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读后感100字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是一本由高虹飞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9.00元，页数：51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读后感(一)：出版与伟大作品传播

对于文学考研的学生来说，最难的莫过于古典文献学的相关内容，一是因为史料难以寻找，二是如何在有限的材料选择出新颖的话题角度，加上古文本身的阅读难度令无数学子望而却步，不过每当有新的论文出版必是关注焦点，这本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高虹飞所著的《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便是如此。

全书角度独特，不局限在某一特定朝代的出版情况，而是结合明代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出发，结合出版史、文献学、文学史研究完成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探索。在已收集到的287则现存、已佚版刻信息，作者认为用“繁荣”、“萧条”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出版状况不太合理。一来是因为印刷成本本身很高，这就导致出版状况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福建、江西、南京、浙江四个省份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出版行业体系，其它地区水平相对较差。在这些发达地区贵族们想要出版的书籍能够得到快速、高质量的刊印；而同时期其它地域则达不到这种效率和规模。二来是因为社会资源整体上有限，蛋糕被贵族分走的多了，士绅、民众可分到的就少多了，出版的作品也就要少很多，这便是部分提出“萧条”的原因。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作者认为可用“局部繁荣”来形容。

在具体文学史研究中，作者将视角集中在了诗歌的发展和传播上，他发现出版作品的重要也受当时ZZ环境的影响，会侧重印刷出版盛唐诗人的诗集、文集、别集，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是这一时期的“出版红人”。同时还对当时时代的高启、宋濂、袁凯等闽中诗派的作品能够涌现被人喜爱也是源自福建位居全国之冠的出版业水平。而作者在此留下思考，是否当时作者已经有了出版意识，或者说尽可能创作更易出版的作品，而不去书写出版难度大的作品。

在此不禁想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伟大的作品何以伟大能够传承百年甚至上千年”，除了常规的作品写的好，口耳相传，名家推荐，ZZ环境等，今天还可加上出版意识的因素分析。把一个小点的无限放大，认识其本身价值或许也是文学研究者在探索思考的，矛盾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次要矛盾也可能有一天转化为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

这两个原因之上，作者还认为拥有比较确定的小范围读者群体也为作家的创作水平提供了动力。这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否紧密，他认为当时的作者与读者联系相对紧密，作者会想象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思考状态，迎合读者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完成上述原因的分析，全书的基本思路结合那费尽心血找来的史料便已骨肉饱满，一个关于文学、关于明代文学家、出版行业的孩子便诞生了，作者也如释重负回顾求学生涯，一步步走到了文学博士这一刻数不尽的贵人相助，数不清的小成就与不分昼夜地奋斗拼搏，一切只待面对他今日的读者。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有言：“文本是无声的存在，直到一个读者开始阅读它，它才会打破沉默。只有灵活的双眼接触那些书页上的符号时，文本才开始变得生动鲜活。”今天我感受到的是几百年前文学家们的写作现实，你又会感受到什么呢？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读后感(二)：评《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

高虹飞的《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是由其优秀博士论文修订而成。该研究关注明前期洪武至永乐年间，国内出版发展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在选题上，弥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对明前期文学与出版关注的不足。尤其过往研究多注重考察明时期小说、戏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却鲜少注意诗、文在当时对出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著者认为，后人聚焦戏曲小说而非诗文，一方面受后世研究习惯（包括海内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当时出版业选择性出版的影响，因为戏曲小说受众面更广，商业价值更大。

要注意，关于明时的出版与文学方面的研究，并不是空白状态。根据著者所梳理的既存研究，相关的成果并不少，然而在明出版发展情况的研究中，总体上，学界得出的是“出版繁荣”与“出版萧条”如此两极化的结论。针对此，该书亦通过对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出版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得出“局部繁荣”的观点。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文化得以在大众间传播发展，有赖于出版技术的发展与行业的兴盛。但出版只是媒介，它需要“作品”并将其呈现为实体，方能体现它各方面的价值。而在《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这本书中，著者以更宽阔且清晰的脉络呈现两者的关系。例如该书充分考虑到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出版整体情况与特点，从题材选择与笔法运用上考察出版对文学作者的影响，又从内容与体例上考察出版者对作品的影响，包括出版行业就出版过程种种而直接或间接参与塑造文学史的进程，等等。读者虽不在出版行业之内，却又是出版与作品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一点，在这一研究中也被著者考虑进来，特别是作者所想象中的读者，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博士论文出版项目成果之一，该书保留了摘要、绪论、结语等博士论文的范式，虽然其似乎将论文研究思路与史料文献、论文创新点改称为“本书思路”与“本书意义”，但整体上也是值得硕博士撰写毕业论文的参考读物。著者在爬梳既存研究时，不但紧紧围绕自身研究展开，还根据研究的总体情况做出自己的概括与分析；在论述本研究的思路时，懂得将史料与思路相互融合于一起，也未显现出衔接不顺畅之处，这样的写作方式也值得他人学习。

另一值得称赞的，是著者对自己的研究下笔并不轻率，其对出版与文学的观察是建立在自身对大量的古籍文献，不同版本的考证、校勘、修正的基础上。由此也可证明，该研究之扎实。

不过，就个人阅读观感而言，书中不少地方出现的“笔者认为”“笔者发现”，其实可以删去。论文为能呈现客观性，应尽可能少出现论者的身影，其实这些短句省去也不影响阅读，相反，它们安插在其间，反而断了文气。再者，该书着重论述诗与文与出版的关系，但题目是“文学”，文学囊括种类甚多，不清楚抛开小说戏曲的诗文与出版的关系，能否全面代表了明前期文学与出版的关系。

能做到对古籍文献出版信息细致梳理，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工作量之大，另一方面是古籍文献之缺（一是材料缺，二是阅读限制，这方面研究者们能懂），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在明前期的研究而言确实有意义，也希望如著者所希望的，日后古籍文献能有更多机会的披露，相关研究得以延续和发展下去。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读后感(三)：出版与文学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本是作者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根据后记可知，在本书出版前作者也努力修订完善，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竟足足有五百多页。阅读全书，更可见作者思路清晰、逻辑缜密，我不觉得这本书有一丝水分。而思及其阅读的古籍文献恐怕更是难以计数，在文科博士论文中也可谓大体量了，不可不佩服。 如书名所示，整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明代洪武、建文、永乐三朝间出版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属于跨出版史、文献学、文学史的综合性研究。 在绪论中，作者对出版与文学已有研究的综述就令我大开眼界。出版对宋诗特色有重要影响;宋代文人知道自己会有很多读者，还会很有作者责任感，比如苏轼诗文中的“公自注”；有出版者因为各种原因干预作品；宋代出版促成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宋代出版促进文体发展与演进，比如词集刻本促使词的雅化；出版也促成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也影响出版工艺……而明代出版研究主要集中于明中后期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研究。作者又详细分析出版与文学研究如此局面的原因，最后选择了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展开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在正文中，作者基于极其扎实的文献学基础，研究了此期间的出版情况、出版特点、出版对作者与作品的影响、出版对文学史与文学思潮的影响，还有文学出版对出版业发展的影响，内容丰富，得出了很多新见与贡献：明前期出版情况既非繁荣，亦非萧条，而是局部繁荣，同时提供了一份“明代洪、永年间（1368-1424）书籍版刻信息初编”；拓宽、深化了明前期诗文的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入研究明代文学史上的高启、宋濂，也研究一般明代文学史不重视的人物；还给中国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提供中国特色的思路与观点，比如一般西方学者认为印刷术没有推动社会转型，但作者认为“一项科学技术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影响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一般研究都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雅颂正音》，在书籍出版的视域下，反而出版发行量巨大，反映了洪武年间诗坛的普遍风尚;王逢《梧溪集》在今天看来语言平铺直叙、题材多歌颂忠孝节义，诗味稍嫌淡泊，然此实为当时热门的出版资助对象；今天评价较高的高启却在洪武年间不愿出版作品，精心挑选读者并与之交流，书写真实生活与真情实感，而宋濂则选择了在诗文中隐藏自我。因此，在这段研究旅程的最后，作者感叹：“如果作家当时没有邂逅合适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读者，或许，可以与想象中的理想读者对话……也许未来某天，自己的作品与理想的读者，就会在现实中遇见。诚如当代诗人张枣《云天》末节所云：我想我的好运气/终有一天会来临/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廖若星辰的/那么几个佼佼者/阅读，并且喜爱。” 读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作者讨论各种因素对宋濂作品影响时说“时代背景、仕宦经历、诗学思想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对宋濂不同阶段诗歌笔法的转变产生影响。因此在探讨出版意识对宋濂笔法的具体影响时，亦需注意将多种因素纳入考虑。”（p177）在思考种种因素之后，作者写道：“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宋濂深知自己笔下的诗即将出版，并将为一个规模极巨的读者群所见。”（p166）“笔者认为，宋濂平铺直叙、浅易的笔法，是受到了出版意识的影响。”（p183）而我认为作者在讨论时还遗漏了一种自古有之的“历史意识”。出版意识可能主要是面向当时的广大读者，历史意识面向的则是未来的理想读者。司马迁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此前溯，还有三不朽之立言的传统。这两种意识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大概有些是重叠的，比如都可能想象自己会有很多读者，有些是分离的，比如出版意识想象广大读者，历史意识想象理想读者。也就是说，在宋代出版兴盛之前，就有类似于出版意识的历史意识让作者会想象规模极巨的读者群，可是好像少见隐藏自我。那么为什么宋濂隐藏自我呢？我认为出版意识有影响，可关键还是作者自身的性格与际遇，形成了不同的出版意识、历史意识，不能说宋濂如此书写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版意识。 最后，作者写的《后记》很有意思，第一段居然感慨纳达尔文止步八强，因而捶胸顿足、长吁短叹，然后自我开解。也具有反思性：“本书第三章探讨了出版意识对王逢、宋濂的影响，读者若将此书与2019年我的博士论文对读，或可发现出版意识对我的影响。”还有引发我或者很多人感慨的一段：“本次修订工作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原定的前往外校、外地、外国访书计划，多未实现。2020年上半年，我宅于天津家中，且不说再去大英图书馆，就连去国图、北大看书都做不到。2021年寒假、暑假的江浙沪访书计划，又因实际情况而搁浅或仓促中止。即在京津访书，亦有太多困难，纵然拼力，也无法逾越。如从雨中天津奔波北海，然后听到馆员老师说，我想看的一批文献，未来一两年内皆难借出;再如倒三班地铁到某馆、奉上单位介绍信，然后听到馆员老师简洁明快地说，古籍原书看不了。去其他高校图书馆访书亦极难。即近在隔壁，亦咫尺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