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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二十一章》的读后感大全

《浮生二十一章》的读后感大全

《浮生二十一章》是一本由任晓雯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17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浮生二十一章》精选点评:

●好喜欢字里行间的吴语对白,读起来太畅快了!故事的话最喜欢《何秀花》和《马朝阳》的,都很值得好好再写,每篇都太短小咯!(重读觉得还是很好)

●8.3分是认真的吗?还是我自己的审美有问题? 就是放在高端餐桌上的故事会,文笔技法甚至还逊色一些。总觉得下一篇应该会好点吧,看了5篇,作罢。

●人生苦短。

●2019—49 好看,就是短了点,里面好几个人物都能变成长篇,这样就更好了!看了这几十个人,更加明白,每一个个体在ta的一生中能够选择怎样的生活,有怎样的命运,决定于ta所处的年代。

●任晓雯当然是好的作家,用字非常准确简洁,叙述得也很得体到位。但是对她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吧,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题材的现实与真实是非常难跨越的金线。

●身世浮沉雨打萍。写了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失意。诚然(平凡而)幸福是少数幸运者才能拥有的,但人生百味,(大概是个人喜好带来的偏见吧)书里少了一些让人心头一暖的滋味吧。

●很一般吧,感觉写的是一个故事大纲,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

●浮生们拥有类似的名字,还好他们拥有名字。

●在旅途来回的飞机上读的。作者笔力自然是不错的,短短两千字完成人物的素描甚至一生。但读完让人好无力。大人物都是历史的坐标,浮生都是求而不得。那些喜欢藏书却被母亲付之一炬的人,那些全家拼命送出国却胖乎乎学无所成归国的人,那些想要努力念书却被历史的车轮扔去小山沟的人,那些千挑万选择佳婿却没有经受住时代风浪的人。。。太多求而不得,并且也不能从心里说服自己随遇而安的人,太让人感到无力了。

●2019.07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一):《浮生二十一章》中作者人物描写中的写作特色

文学中对小人物的书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就像是木匠精心雕琢一件工艺品,多一分会把小人物写“假”,少一分又会把小人物写“平”。很多大作家喜欢写小人物,像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他们把小人物的痛楚写得清清楚楚,多看两眼仿佛能把自己刺痛。

茅盾文学新人奖得主、作家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也写得十分精彩。她的新作《浮生二十一章》里面的人物涵盖了各行各业的芸芸众生,他们并没有做出杰出的贡献值得歌功颂德,而是生活在不起眼的角落努力讨生活。全书共21章,每一章均以人物姓名为题,虽然每章仅2000字左右,却道尽他们各自带有悲剧色彩、令人心酸的人生。任晓雯笔下的人物袁跟弟生性好强,却因为丈夫的缘故一辈子对生活做出诸多妥协,凑合到老年之后想要离婚却突然中风没有离成;高秋妹五岁时被人收养,后来家道中落,养父离家不归,只得与耽误了她读书认字、结婚生子的养母相依为命;姜维民与年轻时自由恋爱的对象结了婚,后因经济困难远赴日本打工,六年后因为签证被查遣返回国,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不敢去想自己妻儿现在过得如何。同样让读者给予同情目光的还有书中其他18个人物,张忠心、余鹏飞、周彩凤……书中的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个性鲜活、有血有肉。他们当中有的贪心,有的懦弱,有的自私,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坏,但又好像也没那么好,有时候面目可憎,有时候又善良可爱。任晓雯没有定义他们当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用客观的视角去描述每个人。他们就像你周围认识的那些老熟人,透过纸张和你唠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你都能想象他们操着带有口音的家乡话,说到激动处手脚并用、唾沫横飞的样子。一时间人物都生动起来,让你觉得这哪里是书中的人物啊,我分明认识他(她)的嘛。

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因为命运的捉弄,他们总是得不到好的结局,不管他们如何挣扎和反抗,都是徒劳,好像有一种宿命感。他们生活在寻常人家,过着最平凡的生活,即使最初有过梦想,在现实的打击之下,也不再挣扎和反抗。他们也想过要把握自己的人生,到头来却又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我们在旁观他们的人生之后,不免也感到有点遗憾,有点气愤,又有点无能为力。原来这就是现实的世界。

《浮生二十一章》的语言很有特点。一是沪语的融入,书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几乎都和上海有关,他们张口闭口都是上海话,凸显了人物的地域特色。这些方言并没有大量运用以至于让读者看不懂,而是联通了上下文,让整篇文章因为方言的运用而显得更加真实迷人,是描写人物的方式。很多经典文学作品都会使用方言写作。比如美国作家斯科纳,他的作品运用了大量方言,中国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也一直坚持用方言写作。阅读方言作品的时候,一部分非方言地区的读者与懂得方言的读者,对于阅读的感受确有不同。

比如,一些文学作品在被跨语种翻译后,会损失原文的“会心一笑”的愉悦感,有些中国作家会说,他很看重瑞典、美国译者对他的作品的翻译,但作品在翻译中会有所损耗,所以精心打磨中文文本没有太大意义。

再比如,最早,莎士比亚的戏剧曾在街头剧场上演,观众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但现在我们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家仍会认为莎翁的作品里有很多深刻的东西。很多观众在年轻时可能无法体会专业的戏剧研究者感受到的那些深邃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一个层面去享受这样的佳作。所以,好的作品有很多层次,经得起损耗,每一种读者都会在阅读时获得他想要的愉悦感。

同理,作品也经得起损耗。阅读时,许多读者也许感受不到《浮生二十一章》里沪语带来的“会心一笑”的愉悦感,但除了这一点,本书也足以让读者们感受到其他层面的乐趣。作品避免了使用完全与普通话脱节的沪语,通过猜测和转译,绝大部分阅读者会理解书里沪语的大致意思。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二):《浮生二十一章》中作者人物描写中的写作特色

文学中对小人物的书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就像是木匠精心雕琢一件工艺品,多一分会把小人物写“假”,少一分又会把小人物写“平”。很多大作家喜欢写小人物,像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他们把小人物的痛楚写得清清楚楚,多看两眼仿佛能把自己刺痛。

茅盾文学新人奖得主、作家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也写得十分精彩。她的新作《浮生二十一章》里面的人物涵盖了各行各业的芸芸众生,他们并没有做出杰出的贡献值得歌功颂德,而是生活在不起眼的角落努力讨生活。全书共21章,每一章均以人物姓名为题,虽然每章仅2000字左右,却道尽他们各自带有悲剧色彩、令人心酸的人生。任晓雯笔下的人物袁跟弟生性好强,却因为丈夫的缘故一辈子对生活做出诸多妥协,凑合到老年之后想要离婚却突然中风没有离成;高秋妹五岁时被人收养,后来家道中落,养父离家不归,只得与耽误了她读书认字、结婚生子的养母相依为命;姜维民与年轻时自由恋爱的对象结了婚,后因经济困难远赴日本打工,六年后因为签证被查遣返回国,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不敢去想自己妻儿现在过得如何。同样让读者给予同情目光的还有书中其他18个人物,张忠心、余鹏飞、周彩凤……书中的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个性鲜活、有血有肉。他们当中有的贪心,有的懦弱,有的自私,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坏,但又好像也没那么好,有时候面目可憎,有时候又善良可爱。任晓雯没有定义他们当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用客观的视角去描述每个人。他们就像你周围认识的那些老熟人,透过纸张和你唠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你都能想象他们操着带有口音的家乡话,说到激动处手脚并用、唾沫横飞的样子。一时间人物都生动起来,让你觉得这哪里是书中的人物啊,我分明认识他(她)的嘛。

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因为命运的捉弄,他们总是得不到好的结局,不管他们如何挣扎和反抗,都是徒劳,好像有一种宿命感。他们生活在寻常人家,过着最平凡的生活,即使最初有过梦想,在现实的打击之下,也不再挣扎和反抗。他们也想过要把握自己的人生,到头来却又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我们在旁观他们的人生之后,不免也感到有点遗憾,有点气愤,又有点无能为力。原来这就是现实的世界。

《浮生二十一章》的语言很有特点。一是沪语的融入,书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几乎都和上海有关,他们张口闭口都是上海话,凸显了人物的地域特色。这些方言并没有大量运用以至于让读者看不懂,而是联通了上下文,让整篇文章因为方言的运用而显得更加真实迷人,是描写人物的方式。很多经典文学作品都会使用方言写作。比如美国作家斯科纳,他的作品运用了大量方言,中国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也一直坚持用方言写作。阅读方言作品的时候,一部分非方言地区的读者与懂得方言的读者,对于阅读的感受确有不同。

比如,一些文学作品在被跨语种翻译后,会损失原文的“会心一笑”的愉悦感,有些中/国作家会说,他很看重瑞典、美国译者对他的作品的翻译,但作品在翻译中会有所损耗,所以精心打磨中文文本没有太大意义。

再比如,最早,莎士比亚的戏剧曾在街头剧场上演,观众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但现在我们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家仍会认为莎翁的作品里有很多深刻的东西。很多观众在年轻时可能无法体会专业的戏剧研究者感受到的那些深邃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一个层面去享受这样的佳作。所以,好的作品有很多层次,经得起损耗,每一种读者都会在阅读时获得他想要的愉悦感。

同理,作品也经得起损耗。阅读时,许多读者也许感受不到《浮生二十一章》里沪语带来的“会心一笑”的愉悦感,但除了这一点,本书也足以让读者们感受到其他层面的乐趣。作品避免了使用完全与普通话脱节的沪语,通过猜测和转译,绝大部分阅读者会理解书里沪语的大致意思。

《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感(三):关于“浮世”与“人生”的某些形式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9-7-8

《浮生二十一章》里的作品在结集之前就陆续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这和它的传播方式有关。作者任晓雯自述道:“2013年,《南方周末》朱又可先生建议: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由此,书中的这21个短篇故事最初是以专栏的形式流传于坊间的,它们相似的题材,结构和言说方式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字数上也有严格限定;但同时,它们又是“故事性”的文字,呈现极强的原创色彩和形式上的革新。如何兼顾小说的文体特征和专栏的传播方式,并在两相结合之下突出作品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主旨上的深度,特别是作者选择的还是“人物素描”这样一个相当古典的创作视角。这种种要求,无疑对文本的生成都构成了相当难度。

笔者首先关注的自然是小说的篇幅问题,根据以往普遍的知识,小说的篇幅长短往往决定了作者处理题材的方法,这是出于对写作形式的基本考虑。从古希腊时期的史诗、悲剧延续至今,文学作品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认知,要么建立在时间的维度之上,即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段里呈现出这个人物的生命形态;要么建立在空间的维度之上,即强调在某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展现人物的内在冲突。前者是史诗的写法,发展到十八世纪以降的欧洲小说,便是狄更斯式的“成长小说”;后者则为悲剧的写法,强调的是人生的某个,或几个横截面,以此为“标本”,起到的是“透视”人生的作用。史诗和悲剧从形式上引导了作家理解写作对象,处理素材的方式,随着小说的兴起,形式特征也同样影响了篇幅的规制。比如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就认为中篇小说是一种新兴的艺术文类,是“人类命运的无穷长诗中的一个插曲”,是“分解成许多部分的长篇小说”,是人类命运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章”。别林斯基自然是基于俄罗斯文学的演变发展现状得出这个观点的,但仍然可以看到,他所理解的“中篇小说”从形式上讲与古希腊悲剧的互通之处。

但到了任晓雯这里,她似乎有意将这种立足于文学史的体式分野打通起来,从而完成一个文本实验。那么问题来了,两千字的篇幅如何得以承载“浮生”这个极为重大而普遍的人生命题?单从“生”这个字的意思去理解,要体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传统的处理方法无外乎依靠足够的细节来提供相对可靠的叙事,这里的“可靠”与否取决于对现实人生的模拟程度的高低。然而这种方法对“浮生”系列来说显然是不可行的,于是任晓雯从“浮生”中拿出一则素材,掉转头去写了四十余万字的一个大长篇《好人宋没用》。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以人物为中心,并且进行了充分展开和挖掘的长篇作品,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它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拿《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作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处理相似的材料时,两千字和四十万字的区别体现在哪里?一个文本实验的完成究竟需要牵动哪些语言与形式的“零部件”?在这里,不妨可以先谈谈“浮生”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效果,它带给读者最为直接的感受,乃是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它触动的是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文化记忆,源自于每个人对所经历的时代的认知经验。它唤起的是读者自身的某些经历及见闻,并且借助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体验来与作品中的人物达成共鸣。系列里的每一个作品都用一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者谓之“立传”。翻看目录,会发现这些名字都极为普通,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经常会取的名字。甚至,当完整看完这本书后,这些名字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变得模模糊糊。袁根弟是一个有着深重西洋情节的上海底层女性。杨敏安是当代屡试不第的“范进”,周彩凤和余鹏飞作为外乡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向往带着深深的自卑与压抑。这些人物,就其本身的经历而言实在是太“典型”了,而作者也并没有回避这种典型。因为要在这样的篇幅内让一个人物迅速地站稳脚跟,将他作典型化的处理是最为稳妥,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而这,便也已经是在暗示读者,不要将人物的境遇本身看得太重,因为这些境遇一旦呼应了具体的时代内容,就如同棋子找到了安置它的棋盘,有着明确的对应性和必然性。任晓雯对她的文本实验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乃是借助真实的社会环境来推动人物的发展,将个体的命运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内。所以在“浮生”系列中,作者对历史的处理方法式更需要关注的,而这种方法也同样考验着一位写作者的建构能力,即如何在不交代大环境大事件的情况下,仅凭借对细节的呈现来把握历史的脉络。也即是说,当写作必须回到历史发生现场的时候,写作者应该如何挑选,拾掇起历史尘埃中的碎片,将它们还原成作为进行时而存在的具体语境的某个部分,并且在一个立足于虚构的文本中产生实在的叙事动力。任晓雯的方法首先是,对“物”进行最实在的考据和体认。藏匿在长袍子口袋里的“道勒”,阴丹士林布制成的高领旗袍,“江北大世界”,《申论高分预测试卷》,当这些“物”作为开启人主体意识的一把钥匙而存在时,它们被赋予了无限描述与言说的可能性。甚至,物的存在暗示了主体的生成,并将作为符号赋予主体被阐释和理解的可能性,它的标识功帮助也我们更迅速地理解了主体与时代的黏连是如何成为一种必然,一种宿命。

此外,由于任晓雯特殊的地域背景,语言她成为抵达细节真实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对上海籍的作家来说,写上海事却绕开上海方言总是别扭的,何况沪语本身已被赋予了太强烈的戏剧性,被先入为主地植入到人的某些思维惯性中去了。前有韩邦庆的《海上花》,今有金宇澄的《繁花》,问题只是如何妥当地处理方言的强大标识力,使其不至于脱离文本的整体感而成为徒然抢镜的无用摆设。“浮生”的好处在于方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调节叙述语流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它没有抛弃作为语言的“本职”,但它又多少暗示了时代背景的特殊,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沪语方言在任晓雯的调教下给人极为舒适的感受,不但没有阻碍到叙事语言的一气呵成,也同样没有将某些文化惯性强行代入到文本之中。由此,对历史细部的加强及对语言真实感的运用极大弥补了事件铺设上的不足,叙事的扎实不再只能建构在情节的设置上,而是以一种物我合一,言行相辅相成的状态穿梭在文本之中。

然而出于主题学的需要,作者仍然无法回避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碰撞与磨合,“时代感”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脱离了人的时代本身可能成立,反而更要求人物实行他原本应该具备的功能,为时代注入充足的空气。我注意到在“浮生”中,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是:志气。虽然作者将他的人物定义为“无名者”,并且始终用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去看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但历史的必然性同时是一把利刃,它迅速而武断地割除了附着在个体身上的那些极为粘稠暧昧的欲望与渴求,让他们不断地迷惘、受伤,而这才是贯穿“浮生”的全部主题。如果说“生”的本质是鲜活的、沉重的、具体的、挣扎的,那么“浮”的状态则将“生”抽离出了它的具体形式,赋予其漂泊不定,且无法自制的特征。就如《曹亚平》中的这个主人公,他所做的一切都高不过命运,其实是政策加诸于他的苦难。他的人生的全部内容从表面上看与他本人的志气是无关的,他只是作为一系列政策的见证人和执行者而存在;但事实上,志气又像鬼魅一般与他如影随形。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下,展现在文本中的曹亚平和“浮生”里的其他所有人物一样,是冷的,好像没有可以自我支配的感情。但这恰恰是出于一种对可期待的,可理想的感情的盼望,也就是志气,在维持着这些人物的近乎悲凉的冷。任晓雯始终否认“浮生”是非虚构的作品(虽然她承认使用了一些非虚构写作的方法),也许正是出于对这弥散文本中的“冷”的激情的维护。事实上,所有的书写都不可能是全然“非虚构”的,在语言的层面上,非虚构是一个伪概念,因为语言是具备创造力的,它终究是向着“生”的。

写在后面:编辑发来《北京青年报》的样刊版面,我一看,此文仍然被归入“青阅读”版块,心中百感交集。去年年末,收到原来一直合作的编辑尚晓岚老师的消息,说“青阅读”栏目要取消了,心中十分遗憾。没想更糟的是才过了不到半年,又收到尚老师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心中大恸,一时竟不知该用什么语言表达。没想到时过境迁,兜兜转转,“青阅读”现在归到“北青艺评”下由编辑罗皓菱老师一并管理刊发,我也算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此文刊出时对题目和部分内容做了调整,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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