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天空》读后感锦集

《地球的天空》是一本由L.S.福伯 (L. S. Fauber)著作，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元，页数：52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球的天空》读后感(一)：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期的天空与属于天空的人

“哥白尼革命”这个词语早已超出了天文学的领域，至少，它被康德用来说明自己在形而上学的努力。由于哥白尼革命的重要性，康德引用它的时候，想必也是怀着预言家一般自信的心情的。 有时候，真正的预言并不是对未发生之事的押宝，而是对某种存在、规律以及对于真理的强烈信念。比如开普勒，在这本《地球的天空》之中，作者福伯于诸多资料中钩沉开普勒数次的信仰跃迁和对于获得预言能力的执着——一种对于真实或者说无限地接近真实的渴求。

革命并非改变了什么，或许在思维始终难以脱离主体视角的人类看来，革命的确意味着客观世界的改变，但那改变的是我们施加在客体上的诸范畴。从天文学的改变来看，无论如何，现代世界的人们都知道，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是真理之一；但在十六世纪，人们对天空的认识还被托勒密的《至大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基督教的神学所构造的体系所统治。换言之，这个时代，人们所见便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

当然，哥白尼的发现并非真的改变了地球与太阳的关系，这场革命是发生在人们的大脑中的。革命改变的不是天空、不是客观世界，而是接受者的认识。为了让这场革命能够持续下去，还得加上第谷精确、磅礴的观测，加上开普勒创新而且无止境的计算方式，加上伽利略的物理学与新工具，以及他们与地上世界保守势力的对抗。

天空、天文学家和人类世界这三者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三角关系，天文学家的努力使得三者的关系不再是天体的规律指导人类，再指导天文学家，而是天文学家通过对于天体的研究撬动了整个人类世界；他们的努力使得十六、十七世纪的天空不再是那么稳定，这片天空需要新的解释使得它更稳定起来——毕竟，伽利略的新工具发现了新的星球，如何将它们纳入人类稳固的知识中去也是必要的工作。

在这以前，天上的星星总是以神祇的名字命名，在这之后，天上的星星要开始以人类的名字命名了。第谷超新星、开普勒超新星、伽利略卫星、哥白尼天文卫星，他们是属于天空的人们——人们必须明白，征服星辰大海是一回事，属于天空是另一回事——他们并不创造什么，天空自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发现。这是一场对于天空的祛魅，亚里士多德失败了，行星不再是由天使所推动的，而是由一种物理上的力来推动的。随之而来的现代性还有，无限这个词语不再属于上帝。头顶无限的宇宙、远方无尽的黄金，以及没有止境的精确——在过去的神学正统之下，一些事情（比如真实的天空）可以存而不论而获得模糊的空间——不要忘了，为了获得对于“卵形”的精确处理，开普勒可以把圆形分成360个部分进行计算。

《地球的天空》读后感(二)：星星落地听无声

‍‍‍清醒时享受欢愉 让天上的星星成为你夜晚的伴侣 ——第谷

地心说在人类世界持续并影响了1000多年，直到16世纪，天文学才逐渐向科学方向发展，涌现了一位又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书中介绍了几位，也就是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 小时候听说过布鲁诺被烧死的故事，那种无助、残忍却又热血、激奋的情境至今都非常鲜活。曾思考过，为什么哥白尼没有被烧死，而布鲁诺却因为支持哥白尼越说而被施以如此残酷的惩罚？想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教会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理论学说，并不非常重视，而到了布鲁诺时期，教会或许真正意识到了权威正日渐受到威胁。这大概就是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也就是“能用”和“真实”的区别：哥白尼时期，教会也许只是把日心说当做用来解释天体运行的工具，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客观事实，也因此并不影响教义本身。 当然，21世纪的我们也已经知道日心说也并不正确，但科学前进的道路本身就并不平坦，日心说的提出挑战了1000多年以来的理论体系，更挑战了教会赖以生存的教义，具有极大意义。后来，又新增了诸多观测数据，诸多科学家不断研究，天文学飞速发展着。

书中提及的几位科学家耳熟能详，但他们的故事，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部分非常有趣。 雷蒂库斯说，如果不是当初他去拜访哥白尼，那么哥白尼的作品可能都不会被出版。作为哥白尼的得力助手，我想他是有几分可信度的。我们往往假设一位科学家的科研历程是一帆风顺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殊不知每位伟大的人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他推进、实践的人。哥白尼背后是雷迪库斯，第谷则是国王，伽利略是贵族。才华固然重要，绽放的途径也不容忽视。 至于第谷，他并没有提出颠覆性的学说。又为什么会留名于世呢？答案就是测量。得益于自身的艰苦卓绝和强大的财政支持，第谷的测量非常精准且数据量庞大，在当时几乎全靠人工测量的时代，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壮举。这也是开普勒崇拜他并需要他的原因。第谷创造力十足，创造发明了许多测量仪器，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天球来了解所有的星星，也可以用巨大的仪器测量星星的数据。 有一个小插曲，是关于乌尔苏斯。他们的纷争是17世纪的知识产权之争——乌尔苏斯利用自己在第谷家偷听到的内容，提出了他自己的“原创”学说，这让第谷本人非常愤怒，更感觉到了作为贵族的耻辱。但书中有一点说得的很有意思：如果第谷没有那么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羞辱，那么乌尔多斯在历史上的名声一定更小。我想到，有时我们因为一些小事气急跳脚，但对方本身无足轻重，是自己强烈的反应赋予了他们意义，反而自己跌了价。

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当年从事天文研究的人家境都非常好，第谷是贵族，国王还给一个封地让他专门去从事研究自不必说，哥白尼也是贵族，虽然他从小父母都不在了，但幸运的是他的舅舅资助他的一切。伽利略更是从年轻起就开始和贵族多有来往。 所以……每个时代搞开创性很强的事业的大佬们都需要极强的经济建筑啊！

《地球的天空》读后感(三)：《地球的天空》：四位科学家相爱相杀的故事

过去的科技不发达，交通基本只靠马车，通讯只靠书信。岁月太短，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又是如何发展呢？如何发现世界运转的普遍规律呢？

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地球转，宇宙是有限的。在当时，没有精密的仪器，只能靠肉眼观察，人们最终是如何发现并接受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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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天空》这本书就为我们揭晓了答案。这本书分别讲述了尼古拉·哥白尼，第谷·布拉赫，约翰内斯·开普勒和伽利略·加利莱伊这四位科学家在天文学方面，特别是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发现宇宙奥秘这部分所做的思考，经历的事件以及所做的尝试。

《地球的天空》让这些科学家不再是纸上的名字和发现，也不再是考试时的考点，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脱脱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烦恼，也有自己的突破，面对颠覆当时权威的发现，有的寻求和平共存，有的另辟蹊径，有的灵光一闪，而有的严谨求证。

特别是第谷·布拉赫，约翰内斯·开普勒和伽利略·加利莱伊这三位科学家，都处于同一时代，甚至彼此通信交流过。他们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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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天文学并不受重视，甚至在大学授课都没什么人来听。但是他们依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在观测，思考和求证上。名副其实“为爱发电四人组”。

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困难和阻碍，相比起金钱和地位，爱好和兴趣才是推动我们克服障碍继续研究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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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所以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请不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爱。即使富有如第谷·布拉赫，他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鼻子，不得不终身戴着一个金鼻子度日；即使优秀如约翰内斯·开普勒，他从小就疾病缠身，一直认为自己命不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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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谷·布拉赫非常看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为此和他的死对头争斗了一生，就为了说明自己是第一发现人。而在现在看来，第谷·布拉赫最大的贡献是晚年收留并资助过约翰内斯·开普勒以及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

毁誉由人，真正的荣耀，都是百年之后来自后人的评判。与其花精力追求自己控制不了的事，不如把这些心思花在兴趣爱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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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热忱地仰望星空，希望能够发现宇宙的奥秘。殊不知，天空也在俯视我们，看着千年万年的星球流转。《地球的天空》让我们看到过去人们如何获得真理，也让我们看到晴空下科学家的一生。

《地球的天空》读后感(四)：仰望星空与发现现代世界

当我们享受现今科技发展便利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数百年前那些探寻星辰大海的人。《地球的天空》就为我们回顾了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时四位伟大的天文先驱者：尼古拉·哥白尼、第谷·布拉赫、约翰内斯·开普勒和伽利略·加利莱伊。这四位欧洲天文学家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界的典型代表。而这本书将四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生活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完善和推广了现代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他们所创造和发现的，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望远镜可以让我们看到数百万光年外的星系。但在它发明之前，人们只用肉眼来了解可见天空中发生的事情。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各个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合作。书籍和论文的传播速度也是很慢的。信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迅速。很多伟大的发现可能几十年不会得到认可。那么，那个年代的这四个人——不同国籍、年龄、宗教和阶级——是如何合作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呢？

显然，尼古拉·哥白尼是那个时代的先驱。这位1473年出生的教会法博士、神父，其另外一个身份还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他40岁的时候，他提出了日心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没有名为‘美国’的地方，没有灯泡，没有疫苗，没有民族主义，没有廉价的钢铁，没有世俗的国家，没有准确的时钟……几乎没有书籍。哥白尼使用他所拥有的这些工具，大胆地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所有的球体都围绕太阳旋转”，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的。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出版更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日心说概念使他与天主教会产生了分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谷·布拉赫，这位生于1546年，也就是哥白尼逝世后三年才出生的丹麦天文学家，所著称的是他对于星象的观测，其精确严密在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也是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用肉眼观测天象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结果，动摇了天体不变的学说，他还构建了他自己的天文学说。他对开普勒的提携也让人津津乐道。

约翰内斯·开普勒生于1571年，比第谷小了25岁，他是日心说的信仰者，也是第谷的继任者。他的著作《宇宙的奥秘》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伟大的开普勒三大定律，也就是椭圆定律、面积定律和调和定律至今仍熠熠生辉。

生于1564年的伽利略·加利莱伊无疑是这四个人中成果最多的一个。 “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现代科学之父 ”的称谓显然不是浪得虚名。比萨斜塔的铁球试验众所周知，速度、加速度等物理研究更是影响深远。他所创制的天文望远镜所观测到的现象更是轰动了欧洲。他作为日心说的坚定捍卫者，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是他的著作丰碑。

L.S.福伯将这四位天文学家的科学工作与对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考虑的洞察力并列在一起，这塑造了他们对知识的追求。独特的是，他展示了他们的代际合作实际上是如何使科学革命成为可能的。从天文学的诞生到早期科学研究的方法，福伯揭示了这个改变文明的发现背后的人类故事。而且，与当今研究的竞争性质相反，合作是早期科学发现的关键。在大学研究机构兴起之前，深度思考者只有彼此。他们创造了一种家庭，通过智力追求而不是血缘相互联系。 这些人称彼此为“兄弟”、“父亲”和“儿子”，并通过家庭合作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虽然十六世纪还远不是一个对女性开放的社会，但这个“家庭”中也有女性先驱者，包括布拉赫的妹妹索菲、开普勒的母亲和伽利略的女儿。

《地球的天空》中充满了丰富的人物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揭示了这些思想史支柱之间的紧密联系如何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还要远离日心说的宇宙模型，而在托勒密的地心说的概念中等待更久。

《地球的天空》读后感(五)：天文学革命的史诗

16世纪，天文学领域四个钟情于仰望苍穹之人——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前后相继完成了一场天文学革命，使人们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地球——一颗转动的行星，进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也为现代社会埋下了种子。美国学者L.S.福伯的《地球的天空：哥白尼、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如何发现现代世界》以这四名近代天文学家为主人公，带读者置身他们所处的时代，讲述了他们彼此接力、互动，推动新天文学诞生的史诗。

直到16世纪早期，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毕竟连小孩子抬头一看都能发现太阳显然在移动。古代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其作品《至大论》中运用数学技巧论证了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各种星体在天球上围绕地球运动，这一宏大的体系千余年来令人信服。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匀速圆周运动是完美的天球运动的属性，而托勒密引入了偏心匀速点的概念，以便于模拟行星的逆行，解释现实中的天文现象。对托勒密体系的抨击因此主要集中在其不均匀和丑陋上，这在审美上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哥白尼笃信亚里士多德，他的天文学研究力图恢复天体的匀速圆周运动，以实现一个完满和谐的宇宙，而他的修正后的“更合理”的理论提出太阳是宇宙中心，地球绕太阳旋转，并认为行星运动轨迹是正圆。他的《天体运行论》阐发了“日心说”这一全新的天体理论，但他“所操的理由基本上是哲学的，是审美性的”，只是提供了一种几何上简单而完美的宇宙模型。尽管哥白尼的理论中不乏错误，但其中也蕴含了真理的种子，由此揭开了天文学革命的序幕。

哥白尼的理论逐渐传播，并得到学界许多人认可。丹麦贵族第谷·布拉赫生活优渥，他热衷于天文观测，是当时著名的“贵族天文学家”。第谷也接触到了哥白尼的学说，但雄心勃勃的他不打算追随哥白尼或是托勒密，而是渴望建立自己的体系。第谷的体系是一种地-日中心模型，他和托勒密一样认为地球是不动的，但他也同意哥白尼，认为所有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旋转，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同时，太阳在围绕地球运动。第谷的理论错的离谱，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开展天文观测，积累了丰富的观测结果，这为后来者继续推进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约翰内斯·开普勒出身贫寒，他幼时就立志成为神学家，之后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在梅斯特林指导下学习天文学，了解到了哥白尼学说，但他并不认为这些与《圣经》相矛盾，而是强调“天文学的立场不会被用于日常语境”。开普勒与第谷就天文学进行了大量通信，之后应第谷邀请前往布拉格，为后者效力。1601年，第谷去世后，开普勒被委任成为他的继任者，作为皇家数学家负责完成第谷未完成的工作，他得以接管第谷的24册观测资料。开普勒完成了《鲁道夫星表》，陆续发表了《新天文学》等书，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三大定律，将太阳系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物理体系，进一步发展了“日心说”。

与开普勒就天文学进行的通信的人中，就有年轻的伽利略·加利莱伊。1609年，伽利略将光学望远镜原理运用于天文领域，遥远的星体近在咫尺，为“日心说”提供了丰富的天文观测资料。他随即发表了《星际信使》一书，并寄送给开普勒。开普勒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发表了《与星际信使的对话》，支持伽利略的观测。此后，伽利略与开普勒相互砥砺前行，但最终分道扬镳。1630年，伽利略完成了巨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由于罗马天主教会作梗，该书两年后才得以出版。该书对哥白尼体系作出了理性论证，极大地提高了哥白尼体系的知名度，也因此引起教廷关注。1633年，年老体衰的伽利略被传召到罗马接受审判，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异端嫌疑。他的《对话》一书也被列为禁书。但教会的审判未能阻止人们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在意大利，刚入门的年轻数学家会用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在黑市上买一本《对话》。日心说终究彻底战胜了宗教教义。

本书依次梳理了四名天文学家学术生涯，讲述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彼此间的互动与承继。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他们背景参差，性格迥异，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探索宇宙的执迷。就像哥白尼所言：“天文学和数学知识还能为精神提供意想不到的愉悦”，第谷相信最纯粹的快乐来自忘我，对于他们而言，观测星空，研究星体的运行，可谓“在人间获得天堂之乐”。在百余年时间中，这种探索的快乐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人通过著作、信件等方式联结在一起。从哥白尼基于审美偏好对传统理论的修正，到第谷积累的观察数据，再到开普勒构建的理论体系，以及伽利略依据观测资料所做的理性论证，这场天文学革命在摇摆和错误中推进，最终颠覆了世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地球和宇宙的认知。

神学世界观中的天堂秩序就此瓦解，而这也影响到俗世的生活。天文学革命的史诗成为约翰·弥尔顿的灵感来源，他脑海中浮现出失明的伽利略，笔下流淌出《失乐园》。而另一个英格兰人霍布斯从伽利略的作品中吸收了其自然哲学，创作了《利维坦》，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科学。17世纪中叶见证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接连展开。随着神学的桎梏脱落，人间天上都迎来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