要记录的是发掘和重温以陈寅恪、丁文江、李济、赵元任、傅斯年、贾兰坡、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为代表的一代大师的精神、思想与人生；

讲述他们如何在乱世走出书斋，涌入1920-1960期间，于荒野上踏出新路，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从而改变世界最中国的认知的历程。

曾经我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只是很肤浅的认知，但从未了解过他们这些饱读诗书之人，在国外高等学府做研究生的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回到国内，承担起对古老文明的探究，也成为战火与困苦中，他们生活唯一的慰藉。

百年前的中国沦落，再往今朝，庆幸和平年代，丰衣足食，可是人的内在精神却确缺失了，安逸或许会使人沉沦，人的光辉往往在困难中发光。

如若没有斯坦因，伯希等这些外来者对中国古文明的文化掠夺，或许我们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知道敦煌，龙门石窟这些遗留的价值。

一边痛惜，一边反省。

可面对动荡的中国，谁又有心去关照，关心这些人和事呢？人的价值，学者之人，该做，不该做什么，谁又能判断什么。

事情永远是角度，环境，立场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和观念，历史无法决定好坏，历史只是等待被叙说。

“这些工作往往枯燥乏味，需要付出时间、健康甚至生命，但有心人总能从中汲取思维和乐趣。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尝试着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就像从不同的起点登山，历经蜿蜒曲折，踏出无数心路，最终在巅峰相遇。

他们所寻求的中国，并非孤芳自赏的文明。“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北京建设中国的历史学。”

乱局夹缝中，学人却默默耕耘，不懈奔走，他们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正逢古今交际），不仅开创了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与文明价值的重新认识，更何况改变了世界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认知。

历史在选命运之人，命运在选天选之人。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三)：历史劲流中的知识分子，百年前的中国考古人

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迄今不过百年，然而，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像掩埋在地下的文物，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召唤着有心人的发掘。

2011年秋，时任《生活》杂志副总编的张泉访问史语所，他策划过敦煌、台北故宫、营造学社等专题报道，这一次，他想重新审视史语所的使命、探索与贡献，以那一代学人的经历构筑民族想象和重建公共信仰。《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由此而生。

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史语所的成立与其主导的以安阳发掘为代表的考古活动，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呢？中国文物研究传统是金石学，即器物类型定义和阐释，这是书斋文人的兴趣爱好，而近代考古学的生成却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为了与旧有的古物学传统划清界限，当时就有“锄头考古学”和“围椅考古学”的辩论。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都是在荒原上渐渐形成的。

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家曾经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过程。在史语所成立之前，包括安特生在内的22名外国人都是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成员，安特生还深度参与了周口店和仰韶遗址的发掘，安特生的论文《中国远古之文化》提出了“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而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中国学人的争议，此后由李济和董作宾主导的安阳发掘，成功地推翻了安特生的论调，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

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在一团迷雾中慢慢前行，需要克服、解决很多问题，学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提高。比如，殷墟发掘，董作宾主攻甲骨文，李济负责研究出土文物，有一次，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感觉这是对死者的冒犯，于是就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而在李济看来，一堆枯骨、一片破陶、一块木炭，它们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中国考古学面临着观念的碰撞。在中国的大地上，上至高层官僚，下至乡野百姓，没有几个人懂考古学是个啥。人们视之为盗墓、破坏风水，挖到了啥宝贝？要分一杯羹。随身携带死人骨头，古里古怪的，肯定有问题。考古学家受到各方的干涉，有时考古现场遭到破坏，有时人身安全也有威胁，交通意外、坍塌事故、匪寇抢劫、日军行凶，先后夺去了翁文灏、丁文江、赵亚、傅徽第等人的生命，随后政局变动、战火纷飞，更加凶险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学术成果，行路难、难行路，“北京人”头骨杳无踪影，如陈寅恪手稿化为灰烬的事件更是家常便饭，在凄风苦雨、硝烟弥漫的环境里，他们砥砺前行，矢志不渝。

除了史语所，这部作品还讲述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各位先生的故事。王国维、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思永、梁思成……考古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除了田野考察，还需要语言、历史、艺术等多门学科的支撑与多向的交流。这些学者在工作中树立了高标准的科学品德，建立了系统化的研究方法，逆流而上，于乱世中求学问。这是一个时代的传说、一组群像的丰碑，鸡鸣不已，弦歌不绝。

钱穆先生曾有言，研究国史者，必怀一份敬意与温情。阅读张泉这部作品，我也总是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敢遣春温上笔端”。张泉书写他们的抉择与命运。风雨飘摇，国事殆危，他们努力把握着自己的人生方向，继续为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奉献自己一腔纯挚的热忱。对于历史劲流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书写，作者构建了一个有温度的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百年之前，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不计代价地、执着地在做学问，用自己的骨肉心血奠定了一门学科的基础。

长衫裹灰尘，白霜染发鬓。荒野上播撒的种子，已经茁壮成了大树，穿过荒原的风，依然在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中国考古，考古中国，有些历史不能被遗忘。

PS:不要搬运，无授权必追究。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四)：逆流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李学勤先生的书稿，经常提及关于考古发掘的一些人物、资料等，在豆瓣看到这本书就想买来看了，大体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荒野上的大师》选取的角度或者说题材很独特，是关于田野调查的书写。选取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四个学术机构在战火不断、充满忧患时期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筚路蓝缕，功莫大焉。

地质调查所和中国营造学社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学术机构。提及西南联大、民国时期的大学，更多的可能是人文社会科学带人的感动和感慨，像陈寅恪、钱穆、闻一多、朱自清……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很长很长，但对于工科、理科的记录好像更少一些，可能理工科的学人不善于记录吧。

昨天看了几页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第一章中他引用了斯坦贝克《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一书中的一段话：

这四个学术研究机构恰恰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去寻找、去感受。地质调查所对地质的考察研究记录，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方言调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发掘，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考察，都是一种开创与创造。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石璋如先生对殷墟发掘员工所做的传记，查到201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石先生的这本书——《殷墟发掘员工传》，这样的一份记录非常珍贵。联想到了古代刻工，不知有没有类似的记录，程章灿老师写过《石刻刻工研究》。还有高去寻先生对《侯家庄》系列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他做了三十多年，甘为别人做嫁衣。“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这样的传承真的很感慨。

很多时候重要的是传承而不是创新，创新也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李学勤先生写过很多关于学术史总结的文章，他详细地引用当时的相关著作，并做出恰当的评论。他对郭沫若先生的评价非常恰切（《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有时候我很怀疑中国文如其人、知人论世的传统，甚至是恨这样的一个观念，但它的影响太大了，大到无法动摇。

他们看着、经受着满是创伤的祖国，心中激起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让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做下去，并做出了足以流传后世的成果。他们的这种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不是盲目的，而是如此的清醒与自省，正如书中所说：“他们比此前许多时代的士人都更有爱国意识，更渴望复兴，迷恋富强之术，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但这种爱国热忱基本是清醒的，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彻底污染。”读到此，联想到网络上的各种骂战，不得不感慨，在网络发表意见是便宜的甚至是不需要过脑的，是过瘾的，但没有人去真正关心事实是什么。书中作者所写的最后两段话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反思：

常识、科学、开放，多么简单、多么重要。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多大的宏图、多好的理论，大道至简，尊重最简单的常识就可以处理的很好。想到前段时间十三邀许知远对钟叔河先生的访谈，钟先生也是提到常识和情理，他说，以前人们提德先生、赛先生，科学和民主，好像没有人提常识。钟先生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也是尊重科学、持开放的心态吧。大学时，一个老师在讲座中提及，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和思想，就是一种常识。但我们似乎奉为了圭臬和无上的思想和精神，其实是很讽刺的。常识的缺失是很可怕的事情。

本书的最后似乎是作者的隐忧和感慨：

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一系列成果的，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想象的。有时候想，现在的学人真的对不起前辈学人的努力与开拓，他们无法继承那些厚重和充满历史感的成果和遗产，他们不知道敬畏，也没有那种真诚与勇气。

p116“多才多艺的赵元任，种种因缘际会，渐渐将自己的学术兴聚焦于语言学领域，……”，“学术兴”似乎漏掉了“趣”字。

p165、p166“荣庚”当为“容庚”。

p215“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基地”当为“墓地”。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五)：何以为“大师”？如果我爸是梁启超…

今年上半年很火的一本书《荒野上的大师》

民国初年，内忧外患，国土沦丧

在这样的坎坷蹉跎里，

大批耳熟能详闻明后世的“一代宗师”

以自己的学术和实践，守住了民族的最后一丝尊严。

地址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

这些乱世里，苦难中，艰难创立又几经流离的四大机构，

串起了一代人的生活，也指引了将来中华民族许多学术研究的方向。

梁思成、梁世勇、李济、赵元培、吴宓、林徽因、傅斯年、陈寅恪……

我们当然都在历史的叙事和从前的课本里看过太多大师们的事迹。

书里以人物、以机构为主线的叙事，

能够跟着作者的记录，鲜活地看到一代人，

有格局，有见识，有尊严，有实力，有毅力，有魅力……

“他们并未将罪责归咎于时代，没有因为外力干扰而忘记本分，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之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

感动吗？当然感动，经常在半夜阅读到那些曲折艰难，那些遗憾和悲壮，都挺想哭的，糅合着感动和哀伤，澎湃着他们的付出与坚持，哀伤与时代和命运的动荡无常。

确实，没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的新纪元。

以上，致敬荒野上的大师。

读完之后，会开始想，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他们是大师，真的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努力，更努力，艰苦，更艰苦，更能定的住，更能迈的出，大家缺少的，真的只是那些努力刻苦坚持与担当吗？

我觉得并不是。当代，许多的人，读书的时候在书桌前枯坐苦读，毕业了之后在写字楼里007，在外卖路上争分夺秒，在大城市你蜗居，在通勤路上奔波，吃的苦从来不少，也不是守不住枯燥。

但是，没有大师，也不太可能凭空靠着努力和刻苦，就产出一个大师。

我们看着那一代人生活的颠沛流离，以生命和时间，以精力和热血去苦守个人和家国的内核，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们是如何构建起那样的内核。绝对不是靠着埋头苦读，不是靠着艰苦朴素。

书香门第出生，这批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师们，无不是贵族门阀子弟，早在那个年代里就读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受传统国学诗书礼义的浸润，又有着顶级学府的先进思想引导，他们之所以能在乱世动荡里，稳住脚跟稳住心，靠的不是努力刻苦，靠的是世世代代的教养积淀，靠的是学术指引，靠的是已经修炼而成且在持续进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

而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运气，去修的这样一颗内核。

仿佛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上，有人被裸身扔进深海里，却连游泳的技巧都没有，在求生的边缘挣扎，幸存者无几。而另外一些人，懂一点水性，可以游，但是没有方向，势单力薄，不过是竭尽全力划水，知道精疲力竭为止。而这些大师们，他们的家室背景是一艘破船，他们的才学见识是一个指南针，纵然在大海上手握这两样东西，仍然扛不住风浪暴雨，仍然不知道边界彼岸，但是有方向，有希望，就有努力的意义。

对，意义、希望和方向，中国的百姓们从来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过去不缺，现在也不缺。但却的是那些方向和意义，缺的是见识和格局，教育资源从来都是稀缺的资源，而教育内容也未必适应当下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梁启超一样的父亲，对着在名校读书的孩子说出“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困倦，困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的根源。”

这是一段很简单的话，但确实一段尽显心智优势的话。

他们为什么能专精学术，因为他们知道前方有路，路该怎么走。为什么他们能忍受艰苦，因为他们有苦中作乐的情趣与雅兴，一首琴曲，一首歌，一本书，皆能欢喜，那些从来也不是只有富贵可专享的东西。

“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锐感。”

梁思成在跋山涉水之后见到唐代木结构的古寺，遂有此感。山里的人天天面对，却未曾有这样的喜悦激荡。不是因为他们过于笨拙木讷，而是没有渠道和机会了解其背后的审美和价值，那种高门槛的享受，自然无法拥有。

我们崇敬着大师们的群星闪耀，崇敬着大师们的格局见识，敬佩着他们的才华与奉献，但更需要的是，想知道普通人如何建立起一套自己安身立命的内核，如果在跌宕你守住内心。虽然教育资源不再那么匮乏，人心却逐渐空洞。当人别人世世代代的积淀素养并非一代人可以有捷径取代，但是无论是孩子和大人，耳濡目染之间，还需要太多滋养浇灌内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