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全集（全三册）》读后感精选

《陈献章全集（全三册）》是一本由[明]陈献章 撰，黎业明 整理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8，页数：2019-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献章全集（全三册）》读后感(一)：【转】陈畅：陈白沙及其引发的心学公案——评《陈献章全集》

陈白沙（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是与王阳明并称明代心学两大代表人物的思想家。学术界习惯把陈白沙定位为明代心学的开端，陆九渊和王阳明之间承前启后式的心学宗师。这种定位大体成立，但其中某些含混之处有待澄清。例如，心学最不同于宋明理学其他思潮之处在于，它是多元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内部尚存诸多差异。“开端”、“承前启后”之类的文字往往会抹煞其中的思想差异，故而上述习惯看法中需澄清处包括：白沙与阳明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分别属于什么类型的心学？事实上，明代心学内部已有定论，江右王门王塘南用心性之学的“行话”总结说：“阳明之学，悟性以御气者也。白沙之学，养气以契性者也。”大白话就是，白沙是主静的心学，阳明是主动的心学。

黄宗羲曾提出疑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明中期以前，朱子学一统天下，阳明与白沙同属尚处弱势的心学阵营，于理而言，难以理解“从不说起”；阳明与白沙得意门生湛甘泉系知己挚友，于情而言，阳明“从不说起”更启人疑窦。从现存阳明文献看，阳明也非完全“不说起”白沙。深圳大学哲学系黎业明教授通过细致的文献疏理，令人信服地指出，阳明不愿多提白沙是在正德十五年以后——此前，阳明与湛甘泉关系友好，多次提及白沙并有所认同；此后，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宗旨上产生分歧而激烈辩论，不愿称颂或批评白沙。这种“欲说还休”的状况，直至阳明第一代弟子摆脱上一辈学者之间人情世故的羁绊，才得以回到学术思想本身而直面其差异。 阳明去世后，其弟子在如何评价白沙与阳明的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阳明晚年得意弟子王畿说：“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于先师所悟入处，尚隔毫厘。”王畿认为阳明学术与白沙学术有本质的差异，且据此批评白沙学术。江右王门主力聂豹则认为：“周程以后，白沙得其精，阳明得其大。”“精”是专深精密，“大”是广博宏大。聂豹实际上认为白沙学术比阳明学术更高一筹。这种针锋相对的分歧，与阳明去世之后良知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之冲突有关。换言之，王畿与聂豹对白沙的不同评价，涉及心学思想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这两种不同方向事实上也构成了中晚明时代心学发展的内在张力。 根据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天理不是心体的认知对象，而是心体之天理；心体自作主宰，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透过心体良知的判定而显现其意义。换言之，在阳明心学体系中，万物之秩序建立在心物感应机制中“我的良知灵明”基础之上，由“我的良知灵明”肩负所有的责任担当。这是阳明心学勇于担当、富有道德激情，以积极进取的狂者胸次为特质的理论根源。如阳明后学、泰州学派集大成者罗汝芳以急公好义著称，为救人甚至不惜代人行贿或出钱悬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学派学者的特点是多能以赤手搏龙蛇——勇于挣脱名教的束缚，桀骜不羁，善于谋事。近代康有为说“言心学者必能任事”，就是基于这一特点。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因为良知生发于个体心层面，无所拘束的个体心当下呈现的未必是良知，可能是情欲恣肆，也可能是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幻价值。这就无法避免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 不同于阳明将万物秩序建立在良知灵明的基础上，白沙把调节伦理秩序的权力交回给自然。“人心本来体面皆一般，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白沙主张自然秩序是最完善的秩序，万物在其中以“自在”的方式保持生机自由生长，没有外在力量的干扰。白沙的“养之以静”，吸收了道家让开一步的“不生之生”智慧，在自然面前放下一切理智造作，令万物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自己。虚静非不作为，而是以自然的原则维护世界的一体多样性；以自然、自发的秩序调节人类社会系统的运作，避免低层次低效率的损耗。江右王门聂豹将白沙学术的地位提在阳明之上，就是力图以白沙思路纠正阳明良知学流弊的举措。 中晚明时代，阳明良知学风行天下，缘于其倡导学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为善去恶的社会实践中，而白沙的主静之学并不能满足阳明学派信徒积极改造社会的要求。对于阳明学派信徒来说，解决良知学“情识而肆、玄虚而荡”流弊的途径，仍在于依赖锤炼充沛而敏锐的良知力量，而非通过“主静”消解道德热情。因为理想社会有赖人们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动争取，真理及其效应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的结果。基于此，王畿明确批评白沙只是孔门别派，其主静之学只是解决世人精神泼撒、向外驰求问题的权法而已。 这一延续近百年的争论，直到晚明才得到解决。心学大师刘宗周所著《皇明道统录》对“世推为大儒”的陈白沙颇多贬辞，甚至斥为“禅学”。有趣的是，刘宗周在晚年反复研讨白沙之学，感叹白沙之学绝非他在《皇明道统录》中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静中养出端倪，今日乃见白沙面。”由贬转褒的评价变化，背景是刘宗周基于对晚明学术与政治的沉痛反省，积极钻研对治阳明学流弊以救世的全新学术。刘宗周晚年的思想洞见，经由其弟子黄宗羲阐发，以明代思想与政治之全面批判总结的方式展现。这是明代白沙主静的心学与阳明主动的心学之对峙的合理总结，更是明代心学发展与现实政治互动的一个投影。 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欲了解心学，阅读白沙著作是最好的方式之一。黎业明编校的《陈献章全集》是目前收集最完备、考订最精详的陈白沙文献集。

《陈献章全集（全三册）》读后感(二)：明代开宗大儒是如何炼成的？

《陈献章全集》

【明】陈献章撰黎业明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

定价：298.00元

●陈椰

编者按

广东大儒陈献章诗文有《白沙先生诗文》和《白沙子全集》多个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献章全集》取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畴编刻《白沙子全集》（香港：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1967年影印本）为底本，增补了文30余篇，诗360余首，共计390余篇（首），并在编次上模糊不清的地方加以厘定并说明。陈献章又不事著述，他的思想只能在其诗文中慢慢咀嚼体会，充盈的材料和清晰的厘定，也许会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

归隐乡间开创“心学法门”

明朝景泰年间，经历了两次会试落第、在江西大儒吴与弼门下求学不契的青年陈献章（1428-1500），回到了家乡广东新会县白沙村。

回乡以后，他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还是“卒未得焉”。他自己解释说：

“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复赵提学佥宪》）

心和道理总是隔了一层，书本上的道理太高远，与自己的体验感受无法真正相契。就像电影台词所说的：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如果勉强照着做的话，不仅觉得道德实践的无力感，而且在精神上也会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又会拉开与圣贤的距离感，使人干脆想放弃求圣之路，把书本仅仅当做一种人云亦云的口耳记诵之学，或者谋求虚名的功利工具。

总之，心理不一，不仅是青年陈献章的困境，也是当时读朱子理学（官方法定的正统学问）的读书人的普遍障碍。幸运的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用功，他终于找到最为得力的破障方式——静坐！

他在乡下筑一台，名春阳，“日端坐其中，以涵养本源，人罕见其面”。静坐中体验到什么呢？据他自述：

“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原委也。于是焕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复赵提学佥宪》）

在静坐中他隐隐约约发觉一种生机勃发的力量，找到了自我生命的主宰，作为道德的主体的本心彰显出来了，就像驾驭野马有了缰绳在手，日常中的一切都能应付自如！他自信地宣布：成圣作贤的工夫原来就在这里！之后但凡有学者来学，“辄教之以静坐”，从里面涵养出人性中的善端，这才是生命的真宰，他说：

“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若未有入处，但依此下工，不至相误，未可便靠书策也。”（《与贺克恭黄门二》）

静坐就是让人卸去重担，从书本知识中解放出来，“求诸吾心”，使自己成为学问的主人，而不是为学问所缚。这无疑是对当时利禄化、知识化的学风的当头棒喝！为心灵窒塞的读书人提出了一个有效的修正之法。

于是他疾呼声张，静求诸心就是成圣的“心学法门”：

“为学当求之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狥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这一坐，一代宗师横空出世了！陈献章被尊称为“白沙先生”、“白沙子”，以陈白沙之号闻名于世，不断有慕名者拜入门下，于是开创了一个南方中国新的思想流派——江门学派，也拉开了明代儒学的前幕——心学的时代呼之欲出。

白沙说：

“夫学贵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张诩《白沙先生行状》）

“学贵乎自得”，正是他贡献于时代的新学风。为什么要标揭“自得之学”呢？因为在白沙看来，“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不禁感慨：“此学寥寥，世间无人整顿得起。士习日见颓靡，殊可忧也。”

超悟高远的人格气象，四无依傍的独立精神，化繁为简的为学风格，让白沙名声鹊起，吸引了四方学子接踵而至，为当时的学界注入一股清流，“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他在世时被捧为“活孟子”，据说驾到省城时引来万人空巷的大围观，百姓争相一睹圣贤的风采。

绝意著述以诗弘教

不可否认，由于“绝意著述”，白沙留下的系统论学的文字不多，他的志愿是“他年若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但他诗兴极高，诗笔高妙，留下的诗多达2000首，占了传世文字一半以上，以五言、七言诗成就最高。明代中期的文坛领袖李东阳曾言其“有风致”，如这首广受历代选家青睐的《桃花》：

“云锁千峰午未开。桃花流水更天台。刘郎莫记归时路，只许刘郎一度来。”

这里巧妙地使用了东汉时刘晨、阮肇的典故。表面上是在说，像刘、阮这样误入深山，为仙女所留的仙履奇缘，在人间只能实现一次。实际想表达的却是：人世间的富贵荣华、桃花流水，也莫不可作如是观。愚者自迷，只有通达的人才能勘破这“一度”的虚妄和美妙。嘉靖年间的大学者杨慎就说：“白沙之诗，五言冲淡，有陶靖节遗意。”他欣赏的是白沙的五言诗，如《社西村》：“结茅依里社，村以社西名。客至惟谈稼，年衰不入城。邻鸡上树宿，水鹤傍人鸣。向晚寻牛去，前冈笛又轰。”纯以白描写农家生活，又得自然之趣，确是陶渊明的风格。白沙还擅长用诗来教导学生，如《赠陈秉常》：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哉？人生寄一世，落叶风中旋。胡为不自返，浊水迷清渊。”

也许少了些许“诗味”，但以大白话来表达“学贵知疑”的主张，以此点醒学生要返求内心。后来他的传人湛若水就将此诗编入《白沙字古诗教解》，点评此诗“叹人生如寄，若落叶之随风，不可不及时进修也”，可见其师“真得尧舜以来心学之传”。以诗为教，正是白沙心学的一个特色。

在功业上，白沙虽有翰林院检讨的头衔，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就任，但长年居乡期间经常积极配合官绅，做了大量乡里建设工作，对于仕途上不得志的士人来说，辟了一条“觉民行道”、回报朝廷的新途。

他协助县令丁积倡行乡约，改造风俗，不断写文章表彰孝子节妇，颂扬德政善举，聚集同仁讲学传道，推行儒家正统教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要数在宋元最后的决战地——崖山倡建大忠祠和慈元庙，祭祀南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文武忠烈，以及宋少帝及杨太后。建成之后，他多次登游崖山，抒写凭吊的诗文碑记，咏叹忠节正气，使得“崖山”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符号。他这种对世教纲常的特殊关切，是对世人指责他“涉禅”的有力回应，尽显儒家本色。

静坐，是进入圣贤门户的新方法；自得，是矫正陋俗的新学风；家族乡里，是践履儒学的新道场。明清之际的学问大家黄宗羲就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对理学向来不满的近代大家章太炎也承认白沙是一座分水岭：“明代学者和宋代釐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

“茅龙”书法洗心游艺

不得不提的是，他还发明了一种书法新技艺——茅龙书法。由于僻居岭南，山野之间不容易买到毛笔，他干脆把茅草束成笔，雅称“茅龙”，“晚年专用，自成一家”，字体苍劲枯峭，一洗明代“台阁体”工稳甜熟的书风，“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有贫寒人家求了几十幅字，拿去卖钱，一幅可以换“白金数星”。朝廷的使者曾带他的字去越南，“每一幅易绢数匹”，一个个都后悔没有多带几幅。字固然能补贴家用，但对于白沙本人来说，书艺更是一种修心的法门：“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予所以游于艺也。”

圣贤也是人，要考虑生计问题。陈白沙平时主要靠自家的田产、官府的馈赠和弟子的束脩维持生计，但在手头紧的时候，他也会鬻文卖字，托友人筹划卖个好价钱：

“昔者罗先生劝仆卖文以自活，当时甚卑其说，据今事势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纾目前之急，而此贷此时则未有可售者，不知如何可耳。老兄幸为我一筹之。”（《与李德孚》）

卖文也有风险，有时不慎听信人言，难免有败笔。比如受潮州知府周鹏之托，写了《潮州三利溪记》，对周氏疏浚溪渠的德政歌颂一番，后来征询过当地人，都说“三利之利无实”，他颇后悔，写了一首代跋诗自嘲一番，也借以警示：“欲写平生不可心，孤灯挑尽几沉吟。文章信史知谁是，且博人间润笔金。”读之令人忍俊之余，也会佩服他勇于认错。

白沙一生喜栖居山野，把行游当是修行，“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有道家的生命情调，但因照顾到母亲年迈，更多时候他只在家乡周边活动。岭南第一名山的罗浮山近在咫尺，他却终生无缘登临，只好写了很多梦游罗浮的诗来抒发神往之情，在家里“卧游”一番。追随最久的学生林缉熙去了罗浮山，为了慰藉或招徕老师，特意写诗寄赠，白沙回复说：“仆未识罗浮山作何面目，诵缉熙《明月》、《冲虚》之章，觉清风满纸，飒飒逼人，莫道不是老天将留下此好生活与吾人也。”（《与林郡博》第十）这种对美好自然生活的热忱与向往，的确时时流淌在白沙诗文中。

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年迈的陈白沙自觉快走到人生的尽头。有一天大清早他穿戴上朝衣朝冠，让子弟扶掖着，面向北方焚香行五拜三叩首礼，表示向朝堂之上的君王辞别，还写了一首绝笔诗，向这个世界郑重告别：“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碧玉楼。”几天之后，在家中安静离世，享年73岁。

84年后的万历十二年，朝廷下诏，白沙入祀孔庙，被誉为“圣代真儒”、“岭南一人”，成为广东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入祀孔庙的儒者。

500年过去了，今人追怀汲取前贤智慧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读其遗作。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标点本的陈白沙文集，就是由白沙研究专家、深圳大学国学院的黎业明教授所编校的《陈献章全集》，这是目前收录最齐备、考订最精详的版本，比通行的中华书局本（孙通海先生点校）多出近400篇白沙诗文（约5万字），而且订正了之前各版本中的讹误，还附录了序跋、传记资料以及清代人阮榕龄写的《白沙年谱》、《白沙丛考》、《白沙弟子考》，可谓后出转精，别出心裁。相信读者从中读到的，不仅是白沙鲜活的诗文，更有开启自然真乐的“心学法门”。

《陈献章全集（全三册）》读后感(三)：陈永正：陈献章的茅龙书法 对广东书坛影响甚巨

新快报 2019-05-26 07:25:16

■陈献章 行书自书诗卷 省博供图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整理

简介

陈永正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原主席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门类。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广东地区的书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自秦汉以至元代,广东书迹传世较少。直至明代,广东书法才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可跟中原、江左颉颃的书家书作。清代广东书坛,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逮及近代,随着碑学的勃兴,广东书法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国书坛上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位置。现当代的广东书法艺术,也与全国同步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创新,形成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新局面。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陈永正对广东书法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收藏周刊记者经其同意,呈现如下:

岭南最早的墨迹 在秦汉时期

早在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已接受中原的文化。在广州出土的秦墓的器物上,已有与中原一致的文字。如区庄螺岗秦墓出土的铜戈,上有十二字篆体铭文,西村石头岗秦墓出土的漆盒,上有小篆“蕃禺”二字烙印,可算是岭南可考的最古的文字材料。

岭南地区有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及遗址出土,其中不少器物带有文字。西汉初南越王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上有“万岁”字样,书体古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器物中,有着各种不同字体、不同风格的文字。如铜句鑃上阴刻铭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小篆,字体方形,而用笔则方圆兼备,形体与笔势均生动变化。铜鼎上的刻文,有“蕃禺”“少内”“蕃少内一斗二升少半”等篆书,笔画方折有力。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钵上有“实祭肉”三字墨书,另有“金滕一囗”竹签墨书,字体在篆隶之间,是典型的秦汉之际的风格,可说是岭南最早的墨迹。此外,在广州龙生岗东汉墓中出土的陶罐,上有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二行十一字,为典型的汉隶,结体方扁,波磔修长,颇有飘逸之致。

印文和砖文,是岭南地区现存最多的汉代文字。南越王墓出土十多枚有文字的印玺,皆阴刻篆书,字体方整,笔画遒劲,刀法纯熟,尤其是其中被称为宝中之宝的“文帝行玺”,字体挺拔雄健,气度非凡。“赵昧”“帝印”“赵蓝”“泰子、“右夫人玺”诸印,亦堪称佳制。其他汉墓中出土的“辛偃”“臣偃”“李嘉”“赵安”等私印,风格各异,在篆刻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陶文戳印,也可视为篆刻艺术的一种,南越王墓“长社居室”“长乐宫器”陶文,李嘉墓“常御”“居室”印文,淘金坑墓“常御”“第六”印文等,或古朴,或精美,各具特色。东汉砖文亦甚丰富。广州麻鹰岗汉墓出土的墓砖,上面刻有“建初元年七月十四日甲寅治砖”十三字,隶体,略带行意,番禺钟村汉墓出土了多件有字的墓砖,其中“番禺都亭长陈□”“少布”砖等为草隶,粗放率意,宛如龙蛇飞动,在同时期的汉砖中亦不多见。此外还有不少墓砖的砖文是用印胚印就的,如“永元九年”等砖,字体在篆隶之间,与中原常见的墓砖文字风格略同。

宋人白玉蟾书法造谐颇高

魏晋六朝是中国书法兴盛时期,在岭南地区,至今留存的只有一些砖文。如沙河顶西晋墓“太熙元年”砖文,西村岗晋墓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等多种砖文,稍可填补这段时期的空白。

隋代书法,留存的有三种碑刻。一是出土于番禺潭村的《刘猛进碑》,风格道茂古朴;一是出土于广州越秀山的《徐智竦碑》,书法亦秀美可喜;一为出土于钦州的《宁碑》,为广东著名碑刻,被称为粤碑之冠,字正楷,体格修长,端庄深厚。

唐代书家见诸载籍的只有张九龄一人,所书《徐稚墓碣》原石已佚,拓本亦罕见流传。唐、五代的碑刻和摩崖石刻,在岭南地区遗存尚多,如在罗定的《龙龛道场铭》、广州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等都是著名的石刻。

宋人白玉蟾,是岭南有墨迹存世的第一位书家,其书法造诣颇高,行书《仙庐峰六咏》、行草《足轩铭》、草书《天朗气清诗》皆清逸潇洒允称佳作。此外,粤人许彦先、黄朴、苏良等,在一些名胜中留下题名诗刻,至今为世所重。

总的说来,自汉至元,岭南地区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不多,也没有突出的书家,比起同时中原、江左来,自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明代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岭南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书坛也逐渐兴盛起来。

直至明代广东书法才有较大发展

直至明代,广东地区才出现杰出的书家书作,广东书法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而传世。明代广东书法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白沙先生陈献章。陈氏把书法作为一种个人修养的手段,并以之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他追求书境上的造诣自然,笔随人意,正心陶情,以达超妙之境。他创制了茅龙笔,以疏野苍劲的书风,一扫时流软弱造作的习气。陈氏传出之作颇多,如行草书《种蓖麻诗》,“沉雄苍劲,朴茂绝伦”。新会《慈元庙碑》,更是挥洒自如,已到炉火纯青的高境。陈献章的茅龙书法对广东书坛影响甚巨,五百年间,仿效者不绝。门人湛若水得其心法,以茅龙作险劲放逸之书。如草书《咏芙蓉诗》轴,笔力雄健,极有气势。门人赵善鸣、邓翘等亦以书名世。

明中叶学者霍韬、王渐逵皆善书。霍氏挺拔,王氏真率,自具面目。此外,如黄芳之端严,钟晓之温润,黄著之古拙,黄常之老到,赵善和之厚朴,岑万之自然,皆是一时作手。明代中后期最杰出的书家当数诗人黎民表和欧大任。黎民表少时学文征明,得其家法,草书《题张野仙天台山图歌卷》,笔力圆劲,法度谨严,草书扇面秀润流丽,俱见功力;欧大任书,取法颜、苏,厚重宽博而又有灵动之气。

明末清初,国家多事,而广东书坛却出现了一片奇特的繁荣景象,杰出书家人数之多,风格之异,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书家大多数都是文人学者,身经变乱,出处行藏虽各不同,然对书法皆始终执着追求,把艺术作为个人的精神寄托,各具特色的书法风貌,体现了书家们的审美理想。

天启、崇祯年间,广东书坛的代表人物有梁元柱、何吾驺、伍瑞隆、王应华等。梁元柱善草书,时杂章草及汉碑笔意,格调高古,行书亦坚挺峻利,疏落潇洒;何吾驺书法传世较多,皆有强烈的艺术个性,草书“风流管弦”诗立轴,笔势飞动,精光射人,草书扇面则小中见大,尺幅千里。何氏的整体书风,可以“古朴奇峭”四字概括,其独创精神,对稍后的书家邝露梁佩兰等更有良好的影响;伍瑞隆书法二王,丰腴遒丽,法度精严,草书尤为精熟,圆劲飘逸;王应华源出米芾,而益以雄肆险劲,风格独特,行草立轴奇横无匹,且可与张瑞图、王铎相视而笑;何吾驺与王应华别具创意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邝露是一位诗人,气质浪漫,最能表现其个性的当为草书。其草法奔放,酣畅自然,略近祝枝山,而上追黄庭坚,既任情恣肆而又矩度精严,能放能收,深得书法之要。邝露书法能有很高的成就,亦源于他多方面的文艺修养,他工诗能琴,擅古文,精鉴赏,书法则真、行、篆、隶、八分各体皆能,可说是个通才,他传世的书作中,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同时的诗人陈子壮、黎遂球虽亦不以书法名世,但他们书法中那种温雅之气,自非碌碌之书手所能及。邝露、陈子壮、黎遂球俱为抗清殉难的烈士,故其人其书皆为后世所重。

彭睿可称得上是明清之际书坛上的大家

清兵入粤,岭南地区扰攘多年,在乱世中,文人惟以诗、书、画等艺事寄其孤愤的情怀。顺治及康熙初年活跃在广东书坛的主要是明代的遗民,如张穆、陈子升、高俨、薛始亨、屈大均、陈恭尹、彭睿等皆是其中的佼佼者。张穆是画家,擅画马,其书亦有画意,好为斜欹之势,结构奇险。陈子升素有才子之誉,工诗善琴,书画篆刻皆能,其书亦清秀优雅。高俨博学多闻,时称诗书画三绝,书法功力深厚,瘦硬通神。薛始亨精剑术,笔力尤为刚劲挺拨。在众多遗民书家中,以屈大均、陈恭尹、彭睿三人最为特出。

屈大均是著名的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家”。其行草植根于苏轼,上追王羲之、钟繇、张旭。屈氏于书无意求工,而纯任自然,陈恭尹与屈氏不同,他是有意要成为书家的,专力于隶书,取法《夏承碑》,借隶之形,用篆、行、草之笔法,天骨开张,自有一种厚拙高古的气概。

彭睿可称得上是明清之际书坛上的大家。他能书善画,以书法入画,又以画法入书,人称“竹本派”。其书法洒脱劲健,以筋节骨力见胜,体势变化多端,狂放恣肆而不失矩度。至今传世的作品二十余种,每一种都是精品。

明亡之后,不少读书人逃遁于空门,他们多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出家后又精研佛学,故在书法艺术上往往表现出独特的禅味。天然大师函,尝主持番禺海云寺,天然及门下弟子皆善书,后世称为“海云书派”。天然书法格调甚高,出自“天然”,无造作意。弟子今无书宗李邕,用笔峻利,以险求夷,别开生面。特别要提到称为今释的澹归和尚,原名金堡,浙江人,是著名的志士、诗人。今释在广东生活了数十年,故流传在粤的作品较多。其书亦宗李邕,然更跌宕多姿,有侠气奇情而又蕴含禅意,除海云一派外,方外书家还有深度、光鹫、道等。光鹫好用竹笔,疏放强健。

清康熙初年,除了上述的遗民、方外书家外,还有一批前明留下来的读书人,他们有些出仕清朝,有些在乡间终老。诗人梁佩兰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书法亦别具风格,字体丰润扁横,大雅浑朴,甚有书卷味;薛起蛟善草书,气雄力健;程可则笔清意远,草书尤流美可喜;王隼善小楷,点画简古,质朴厚重;廖燕草书有高逸之致,字近于晋人。郑际泰、薛伯蒲等,亦有可观之处。

总的来说,清初顺治及康熙前期,广东书家仍有明人遗风,学魏晋,学唐宋,很少临摹赵、董之书,取法较高,故无时流习气。这段时期的广东书法,可视为时代书风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