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锦集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是一本由孙卫国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页数：2021-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一)：叨叨

本书又名《小西八与天朝当年的二三事》（不是

这本书应该是研究古代中朝关系的集大成之作了吧，研究做得很扎实，这么厚一本呐，写的真好。

简单来说明朝灭亡后，朝鲜“尊周思明”主要有三个原因：

①感恩思报。报三恩，分别是明朝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帮助击败日军的“再造之恩”（此前只知道明神宗更喜欢木匠活）以及崇祯出兵解救仁祖围困南汉山城的拯救之恩。

②华夷观的影响，清朝女真族自然属于夷，不属于中原大地

③正统问题与现实危机，明朝灭亡后，朝鲜感怀前朝和中华文化，不惜把自己打造成传承中华文化的“小中华”，全国上下都以服从清人为耻，历代朝鲜皇帝受到各方影响自然也必须发自内心或被迫，展示自己“思明”的一面。

我们如今叫隔壁“偷国”，“小西八”的时候，应该关注到，自古以来朝鲜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必须要靠臣服某个大国才能存活，所以被清人统治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距让他们必须表面臣服，但内心却自始至终没有真正接受过清朝。时间越久，他们内心就越怀念旧朝，越尊重中华文化，越觉得自己才是明朝灭亡后传承衣钵之人。我想这也许也能一部分解释这些年hgr对待我国拧巴扭曲的态度，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什么都要拿过去，总之，任何思想走到极端都不好。

你爷爷还是你爷爷，得承认，拿了你爷爷的怀表，穿了你爷爷的大衣，还是没那气质，跌份儿。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二)：朝鲜自号“小中华”，才有史可溯？（不是书评，仅一些看法）

此前，咱们的明制汉服又被韩国“偷走”，他们总是自认为“韩服”是本源正统，以至于总偷走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服饰。

可他们却忽视了在李氏王朝时期，大明将朝服、礼仪文化等以赏赐形式赐予当时还是藩国的李氏朝鲜，这才有了所谓“韩服”的出现。虽然而今的朝鲜韩国，正全民举行“去汉化”活动，但是他们总是会不自觉将不属于自己的文化列为自己的本国文化，可谓是有些好笑。

但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都不了解也不怪别人会来偷走。朝鲜素来自称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也就是最像中华的外邦。提到这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实在是有太多话要说了，但三言两语总是说不清楚，《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修订版））》一书对他们的复杂心理、为何自称、以及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作出了详细、专业的解读，咱们老祖宗有句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守护咱们传统文化的同时了解更多“敌人”的情况也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搬出了这本来读。

这本书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关于朝鲜民族、朝鲜国历史的研究本，以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为中心，深入研究朝鲜王朝尊周思明渊源、表现以及为何会自号是“小中华”的问题。并且还研究解释了中华在明清两朝更替后，朝鲜对待清朝不同的表现和心态。

其实我觉得那时起的朝鲜民族，还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了能够彰显自身的文化与优雅，就穿着明朝样式的服装，前往中国朝圣，比起汉人还要具备汉学素养，可能这也是而今的朝鲜民族会用拙劣的方式去抢夺偷取大中华文化的根源吧，毕竟他们是一个处处都在复刻这明朝的国度，而他们自号“小中华”也是一种迫切需要被宗主国承认合法性的因素，这种让自己披上文明外衣“由夷变华”的做法，更是一种让朝鲜族有史可溯、有根可寻的做法。也是决定了“尊周思明”的必要性。

可以说，这是一本非常的可以了解朝鲜民族的学术著作，史料充实、脉络清晰，文风有趣、内容流产，就算是我这种历史小白也可以很顺畅读完，且认为非常具有可读性，推荐~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三)：作者新版后记

拙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尽管出版之前几经周折，但自从2007年11月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比较积极的评价。陈尚胜先生在2009年发表的《近16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文中，称赞拙著“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清鲜关系史的最成功力作”（《当代韩国》2009年秋季号）。左江教授2011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九州学林》杂志上发表长篇书评，以文学教授的细致分析、深入解剖，对拙著给予了全方位的评价。黄修志教授2019年用中韩文在韩国杂志上发表《中国研究朝鲜王朝史一百年（1919-2019）》一文中，将拙著视作2007年中国朝鲜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成果，“标志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朝鲜王朝史研究上走向成熟，真正具备了与国际学者对话的能力，为后来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新标杆。”（《历史与现实》，2019年第114辑）。对于这些称赞，笔者虽感欣慰，但亦觉受之有愧。此书初版有不少粗疏之处，有些地方论述也不够充分，甚至还有错别字，这样也就有修订的必要。

近十数年来，随着韩国数据库的建设与开放，韩国各种学术资源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欢迎，中韩关系史、韩国史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十几年前出版的拙著早已售罄，有一些年轻朋友也询问能否再版。在谭徐锋先生的鼓励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拙著修订工作终于完成了，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特此对谭先生表示感谢！感谢陈尚胜、左江、黄修志诸位教授的鼓励！感谢左教授答允将书评附在拙著中，使拙著生色不少。

2018年，本书的姊妹篇《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收入“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也受到学术界比较积极的评价。该书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本书的研究范畴，对于本书未能展开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探讨。故而，本次对于本书的修订，基本内容方面并未做过多的拓展，框架结构亦无改变。只是改正了一些史实错误，改正了错别字，个别地方适当增加了论述的文字，补充了个别新的参考文献。本次修订中，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生孙中奇和张璐瑶两位同学，给予了很多帮助，他们逐一查对了史料，纠正了不少史料方面的问题，加快了本书的修订工作。谨表感谢！

该修订本书前的照片几全部更新，很大部分是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生年轻的马伊腾编剧提供的。最近数年，他与几位朋友多次前往韩国朝宗岩、华阳洞等地考察，多次参与韩国明义会在大统庙每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忌日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拍了不少照片，在网上发表过数篇考察游记，引起不少人关注。同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据说经过了三年的施工，2004年万东庙与华阳书院都已重建，又恢复了朝鲜王朝时期的模样。他的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谨表谢忱！

1998年，当选定这个研究论题时，中国学术界几乎无人关注；2007年初版之时，了解此问题的人也不多。而今稍涉近世中朝关系史的人，对此问题都或多或少有所知晓。修订本的问世，但愿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使更多年轻人投身这个研究领域，进而推进中朝关系史和韩国史的研究。

孙卫国

2020年3月14日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四)：宗藩关系中深藏的幽暗地带：清鲜关系的“两面性”解读

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讲述了明清鼎革之际，皇太极率大军进逼南汉山城，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臣服大清，为其藩国，断绝与大明的宗藩关系。朝鲜君臣就“降”与“不降”争论不休，终究在极不对等的军事实力面前，出于现实政治考量，且战且和之后，国君亲率满朝文武向清军跪拜称臣。国祚得以绵延。

电影只是一个切面，朝鲜与中原王朝的故事还将继续。事实上，即便朝鲜与清朝建立起事实上的宗藩关系，而清朝亦多以怀柔之策待之，但朝鲜国内对宗主国清朝始终不是心悦诚服，处处奉灭亡的明朝为“正统”，只是表面上显出恭顺的态度。孙卫国的著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即聚焦这一段时期的清鲜关系，主要是从朝鲜内部的视角，探讨其为何在明亡之后仍“不念旧恩”，揭秘其间透出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李氏王朝取代高丽成为半岛的统治者之后，随即向明廷通报，请赐国号。朱元璋乃以“朝鲜”名之。在李氏朝鲜看来，此乃“大造之恩”。明万历年间，丰成秀吉率军侵入朝鲜（朝鲜方面史称“壬辰倭乱”），几致亡国。明廷在自身内忧外患的困难处境下，毅然出兵援朝抗倭，凡七年乃定，尽到了宗主国的责任。对朝鲜来说，有“再造之恩”。朝鲜君臣每念及此，莫不垂泪。南汉山城中，朝鲜主战派一度占据上风，正是这种“感恩戴德”的具体体现，宁可亡国，不失大义。但历史上的“道义”与“恩泽”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朝鲜在明亡之后仍然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尊周思明”的活动。孙卫国的这部著作“揭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另一面——在所谓亲密的宗藩关系下，鲜为人注意的双方内在的文化心态，从而检视在儒家礼仪外衣掩饰下，宗藩关系中深藏的幽暗地带”。

朝鲜深受程朱理学的正统论及春秋的华夷观影响，以儒教立国，在这一套理念下，明朝是“中华”，是“正统”，清朝则是“夷狄”，得国不正。更重要的是，朝鲜政权的正统性来自明朝的册封，只有通过强化自身与明朝的关系，继而宣称继承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才能解决现实中朝鲜的“正统危机”。因此，入清后的历代朝鲜国君，通过各种活动，比如设坛祭祀明朝皇帝，在私人文书、祭祀、墓碑、祭文等之中使用明朝年号（崇祯或永历）；清朝赐予的亡君的谥号弃之不用；而朝鲜官方及私人大力兴修史书，亦旨在担心国人忘记明史和明朝恩德，更在行文之中，奉（明朝）正朔、重南明、严华夷，采春秋笔法，明中华正统。种种皆显出朝鲜的不臣姿态；朝鲜国君甚至一度有“北伐”之志。朝鲜对来自中原的“华夷观”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使其具备强烈的种族意识，否定夷狄能被华夏同化，在只承认汉族建立的王朝才有正统性的同时，认为朝鲜已经实现了由“夷”变“夏”的转变。这种矛盾的理念催生出一种观念，即中华正统在中国虽遭毁灭，但应由已经“华化”的朝鲜来承担其存续的责任。这才是朝鲜“尊周思明”种种活动之后更深层的原因。

诚如作者所展现的，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并非是中国传统朝贡宗藩关系的典范，这种“关系”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必须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得到细微的理解。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五)：尊周思明为教，王权统治为政

几年前看过一部韩剧《绿豆传》，大意是王后生了儿子，国王竟然毫不欣喜，反而要追杀这个襁褓中的婴儿。难道这个孩子不是国王的亲骨肉？事情的真相是，巫女曾经预言，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推翻他的统治，自己上位。结局当然要出人意料，国王被同是这个时刻出生的侄子赶下了台。这位悲催的国王，就是有国王之实而无国王之名的“光海君”。

想了解“光海君”为何只是“君”而不是朝鲜国王，就需要从当时朝鲜李朝和中国朱明王朝的关系入手，孙卫国老师的这本《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无疑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朝鲜视明朝恩同再造，只有明朝允许册封的王才名正言顺，作为藩国的朝鲜没有自己封王的自主性。

为什么朝鲜如此“听话”？《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总结了明朝对朝鲜的三大恩：明太祖朱元璋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嘉靖帝拯救朝鲜于日本的“再造”之恩，崇祯皇帝在自身难保之际还想着出兵救朝鲜的拯救之恩。由此可见，明朝和朝鲜的感情深厚，联系紧密，非其他藩国可比。

朝鲜半岛历史上即有强烈的慕华观念，明太祖将蒙古人赶出中国，朝鲜李朝随后建立，更加视明朝为正统。本书从文化心态、儒家、祭祀、正朔、史书编纂等多角度着眼，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思想和行为梳理和罗列，试图对“明-朝鲜”和“清-朝鲜”宗藩关系进行更深度的解析。

朝鲜王朝设立大报坛，祭祀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位皇帝，编修宋代、明代史书，尊重明遗民及其后裔，暗中使用明朝正朔且拒绝使用清朝所赠谥号，想法设法收集明朝遗物。李朝对明朝如此思念，固然是由于明朝对其有上所述及之重恩之外，还有对儒家的尊崇。一旦信仰了儒家，那么必然以儒家的差位制度为真理。

某种程度上，尊周思明像是一种“教”，而朝鲜的王权是“政”。朝鲜王朝长期处于“党争”之中，国王的权力有限。儒生们成立了尊儒的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全国，拥有农庄和大批奴婢，并享有免疫特权……变成了雄踞一方的实力集团……朝中党争的后方基地。”再加上祭祀的三位明朝皇帝，可谓三位一体，似乎有点西方基督世界政教分离的意思了。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女真部落曾经称臣，是“蛮夷”。没想到这“蛮夷”竟然发展壮大，入主中原取代了明朝的位置。以儒家概念的“君君臣臣”，臣永远是臣，蛮夷永远是蛮夷，只有朝鲜王朝才可以“夷而华”，其他比我还要蛮夷的蛮夷怎么可能成为正统？可惜清朝以武力值说话，让朝鲜不得不反过来臣服于清朝的脚下。但表面文章做得，皮里阳秋，内心还是瞧不起这些外来者的。

不料清末日本再次入侵朝鲜，清朝和明朝一样出兵，只是时移世易，只得甲午惨败，未能拯救李朝于水火之中。清朝初早期对朝鲜王朝采用威慑政策，一直对其极其优待，即使知道他们暗中的各种小动作，也未有任何惩罚。所以清末时期，朝鲜王朝对于清朝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假若清朝能够战胜日军，是否朝鲜会摒弃思明呢？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孙卫国老师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是日清关系研究中重要著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朝鲜半岛后世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我们今天研究宗藩关系，并不是为了推崇和再造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系统，而是为了看清历史了解自身。了解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历史，是了解中国的一部分。民族主义大浪再次兴起之时，更需要一面镜子看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