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读后感精选

《榆下说书》是一本由黄裳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榆下说书》读后感(一)：黄裳对书的态度

凡是爱读书的人，家里总免不了屯一些书，少则上百，多则上千，更有甚者租下一个仓库，将自己所购书籍存储于此。然而看书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是也。作为“普通读者”，大约能买的也就是市面上的常见书籍，偶有所谓毛边本、作者签名本等之类收藏，没人会去收集古籍善本。然而今天的书藏得太多也不可能传下去，化工造纸使得纸的寿命大大缩短，所以也不用忧虑自己死后如何处理这些书。都是身外事，何必执着。

过去的藏书人也和现代的人没有什么大不同，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里回忆自己经常会去北京的各个地方淘旧书，黄裳更是爱书成痴，据说有次让他去杭州采访，他不务正业的跑去淘书，最后买得书太多，用一只船才运回来。黄裳是出名的藏书家，时候抄家，他的书需要两卡车才能装下。运走之后，还要编一个目录才行，可见其藏书之多和珍贵。

淘书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需要对古代的人、书、历史有足够的了解，才知道哪些人的书值得买，哪些书的版本值得收藏。黄裳最初买书，是从收集新文学的“善本”开始，后来才转到线装书上。他在《书痴》一文中勾画了过去的藏书家”痛并快乐”着的矛盾心情。明代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㸁的藏书“闲章”印文：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生动地展现了藏书人的痴性，自己痴还不算，还要子孙后代也来继承这份痴性。

黄裳自己虽然也算得上书痴一个，但终究要豁达得多。他的书被抄走之后，还被要求亲自去编写目录，如果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恐怕早就气得病卧不起了。不难过是假的，黄裳承认自己的失落和空虚，但也并未有”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后来听朋友们说起其他地方出现了自己的藏书，也只能”一笑置之“，淡然处之，因为除此以外并无他法。后所抄书籍的一小部分得以归还，然而很多书不在，有时候想做一些研究，就只能束手叹气。

黄裳的习惯，买到新书之后，总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题跋。从《榆下说书》里的一篇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些书并未束之高阁，黄裳读的时候十分用心，仔细做了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谈善本》、《谈题跋》、《谈集部》、《谈禁书》等专注藏书的经验，《陈圆圆》、《杨龙友》、《关于柳如是》更是根据藏书所做的历史研究。读了黄裳这些文章，总让人觉得惭愧，自己买来的书，何曾这样认真对待过？

还有一些书，黄裳买入之后转卖给图书馆、出版社，这些后来成了他投机倒把的罪证。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花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以此牟利有何不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慧眼识书的。

弹指一挥间，黄裳的这些文字已经有了大概四十年的历史。书中的古人、古书、古事只怕今人已经难以读懂，就连五六十年前的人和事可能也未必清楚。比方当时讳其名的“顾问”，现在可能很多人已不知所指。想真的读懂这本《榆下说书》，只怕需要不少注释。瞬间感觉我们都坐在一辆驶向未来/死亡的高铁上，窗外风景呼啸而过，物非人非。

《榆下说书》读后感(二)：爱书人的故事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看书，赏书，说书。

所以在这本《榆下说书》中，看黄裳先生说起的关于书的各种故事，以及与这些书相关的人与事，都会激起爱书之人的共鸣。

看他讲述书的故事非常有趣，自己用现款并贴上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换初印的《吴骚合编》的故事，辨别古书真伪的乐趣，与阿英、傅惜华交流书籍的快乐，书籍被“四人帮”没收的失落，失而复得之喜，乃至于与书友之间的倾心交流，阿英的旧信、傅惜华的藏书、黄永玉的词、在巴金萧珊客厅里的沙龙、与吴晗拜会梁思成林徽因、夜访钱钟书杨绛笑谈“遍求善本痴婆子”，都是属于读书人的佳话。及至涉及古代人物柳如是、杨龙友生平的讲述，读来既觉得有趣，也增长了见识，令人深觉读书不应只是读书，还应该加上自己的思考。

黄裳先生的知识广博，从版本学到集部，从题跋到晚明的版画，从古书到禁书，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探讨善本的标准一节，令人赞叹。每个人内心中都会有对于“善本”的标准，书籍未必稀有古旧才是善本，只要对自己有所助益，那就可以称为善本，或者更广阔一点的范围，凡是书，其实都有其价值，都是当时社会环境、文化以及个人思想的体现，都对其他人了解时代与个人有所助益，无论是岳飞的集子还是阮大钺的诗集都是可以窥见时代与人心的作品。书是思想的体现，不应因社会因素、个人褒贬而区别对待，这才是爱书人的大境界吧，同时，也看得出黄裳先生实在是一位对于任何事任何人充满着好奇心的人。一切的事情都值得了解，一切的书都有其价值，阅读都自有乐趣。

对于《晚明的版画》、《关于柳如是》、《陈圆圆》、《杨龙友》都可做为专业性的专题来看，内容有趣之外，可看出作者在此下的功夫，搜集资料，辨别真伪，进行论证，柳如是名妓身份下内在的政治倾向，这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主题。作者以自己对于那个时代以及钱牧斋柳如是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讽刺了大小文人雅士借古人柳如是发幽思的心思，不过是吊膀子，着实是辛辣痛快。

但是他又不仅仅是爱书之人，也是热心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人，在书的故事之外，他谈到了“四人帮”的恶行，当时代应该如何保存好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对于珍贵古版画的热心搜集，也可看出老先生的拳拳之心。

黄裳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记者，也是一位藏书家，他所收藏的书籍既丰富，也很珍贵，多是明清刻本、稀有的孤本，而在被没收的时候，竟然需要两辆卡车运送，可见数量之多，而这些刻本，现今已不常见，他所讲述的这些知识，无疑给读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而先生所经历的那些风云际会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但是今天读来，依然生动鲜活，黄裳先生在后记中说道：“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这本《榆下说书》确实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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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下说书》读后感(三)：说书人的反思

半山烟云半山松的歌乐山虽朦胧，却是著书的好处所。黄裳先生这部《榆下说书》适于灯下通读，读其中的五十篇，篇篇能透出人生的苍凉与睿智、豁达。书里的多彩篇章，用一句古语“未得之，点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透视出生命的矛盾与价值所在。不受身处时代的局限，潜心志学，灯下独生，笔端万千，世间的无奈与辛酸，在阅读与写作的过程里化为如萤火微光的希望。

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不仅仅是局限于个人认知，更多的是在时代之下的反思，以书的命运，以书中的情节来映照出更广阔的人类命运。多少孤本，善本，残本，绝本因未遇识者难逃废纸湮灭一途，于书的传播是悲哀，个人又何尝不如这本应被好好善待珍藏的书籍，苟求平安不成却被粗暴以待。

《榆下说书》以书喻人，生存且不易，精神层面的文明传承更难继。黄裳先生用文人特有的敏感双目密切注视着书籍的保护与传承，坚实着文人特有的那份情操。五十篇的文章细读下来，会让心底更生出苍凉之感。多少智慧的结晶就这样在无情的时间之轮里消逝。

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里对政府对文化传承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份赤灼之情或许会将那些庸碌素食餐位者久以麻木的灵魂唤醒，当事关个人命运时，冷漠是否能被专注秘取代，敷衍塞责的优渥在位者能否意识到危机？

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里选取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字影印资料，今时的读者还能细细领略到这些经过各种磨难保留下的文学史料，后世的人们又有谁有幸能目睹先人的影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黄裳先生《榆下说书》里挥之不去的愁绪。

长治久安，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众和乐，这些历代有识统治者所追求的社会场景，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虽是杂思杂论，或若没有那份对社会，对生命，对文学的清醒认识，又怎会有这部《榆下说书》所成。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没有那份坚韧，坚守的信念，万事难为。

《榆下说书》读后感(四)：黄裳的买书、藏书、读书旧事

《榆下说书》是散文家黄裳关于买书、藏书、读书的文章合集。他用平实而耐读的文字，把个人在读书过程中所经历的悲伤、喜悦、挫折、感慨等诸般情绪都抒发出来。读这些文章，能感觉到黄裳的诚恳和亲切，就像一位老朋友放松地坐在身边聊起往事，还时不时调侃几句。

对于古籍，黄裳是真正的行家。他喜欢去旧书市场淘有价值的古书，对于各个时代古籍的特点也是了然于胸，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即使一些无良的二手书商想尽办法仿制些伪古籍，往往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这种买书人和卖书人之间的角力，给淘买旧书的过程带来了别样的趣味。当然，在此之前，他花了大量的功夫来研究古籍出版知识，提高自己的眼力，也是在淘买旧书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这个过程中，吃亏在所难免，付过的“学费”自然也不在少数。

黄裳是发自内心地珍惜古籍的。当那些对古籍的价值一无所知的人，把大量古籍当废纸销毁的时候，他尽己所能去挽救。可惜，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终究只能对那些被销毁的古籍惋惜不已。不过，这种失去的经历落到个人头上，他却能淡然处之。黄裳自己在藏书上小有所得，可惜在特殊年代，这些书籍都被带走了。最终部分书失而复得，他也仅仅是调侃几句。

晚明版画

黄裳的渊博知识让人佩服。在讨论书本身的内容时，他总是严谨诚恳，相关知识信手拈来，也常常有独特见解。在《榆下说书》这本书中，尤其喜欢《晚明的版画》和《关于柳如是》两篇文章。

在《晚明的版画》中，黄裳仔细梳理了晚明时代版画的艺术特点，以及在技术和内容方面的变迁。黄裳称版画为“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因为这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晚明的徽派版画成果突出，自然也反映了晚明的时代特色。从徽派版画中严肃和庸俗题材并行的现象中，黄裳点出了晚明社会“一方面无比的正经，另一方面则是极端的腐朽”的本质，真是以小见大，一语中的。

许多人如同看客一样，只关注柳如是的艳情故事，并生出许多浪漫想象。黄裳在《关于柳如是》中则重点分析了柳如是的个人追求。他直白地判断，“钱柳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那是明明白白的”。黄裳通过柳如是的交友和事迹资料，展示出她有强力的反抗精神，从始至终都带有明确的政治态度，而这态度是掩藏在她“风流不检”的外表之下的。黄裳更希望大家认识到一个外表和内心结合起来的、真实的、完整的柳如是，因为，“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

黄裳跟友人的交往趣事同样吸引人，还有他许多零散的读书偶得和解析，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读书启示。

在女词人沈祖棻离世一年后，黄裳拿到了她的《涉江词》，读后才惊觉，这位女词人竟是他早年非常喜欢的词作的作者。原来，三十七年前，沈祖棻的作品就曾登载在《大公晚报》上，黄裳对其作品十分欣赏，从报上剪下来，随身携带了很久，但不知道作者是谁。时过境迁，幸运的是，黄裳终于得知了作者其人，而遗憾的是，斯人已逝，“失去了向她致敬的机缘”。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许多人喜欢的一句诗。没有深入研究过背景的读者，往往觉得这一句所描摹的状态是多么的闲情惬意。实际上，六十二岁的陆游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是带着很多无奈的。当时的陆游是从六品地方官，而皇帝给他赴任请辞的批示却是“可以多作诗文”，这等于是说他“没什么用，只能写写诗”，可想而知他内心多么失落，一腔爱国热情无处抒发，收复中原的壮志难酬。所以，他不能安眠床上听雨，他写很费时间的草书，又“戏”做被陆羽在《茶经》中列为第二难的“分茶”，其实不过是故作“雅人状”罢了。这样看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隐藏的怕是他内心无法排解的忧愁。所以黄裳会说，“放翁诗其实并不‘浅近’，倒往往是人们理解得‘浅近’了”。

看黄裳的《榆下说书》，从这些读书旧事中，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爱书人、读书人黄裳。

2019.10.10雾凇

《榆下说书》读后感(五)：韦力：回忆黄裳藏书二三事

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记者遇到了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他正要参加“纪念黄裳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眼中的黄裳”座谈会。黄裳（1919-2012）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韦力先生在会上讲述了与黄裳先生交往过程中的藏书故事。

黄裳《劫余古艳》目录手稿 李辉/摄

黄裳《劫余古艳》目录手稿 李辉/摄

黄裳老先生的记忆力特强。我每次去他家，他拿出来的书大约在20部左右，而每一次看的都不重复。去他家看书的人不止我一个，但是每次他都能准确说出我看的是哪几本书。我纳闷，他是怎么记住这些的？

老先生话不多，我就经常逗乐他，偶尔和老人家开个玩笑、唱个“反调”，才能打开他的话匣子。比如有一次，他给我拿出一部书来，说这书很稀见，是天一阁的旧藏。我故意说这不是。我们知道，古书的书根，一般都是写在书角下，横着从右往左写。但只有天一阁的书，书根是在书脊上，从上往下写，就是书脊这边冲上，书口朝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研究发现，一般晒书都是左右摊开，但南方潮湿，这样晒书晒不到书根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天一阁独一无二的写书根方式。天一阁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盖章，黄裳给我拿出来的书上面没有章，我就问他你怎么证明这是天一阁的。其实天一阁的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用的白棉纸，第二个基本都是原装。我问那个话是故意的，是为了逗乐他。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澹生堂藏书流出来之后，黄裳不断地在市场上购买。澹生堂的主人祁彪佳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在清顺治三年因复国无望跳塘自杀了，但是家里人把澹生堂的藏书藏在了夹墙里，没想到这么一存便存了两三百年，藏书就这样留下来了。澹生堂主人的后裔，大部分来到了北方。当年最后一房，只有一个老太太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后来，老太太没有生活来源，也没人照看，不知道老太太是偶然发现的，还是她本身就知道夹墙中间有她家世守的秘密，总之，她开始把墙里的书挖出来，一点点卖。她也不是天天卖，而是没有钱了就卖一点。她并没有销售渠道，都是卖给那些小摊小贩挑担子的人，挑担子的人再以收废品的价格卖给旧书商。

黄裳认为这是挖到了宝。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逐渐打听到了大约那些书出自绍兴，而后他就到了绍兴，认识其中一个小摊贩，暗暗跟着这个人找到了货源的真正地方。但是这老太太说不卖，这几天不缺钱。没办法，黄裳总不能天天在那住着。于是他想了一个法子，他就把那几个经常在老太太家收书的小摊贩聚在一起，说你们别恶性竞争，你们互相抬价最后谁都买不到。你们先排序，排好序后每人一天轮流在老太太家门口蹲守。哪天老太太卖书了，你们中的谁运气好，谁就收了，然后再卖给我。这样一来，黄裳把澹生堂大部分重要的东西都拿到手了。

这个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按照国家文物法的规定，这算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那时候国家文物局的局长是郑振铎，他跟黄裳是很好的朋友。郑振铎爱护同志，给黄裳写了封信，意思是你把这东西捐献给国家就算了，黄裳就把东西捐给了国家。

有一年拍卖会上出现了一部小词集，大约20页，标价1000元，黄裳和我说，你帮我把那个买下来。我问他出多少钱，他说没有限价，就是不管多少钱都要买下来。我到现场以后，把这书细细一翻，实在看不出这书好在哪里，就是一个同治刻本，一个薄薄的词集而已。大家开始争，一下子把那个书由1000元争到3万多元，我就慌了，万一拍下来他又不要怎么办，最后还是花了3万多买下来了。后来我拿给他，好奇地问他这书为什么这么值钱。结果他说，没什么好的。我说那为什么要花几十倍的价钱买下来呢？他说：“这就是一个情结。五十年前我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中看到这个词集，我很喜欢，但我兜里没钱，就跟店主说明天拿钱来买。结果我第二天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施蛰存买走了。当年那个词集10元钱，施蛰存加了两元钱买走了。我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东西散出来了，这回我终于‘报了仇’了。”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记着五十年前的“一箭之仇”，黄裳先生的执着、可爱可见一斑。

本文首发于《中国纪检监察》 记者宋梁缘 根据韦力先生的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