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是一本由【美】詹姆斯·W.凯瑞 著 / G.斯图尔特·亚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胶订图书，本书定价：68元，页数：2019-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精选点评：

●其实只要读亚当和潘忠党的两篇序言以及译者丁未的后记就行了。凯瑞的原文中有价值的或许只有技术与文化的那部分。对电报的考察、电子革命的神话两篇文值得好好读读。

●译者比较用心，但我对詹姆斯凯瑞故作艰涩的表达和对科学偏激的看法很不感冒

●目前读过的传播学著作中表述最明确，逻辑最清晰的，特别喜欢，很感谢读到这本书，厘清了很多疑惑。

●传播是仪式，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所谓科学、客观、未来的神话无非是巩固美国实用自由主义的信仰，本书梳理了控制论传播观的基督教起源，对美国实用功能主义、自由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袪魅，重新拾起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但凯瑞认为李普曼和杜威等人都无法解决“曼海姆悖论”的难题，走上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作者主张回到历史、经验、阐释和批判的视角，回到现实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即推崇英尼斯的研究。本书精华是以历史、经验、诠释和批判的方法通过分析电报对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占领，得出了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太过精彩！醍醐灌顶！）凯瑞是典型的文化人类学者，认为符号和表征可以诠释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并凝结共同体。他坚决地反对从政治经济的控制视角，主张从文化和仪式角度重构传播学。这无疑是对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一大反拨。

●前四篇的思考太深刻了，只读一遍不够。联系福柯的权力一起思考，更易理解。

●有很多新颖的观点，不错

●真的值得一看再看

●提要的设置很圈粉

●整困了

●翻译依旧有些晦涩。凯瑞的仪式观给了我们一种看待传播的全新视角，当下的很多传播现象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很契合。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一)：传播新视角：作为文化的传播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传播与文化，另一部分是技术与文化，总结一下就是：传播技术与文化的变迁关系。凯瑞提出对技术的分析既不能区别于文化，也不能脱离于文化。它把这种视角定义为在当前美国实证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

凯瑞认为传播研究有两大类，分别是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意识观。这个也是本书最诱人的观点。他认为传播的传递观就是美国当前研究的比较多的一类。它广泛认定的定义是：传播是一个为对距离和人进行控制而使信息在空间得以传递和发布 的过程 。传播被看作是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它为了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有时也处于宗教的目的），更远、更快地扩散、传递、散播知识、思想信息。

而传播的仪式观是凯瑞独树一帜的新的观点，它指：新闻阅读与写作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更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描述和确定在这种戏剧化的行为中，读者作为演出的旁观者加入这一权利的斗争。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改造的符号化过程。

如果说，传递观中的“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自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理空间扩散信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共同体或共同身份把人门召集到一起。我认为传播仪式观是本书最为有见解和新颖的地方。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二)：全书摘录与关键点整理

詹姆斯·凯瑞认为，想要理解社会秩序的来源与特征，就有必要从反思人类如何思考、制造符号并由此建构出共享的符号规则开始。世界首先是而且最主要是词语的世界，人类创造符号用来架构，传播思想与意图，用这样的符号来设计实践、事物与组织机构。换言之，人类利用符号以建构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文化。

无论社会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的细节如何，社会都是通过传播、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造的。

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形塑与建构。

凯瑞强调，对技术的分析不能区别于文化，也不能脱离文化。技术使人类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心智”（mind）协同的产物。技术是人类解决问题、让事物得已运行或让事物运行得更加有效的产物。因此，技术就是文化。

我们要走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或者对其威力与统治的可怕描述。传播媒介不仅仅是某种意愿与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有机体，是反映我们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缩影。 第一章：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传播是一种现实得已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改造（transformed）的符号化过程。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被理解和被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 社会科学能够把最显而易见但作为社会生活背景的事实抽离出来，把它们置于令人惊奇的前台，正如艺术家正是通过将生活中的显而易见的现象前台化、陌生化的方式来创作。 现实不是既定的，不是独立于语言的人类存在，语言也不是现实苍白的折射。现实是由传播而产生的存在、是由传播创造的——简言之，是通过对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与运用而创造的。现实是由命名系统创造的，但这并不是符号形态的唯一功能——或者说，现实是由创造这些系统的人创造的——以这种特定的命名强调了现实的存在。我们先使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我们又栖息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gelin）认为历史的秩序是“秩序的历史”——人们赋予这世界重要性、秩序和意义等种种形式，都来自人类自己的智力加工机制。 从更深层、更强烈的意义上看，思考（thinking）和思想（thought）也是公共的、社会的，因为它依靠的是一套公开可及的符号体系。思考就是建构关于环境的地图，思想则是对某个环境模型的建构，在模型上操作起来要比在真实环境中便捷，可以看出自然状态是否与模型相一致。（思考是拿世界上通用的符号体系，对现实进行的重构。）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奇迹——创造显示并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真是创造物之中的奇迹——建立在符号特有的品质至上：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of），又为现实提供表征（for）。 传播模式不仅是传播的表征，它也为传播提供了表征：无论是否管用，它都是反映人类互动（大众的或人际的）具体过程的模板（templates）。因此，研究传播应该包括考察传播模式本身的建构、理解与使用。 我们所有的经验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更准确地说是经验的表征（威廉斯把这种经验称之为传播）塑造了我们的思想与生活。 第二章：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由通俗文化的话语构想出来的世界有什么意义？通俗话语这一意识（conscienceness）形式与其他如科学的、美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神话的形式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当通俗艺术或是替代了这些形式，或是渗透到这些形式中，或是与这些形式相互并存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创造（created）、修改（modified）和改造（transformed）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于是其典型的情形是：对那些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对那些从文学批评和历史角度看传播的人来说，传播就是艺术和文学。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信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尽管有人发现这种维系以统治为特征，因而并不合理）；它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i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即使有的信仰是虚幻的。 英国社会学家汤姆·伯恩斯（Tom Burns）发现艺术的使命在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因此社会科学的使命就是理解我们从生活中发现的意义。根据这一推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得走近他的素材，这种素材指各种文化形态，如宗教、意识形态、新闻业、日常言谈，就像文学批评家面对小说、戏剧、诗歌一样，它必须理解这些作品的意义和这些作品对其所代表的生活的阐释，以及这些作品与历史上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美国的传播研究包括大众传播和人机传播研究，都致力于对态度的改变、形成、强化与行为的稳定或转变（redirected）时的心理和社会条件做出准确的陈述，另外就是探讨把社会秩序连接在一起的自然的或抽象的功能。 传播研究中，有三种策略：第一，将其看作行为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把传播看作一种形式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看作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 传播的文化学把人类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看作一种文本，我们的任务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文本本身就是依次排列的符号。 我们不得不对情境建构一种解读：阐释这些动作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技巧就是联系具体社会结构来解读“文本”，而不是把文本简约到结构中去。 社会科学工作者拥有政治理论，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却带有政治意识形态，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把意义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 理解文化的最佳方式不是追寻文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条件，或仅仅探讨其政治或经济条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特性的呈现，以符号形式对经验进行层层叠加。 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重新构想 不存在可用来理解事物的永恒不变的方法、概念或原理，只有通过对某种特定文化来说多少是独一无二、有界限的符号和知识，这个世界才能呈现出能为人们理解的一面。 表现主义认为，世界并不是被当作一种宇宙秩序，而是一个只有当人作为旁观者与世界发生联系时的中立的、偶然的事实领域。这一领域通过相关关系的探寻绘制成图，并最终为人类意图所控制。 客观主义则认为，现实什么也没有表现，它是中立的、偶然的、环环相扣的。 功利主义传统认为，人唯一能决定的是理性手段，以满足主观的非理性的欲望。在这种传统中，真理的特性就是对手段做出理性的决定。反过来，手段的合理性有赖于信息的自由与可获得性。更准确地说，正是自由保证了完善的信息的可获得性，而完善的信息又保证了手段的合理性。概言之：如果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将拥有完善的信息；如果信息是完善的，那么他可以理智地选择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如此一来，不需太多解释，就会产生社会善行。（人的自由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三)：《作为文化的传播》——另一种视角看待习以为常的概念

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和阅读量还无法对一本著作仅凭一个总体性的评价，但是在读者本书的过程中，我确实深受震撼，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浅薄。无论如何这本书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其缜密的逻辑论述都对打破了我对一些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之前的认识，同时作者还对文化研究的进行一个源头式的梳理和论述，包括文化研究之前传播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出现的困境以及在研究实践中形成的几种相对固定的三种研究范式等等。

凯瑞认为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尽可能的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现象并且从历史的、实践的、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各种价值和观念，并且对不同学科的理论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种研究的方式和目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传播学研究局限于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的困境，为传播学研究打开新的视角，而且从社会意义上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过于抽象化和功利性的去看待社会现象。文化研究是一种试图使我们以一种更包容的方式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看待差异和不同，去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真实，而不是以一种“观察者”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判断，当然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也不排斥这种方式，这也是文化研究这种非制度化的边界分明的研究所具有的特征。它不认为一种视角能够穷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反，文化研究非常不认同这种观点甚至将其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文化研究认为任何一种企图对世界和社会进行一种视角的解读都是一种“说服性”的传播，一旦这种传播得到普遍的认同，这种视角就会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最终造成对其他文化或者视角的压迫。

对于上边的论述，凯瑞用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进行表述。“传递观”是一种基于说服、压制性、追求同一性的传播模式，与英尼斯的“空间偏向”理论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种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声音对另一种声音的说服，这种目的在于建立同一的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专制式的传播观念，也是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传播的理解。但是凯瑞认为这种对传播的观念忽视了传播的另一种目的和动机，即“交流”，交流是一种基于平等的、相互的理解的沟通，并不是以说服为目的的文化传播，反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交流的获得文化方面的互动和参与，强调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就像书中所说的“传播的仪式观并不在赛于信息的获取，而在于某种戏剧性的行为，在这种戏剧性的行为中，读者作为演出的旁观者加入了这一权力纷争的世界。”传播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与“传递观”所强调的那种作用的不同之处在于，传播的这中功能使人们共享了相同的信仰，促进了社会在时间的纵深维度的维系。这种对传播的功能的认识的分野使得传播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方式。

当然凯瑞的文化研究在学习和借鉴欧洲文化研究学者的相关理论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研究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传播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最终又归结为一种因果解释与功能解释的困境。文化研究也并不似简单地站在与实证研究相对立的位置上进行简单的政治或社会现象批判，尽管许多人存在这样的一种误解，相反文化研究的开放、谦卑的态度、抽离的处境使得其更倾向于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可开关，不能简单地如终于抽象的理论，也不沉迷于可操作性的实验，反而是广泛的吸收各种人类社会中的不同文化和知识结晶，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的经验去发现去理解世界。于是凯瑞的文化研究试图在借鉴以往传播学研究的同时能够立足美国本土的现象，同时又避免美国传播学研究传统的限制。凯瑞也确实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努力，不仅学了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而且学习欧洲的文化研究学者的理论，同时又立足于美国的历史和经验。我们也确实能够从凯瑞的观点中得出一些新的思路。

关于科学的“神话”

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对我们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的革新以及启蒙主义对全社会的影响，我们在摆脱了封建愚昧和宗教统治的同时进入了追求科学和真理的时代，各种现代科学蓬勃发展。这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像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人们企图通过学科的细分以及深入的研究能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规律做出解释和认识并以此来指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并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启蒙主义时代的学者所说的能够代表人们普遍追求的真理的发展时代。

我们确实不能否认科学和技术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媒介、生产力的进步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斗争了很长时间的贫困和饥饿等问题，使我们创造了众多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资源的浪费以及人类社会的管理和压迫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科学支持者会说这只不过是因为技术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我们还需要通过更新技术去解决这样问题。但是这种现象到底只是技术发展在某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技术本身的属性——技术在为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如果只是阶段性的特征，那么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技术的更新去进行解决，但是如果这是技术本身的属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用技术发展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会置换人类社会的其他一些方面的东西，这样我们永远处在一种解决问题的状态，而且很多在这种技术真正使用或者普及之前，我们远远不知道我们将会用我们所拥有的什么去进行置换，就像传播技术在促进信息沟通的时候也带来了信息冗余。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到来的问题而止步不前，人类社会还是会向前发展，毕竟眼前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眼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 时候，谈论未来是不真实的。诉诸科技也没有错，如果能够实现问题的解决的话。但是问题在于技术崇拜者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仿佛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一切都能够通过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这无疑是带领人们进入一种新的崇拜之中，颇有一种将人们从封建社会的宗教崇拜中解脱出来，但是又使人们走向一种新的技术崇拜中，科学和技术本身成为了新的“神话”。这种声音遮蔽了其他的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人类心理以及情绪的问题也能够被测量、能够通过某些因素的调整得到解决，精神病人因为不符合理性社会的建构而被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等等。技术和科技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现阶段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看似客观的实验操作建立一种新的而且是更加普世的信仰方式。这不仅违背了启蒙主义的初衷而且有可能将人类引向另一种专制统治之中，就比如在新闻传播领域，人们对图像技术的崇拜使得我们通过逼真的图像符号去认识世界，却在某些方面忽视了对现实的真实的探寻。

走出技术崇拜不仅需要我们能够更加批判的看待技术和科学发展的优势和局限，同样也需要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从技术的单一角度去进行认识和解决，通向美好社会的道路不一定写在技术的发展的齿轮上，对于那些在崇拜技术过程中忽视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去积极的关注，让多种力量能够在人们社会的前进种发挥作用。

关于传播的困境

虽然学界对于传播的认识早就已经不再局限于说服这种单一的功能而保持一种开放和多元的态度，但是社会实践中的传播还是没能逃出这种单一的视角，特别是现在的舆论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甚至远远背离了“沟通”和“交流”的初衷。

我们当下的公共空间中确实存在着更加多元的声音，但是这种多元的声音发出的动机和最后的发展轨迹并不是沿着一种平等的“交流”所展开的，而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达到说服对方并且甚至是盲目的将对方作为对立面来进行对待。许多声音的发出是为了寻找认同和进行说服最终达到同一的目的，不同群体在寻找内部认同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偏激，圈层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这种沟通不过是在强化已有的声音，于是出现了桑斯坦所说的“群体极化”现象。最终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的，“沟通”以失败告终，即使最终出现了一种相对和谐的画面也即有可能是一方通过在声势以及数量方面的优势压倒了另一些群体的声音，是一种专制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协商的果实。这样的公共空间同样也背离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期待。

这种无效的沟通制造了表面上的多元实际上却暗含了甚至加重了社会的撕裂和矛盾，更可怕的是潜伏在不同意见背后的群体长时间处在同一种声音之后逐渐丧失了正常沟通的能力，使得平等的沟更加难以达成，我们所期待的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也难以实现。很多时候可怕的并不是现在的处境比较差，而是我们失去了朝着良性发展的趋势，这种难以逆转的趋势是真正难以改变的。

永远困在现在的未来——未来的意义在于其永远不会到来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人类是一种永远都会对未来产生期待的生物，毕竟我们需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构建我们的认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人类的共性以及人类对真善美这种普遍的追求变成了许多话语形式利用的对象。历史上的各种话语都通过构想一种美好的未来而建立人们对它的认同和信仰，并且由此而维持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未来”的神话便成为最现实的力量，我们在对未来的期待中前进，未来本身也具有了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对未来的设想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基于对未来共同的期许和希望而保持一种认同，而不是基于历史的和文化的认同。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在帮助我们构建一种值得期待的未来并且激发人们向前的动力。对未来的设想本身成为了一种对当下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方式，促成团结和人造士气的源泉。同时未来永远不会来临，未来的期限永远在向后推移。“未来，是一个不断后退的地平线；它从来都不曾实现，而人们永远抓不住它”未来的这种特征使得各种话语对未来的构建永远也无法进行验证。对于现在的不足可以通过一种新的设想来遮蔽，因为未来永远是值得期待的，而当下永远是不完美的。大家是能够接受现在的不美好的，而且当下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未来”还没有到来。只要实践还有延续的可能，我们就可以永远处于这样一种稳定的结构中。

而未来最具有意义的就是这个作用，“不完美的现在——完美的未来”这种憧憬促使我们维持认同、忽视或者不计较当下实实在在的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这种期待甚至会让现在的牺牲和不公平变得合理，为了“未来”而赴汤蹈火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未来“的这种话语同样激励我们满怀期待的向前努力，所以“未来”永远都存在于真真实实的现在中发挥其作用。

但是，这种“美好的未来”的到来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还是因为在同一种幻想和憧憬的遮蔽下，使人们达到相对的可解和协调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促成的。所以，未来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还是人类在这种指引之下构建的，无从得知。当然，历史是不会给我们机会验证的，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并不会对当下的历史发展造成任何的影响，但是这至少会让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更加清醒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