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文学》读后感摘抄

《拷问文学》是一本由朱曦著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面圆脊精装+护封图书，本书定价：100.00元，页数：16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拷问文学》读后感(一)：《文汇报》2019年10月21日书评

■江妙春 读《拷问文学——景云里遗事》，被书中穿云破雾、跨越时空的叙述方式吸引。书中所讲人或事，曾在人们意识里固化、盘桓，现在读到这些新意迭出且不守传统的观点，自然涌出好奇和新鲜感来。 作者朱曦是“90后”海归，估计在多个学科领域深造潜心过。他以独到的视角，探幽察微地选取虹口景云里这个文学发祥地（有人说是根据地）场景，钩沉往事，拂去烟尘，剥茧抽丝，让一段段尘封经年的碎片得以露出微光，精准还原。于是这么多传统意义上如雷贯耳的民国作家及合作者被一一推到前台，接受我们年轻学者兼作者的拷问。 此书的架构耐人寻味。书有四问：德国、日本还是希腊？怎么又是小说？文学的语言存在吗？作家的合作者在哪？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钱锺书、夏衍、洪深、熊佛西均是关注对象。臧否人物，还原史实，一家之言用了平实、理性、思辨的方式娓娓道来，很具说服力。贯穿全书的这一风格，没有拖泥带水，简约明快且前后照应。“光环”别具的作家、学者的真实面目，得以逐渐还原。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圣光笼罩下的“大师”，早已载入史册的“巨匠”，他们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代名词和文学先驱，可几乎每人都有短板和槽点。作者写道：鲁迅做事，多管齐下，推许小说时，兼做翻译，写小说史，擅长演讲。唯独没有写成长篇，这也是他崇尚尼采的后果。文学，本质来说是关于文化的科学，富含技术当量。钱锺书的《围城》所折射的，也只是社会生活里的万分之一，或许根本不到。作家塑造的方鸿渐形象，生活里无有无不有、无可无不可，无不是作者主观臆造推算进而糅合而成的人物，子虚乌有，扑朔迷离…… 作家和学者的区分，其实还是很鲜明的：作家“忙于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自然不可能献身学术、不会止于研究一位作家一部书。学者则不然，他们看书讲究眼光、品位，只看自己中意的，靠翻书检验书的优劣好坏，进而取舍，“要有博涉四部、兼通三教的睿眼，翻一部书的任意一页，立马判断出书的优劣好坏”。 文艺的时间性决定了其性质。景云里是文学发祥地还是根据地，见仁见智。重要的是，追求创新的同时，不可偏废曾经的传统，因为这是艺术的根源，否则就是浮萍，经不起咀嚼和时间检验。 有思想者未必会拷问，而拷问者注定是思想者。景云里因其独特的地理人文位置而让经典不落幕，褪去光环后它应该有自己的定位。

《拷问文学》读后感(二)：《文汇报》：拷问不止于文学

江妙春

现在博览群书、潜心学问、跨界研究的年轻作者有，但善于表达、以独特思维和个性化方式传递思想、且让人饶有兴味阅读的作者少见了。读着《拷问文学一一景云里遗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一书，被书中穿云破雾、跨越时空的叙述方式吸引。书中所讲的人或事，曾经那样地在人们意识里固化、盘桓，现在读到这些新意迭出且又不守传统的观点，自然涌出好奇和新鲜感来。

作者以独到视角，探幽察微地选取虹口景云里这个文学发祥地（有人说是根据地）场景，钩沉往事，拂去烟尘，剥茧抽丝，让一段段尘封经年的碎片，得以露出微光，精准还原。至少作者努力描述的字里行间，让读者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气息。作者涉猎的文学，在许多人特别是关注的学者眼里，只是在丰收土地上拾拣稻穂的营生，不用那么神圣和聚光，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艺术家概莫如此。于是这么多传统意义上如雷贯耳的民国作家及合作者被一一推到前台，接受我们年轻学者兼作者的拷问。

此书的架构是耐人寻味的。书有四问：德国、日本还是希腊？怎么又是小说？文学的语言存在吗？作家的合作者在哪？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钱钟书、夏衍、洪深、熊佛西……均是关注对象。臧否人物，还原史实，一家之言用了平实、理性、思辨的方式娓娓道来，很具说服力。贯穿全书的这一风格，没有拖泥带水，简约明快且前后照应。“光环”别具的作家、学者的真实面目，得以逐渐还原。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圣光笼罩下的“大师”，早已载入史册的“巨匠”，他们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代名词和文学先驱，可几乎每人都有短板和槽点。

作家和学者的区分，其实还是很鲜明的：作家“忙于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自然不可能献身学术、不止于研究一位作家一部书，如《红楼梦》研究，产生了两万多名的“红学家”。作家则不然，他们看书讲究眼光、品位，只看自己认为中意的，靠翻书检验书的优劣好坏，进而取舍，“要有博涉四部、兼通三教的睿眼，翻一部书的任意一页，立马判断出书的优劣好坏。”作者这样写道，涵盖了多多少少作家的生存成长之道？读者自悟领会。作家与学者的分界线不难察了。文艺的时间性，决定了它的性质。景云里究竟是文学发祥地还是根据地？见仁见智，名称不重要。文学和电影，有时是矛盾的统一体。追求创新的同时，不要偏废曾经的传统，它可是艺术的根源，否则就是浮萍，经不起咀嚼和时间检验。

有思想者未必会拷问，而拷问者注定是思想者。景云里因其独特的地理人文位置让经典不落幕，文学褪去光环后应该有自己的定位。

这就是读罢《拷问文学》的一点肤浅杂感。期待新人佳作连连。

《拷问文学》读后感(三)：评《拷问文学》

汤朔梅

评《拷问文学》

大凡对很熟悉的事，往往倒缺乏思考。就如有人曾说：人们对身体某些部位的研究还不及月球。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如人体的器官。文学因其高雅，时下，侍弄者火。或作敲门砖或可博名利。是否可以这样推断：文学既然是人学，那对其拷问就在拷问侍弄文学的人。

《拷问文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就书名而言，那该是个大命题。但作者巧妙地择取“景云里”这块旧上海人文荟萃之地，对其间曾经生活过的名人及作品、世相行状作拷问，不同凡响。

首先，由于作者是英伦两所名校的古典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的硕士，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者，所以他的视角不囿于文学领域，而从域外来观照。有别于一般的研究分析，从而收到了攻玉的效果。譬如从语言文字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来分析景云里的作家和作品。

其次，本书选择了景云里作为特定的环境，从中国现代文学标杆人物鲁迅以及他的学生徐梵澄楔入，再带出周作人、冯至、茅盾、叶圣陶等人物。徐梵澄一生低调，不为一般人所熟知，其实他是著作等身的哲学家、印度学家。与其他学者研究鲁迅不同，本书作者选取了不为人熟知，但却是深受鲁迅影响的徐梵澄，使之贯穿全书，这可谓匠心独具。这一选择，使人似乎看到了古典主义喜剧“三一律”的影子。但这无妨他天马行空的发散性思维，反而有了源头跟活水的关系。

再次，本书从景云里出发，围绕文学作品与作者，既有对其点睛式的评判，而更多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同时也与国内同时代的作家作横向比较。那是放在大背景下考量的。“民国前后成名的文科学者，往往不是因为学问。”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机会出国，念学位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文人的圈子更小”。说白了，就是占有了天时、地利。往往都引进了外国的文学样式和启蒙思想，在中国完成了“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发轫。

文章合为时而著。本书拷问的是那个年代的文学，但在许多地方也涉及现实。

譬如，在叙写了鲁迅、郭沫若作为医学生，却根据自己的爱好看书、译书的经历后，便论赞起自由的学制。“景云里的经验是：打造足以吸引作家、艺术家定居的社区，围绕他们的生活空间布局文创机构、场地，以形成原生态的文创园区。”“文学更是如此，别指望征文比赛或是训练营；作家是无法培养、选拔出来的”。这样的联系现实部分的内容，我以为，那是有价值的部分。

《中国科学报》 (2019-11-01 第7版 书评)

《拷问文学》读后感(四)：葛剑雄：在《拷问文学》新书分享会上的演讲

葛剑雄：在《拷问文学》新书分享会上的演讲

（首发于澎湃·翻书党，有删节）

今天让我来，开始我倒有点担心，因为我对文学知道得很少，而且开始看了这个书的题目《拷问文学——景云里遗事》，我有点害怕，因为这些年，类似的书出过不止一本，但是往往最后这些挑战都是失败的。大家记得吗？今天有人要还原鲁迅的真人，明天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来，但是往往探过了就没什么动静了。

但是，看了《拷问文学》这本书的内容，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至少也许我们下一次还会开会来讲这本书。因为它有它新的视角、见解，更重要的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我总觉得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或者一种艺术，应该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所阐明的一样，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的，应该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里，长期生活、生产、生存所形成的行为规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当然包括他们的情感，这一切作为基础，在这基础上的产物。而这个基础，最基本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的“吃喝住穿”，我们中国人是衣食住行。

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现在很多讲文学研究的，往往着眼于文学本身的文本，或者文学本身的价值，当然这也很重要。但这个研究，往往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说这个文章写得好，这个故事编得妙，也可以说很荒谬，除非里面的事实给你找到把柄，否则纯人文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什么有标准答案呢？文学作品或者作家存在的时间、空间的特点，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比如说我们长期都沿用这么一个说法，鲁迅因为在日本看了那个电影，日俄战争时期屠杀中国人，看到大家麻木不仁，甚至有人叫好，他意识到学医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决定弃医从文。我们小时候看鲁迅的故事，都这么说的。

最近，我看到我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并没有专门去讨论这种说法，他就把事实罗列出来。鲁迅回国以后，干了什么呢？没有写文章，没有拿文学去救国，他先做教师，做到学校的领导，以后到北京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做科长，业余收集文献。如果鲁迅回来的目的就是弃医从文，怎么解释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他没有从文？如果还维持原来的说法，那么你必须研究，他回来是没有条件从文呢？还是暂时不想从文？一个很正当的理由：首先生存要有饭吃，因为他家道中落，回来以后上有母亲要供养，还有弟弟，周建人很多事情依赖他。在这个情况下，也许鲁迅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当时一个作家，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是要靠写作养活自己，要靠写作来革命，不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这样的研究结果有道理，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研究才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地深入。如果那些文学评论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要研究，鲁迅到底为什么这些年来，是做准备呢？还是什么呢？或者是思想有什么变化？最后就要来看一看，这个说法到底是否完全是鲁迅一开始的念头，以后从文到底真正的动因是什么？这样的研究，是真正能还原历史的。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看《拷问文学》这本书，当时在景云里活动的这些作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实的评价、了解。

我从我的角度，请大家注意，一个作家的活动，包括景云里，都离不开当时的地理条件，因为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我比较注意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再跟他在书里讲的，深入的考察这些事实，把它复原，就可以把作家从一个简单的模式复原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这个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中呢？为什么选了景云里？同样讲红色文化，比如说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那个会址？不能在露天开吧？这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的房子，一大代表自己的房子里，安全性有保证，当时它的后门是一片菜田，不像现在，要撤退是比较容易的。但大的一点在法租界，比如说共产国际要派来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个还是通缉对象马林，如果到华界，这两个外国人安全吗？法租界不存在这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景云里呢？景云里既不是租界，也不是一般的华界，景云里所在的地方，属于越界筑路地区，当时的租界范围已经划定，但是租界千方百计要扩大，清朝政府也不是你想扩大就扩大的。他们采取的办法，强调我租界里要改善交通，当然中国方面不肯拿钱，你没有钱我来做，同时我要保证交通安全，保证治安，就开始通过这条路，来管这条路，以及路的周围。但这个地方比租界里面便宜。从浙江小地方到上海，有些作家第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叫他在租界里面租不起的，但文化人不可能去住滚地龙。租界交通方便，还有房地产商也愿意在旁边这些地方买到便宜的地皮，造中档的建筑。今天说他是大师、革命家，当初看看他才多大，发表了多少东西？还没有成功、成名，所以鲁迅住在景云里，三层楼的房子租不起，后来稿费高了以后，他就搬走了。

那些作家到了上海，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那么景云里是一个好地方。而且景云里离火车站距离比较近，宝山路的北火车站步行走到横浜路很方便，交通也方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走进租界也很容易，比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讲的，他们要进租界躲避，躲在租界的客栈里，鲁迅这么差的身体要走到租界很容易，步行就能过去了，所以它的安全性又比一般的华界要好得多，这是景云里当时特殊的地位。所以，他们选了这样一个中档的地方。像鲁迅，到了景云里以后定居的是山阴路大陆新村，这里就更方便了，步行不远就到四川路，要看病，他相信外国医生，有日本医生、德国医生，喜欢看美国电影，大片，电影院也不是很远，四川路有不少电影院，而且鲁迅有这个条件，包三轮车，呼朋唤友，他每次看电影带一大帮人一起去看，很方便。而且，作家们从事文学，后面的配套，报社、出版社、印刷厂，他们也要获得资源，比如说一些新书，外国作品，像鲁迅喜欢版画，版画主要都是外国出的，他也很方便可以通过书店代购或者可以直接买到。作家们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比较左倾、比较革命的作品，不可能在大出版社出，往往自己弄一个小出版社，这些活动也要依托租界里的条件，因为有些书在华界出不了，或者是出了以后不可能有发行的渠道，就要到租界。像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周恩来他们搞隐蔽战线的人想办法吸引外国记者，到根据地。因为外界不了解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的真相。国民党对外宣传说，他们已经都完了，剩下的都是流寇，老弱病残的。丑化了以后，外界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人写的东西不好传播，另外国际上不太相信。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找点外国记者，同时又有点名气的，这样才找了斯诺，什么信息都提供，毛泽东谈自己经历最详细的就是跟斯诺，他父亲家里怎么样，他父亲怎么对待他，全部都谈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共产党、真实的毛泽东。斯诺的英文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要到租界，而且找了能够起到掩护作用杜月笙，杜先生要买这个书。书名本来是《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改成了《西行漫记》，看着是本游记，而且又提出杜先生买的书送人，这就出来了。

这些作家很多文章的发表，他们从事文学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的。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在青云路天通庵路，时期老的厂房还在，天通庵还有一个火车站。所以，到景云里的交通也比较方便，路也不太远。这样一系列的条件，都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

所以我很赞成虹口区的做法，把有些地方恢复，能够表明这些地点的都要标出来，让人家到实地，虽然原来的建筑面貌已经变了，但是到这里沿途的路线感受一下。这个时候，你再来看《拷问文学》这本书，再对它进行理解，把特定的空间复原出来。有了这些事实，了解这些基础，那就比较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再结合当时的人际关系，因为很多事情有人际关系的因素，这样的话，就不是像原来研究他们，要么简单只是根据政治立场，要么只是根据作品。比如说大家应该注意到的，当时这些人中间，职业作家没有几个，好多人都是兼做其他事的。今天我们想得很辉煌的什么什么社，其实在当时不过是几个人，也不像现在正式的社团，需要登记，关键是能够运行下去，杂志能不能办下去？能不能卖钱？

鲁迅跟人家不同，他到上海早已经是名作家了，所以他的文章只要写成文字，有些还没有出版，预付稿费已经来了。但一般的，包括跟他一起活动的那些人，没有这样的。像茅盾，一开始主要的工作是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写作是业余的，成名以前，要靠写作来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茅盾在大革命以前，还是中共的重要成员，中共最高层的联络员之一，所以很多文件都要寄给他，他还有革命本身的责任。所以他们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妙。我记得看到过好像是郁达夫去看郭沫若，说非常狼狈，小孩好几个，这个闹了，那个流鼻涕，郭沫若狼狈不堪，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

我的意思，我们来考察景云里，来考察当时的文学活动，应该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去看，看上海作为红色文化，也要放在这个文化里面去看。

如果说这些是具体因素的话，那么广泛的人文地理因素，那就希望我们大家考察当时的文献。比如说现在上海市领导非常重视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这三者之间，实际上从物质上，从地理基础上，是融为一体的，很难具体区分。只是不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不同的政治场景下，这方面的特色就显示出来。

比如说，鲁迅为什么思想那么深刻？鲁迅为什么反映出那样一种风格，很多人联系到鲁迅的家庭，联系到鲁迅生存的环境，有人不是说吗？绍兴长期是出师爷的，师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看问题，除了他知道怎么样成文条例法规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另外中国的法令运作有很多是不成文的，善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根据自己的目标去扩大它，把利益最大化，师爷就具有这个本领。当然，鲁迅的祖上并不是直接做师爷的，而是做官的，比师爷还高一点。但是，这样长期形成的人文环境，这种风格，这种思辨，会不会对他有影响呢？

上海类似景云里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同的作家不同的阶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所以文学地图不是固定的。像鲁迅离开景云里，假设再活十年，也许从大陆新村再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其他作家做得到吗？恐怕做不到，因为根据计算，鲁迅当时的收入，折成人民币的话，一年有上百万，所以他可以维持这样的生活。三层楼的房子，两个佣人，底下是客厅，二楼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三楼他儿子住，还有一个是专门给他带孩子的。这样的排场、开销，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行吗？而且鲁迅在上海期间，曾经有三年还有其他收入，蔡元培给他挂了一个名义，其实是空的，大概300大洋，拿了几年。一般的作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选择像景云里这样的，一种中等的生活水平，但是有各种便利。

光是物还不一定，还有人。一般的，像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或者完全靠个人自己去投稿，往往做不到，需要有一定的关系。往往是同学、同乡、同道，大家都是太阳社的。同时大家看到，门户之争也很厉害，原来只注意到人家三方反对鲁迅，肯定就是反革命，反过来，凡是跟着鲁迅，肯定就不听周扬他们的。其实，有一部分是人事纠葛、经济纠纷。

你想纯粹革命的文学，要支撑下去，除非得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经费，有钱支持。不像鸳鸯蝴蝶派那些通俗小说可以靠销量，鲁迅靠他的大名，而且他的文章也好。一般回头看看，平心而论，看一些年轻作家的，是不是像现在有些评论家吹的那个程度？即使到这个程度，纯文学的东西，就是到今天，像今天纯文学的东西，要靠它来维持，的确很难，何况当时。

所以去看看那时候的出版发行，今天简直不能想象，有些杂志留下来，为什么只有一本两本？当时就没有多少。所以作家的生存发展还需要整个网络，比如说书店。当时很多书、很多杂志，最后的体制都是“代销”，没有什么邮局给你发行，更没有什么政府来支持你的。我知道我的同学在杭州开了什么店，我就把他定为杭州代销处，某某店，什么人，哪里哪里，有些因为实在没有这些，就写某某报社隔壁，因为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就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这样的销售渠道，这些东西才能够得到延续。当然，作家也要吃喝拉撒和衣食住行，所以很多配套的设施，比如说咖啡馆、茶馆、点心铺子，还有电影院，也需要在他们的附近有这些。这些人从越界筑路一路往北，进入四川路，基本上这一带，都可以满足大家生活、社交上的需求。

这样来看，就比较容易得到当时这些作家们存在的真相，也可以比较客观复原出真实情况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它做艺术、政治的评价，会比较公允。发现这些实际存在的矛盾，我想再提出“拷问”这个词，就比较客观了，而不是苛求前人。

现在有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往往是本着挑战，或者是要破除迷信，要打倒神像的目的。不要忘记这种事情，历史上已经有人做了多次。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人，当然最厉害极端的就是打倒孔家店，包括当时有些人提出废除汉字。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甚至讲过，人40岁以后就该枪毙，40以后对社会没什么贡献了。后来鲁迅讽刺他，你现在40过了，为什么不自毙呢？你自己说过40岁以后该枪毙，现在40多岁了，怎么不提这个事了呢？当然，从本质上都是极端的。因为往往大家喜欢这样，要突出自己。钱玄同，你看激进的，好多都是他提的。其实他提过以后，到了晚年自己也从来没想过，包括消灭汉字，他认为，一切罪恶都是汉字造成的，这些都是很偏颇的东西。

仔细看的话，包括鲁迅，我们现在认为比较公平的，不可避免，有的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但是如果设身处地，也是那个环境下的产物。鲁迅的《呐喊》，包括有些小说里，今天看你也可以说有些很极端。鲁迅对中医，已经不是一般的批判，那是有一定背景的。因为当时家道已经破落，家里经常当了钱买中药，结果他父亲的病并没有治好。所以这样来看，就可以理解，在一个极度保守、长期延续的很腐败的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理环境里，追求真理，要寻找出路，要批判那些黑暗，往往开始是用很极端的手段。

现在回忆一下开放初期，从解放出来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觉得也会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产生一种偏执、极端的倾向。

所以，后人不要轻易去批判他们、指责他们，更多的应该理解、同情。理解和同情的前提是什么？我想首先是我讲的广义的地理环境，广义的当时人的生产、工作、生活、生存的环境，要理解他们。

顺便讲讲我们现在有两个倾向：以前像夏衍写的《包身工》，还有当时一些左翼作家，把旧上海写成一个罪恶的场所、一个地狱。但现在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特别是一些影视作品、网络文学，还有新创作里面，把旧上海描绘成一个天堂。其实真正的旧上海，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其中就包括景云里，它是一种真的存在。当时他们既不是过着像一般劳动人民那么艰巨的生活，当然也有的，有些文学青年或者刚到上海生计无着，但要维持体面，上海话说的“洋装瘪三”,就是重要场合要穿西服，但就这一套，裤子就这一条，回来在亭子间里，也没有熨斗，只好拿一杯开水，压在裤子上，压出两条缝。到了天热，就把这衣服当掉，需要穿外衣时再去想办法拼钱借钱赎回来。为什么住亭子间呢？因为房子租金最贵的是二楼中间那一间，其余的厢房便宜一点，阁楼更便宜，亭子间最便宜。为什么？下面是灶间，顶上是晒台，夹层中间，而且方向肯定是朝北的，这种地方便宜，有些还两个人合租。

电影描述出来有很多，上海的特点是流动性很大，阶层之间不固化。等到他明天写一部畅销小说出来，或者是编了什么戏，马上可以住到洋房里去，洋房可以先租，也不要向大房东租，可以向二房东、三房东租。当时有钱人要做二房东，拿两根金条顶了一幢房子，再分租给人家，利用差价致富。这种也是上海的地理历史。

有些北方到上海的作家，跟江浙来的作家相比，往往就比较不容易融入到上海的作家同类圈里面。而景云里这批作家，你们看看来源，大多数都是江浙一带，所以有人在研究，郭沫若那时这个是不是跟他们人员结构也有关？郭沫若是四川人，社里有山东人，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这个研究，可以大胆地怀疑，但是最后还是需要求证，怎么研究？我看《拷问文学》这本书给大家提供了比较好的例子。（本文系现场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